面对三大全球性问题,唯有忠于全人类、忠于全世界的国际合作方是正道。
尤瓦尔·诺亚·赫拉利著有:《人类简史》《未来简史》 及《今日简史:人类命运大议题》
文 | 尤瓦尔·诺亚·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
历史学家、畅销书作者
数十年以来,世界一直在某种秩序的支配下运转着。这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全球自由秩序”。这个听上去高端的表述背后其实蕴含着朴实的普世观念,即所有人类的一些核心经历、价值准则及利益诉求是相同的,没有哪个人类社群生来就高人一等。因此,合作共赢比针锋相对要更为明智。全人类应该通力合作,以维护共同的价值准则,促进共同的利益诉求。而促进思想、商品、 资金和人力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是增进这种合作的最佳方式。
尽管全球自由秩序有着许多瑕疵,但事实证明它还是最佳选择。21世纪早期的自由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加繁荣、健康及和平。人类见证了诸多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更多的人死于过度肥胖,而非恶性饥荒;更多的人死于自然衰老,而非瘟疫蔓延;更多的人死于意外事故,而非暴力冲突。如果你认为我们应该回到自由主义之前的某个黄金时代,那么请说出人类社会在哪一年处于一种比今天更好的“黄金”状态。是1918年吗?还是1718年?又或是1218年?
尽管如此,人们正逐渐对自由秩序丧失信心。各国政府正在愈演愈烈地限制移民、征收高额关税、审视国外思想,试图把自己的国家变成戒备森严的堡垒。如果不扭转这种趋势,全球自由秩序必将土崩瓦解。那么取而代之的又会是什么呢?虽然民族主义在支持一个特定国家的运转方面有诸多良策,但遗憾的是,它无法拿出让整个世界运转有序的可行之道。
一些民族主义者希望这个世界变成一个由各自为政但友好相处的不同堡垒所组成的网络。每个国家堡垒捍卫其独特的身份及利益,但不同堡垒之间仍可以和平合作并开展贸易。不会再有移民、多元文化或是全球精英,但也不会再有全球战争。这种愿景听上去很美好,但忽视了一点:高筑围墙的堡垒鲜有敦睦邦交。在过去,一切将世界分割成界线分明的国家的企图最终都导致了战争。没有了普世价值观和全球组织,相互竞争的国与国之间将无法达成任何共同规则。
另外一些民族主义者甚至采取了更为极端的立场。他们声称不需要任何形式的全球合作;他们认为每个国家应该只关心自身利益,无需承担对其他国家的任何义务;他们觉得应该升起堡垒的吊桥并派人严防死守,任由堡垒以外的其他国家自生自灭。
寻找民族主义与全球主义的平衡点
这种无视全球治理的虚无主义立场是愚蠢的。当今世界,没有哪一个经济体可以游离于全球贸易网络之外而不败。而且不管你是否愿意接受,人类正面临着三个共同难题:核战风险、气候变化和颠覆性科技带来的挑战。面对这些问题,唯有全球合作才是正解,而狭隘地盯着国家边界只能沦为笑柄。
围墙无法抵御核子严冬和全球变暖,也没有哪个国家仅凭一己之力就可以做好人工智能和生物工程技术领域的监管。仅靠欧盟禁止生产杀手机器人或仅靠美国禁止基因编辑婴儿是远远不够的。但凡有一个国家决定追求这种高风险高收益的发展路径,其他国家也会因为担心落后而被迫紧随其后铤而走险。所以,当一名政客高呼“吾国优先”时,我们应该问问他/她:“你的国家将怎样独自抵御核战争风险、阻止气候变化、监管颠覆性科技?”
要成功应对这三大问题,全球合作多多益善。我们要建立一种全球身份,鼓励人们忠于全人类、忠于整个地球,而非仅仅忠于自己的国家。不应让民族主义成为打造这种全球身份的不可跨越之障碍。人类身份是具有很强可塑性的。
今天的主权国家并不是人类生物学和心理学永恒的一部分。5000年前并没有所谓的意大利人、俄罗斯人和土耳其人。诚然,人类是不折不扣的社会性动物,集体忠诚性深深印刻在我们的基因里。但是,在长达数百万年的时间里,人类一直是生活在小型亲密群落,而非大型主权国家。智人最终学会了以文化为基础的大规模合作,这也是人类作为一个生物物种优于其他物种的关键。但文化是很灵活的。与蚂蚁或黑猩猩不同,智人能够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形成组织,且没有哪一种方式是基于与生俱来的自然天性。城邦并不比帝国更自然,主权国家也不比部落更自然。部落、城邦、帝国、主权国家等都只不过是人类手中的不同备选方案,而最终的选择视不断变化的客观情况而定。
大国仅仅出现在并不遥远的几千年前——鉴于漫长的人类进化史,这仿佛就是近在咫尺的昨天——而且它们是为了解决小部落无法解决的大问题应运而生的。21世纪,我们面临着即便是大国也无法自行解决的问题。因此,至少将我们的忠诚部分转向一种全球身份是很合理的。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要建立一个全球政府,也不是要消除所有的现有文化、宗教及国家间的差异。我可以同时忠于多种身份——我的家庭、我的村庄、我的职业、我的国家,当然也就可以忠于整个地球以及全人类。
诚然,不同的忠诚对象有时可能会产生碰撞,然后会让人陷入两难的境地。但谁说过人生是容易的呢?人生本身就是困难的,但我们应该迎难而上。有时我们把工作摆在家庭前面,有时则把家庭摆在工作前面。同理,有时我们要把国家利益摆在首位,但有时我们也需要把全人类的共同利益放在更高的位置。
版权所有:尤瓦尔·诺亚·赫拉利,2018
本文首刊于2019年2月18日出版的《财经》杂志
责编  |  黄端  [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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