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伊始的时候，纪录片《人间世》第二季低调播出，再次卷起一场飙泪风暴。“哭着看完它，才明白是自己活得太矫情。”一位看完《人间世2》后的网友如此评论。
这部高分良心医疗纪录片，没有跌宕起伏的剧本，没有从命悬一线到妙手回春的反转。它的难得可贵之处就在于它展现了最真实的人间世态——毫不掩饰、开诚布公地和最忌讳死亡的国人们讨论了生死的话题。
我们会为新生命的诞生感到开心与期待，会孜孜不倦地谈论“生”；但每次聊到死亡，却总是不约而同地避而不谈。对死亡充满恐惧与害怕，似乎是人类的天性。可生命的脆弱无常，让我们无法假装忽略它。
回望多灾多难的年初，飞机失事、恐怖袭击、森林火灾……太多生命消失得猝不及防，紧紧牵动着人们的心。据统计，每年约有5000万人死亡，换算下来，每1秒钟就会有1.8个人死亡。也就是说，当你看完上面这句话后，已经有十几个生命永远告别了这个世界。
死亡，每一天都在真真切切的发生。
死亡，是我们终究要面对的人生真相。
那么，当我们谈论死亡时，究竟该如何自持？除了像那位网友一样“矫情”地痛哭之外，如何用更冷静、坦然、理性的态度去面对它？
“生命以痛吻我，我却报之以歌”是病人面对残酷死神的不畏；而“一息尚存，我当竭尽全力”是医者给予手术台上患者的全部承诺。
今天小K分享的这本书——《打开一颗心》，将为大家呈上一堂不同的生命之课。继《人间世》之后，这一次，让我们从医生的角度出发，直面生死，阅读生命。
《打开一颗心》
[英]斯蒂芬·韦斯塔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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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一颗心》的作者斯蒂芬·韦斯塔比，是在心脏外科从业数十年的国际一流专家，从英国到南非，从沙特到澳洲，他经手过“12000颗”心脏，其中多为极其精彩、惊险甚至有开创性的手术。
《打开一颗心》的中文译名很有趣，既是实指，又是虚指。其中汇集了韦斯塔比在1970年到2000年左右的一些经典案例，切切实实是切开心脏的手术过程；同时也是他打开心扉剖白医生职业生涯的心路历程。
韦斯塔比本是工薪家庭的穷小子，被幼年时的医学纪录片鼓舞，也被亲人的离世刺痛，终于将自己历练成一名杰出的心外科医生。他为先天心脏病或气道重度灼伤的小儿开胸，为病人和家属的焦灼与渴望而奋战，为对抗次日手术的焦虑而深入沙特沙漠欣赏夜空，为尽力修补而果断切削垂危的心脏，为救命而与医务主任对抗、“擅自”为病人安装人工的“电池”心，在命悬一线的攻坚手术面前还能讲出冷笑话……
身为大牛医生，韦斯塔比的文笔竟然还出奇地优秀，堪比他运用手术刀的能力，精准而传神。尽管只是用冷静客观甚至略微疏离的口吻讲述自己经手过的案例，却莫名打动着对心脏医学、外科手术极为陌生的我们。
一个个惊心动魄的真实故事将大家一次次“拉入”病房和手术室，在手术灯下观看一颗颗筋疲力尽的心脏或重获新生，或穷途末路，看到死神来了又走。再加上韦斯塔比故作冷淡的典型英式幽默，让人在泪腺快要崩溃时又忍俊不禁，这些悲喜交加、跌宕起伏的阅读体验，像极了真实人生，也着实考验着每个读者的心脏。
没有故作高深，没有刻意煽情，却能让读罢的心脏经历揪、紧与痛。难怪豆瓣上纷纷给出五星好评+强烈安利，评分就像肾上腺素一样直飙9.1，有读者表示，把《实习医生格蕾》写成书也不能比本书更精彩。
接下来，小K将用韦斯塔比第一人称的视角，带你回顾他从医生涯中的几个瞬间，看看这位每天都要“开心”的大牛医生，是如何一步步用精湛技术与冒险精神，来面对生命的脆弱与终将到来的死亡。
我出生于1948年7月27日的斯肯索普，一直在这座钢铁城市生活到18岁。1955年时，我们家拥有了第一台电视机，只能收到一个台，就是BBC。我那时喜欢一档名叫《你的生命在他们手中》的医疗科普类节目。有一天节目上宣布了一则激动人心的消息，从此改变了我的一生。
消息说美国的几位外科医生靠一部机器补好了心脏上的破孔，他们管它叫“心肺机”，因为它能代替心脏和肺发挥功能。七岁的我在电视机前看得入了迷，简直像被催眠了一样，就在那一刻，我决定要做一名心脏外科医生。
坚定做心外科医生的想法，不仅因为我从小擅长画画，发现自己有一双异常灵巧的手，更因为十岁那年，11月那个阴沉潮湿的下午。
那一天，我从学校回家，看见外祖父母家的屋外停着一辆救护车。我悄然进入起居室，透过昏暗的灯光向里望去，只看见我的外公面如死灰，胸口不断起伏，脑袋向后仰着，嘴唇发青，鼻子发紫，痛苦地咳嗽喷出血沫，溅落在床单上。接着他的脑袋歪向一边，睁大眼睛注视着墙壁，再也不动。赶来的医生在他的手腕上搭了搭脉，然后轻声对一旁的母亲和外婆说“他去了”。死亡证明上说死因是“心力衰竭”。
我想起曾经耐心教我画画的外公的模样，于是我避开大人的视线，悄悄地走到屋外，悄悄地崩溃。
那之后不久，我又经历了外婆的离开。她被诊断出了甲状腺癌，肿瘤封堵了她的气管，由于气管变窄的面积太大，医生也无能为力，我们只能眼睁睁看着她痛苦挣扎，直至死去。外婆终年六十三岁，却是我的祖父母辈中最长寿的一位。
十六岁那年，我积极寻找着成为医生的机会。幸运地，我找到一份手术室的临时搬运工作。或把麻醉了的病人从推车搬上手术台，或把手术台上的病人运到太平间的冷库。渐渐地，我被医生获准可以观摩手术，并告诉他们我的理想是成为心脏外科医生。
再后来，我哄一个老太太病理学家让我旁观尸检过程，我看到一具具或是年轻，或是年老的尸体被从喉咙切到耻骨，内脏被掏空，用振动骨锯锯开颅骨，仿佛敲破一只煮熟的鸡蛋，露出一团灰色的布满褶皱的胶体……
我在那间昏暗荒凉的解剖室里学到许多东西：
我明白了人体是何等复杂，生与死的界限是何等微妙，病理学家的内心又是何等的冷静超然：看见一颗心脏，你要忘记它是爱与奉献的源泉；看见一个脑子，你也不要把它当做灵魂的容器。忘记这些，通通切开，容不下感伤。
在医学院打杂的这段时间开阔了我的眼界，我还没有出过斯肯索普，就已经了解了生命和死亡。
1966年，我十八岁，正在查令十字医院的医学院读大一，当时的我迫切地想要亲眼看看一颗生机勃勃的跳动心脏。我得知街对面的医院乙醚厅每周三会做心脏手术，但只能偷偷溜进去，临床前学生是不允许去那里的。
那天下午我躲在一间旧手术室的参观廊，下面不到三米的地方就是手术台。病人的身体被绿色的手术巾覆盖，只露出心脏。
我仔细向那颗心脏望去，手术团队已经置换了它的二尖瓣，但那颗心脏仍在为脱离心肺机而挣扎。它显然太虚弱了，虽然还有脉动，但已经不再泵血。
主刀医生将排气针推入主动脉，病人的血压似乎开始好转。看到时机出现，他转头对灌注师示意关掉心肺机——病人的心脏就靠自己了，每个人都巴望着它能争气起来。但，那颗心脏先是无力地颤抖一下，接着血压缓缓跌落，接着开始出血，但出血点在心脏背后，他们够不到的地方。
他们尝试电击但效果不佳，血液缓缓流入胸腔后，主刀医生给这只心脏注入一管肾上腺素，试图将这股强力兴奋剂推入冠状动脉。心肌立刻有了反应，心率开始加快，血压开始飙升，它越升越高，接着主动脉插管的部位破了一个口子。就像间歇泉喷射一样，猩红色的血液直射到手术灯上，几名医生也给溅了一身血。
麻醉医生发疯似的向静脉里挤压血袋，但这颗肿胀的心脏像气球一样鼓起，再也不动，永远停止了。在场的所有人包括我都明白——这场战斗，他们输了。
几个医生在绝望中慢慢伫立了一会儿，接着他们关掉呼吸机，等心电图变成一条平线，拔掉管子，迅速消失在我的视线范围。留下护士们迅速地从病人的裸体上揭下血淋淋的手术巾，将病人撑开的胸骨缩了回去。
病人是一个年轻女人，我俯瞰着她那两只扩散了的瞳孔，仿佛能透过它们望见镌刻在她脑海里的痛苦。接下来是几个助理擦洗身体、缝合切口、以及搬运到太平间的一系列流程，直至抹掉她最后的痕迹，准备迎接下一个病患的手术。
后来我在医学院的尸检通告栏里读到了这个病人的信息，她叫贝丝，今年二十六岁，患上了慢性风湿性心脏病。她经历了一场艰难的生产之后，被发现了心力衰竭的迹象，很快就浑身乏力，呼吸困难，心衰越发严重。二尖瓣上的手术并没能治好她的病，而是终结了她悲哀的生命。她的孩子再也见不到她，也永远不会再有妈妈。
我脑中挥之不去她的眼神，但又明白我不能多做停留。那天在乙醚厅，贝丝的手术给我上了相当重要的一课：
不要纠结。
要像她的主刀医生一样，手术完立刻走人，再救别的患者。
这样说或许有些麻木和残忍，但纠结于病人的死亡是一个危险的错误，我们必须从失败中学习，争取下一次有所改进。如果沉迷于悲伤或者悔恨，只会带来无法承受的痛苦。
我在之后漫长的职业生涯里常常思考着一个问题：医生应当如何处理与病患及其家属之间的情感。
那是1987年，我获得一家沙特心脏中心的邀请，他们需要一位能同时做先天性和成人心脏病手术的医生，这可不是谁都能胜任的。当时的我刚被提为主任医师，自信得有些膨胀，便毫不犹豫地接下了这个挑战，远赴沙特。
有一天，我接到一个罕见的病例，是一个十八个月大的幼童，他的心脏异常扩大，长到胸腔错误的一边，成了“右位心”。X片显示，他的左心室里主动脉瓣下方还有一个巨大的肿瘤。更棘手的是，他的左右心房之间有一个大孔，因此从身体和肺静脉回流的血液大量混合。
我的计划是消除梗阻，关闭心脏上的孔，但对于一颗长错位的心脏来说这个手术非常费力。
手术前，我照惯例和男孩的母亲见面，这位年轻的母亲美的摄人心魄，却因为曾被强暴和卖做奴隶的悲惨遭遇而失去了语言能力。她与她的儿子都异常地瘦骨嶙峋，脱水严重，我难以想象她们是如何是穿越一整片沙漠来到这里求医的，也许被希望驱使吧，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动力。
我的心中升起一阵不安：无论手术多么艰难，我都一定要救活孩子。
手术的过程十分紧张：我与团队好不容易将肿瘤从那颗先天畸形的小心脏上切除，但在缝合主动脉后，他的心脏却没有明显自启搏动。我决定让心内科医生给他装上永久起搏器，渐渐地，他的心脏功能开始好转。
但我还没来得及品尝胜利的滋味，成人心内科又传来一条车祸急诊病患失血过多严重休克的消息。我当然很担心抛下这个依旧孱弱的男孩，原则上我本该陪着他在重症监护室继续观察两个小时。但我别无选择。
离开手术室时，我发现男孩的母亲正盘腿坐在走廊里，看上去分外的孤独。她看到我走出来便像弹簧一样一下子跳起。我们目光交会，我用一个微笑告诉她：你的儿子还活着。
然而，故事的走向并不是我预期的圆满结局，不知什么原因，重镇监护病房的几个医生搞乱了临时起搏器，慌乱的救治让男孩的情况不断恶化。于是，那位可怜的母亲目睹了他们猛按儿子瘦弱的胸膛，眼睁睁看着电流让他小小的身子从床上弹起、痉挛。
她和儿子一样，也一步步落入了深渊。我们走到了康复和死亡之间的那根细线上，病人的生死取决于专家的手段，取决于我们之后的每一分钟。
闻讯赶来的我被那位母亲死死抓住，但此时的我已经耗尽了体力，尽管我想表现得和善，但现在该退后一步了。你可以说着是职业的态度，也可以说是种自我保护。我安慰她，说另一位梅奥男医生就快到了。
我努力让大脑休息，明天还有几台重要手术。但在我昏睡的梦中，那位母亲一对深邃的眸子还在紧盯着我，哀求着我救救她的孩子。早上6点钟，梅奥男医生打来电话，说孩子3点刚过的时候死了，很突然。
坦白说，我在行医生涯中经常接到这种电话，但这一次我却分外悲伤。我想到那个年轻的母亲，她又怎样呢？这就是心脏外科的世界。对我来说，是办公室里的又一天，对她来说却是世界末日。
我试着转移注意力，为新一天的几台手术做准备，此时噩耗传来，说在医院塔楼底部发现了一大一小两具尸体——她从孩子小小的身躯上拔掉了输液管和引流管，然后抱着小小的他，纵身跃入虚无，在死亡中再也不分离。
如果这是小说或戏剧，大多数剧情写到此，就是两条脆弱生命的毁灭式结局了。但，真实的心脏外科手术不是肥皂剧，工作还未结束。尽管这对母子的故事像磁石一般吸引着我，我却必须远离。
再过一会儿，我就要回到手术室，以最好的状态挽救另一个心脏重疾的婴儿，
那里的母亲和这位母亲一样，也深爱着自己的孩子。
有人说共情是一个好医生的特质，但如果真的要对病房里上演的每一处悲剧仔细体察，我们就会被巨大的悲情淹没。作为一名心脏外科医生，我必须从医生与患者的情感互动中抽离出来，才能拿得动手术刀，开始下一场战斗。
生命一切都要讲时机。心肌梗死的病人延误多一秒，就多失去一分希望。但对于克拉克先生来说，他的时机好得像奇幻作品，编都编不出来。比如我正好做完一例手术，在走廊里遇见他绝望的太太；正好此时有一间手术室空出来，我手上也正好有一台从美国寄来的新的机器，他的情况让我想起多年前去世的外公，我决心一定要用合适的技术把他挽救回来。
于是，那些挽救生命的管子，绕过克拉克先生挣扎的左心室，让它得以休息，同时向脑和身体输送充沛的血流，直至完全替代心肺机，让正在经历心梗死亡的克拉克，从死神的镰刀下幸运逃脱。
两周以后，克拉克先生的心脏看起来健康多了，准备出院回家。原本已经不抱什么希望的克拉克太太和他的孩子们，当他们看到自己的丈夫和父亲逐渐康复的样子，这幸福的一刻太值得期待。同样了不起的是，在三个月的复查中，他的心脏看起来已经完全正常。
只是这个故事有个意外而不太愉快的结局。就在克拉克先生发生心梗之后的六个月，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了他弟弟身上。这位更年轻的克拉克先生被送进当地医院，他们毫无办法，把他转院到我们这里，不顾一切地想找我帮忙。
然而当时我刚好不在，也没有心泵。这一次，在时机上占据上风的死神侥幸地赢了。
据说，年长的克拉克先生接过了照料弟弟妻儿的担子。听说这件事后，我伤心极了，同时庆幸不必直面那个可怜的家庭。
其实，在从事外科五十年之后，我依然不能完全对别人的悲伤无动于衷。随着年龄增长，我的中立态度开始消退，共情渐渐占据了上风，这个职业，让我备受情感与理智的双重考验。但，选择做一名心脏外科医生，从开始就注定是一段艰苦的旅程，孤独是目的地。做这行是为了病人，不是为了自己。我们或许会因此吃苦，但至少不会在将来后悔。
就像我热爱的作家查尔斯·狄更斯所说：要“拥有一颗永不变硬的心，永不厌烦的脾气，一双手触碰人时永远不会伤害别人。”
从一个医学院的毛头小子成长为超一流的心外科专家，斯蒂芬·韦斯塔比在《打开一颗心》带给读者的并不仅仅是各种罕见病例的猎奇，更打动人心的，是他对于医术的极致追求，对于救治病人的全力以赴。
医者仁心。毫无疑问，韦斯塔比是一位伟大的医生，带着医学的温度。这温度是生命之光，也是人性之光。
生命无常，虽然科技愈加发达，但面对重大疾病这种不可抗力，我们的渺小仍然不值一提。我们所能做的，无非是，珍惜当下。
想起一句话——
To cure sometimes, to relief often, to comfort always.
致敬所有伟大的医护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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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设计 | Ch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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