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它居然是唐朝的GDP大户和一线城市

全文共3318字 | 阅读需7分钟

本文系中国国家历史原创文章，转载请联系小编微信号zggjls01，欢迎转发到朋友圈！

山西是个好地方。

网友sixianfengzheng

前段时间，国家发改委印发《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再度引发人们对城市发展的高度关注。如今，经济的比拼就是城市的比拼，各地放宽政策使尽浑身解数吸引人才；世界五百强、上市公司、企业总部也成为各大城市竞相追逐的对象；金融、互联网、人工智能等的集中度则似乎预示着一座城市的未来。

在城市竞争中，北上广深一线城市一骑绝尘，杭州、成都、重庆等一批“当红炸子鸡”紧追不舍，一些“过气网红”也重整旗鼓，准备再战。在这场竞争中，还有一些城市却略显落寞，每年网上评选的十大失落、N大退步中总是榜上有名，不免令人唏嘘。

岁月的风吹过大地斑驳了过往的繁华，历史大潮浩荡之间留下了兴衰的喟叹。谁能想到，如今在大城市中不怎么有存在感的它，却有着一个美丽的过往。

梦回大唐，我们今天就来寻找当年被称为“河东”的壮丽三晋和锦绣太原。

网友sixianfengzheng

虽然不再唯GDP，但是不可否认，它仍是衡量一个地区、一座城市的重要指标。虽然如今的数据不太显眼，但是在唐朝，要论GDP，山西就没怕过谁。

农业条件得天独厚。唐朝大部分时期内的气候相较于现在温暖湿润，处于气候温暖期，山西相比现在，气候条件更加有利于农作物的生长。虽然多山，但是处于期间的盆地利于农业种植，汾河谷地和黄河沿岸的平坦地区更是农业的中心区。黄河、汾河等河流为农业灌溉提供了充足的水源，而山西在唐朝时期的水利建设更是走在了前列。北部地区和山区林草丰茂，是传统的畜牧业区域，畜牧业发达。

唐朝时期，山西可以种植绝大部分的粮食作物，甚至晋中和晋北都有水稻种植的痕迹。经济作物的类别和产量也很惊人，大量向周围地区输出。

从天宝八年（公元749年）的粮食统计数据中可以看出，河东道的正仓、义仓储量都名列全国各道之前茅，正仓第一，义仓第三，常平仓第三，这是河东道全境粮食种植全面发展的具体见证。“由于粮食产量丰富，当时山西不时有大批余粮外运，以接济周边。”

一篇《盐铁论》道出了封建帝国对盐铁资源的依赖，汉武帝实行盐铁专卖更是牢牢把握住了帝国经济的血脉。

河东地域铁盐资源丰沛，提炼技艺高超，是大唐经济赖以依靠的支柱。据《山西经济开发史》转引的研究资料介绍，唐时山西冶炼点占全国冶炼点总数的32%，居于全国第二。

开元十二年（公元724年）在蒲州津蒲关架设的浮桥，“铸八牛，牛有一人策之，牛下有山，皆铁也，夹岸以维浮梁。”开元大铁牛用铁量占当时全国年铁产量的五分之四，堪称“世界奇迹”！

河东解州、安邑的盐池是唐朝重要的产盐地，每年的产盐量达到上万斛，除了供给京师长安外，还行销河南、河北等地。“河东两池上交的盐利占到全国的四分之一，等于全国财政收入的八分之一，从而有力地支持了中央集权制。”

当时山西的采铜业十分发达，有占全国铸炉数40%的绛州和蔚州（当时属河东道），绛州铸造的铜钱占全国的绝大多数。彩陶业同样集中，是唐三彩的重要产出地。纺织业中以潞州最为有名，其产品列为贡品。酿酒业中汾酒、竹叶青早已是全国闻名。

河东地区物资丰饶，商户云集，市场广布，城市发达。女皇武则天的父亲武士彟是唐朝山西商人的杰出代表，被誉为晋商的鼻祖。

贸易的频繁促进了城市的发展，城市规模也成了商业繁荣的一个标志。北都晋阳是仅次于长安、洛阳的第三大重要城市，蒲州、潞州、泽州、河中府等都是当时的通都大邑。由于地处北部边陲，除了王朝内部贸易外，山西也成为了中原与北方少数民族的主要贸易地。

虽然多山，但是山西境内的交通没有想象中那么不便。以太原为中心与陕西、河北、河南以及塞北的大道都通畅无阻。

交通的便利方便了人们的游学、外出，扩大了山西与外界的交流，也方便了外地人到是山西定居。不同文化的交流汇合也使得当地地域风貌异彩纷呈。

“山西人导演了李唐王朝这出人间历史剧，成为唐朝兴衰成败的晴雨表。”

李渊从太原起义反隋，太原是李氏家族的大本营和起步地，也是反隋战争中的后方供给基地和兵员来源地。“正是凭借太原这一军事雄镇的强大军事力量和可以‘食支十年’的丰沛粮饷，李唐王朝才得以建立”。

在随后的统一战争中，李世民击败刘武周，收复河东失地，更是指出了山西的重要性：“太原，王业所基，国之根本，河东富实，京邑所资，若举而弃之，关中也不保。”

安史之乱中，山西成为抵抗河北反叛的重要战场。中兴名将郭子仪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山西的重要性“河东、蒲州，居两京之间，得河东，则两京可图”。

唐末，山西的沙陀族首领李克用是王朝的股肱重臣，虽未能阻止唐王朝覆灭，但其子李存勖打败朱温建立后唐，可谓延续了大唐的余威。

大唐的帝王们与山西的渊源也极为深厚。李渊作为隋朝时期的太原留守，在太原为官数年，是本地的父母官；李世民是在太原成长起来的，深受山西文化的影响；武则天祖籍山西文水，骨子里有着山西人特有的性格特点。

除此之外，唐王室还多派皇室诸侯王任山西地方长官，据郁贤皓统计，诸侯王做太原府长官的共有13位，其中相王李旦(睿宗)两次就任太原——上元三年(676)为并州大都督和长安二年至神龙元年(702—705)为并州牧。晋王李治(高宗)贞观七年至十七年(633—643)遥领并州都督、许王李孝永徽三年至显庆元年(652—656)遥领并州都督，还有温王李重茂、棣王李淡等。

太原作为李唐王朝龙兴之地，龙脉之所在，再加上其是抵抗塞北少数民族的北方门户，唐倚之为北方重镇。

天授元年（690年），武则天刚刚登基，就把太原定为北都。唐玄宗天宝元年（742年）又改太原为北京，成为当时仅次于长安和洛阳的全国第三大重要城市，其形制规模达于鼎盛。

《永乐大典》引唐宣宗大中八年（854年）河东节度使李璋《晋阳记》曰：“都城，周四十二里，东西十二里，南北八里二百三十二步，门二十四。” 难怪大诗人李白游览太原后发出“天王三京，北都居一。襟四塞之要冲，控五原之都邑。雄藩剧镇，非贤莫居”的概括。

此外，太原周围优美的自然风光、深厚的历史遗迹、恢宏的时代建筑都使之成为人们心向往之的大都市。

唐朝初年，中央政府和突厥的边疆战争此起彼伏，最终东突厥降服，归化中原。山西既是边境战争的主要战场，也是防御少数民族的北方门户，战略地位日益突出。

山西战略位置重要，终唐一朝都有大量军队驻扎。开元年间丽正殿学士韩覃说：“夫河东，国之投股肱也，劲锐强兵，尽出于是。”

早在太祖时期，并州就成为了全国四大都督府之一。贞观十年（公元636年）山西府兵数占到全国府兵数的四分之一，全国共有折冲府657府，河东道就占了164府，仅次于京城所在的关内道，山西起着拱卫京畿和防御蛮族的双重作用。唐玄宗天宝年间，山西的兵力在全国节度使中排第五位。

民族大融合和历次边境战争塑造了山西人刚毅勇武，坚强不屈的性格特点，突出表现就是山西盛产边塞诗人，其所创作的诗歌大多慷慨悲壮，雄奇绮丽，通常把山川、雄关等作为寄托，来抒发自己豪情或哀痛的情感。

说完经济、政治，再说说当时山西的文化。

魏晋南北朝以来，盛行九品中正制，豪强门阀、世家大族垄断了教育资源，控制了官吏升迁，而山西正是世家大族云集之地。山西的世家大族分布在蒲州和太原两大区域。

蒲州世家大族中以河东三姓——河东柳氏、汾阴薛氏、闻喜稷山裴氏为代表。河东柳氏最为有名的要数柳宗元了，此外，柳芳、柳登、柳冕父子、柳冲、柳中庸等都是当时著名的文学家。汾阴薛氏中薛元敬、薛德音、薛收被叫做“河东三凤”。裴氏为河东三大姓之首，涌现出了许多杰出的人才，譬如：裴寂、裴行俭、裴度等，“中华宰相村”蜚声海外。除了三大姓外，还有龙门稷山王氏、河中吕氏、蒲州猗氏等大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