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日本、韩国当年崛起时到美国、欧洲销售自有品牌和自有技术产品不同,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价值链低端的中国加工、组装企业或零部件制造商被动接受订单,依赖外企的品牌和技术,中美贸易摩擦升级背景下或受更大冲击
《财经》记者 王晓霞 | 文  王延春 | 编辑
2019年5月9日,美国政府宣布,自2019年5月10日起,对从中国进口的2000亿美元清单商品加征的关税税率由10%提高到25%。
作为回应,根据中国相关法律法规和国际法基本原则,5月13日,中国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决定,自2019年6月1日起,对原产于美国约600亿美元进口商品实施加征5%、10%、20%、25%不等的关税税率。
中美贸易摩擦进一步升级,引发国际社会的普遍担忧。对中国公众而言,贸易摩擦升级将如何影响中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进而影响就业,备受关注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全球价值链研究院海外院长、日本国立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经济学教授邢予青5月14日在北大国发院举办的“朗润.格政”论坛上表示,中美贸易摩擦可能会导致以中国为制造和加工中心的全球价值链的转移,进而影响到一些从事出口产品低技术含量加工、组装劳动从业者的就业。
“全球价值链(GVC)是指一个从产品研发,设计,零部件制造,组装,批发和零售的一系列任务;这些任务由位于不同国家的企业来完成。”邢予青解释,全球价值链描述的对象与供应链和生产网络基本一致,但全球价值链侧重于价值的产生和分配,且全球价值链必须有龙头企业,它是构造全球价值链和决定价值链运作的核心。
他表示,全球价值链是中国制产品打入美国市场的捷径,与全球价值链龙头企业的品牌、技术和销售网络捆绑在一起,是“中国制造”风靡美国市场的一个重要因素。他以加工出口贸易这一典型的全球价值链贸易为例,1993年-2013年,中国平均65%对美国的出口是加工贸易,55%对日本、德国的出口是加工贸易,对中低收入国家的加工出口贸易占比则较低,在他看来,这说明中国进入高收入国家市场必须借助全球价值链,获得全球价值链龙头企业的品牌、技术和销售网络的溢出效应。
邢予青表示,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价值链低端的中国加工企业、组装企业或者零部件制造商是被动接受订单的企业,这与日本、韩国当年在崛起时到美国、欧洲销售自有品牌和自有技术产品,并不依赖外国企业的技术和品牌不同,中国大部分的出口企业依赖于外企的品牌和技术,如果由于中美贸易摩擦升级,接不到跨国企业下的订单,这些企业将会在生产和销售方面受到较大冲击,进而影响到就业。
此外,他认为,利用全部或者大部分进口部件组装的制成品,无法消化美国加征关税带来的影响,人民币汇率贬值只能影响出口产品在中国发生的附加值,因此如果出口产品在中国发生的附加值越少,其受到的加征关税的打击越大。
为了逃避关税,以美国为市场利用中国作为生产或组装基地的价值链龙头企业,或会让订单、生产能力回流本国,或者转向第三国,如越南、老挝、柬埔寨等。
在他看来,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可能会导致以中国为制造和加工中心的全球价值链的转移,仅看中国对美国出口的贸易量并不是很大,但是应该认识到,尽管中国正在不断朝着高附加值的产业迈进,中国依然存在着大量低技术劳动者,这类人群可能会成为价值链转移的受害者,其就业问题应予关注。
中美经贸摩擦以来,中国对美国的较大的贸易顺差,是特朗普政府宣示不满的一个重要方面。邢予青认为,由于全球价值链贸易与现行贸易统计不一致,使得中国对美国的贸易盈余被夸大了,美国对中国的出口被降低了,考虑到这两个因素重新进行核算,中国对美国的贸易盈余或会下降60%。
在他看来,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仅仅是中美贸易摩擦的产生并愈演愈烈的表象,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中美在认识和观念上的三方面分歧:
一是公平贸易和发展中国家身份的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常讲要公平贸易、对等贸易,如中国对进口汽车增收的税收远高于美国,而中国则认为按照WTO的规则,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没有向发达国家实施对等贸易的义务;
二是强制技术转让和市场换技术的问题,美国认为中国的许多关于投资的政策和规章具有强制转让技术的因素,如外国汽车品牌在中国建厂必须与中国企业合资,而中国则认为外国品牌要进入中国巨大的市场要求其向中国转让部分技术并无不当之处;
三是公平市场竞争和国有企业与政府补贴的问题,美国基本奉行市场竞争,政府不会介入企业的决策,美国也几乎没有国有企业,在中国国有企业则是中国经济的一个很重要的支柱,补贴对于增强中国企业和产业在全球的竞争力有重要意义。
责编  |  苏月  [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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