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天下所有的母亲，节日快乐。

很多在自己领域取得了一些成就的人，其性格，其为人处世的态度、方法，都深深地打上了母亲的烙印，就像美国第 16 任总统林肯说的那样，「如果我取得了成功，那是因为我有一位天使般的母亲！」

今天母亲节，企业家和母亲的故事分享给大家！

俞敏洪：我的父亲母亲

年轻时的俞敏洪与母亲

我小时候很多丰富多彩的生活，都和我的父亲联系在一起。

我的父亲是个木匠，在家乡一带小有名气。但父亲不是那种能够做精细家具的木匠，而是在人家造房子时帮助架大梁的木匠。方圆十里之内，只要有人家造房子，一般都会请他去帮忙。没有人造房子，闲在家里的时候，父亲也会做一些家具拿到市场去买，比如八仙桌、椅子、凳子等。

但他生性粗放，做不了细心的活儿，所以这些东西就做得很不上眼，拿到市场上也卖不出好价钱，有时卖不掉就干脆送给别人。常常别人买去的东西过几天又送到我家来修理。所以在我的印象中，父亲用在修家具上的时间比用在做家具上的时间还要多，但他依然乐在其中。

每次他做家具，我就在边上帮忙，其实是捣乱，但不知不觉就学会了用刨子、凿子、锯子等工具。在八九岁的时候就开始自己做小凳子，尽管小凳子一坐就散架，但依然充满了成就感。我现在动手能力较强，和小时候玩这些工具有很大的关系。

我的父亲是个酒鬼。由于父亲常常帮助别人造房子，所以喝酒就免不了，他的酒量并不大，所以比较容易喝醉。喝醉以后一高兴，常常就连工钱都不要了。

有一次他和徒弟都喝醉了，在回家的路上走过一片稻田，把稻田踩得一塌糊涂，然后回家倒头就睡，第二天早上醒来，完全不记得昨晚发生的事情，看到一大片稻田被踩成那样，心疼得在田头大骂那个龟孙子竟把稻子踩成这样！父亲喝酒上瘾，在最困难的时候家里没钱买酒，父亲就把我姐医务室的医用酒精偷出来，兑上水喝。

我姐当时是农村赤脚医生，所以就有了这个便利。由于父亲出去打工常带上我，所以我很小就学会了喝酒，后来居然喝出了不错的酒量。小时候我记忆最深的有两件事，一是父亲有早上上街喝早酒的习惯，有时会带上我，几毛钱一壶酒两个鸡头，我们爷俩就坐在街边上，一边喝酒一边看着来往的行人。

到今天我落下了两个癖好，一是喜欢吃鸡头，二是喜欢在大街边上的饭馆一边喝酒一边看来往的行人。还有一件事是有一次过春节时我父亲带我走亲戚，结果我喝醉了去爬一颗树，又从树上掉到了河里，差点儿淹死，为这事我的父母闹翻了很长时间。

我的父亲喜欢抓鱼摸虾。我的家乡江阴地处长江三角洲，是个河道纵横的地方。在我家的屋后面就有一条小河。有时候家里没有了下饭的菜，我父亲就会扑通一声跳到河里，不一会儿就手抓两只螃蟹上来了。

别人下去怎么也抓不着，他一下去准能抓上来，让我佩服得不行。到秋天河水降低了，上游也没有了水流下来，我父亲就会在小河的两头筑上两道坝，然后用水桶把水一桶桶舀到坝外，最后把河里的鱼虾、螃蟹、泥鳅、黄鳝抓得一干二净。

这一天常常是全村小朋友的节日，所有的小朋友都和我一起投入战斗，弄得浑身是泥，最后大家都能分到几斤河鲜回去。

在我的记忆里，父亲从来没有打过我。他对所有的人都很宽厚，尽管他力气很大，但从来不和别人吵架和计较，总是喝着酒悠闲地过自己的日子。后来我读了大学，每年暑假一回去，他依然会下河摸出一筐鱼虾，然后我们爷儿俩就坐在屋檐下，一边喝酒一边闲聊。

我工作后领到工资的第一件事，就是买了一瓶酒给他带回去，让他高兴了好几个月，可惜我现在忘了买的是什么牌子的酒了。父亲于1991年11月去世，去世那天还喝着酒，突然就脑溢血了，送到医院已经不行了。

那时候我在北京，听到消息后连夜往回赶，但还是没赶上，回家只见到了安静地躺在灵床上的父亲。妈妈告诉我，父亲在去世前嘴里一直喊着我的姓名的第一个字，直到去世。第二天下起了大雪，我哭了整整一天，这是我记忆中哭的时间最长的一次，直到哭到了嗓子完全讲不出话来。

我从小知道生活的艰辛和不容易，需要坚韧和努力，这种个性其实是来自我的母亲。

我母亲总共生了三个孩子。我上面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哥哥，但我哥哥在四岁的时候得了肺炎，我外婆迷信，说是被鬼相了，不让送医院，结果最后一刻送到医院肺都烧黑了，医生说来晚了一个小时，最后眼睁睁地看着他离开了这个世界。

我母亲撕心裂肺地哭了很长时间，回头把全部的爱都倾泻到了我的身上。我小时候很不争气，同时得了哮喘病和肝炎，把我父母弄得提心吊胆了很多年，最后总算活了过来。

我小时候能够记得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天天打针，每天因为打针像杀猪一样地哭。我母亲被我哥哥的死弄得很胆小，只要我有一点毛病就送我去打针。我姐比我大五岁，长大后学习当了赤脚医生，和我有很密切的关系，因为我姐当了医生，给我打针就方便了。

我母亲是个个性很刚强的女人。我母亲有兄弟姐妹八个，我有六个舅舅和一个姨妈，从我记事起我的这些舅舅和姨妈就很听她的话，谁家要有了问题，只要我妈一出面，她怎样决断大家就怎样做，从来没有人反对，不是因为我妈凶，而是因为她的威望高。

据说在我母亲很小的时候，她的这些哥哥姐姐们就都听她的指挥。我妈是我们生产队的妇女队长，生产队的工作没有她的决策几乎就没法进行下去。她公正无私，做事情带头吃苦，所以威望极高。

我记忆中的两件事情说明我妈是个极好的人，一是有一次突然下大雨，家家户户场上晒着粮食，我妈带领全家拼命帮助人家把粮食往回搬，结果自己家的粮食被淋了个湿透；还有一件事情是每当村上有人家断了炊，我妈一定是第一个把自己家剩下的粮食分出一半送过去的人，所以整个村庄都服她就成了很自然的事情。

现在老太太已经快八十了，在北京已经住了十几年了，但只要一回到村上，大家就很自然地把村上的事情交给她来决断。从我记忆起，我家的事情当然也都由我妈说了算，我爸落得什么都不管的快活，所以就养成了他什么都无所谓的宽厚的个性。

尽管我妈很爱我，但却从来没有宠过我。也许她太能够理解生活的艰难了，所以从小就训练我面对生活的勇气。我从小就在农田里干活，插秧、割稻、撒猪粪，样样都干，从来没有过被娇宠的感觉。我父母下地干活，我就在家做饭、炒菜、洗衣服，到现在我还有自己做饭洗衣服的习惯。

每天放学回家，我就忙着割草、喂猪、放羊，一年里的几头猪几只羊，是全家能够换点钱过年的唯一保证。有一年冬天下了雪，家里没有了草喂猪喂羊，我妈让我拎着篮子在野地里，把雪拨开，把雪底下的青草一颗颗割起来，割了整整一天。这一天成了我童年里最艰苦也是最美好的记忆之一。

在我的记忆中，我的母亲也几乎没有打过我，她根本不需要打我，只要看我两眼，我就知道自己必须加倍努力，否则后果会很严重。所以我的勤奋很大程度上是被我妈逼出来的。如果没有我妈，我肯定到不了今天这个地步。我妈唯一打我的一次是因为一双凉鞋。

农村孩子从小赤脚，很少穿鞋，大概在我八岁的时候，我妈用她攒了很久的几块钱，一狠心给我买了一双崭新的凉鞋，我穿上后那个高兴，一路就向小朋友们炫耀，然后就和他们一起到一条河里游泳，游完泳就赤脚回家了，根本就忘了凉鞋的事，回家后我妈一眼就看到了没有凉鞋，马上和我一起去河边找，哪里还有凉鞋的影子，我妈那个气啊，把我一顿臭打，把一根竹竿都打断了。刚打完，别人就把捡到的凉鞋送来了。晚上我疼得屁股都坐不下去，我妈又抱着我哭了一夜。

我后来能够上大学，成为老师，也是因为我妈。从小我妈就说在农村一辈子太苦了，最后能够当个先生最好。先生在农村人的嘴里就是老师的意思，所以我从小被我妈念叨得对老师充满了憧憬，因此不管怎样被老师折腾，都认为这是一个崇高的地位。

还好我从小就喜欢读书，尽管上学成绩不好，但不厌学。等到高中毕业时的1978年，中国迎来了全国第一次高考统考，结果我根本就不可能考上，英语才考了33分。回到农村种地，我死心了我妈不死心，听说家乡的一所初中缺英语老师，拼命到校长家走关系，说我高考考的就是英语，英语水平很好，硬是把我给塞进学校去当了代课老师。

那一年我十六岁，英语勉强能够背完二十六个字母，哪里能够教学生，但农村的初一，似乎怎么教都行，学生还很喜欢我。从那里开始，我决定第二次参加高考，结果又落榜了。

决定考第三次，也是我妈起了重要作用。我本来都打算放弃高考了，但我妈听说县政府正在办一个外语高考补习班，就拼命在城里请人帮忙让我进去，她一农村妇女，在城里哪有什么关系啊，可她硬是找到了补习班的班主任老师，把老师感动得不得不收下了我。

从城里回来那天晚上，刚好下着大暴雨，我妈回家的路上，摔在沟里了好几次，我在家里等着我妈，一看到我妈变成那样，立刻就明白了这一次只有一条路了。

在拼命了一年以后，终于走进了北京大学。在拿到录取通知书之后，我妈一高兴，把家里的两头猪都给宰了，让全村人足足吃了两天。

在我开办新东方以后，经济上变得宽裕了一些，就把我妈接来了北京。老太太闲不住，经常会到新东方来转转，结果新东方所有的人都开始认识她。老太太热心，总是这样那样帮助别人排忧解难，结果赢得了很多人的敬重，大家都热情地叫她阿婆。

我从父亲那里学到了宽厚，学到了退一步海阔天高的态度，我从母亲那里继承了坚忍不拔，决不放弃的精神。我父母成就了我的个性，我的个性融入父母的优点，也把他们个性矛盾地结合到了我一个人身上。今天我做事的风格和为人处事的态度，几乎每一点都能够从我父母身上找到根源。

任正非：我的父亲母亲

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憾事——如果8日上午我真给母亲打了电话，拖延她一两分钟出门，也许她就躲过了这场灾难……

上世纪末最后一天，我总算良心发现，在公务结束之后，买了一张从北京去昆明的机票，去看看妈妈。买好机票后，我没有给她电话，我知道一打电话她一下午都会忙碌，不管多晚到达，都会给我做一些我小时候喜欢吃的东西。直到飞机起飞，我才告诉她，让她不要告诉别人，不要车来接，我自己坐出租车回家，目的就是好好陪陪她。

前几年我每年也去看看妈妈，但一下飞机就给办事处接走了，说这个客户很重要，要拜见一下，那个客户很重要，要陪他们吃顿饭，忙来忙去，忙到上飞机时回家取行李，与父母匆匆一别。妈妈盼星星、盼月亮，盼盼唠唠家常，一次又一次的落空。他们总是说你工作重要，先工作，先工作。

妈妈是经过“文革”痛苦煎熬过的，对荣誉不感兴趣，对一些不了解我们真实情况的文章却十分忧心。我说了，我们不是上市公司，不需要公示社会，主要是对政府负责，对企业的有效运行负责。我们去年交税20亿多，2001年要交40多亿的税。

各级政府对我们都信任。我们不能在媒体上去辩论，这样会引起争论，国家纸太贵，为我们这样一个小公司争论太浪费。为我们这样一个小公司，去干扰国家的宣传重点，我们也承担不了这么大责任。

他们主要是不了解，我们也没有介绍，了解就好了。妈妈舒了一口气，理解了我的沉默。这次我还与母亲约好，今年春节我不工作，哪儿也不去，与几个弟妹陪她到海南过春节，好好聊一聊，痛痛快快聊一聊。以前，我节假日多为出国，因中国过节，外国这时不过节，正好多一些时间工作，这次我是彻底想明白了，要陪陪妈妈，我这一生还没有好好陪过她。没想到终成泡影。

那天，圆满结束对伊朗的访问，就接到纪平的电话，说我母亲上午10时左右，从菜市场出来，提着两小包菜，被汽车撞成重伤，孙总已前往昆明组织抢救。

由于相隔千万里，伊朗的通信太差，真使人心急火燎。飞机要多次中转才能回来，在巴林转机要呆6.5个小时，真是心如煎熬，又遇巴林雷雨，飞机又延误两个小时，到曼谷时又再晚了十分钟，没有及时赶上回昆明的飞机，直到深夜才赶到昆明。

回到昆明，就知道妈妈不行了，她的头部全部给撞坏了，当时的心跳、呼吸全是靠药物和机器维持，之所以在电话上不告诉我，是怕我在旅途中出事。我看见妈妈一声不响地安详地躺在病床上，不用操劳、烦心，好像她一生也没有这么休息过。

我真后悔没有在伊朗给母亲一个电话。

但我没打，因为以前不管我在国内、国外给我母亲打电话时，她都唠叨：“你又出差了”，“非非你的身体还不如我好呢”，“非非你的皱纹比妈妈还多呢”，“非非你走路还不如我呢，你这么年纪轻轻就这么多病”，“非非，糖尿病参加宴会多了，坏得更快呢，你的心脏又不好”。

我想伊朗条件这么差，我一打电话，妈妈又唠叨，反正过不了几天就见面了，就没有打。而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憾事。由于时差，我只能在中国时间8日上午一早打，告诉她这个喜讯，如果我真打了,拖延她一、两分钟出门，也许妈妈就躲过了这场灾难。这种悔恨的心情，真是难以形容。

我看了妈妈最后一眼后，妈妈溘然去世。1995年我父亲也是因为在昆明街头的小摊上，买了一瓶塑料包装的软饮料喝后，拉肚子，一直到全身衰竭去世。

爸爸任摩逊，尽职尽责一生，充其量可以说是一个乡村教育家。妈妈程远昭，是一个陪伴父亲在贫困山区与穷孩子厮混了一生的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园丁。

爸爸是穿着土改工作队的棉衣，随解放军剿匪部队一同进入贵州少数民族山区去筹建一所民族中学。一头扎进去就是几十年，他培养的学生不少成为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有些还是中央院校的校级领导，而父亲还是那么位卑言微。

爷爷是浙江浦江县的一个做火腿的大师傅，爸爸的兄弟姊妹都没有读过书。由于爷爷的良心发现，也由于爸爸的执着要求，爸爸才读了书。

爸爸在北京上大学期间，也是一个热血青年，参加学生运动，进行抗日演讲，反对侵华的田中奏章，还参加过共青团。由于爷爷、奶奶相继病逝，爸爸差一年没有读完大学，辍学回家。

时日，正值国共合作开始，全国掀起抗日高潮，父亲在同乡会的介绍下，到广州一个同乡当厂长的国民党军工厂做会计员。由于战争的逼近，工厂又迁到广西融水，后又迁到贵州桐梓。

在广西融水期间，爸爸与几个朋友在业余时间，开了一个生活书店，卖革命书籍，又组织一个“七·七”读书会，后来这个读书会中有几十人走上了革命前线，有相当多的人解放后成为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粉碎“四人帮”后，融水重写党史时，还把爸爸邀请过去。

爸爸这段历史，是文革中受磨难最大的一件事情。身在国民党的兵工厂，而又积极宣传抗日，同意共产党的观点，而又没有与共产党地下组织联系。你为什么？这就成了一部分人的疑点。在文革时期，如何解释得清楚。他们总想挖出一条隐藏得很深的大鱼，爸爸受尽了百般的折磨。

妈妈其实只有高中文化程度，她要陪伴父亲，忍受各种屈辱，成为父亲的挡风墙,又要照顾我们兄妹七人，放下粉笔就要和煤球为伍，买菜、做饭、洗衣……又要自修文化，完成自己的教学任务，她最后被评为中学的高级教师。她的学生中，不少是省、地级干部及优秀的技术专家，他们都对母亲的教学责任心印象深刻。妈妈这么低的文化水平，自学成才，各种艰辛，只有她自己知道。

父母虽然较早参加革命，但他们的非无产阶级血统，要融入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取得信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们不可能像普通农民、工人那样政治纯洁。他们是生活在一个复杂的社会中，这个社会又是多元化组成的，不可能只有一种纯洁的物质。历次政治运动中，他们都向党交心，他们思想改造的困难程度要比别人大得多，所受的内心煎熬也非他人所能理解。

他们把一生任何一个细节都写得极其详尽，希望组织审查。他们去世后，我请同学去帮助复印父母的档案，同学们看了父母向党交心的材料，都被他们的真情感动得泪流满面。

终其一生，他们都是追随革命的，不一定算得上中坚分子，但无愧于党和人民。父亲终在1958年国家吸收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入党时，入了党。当时向党交心，不像今天这样信息发达，那时，反对个别党员，有可能被说成反党。

我们亲眼看到父母的谨小慎微、忘我地拼其全力工作，无暇顾及我们，就如我拼死工作，无暇孝敬他们一样。他们对党和国家、对事业的忠诚，已经历史可鉴。我今天要忏悔的，是我没有抽时间陪陪他们，送送他们。

回想起来，革命的中坚分子在一个社会中是少的，他们能以革命的名义，无私无畏地工作，他们是国家与社会的栋梁。为了选拔这些人，多增加一些审查成本是值得的。而像父母这样追随革命，或拥护革命，或不反对革命的人是多的，他们比不革命好，社会应认同他们，给以机会。

不必要求他们那么纯洁，花上这么多精力去审查他们，高标准要求他们，他们达不到也痛苦,而是要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一同来支撑，以物质文明来巩固精神文明，以一种机制来促使他们主观上为提高生存质量，客观上是促进革命，充分发挥他们贡献的积极性。

我主持华为工作后，我们对待员工，包括辞职的员工都是宽松的，我们只选拔有敬业精神、献身精神、有责任心、使命感的员工进入干部队伍，只对高级干部严格要求。这也是亲历亲见了父母的思想改造的过程，而形成了我宽容的品格。

我与父母相处的青少年时代，印象最深的就是渡过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今天想来还历历在目。

我们兄妹七个，加上父母共九人。全靠父母微薄的工资来生活，毫无其他来源。本来生活就十分困难，儿女一天天在长大，衣服一天天在变短，而且都要读书，开支很大，每个学期每人交2-3元的学费，到交费时，妈妈每次都发愁。

与勉强可以用工资来解决基本生活的家庭相比，我家的困难就更大。我经常看到妈妈月底就到处向人借3-5元钱度饥荒，而且常常走了几家都未必借到。直到高中毕业我没有穿过衬衣。有同学看到很热的天，我穿着厚厚的外衣，说让我向妈妈要一件衬衣，我不敢，因为我知道做不到。我上大学时妈妈一次送我两件衬衣，我真想哭，因为，我有了，弟妹们就会更难了。

我家当时是2-3人合用一条被盖，而且破旧的被单下面铺的是稻草。“文革”造反派抄家时，以为一个高级知识分子、专科学校的校长家，不知有多富，结果都惊住了。

上大学我要拿走一条被子，就更困难了，因为那时还实行布票、棉花票管制，最少的一年，每人只发0.5米布票。没有被单，妈妈捡了毕业学生丢弃的几床破被单缝缝补补，洗干净，这条被单就在重庆陪我渡过了五年的大学生活。

父母的不自私，那时的处境可以明鉴。我那时14-15岁，是老大，其他一个比一个小，而且不懂事。他们完全可以偷偷地多吃一口粮食，可他们谁也没有这么做。爸爸有时还有机会参加会议，适当改善一下生活。而妈妈那么卑微，不仅要同别的人一样工作，而且还要负担七个孩子的培养、生活。煮饭、洗衣、修煤灶……什么都干，消耗这么大，自己却从不多吃一口。

我们家当时是每餐实行严格分饭制，控制所有人欲望的配给制，保证人人都能活下来。不是这样，总会有一个、两个弟妹活不到今天。我真正能理解活下去这句话的含义。

我高三快高考时，有时在家复习功课，实在饿得受不了了，用米糠和菜合一下，烙着吃，被爸爸碰上几次，他心疼了。其实那时我家穷得连一个可上锁的柜子都没有，粮食是用瓦缸装着，我也不敢去随便抓一把，否则也有一、两个弟妹活不到今天。（我的不自私也是从父母身上学到的，华为今天这么成功，与我不自私有一点关系。）后三个月，妈妈经常早上塞给我一个小小的玉米饼，要我安心复习功课，我能考上大学，小玉米饼功劳巨大。如果不是这样，也许我也进不了华为这样的公司，社会上多了一名养猪能手，或街边多了一名能工巧匠而已。这个小小的玉米饼，是从父母与弟妹的口中抠出来的，我无以报答他们。

1997年我国的高等教育制度改革，开始向学生收费，而配套的助学贷款又没跟上，华为集团向教育部捐献了2500万元寒门学子基金。

父亲一生谨小慎微，自知地位不高，从不乱发言而埋头在学问中，可在“文革”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运动中，他还是被揪出来，反动学术权威、走资派、历史有问题的人……万劫难逃。他最早被关进牛棚。

1967年重庆武斗激烈时，我扒火车回家。因为没有票，还在火车上挨过上海造反队的打，我说我补票也不行，硬把我推下火车。也挨过车站人员的打，回家还不敢直接在父母工作的城市下车，而在前一站青太坡下车，步行十几里回去。半夜回到家，父母见我回来了，来不及心疼，让我明早一早就走，怕人知道，受牵连，影响我的前途。

爸爸脱下他的一双旧皮鞋给我，第二天一早我就走了，临走，父亲说了几句话：“记住知识就是力量，别人不学，你要学，不要随大流。”“以后有能力要帮助弟妹。”背负着这种重托，我在重庆枪林弹雨的环境下，将樊映川的高等数学习题集从头到尾做了两遍，学习了许多逻辑、哲学。还自学了三门外语，当时已到可以阅读大学课本的程度，终因我不是语言天才，加之在军队服务时用不上，20多年荒废，完全忘光了。我当年穿走爸爸的皮鞋，没念及爸爸那时是做苦工的，泥里水里，冰冷潮湿，他更需要鞋子。现在回忆起来，感觉自己太自私了。

“文革”中，我家的经济状况，陷入了比自然灾害时期还困难的境地。中央文革为了从经济上打垮走资派，下文控制他们的人均标准生活费不得高于15元。而且各级造反派层层加码，真正到手的平均10元左右。我有同学在街道办事处工作，介绍弟妹们到河里挖砂子，修铁路抬土方……，弟妹们在我结婚时，大家集在一起，送了我100元。

这都是他们在冰冷的河水中筛砂，修铁路时冒着在土方塌方中被掩埋的危险……挣来的。那时的生活艰苦还能忍受，心痛比身痛要严重得多，由于父亲受审查的背景影响，弟妹们一次又一次的入学录取被否定，那个年代对他们的损失就是没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

除了我大学读了三年就开始文化大革命外，其他弟妹有些高中、初中、高小、初小都没读完，他们后来适应人生的技能，都是自学来的。从现在的回顾来看，物质的艰苦生活以及心灵的磨难是我们后来人生的一种成熟的宝贵财富。

“文革”对国家是一场灾难，但对我们是一次人生的洗礼，使我政治上成熟起来，不再是单纯的一个书呆子。我虽然也参加了轰轰烈烈的红卫兵运动，但我始终不是红卫兵，这也是一个奇观。因为父亲受审的影响，哪一派也不批准我参加红卫兵。后来我入伍后，也是因为父亲问题，一直没有通过入党申请，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

1976年10月，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使我们得到了翻身解放。我一下子成了奖励“暴发户”。“文革”中，无论我如何努力，一切立功、受奖的机会均与我无缘。在我领导的集体中，战士们立三等功、二等功、集体二等功，几乎每年都大批涌出，而唯我这个领导者，从未受过嘉奖。我已习惯了我不应得奖的平静生活，这也是我今天不争荣誉的心理素质培养。

粉碎“四人帮”以后，生活翻了个个儿，因为我两次填补过国家空白，又有技术发明创造，合乎那时的时代需要，突然一下子“标兵、功臣……”部队与地方的奖励排山倒海式地压过来。我这人也热不起来，许多奖品都是别人去代领回来的，我又分给了大家。

1978年3月我出席了全国科学大会，6000人的代表中，仅有150多人在35岁以下，我33 岁。我也是军队代表中少有的非党人士。在兵种党委的直接关怀下，部队未等我父亲平反，就直接去为查清我父亲的历史进行外调，否定了一些不实之词，并把他们的调查结论，寄给我父亲所在的地方组织。我终于入了党。

后来又出席了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父亲把我与党中央领导合影的照片，做了一个大大的镜框，挂在墙上，全家都引以自豪。

我父亲也在粉碎“四人帮”后不久平反。由于那时百废待兴，党组织需要尽快恢复一些重点中学，提高高考的升学率，让他去做校长。

“文革”前他是一个专科学校的校长。他不计较升降，不计较得失，只认为有了一种工作机会，全身心地投进去了，很快就把教学质量抓起来了，升学率达到了90%多，成为远近闻名的学校。他直到1984年75岁才退休。他说，他总算赶上了一个尾巴，干了一点事。他希望我们珍惜时光，好好干。

至此，我们就各忙各的，互相关心不了了。我为老一辈的政治品行自豪，他们从牛棚中放出来，一恢复组织生活，都拼命地工作。他们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计荣辱，爱国爱党，忠于事业的精神值得我们这一代人、下一代人、下下一代人学习。生活中不可能没有挫折，但一个人为人民奋斗的意志不能动摇。

我有幸在罗瑞卿同志逝世前三个月，有机会聆听了他为全国科学大会军队代表的讲话，说未来十几年是一个难得的和平时期，我们要抓紧全力投入经济建设。我那时年轻，缺少政治头脑，并不明白其含意。过了两、三年大裁军，我们整个兵种全部被裁掉，我才理解了什么叫预见性的领导。

转入地方后，不适应商品经济，也无驾驭它的能力，一开始我在一个电子公司当经理也栽过跟斗，被人骗过。后来也是无处可以就业，才被迫创建华为的。华为的前几年是在十分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起步的。这时父母、侄子与我住在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小房里，在阳台上做饭。

他们处处为我担心，生活也十分节省。攒一些钱说是为了将来救我。（听妹妹说，母亲去世前两个月，还与妹妹说，她存有几万元，以后留着救哥哥，他总不会永远都好。母亲在被车撞时，她身上只装了几十元钱，又未带任何证件，是作为无名氏被110抢救的。

中午吃饭时，妹妹、妹夫才发现她未回来，四处寻找，才知道遇车祸。可怜天下父母心，一个母亲的心有多纯。）当时在广东卖鱼虾，一死就十分便宜，父母他们专门买死鱼、死虾吃，说这比内地还新鲜呢！晚上出去买菜与西瓜，因为卖不掉的菜，便宜一些。我也无暇顾及他们的生活，以致母亲糖尿病严重我还不知道，是邻居告诉我的。

华为有了规模发展后，管理转换的压力十分巨大，我不仅照顾不了父母，而且连自己也照顾不了，我的身体也是那一段时间累垮的。我父母这时才转去昆明我妹妹处定居。我也因此理解了要奋斗就会有牺牲，华为的成功，使我失去了孝敬父母的机会与责任，也消蚀了自己的健康。

回顾我自己已走过的历史，扪心自问，我一生无愧于祖国、无愧于人民，无愧于事业与员工，无愧于朋友，唯一有愧的是对不起父母，没条件时没有照顾他们，有条件时也没有照顾他们。

爸爸妈妈，千声万声呼唤您们，千声万声唤不回。

逝者已经逝去，活着的还要前行。

李开复：母亲的十件礼物

母亲对我一生的影响，无法用言语描述。对于母亲，我充满感谢、感恩和感动。我用这篇文章感谢母亲赠与我的十件礼物。这十件礼物，塑造了我的性格，建立了我的自信，奠定了我的基础，教导了我如何做人，如何教育孩子，更留下了我一生最温馨难忘的回忆。这十件礼物，任何一件都足够改写我的一生。

第一件礼物：完整的家庭

母亲年轻时的经历像是一部跌宕起伏的历险记。12岁时她只身从东北流亡到北京，6年后又考进上海东南体育专科学校，南下独自闯荡大上海。在体专时，她曾经是全国顶尖的低栏健将，拿过全国短跑第二。1939年，和父亲相恋一年结婚后，母亲随父亲回到四川。

10年后，父亲远走台湾，母亲带着一儿四女留在四川，独自一人挑起生活的重担，独自抚养五个孩子，忍受对亲人的思念，承受各种压力。

1950年初，坚强的母亲决定结束这种分离的生活，她辗转得到一张探亲的“通行证”。一家人立即乘火车从成都到达重庆，经过一个星期的等待，才千辛万苦地从重庆到达广州。

这只是千山万水跋涉的一个插曲。全家到达广州以后，下一步是要想办法去“近在眼前，却远在天边”的香港。当时很难找到愿意去香港的船只，更何况是对于拉扯5个孩子的母亲。因此，母亲在到达广州后，在广州滞留长达几个月，好不容易才到达香港，辗转赴台。

我们这一大家子能在台湾团圆，几乎是当年绝无仅有的。之后还在台北又添了五姐开敏和我。这一切都要感谢母亲坚韧的个性和过人的胆识，让这充满爱的家庭能够延续。这也让我每每遇到困难，总会抱着坚定信念放手一搏，因为我的基因里有一种物质源自母亲：坚持。

第二件礼物：我的生命

五十多年前的三月，微风中带着丝丝春意。但我家那栋小房子里，全家人都显得十分紧张，因为母亲在43岁高龄孕育了我，大家都担心高龄生产不安全。

母亲的好朋友劝她：“不要冒险。还是拿掉吧。”

又有人说：“生出来的宝宝可能会身体弱。”

还有人说：“科学界研究过，高龄孕育的宝宝，低能的几率要大一些。”

但是，执拗和冒险的天性这时候在母亲的身上再次表现出来。母亲坚定地说：我要这个孩子。

有了母亲这句信心十足的话，我终于可以平安地降临到这个世界上。

1961年12月3日，一个婴儿呱呱坠地。这就是我。

母亲后来对我说，她当时就是有一种信念，觉得我会是个非常聪明健康的孩子，才不顾一切地将我生了下来。我现在觉得，相对于别的母亲给予孩子生命，我母亲孕育我的过程则拥有更多的未知和变量，对母亲身体的考验也更大，这个过程充满了生命的奇迹和坚韧的味道。

母亲的自信和勇气给了我最宝贵的礼物——我的生命。

第三件礼物：最细腻的照顾

母亲这一生在我身上付出得最多。她高龄得子，对我视若珍宝。为了养育我、栽培我，她用尽了所有的心思和情感。

比如，她因为高龄生产，奶水不足，为了给我提供足够的营养，她每天强迫自己喝下好几碗花生炖猪蹄汤。两年后，我健康地长大了，她的体型却再也无法恢复过去那般纤细苗条。

上小学时，我就读的及人小学离家有五六公里。虽然每天有校车接送，但母亲为了让我每天早晨可以多睡一会儿，她会亲自接送我，风雨无阻。每次放学看到母亲，我都会高兴得飞奔过去，把学校里发生的大事小情与她分享。有一次我告诉她老师病了，没来上课。第二天，细心的母亲竟然亲自煲了一锅鸡汤送到老师家里。

母亲是个非常棒的厨师，在做饭方面有很多 “独家秘籍”。那时候，我们的经典对话是：“弟弟，今天晚上吃什么啊？” “红油水饺吧。”妈妈说：“好啊，那你要吃多少个啊？”我就干脆地回答“40个！”

因为妈妈提供的无限美味，我的体重总是全班第一。吃完40个饺子后，她会说，“好了好了，别吃了！”而我总是边吃边说：“不嘛，我再吃一口‘下桌菜’。” 而“下桌菜”也成为了我们家的“专有名词” 。

1972年开始，母亲为了照顾我，每年会抽出半年时间到美国陪我念书。母亲是个社交生活非常活跃的人，在台湾的朋友非常多。但是几十年前的美国没有这么多华人，完全不懂英文又不会开车的她，到了美国，就只能整天待在屋子里。哥哥、嫂嫂、外甥和我每天出门工作、上学，整天就剩母亲一个人在家里呆坐，没有人可以说话。

那时候母亲唯一的休闲就是看一档猜价格的节目，猜一罐玉米的价格是多少，一个杯子又是几块钱。她其实一句英文都听不懂，只能凭节目效果判断谁猜对了，谁猜错了。有的时候她会说，这个人长得蛮帅的，我希望他赢；这个人看起来眼光不善，我希望他输。

我们几乎无法想象一个人怎么会在五十多岁时，跑到一个语言完全不通的国度，放弃朋友圈，放弃每天有人帮佣、不用做家务的生活，过上了每天要烧菜的日子，每天唯一的寄托就是儿子放学回来和她说说话。无论她自己承受多少孤独，见到我永远是笑眯眯的，在我遇到挫折的时候永远会鼓励我。从我十一岁出国一直到十九岁，年年如此。

第四件礼物：快乐和幽默

我从小就是一个特别顽皮的孩子。和许多母亲严厉管教的做法相反，妈妈不但容忍我的调皮，还能保持童心，成为我的玩伴，用她独有的幽默方式化解我的顽劣，引导我成长。

比如，我小时候特别好动，一刻钟也坐不住，理发成了大难题。妈妈不会斥责我，强求我乖乖坐着，而是带着三姐到理发店，借用店里的剪刀、刮胡刀、毛巾，演“木偶戏”给我看。这样我居然能坐定半个小时，直到把头发理完。

在学校上课时，我的话也特别多。有一次，我竟然被忍无可忍的老师用胶带贴住了嘴。而那时，母亲正好赶来接我，撞了个正着，好尴尬！还有一次，我为了能晚睡一个钟头，偷偷把全家的钟表都调慢了一个小时，结果，第二天全家老小被我害得晚起一小时，上班的、上学的，手忙脚乱、鸡飞狗跳。但这两次母亲都没有生气，反而哈哈大笑，觉得画面非常有趣。

事实上，我的调皮应该遗传自母亲。父亲不苟言笑，但母亲却常常和我们“打成一片”。有一次，哥哥和母亲两个人玩水战，弄得全家都是水。最后，母亲躲在楼上，看到楼下哥哥走过，就把一盆水全倒在他头上。

我想，只有像母亲那样拥有一颗年轻的心，才会容忍甚至欣赏孩子的调皮、淘气。而和这样的母亲在一起，我们每个孩子都没有什么距离感。这么多年来，母亲一直和我们“打成一片”，我们和母亲的感情也和别的母子不一样：她不但是我们的好妈妈，也是我们的好玩伴。

第五件礼物：勤奋努力

妈妈虽然对我的淘气行为姑息，但凡事一旦和我的学习、成长、未来相关，母亲就会特别重视，会对我提出非常高的要求。她总是要求我，只要开始做一件事，就一定要做到最好——在这方面，没有通融的余地。

在母亲的敦促之下，当其他同龄的孩子还躺在父母怀抱里时，我已经会背“九九表”和古诗词了。

母亲对我的学习成绩抓得很紧：考得好我就会有礼物收，考得不好则会有警告，甚至挨板子打。每逢遇到背书，母亲就会亲自监督，要求我把书本全部背诵下来，而且要一字不错，有一处错了，母亲就会挥手把书摔到别的房间，让我捡回来。有时候，母亲还会用竹尺打手心惩罚，有一回甚至把尺子都给打断了。

为了每次都能拿到第一名，我有一段时间每天五点起床读书。每次都是母亲催我起床。

感谢我的“严母”，我成为了一个勤奋的人。

第六件礼物：自信和自主

小时候，母亲总是告诉我，“你应该成功。将来有一天，你一定会成功。”

小时候渴望长大。去幼儿园没多久我就腻了。我跑回家，跟家里人说：“我不上幼儿园了行不行，我要上小学。”

母亲问我：“怎么了，幼儿园里不好么？”

“太无聊了，整天都是唱歌吃东西，老师教的东西也太简单了。”

“你才五岁，再读一年幼儿园就可以读小学了。”

大部分的父母可能都会认为孩子胡闹，但是母亲处理的方法与众不同。

“下个月私立小学有入学考试。如果你的能力不够，你就没法通过入学考试；可如果你通过了考试，就表明你有能力，那就让你去读小学。”

于是我就请母亲帮我报名，然后努力学习，努力准备。

发榜那天，母亲陪我去学校，一下子就看到“李开复”三个字在第一名的位置闪亮。母亲激动地像个孩子一样地叫起来：“哎呀，第一个就是李开复，你考上了！”

我也激动地跳起来，抱住母亲哇哇大叫。

那一刻，母亲脸上无法掩饰的兴奋和自豪即便是过了几十年我也不会忘记。从母亲的表情中我才知道，自己一丁点的小成功可以让母亲那么的骄傲。同时，这件事也让我懂得，只要大胆尝试，积极进取，就有机会得到我期望中的成功。感谢母亲给了我机会，去实现我人生中的第一次尝试和跨越。

在中国，父母对孩子的关爱特别深，生怕孩子受一点伤害，不愿让孩子冒险尝试与众不同的东西。其实孩子从小就需要独立性、责任心、选择能力和判断力。很庆幸的是，在我五岁的时候，我父母就把选择权交给了我，让我成为了自己的主人。

第七件礼物：谦虚诚信

跳级考入小学后，我不免觉得骄傲。每次父母亲有朋友来家里，我都要偷偷告诉他们我有多聪明、多厉害。

“阿姨，我已经读小学了！”

“真的，你不是才五岁吗？”

“对啊，我跳级考进去的，还是第一名呢！”

“那进去以后的成绩呢？”

“除了100分，我连99分都没见过呢！”

没想到，我刚夸下海口，第二个星期考试就得了个90分。看到考卷，妈妈二话不说，拿出竹板，就把我打了一顿。

我哭着问：“我的成绩还不错，为什么要打我？”

“打你是因为你骄傲。你说‘连99分都没见过’，那你就给我每次考100分看看！”

“我知道错了。以后我会好好学习的。”

“不止要好好学习，还要改掉骄傲的毛病。自夸是要不得的。谦虚是中国人的美德。懂了吗？”

“知道了。妈妈还生气吗？”

“不生了，要不要躺在我怀里看书？”

妈妈的气总是来得快，去得也快。我想，她这么爱她的孩子，是没有办法长时间生孩子们的气的。当然，这一次的处罚我也会永远记得，“谦虚中国人的美德”。类似地，母亲总是能抓住每一个“教育”的好时机，让我懂得做人的道理。

在学校我功课虽然很好，偶尔也会出状况。有次我考得并不好，揣着考卷心里很害怕。我甚至能看见母亲举起竹板打我的样子。

突然，一个念头蹦了出来：为什么不把分数改掉呢？说改就改，我掏出红笔，小心翼翼地描了几下，“78”变成了“98”。到家门口，我又掏出卷子来看了一下，确保万无一失，才轻手轻脚地走进去。

母亲注意到我回来了，叫住我：“试卷发下来了么？多少分？”“98。”

母亲接过卷子，我心里“扑腾扑腾”地跳起来，生怕母亲看出了修改的痕迹。但她只是摸了下我的脑袋说：“快去做作业吧。”

这种事情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当我再次涂改考砸了的成绩时，手一哆嗦，分数被我拖了一个长长的尾巴。这下糟了。我欺骗了母亲，这是她绝对不能容忍的。我心一横，把试卷扔到了水沟里。

但回家后，母亲并没有问起分数。提心吊胆了几天之后，我终于憋不住了，跑到母亲面前，向她承认了错误。我以为母亲会狠狠打我一顿，但母亲只说了一句话：“我都知道了，你能知错认错就好。希望以后你做个诚实的孩子。”

母亲的宽容和教诲我直到今天都记忆犹新。是母亲的言传身教让我懂得了做人的道理，让我知道了“谦虚”、“诚信”这些字眼儿为什么对一个人的一生来说那么重要。

第八件礼物：热爱读书和打开世界之门

母亲坚信我是个最聪明的孩子，所以对我期望最高，管教也最严，要求我把每一件事情都做到最好的程度。

知道母亲在我身上倾注了大量心血，我也会努力读书争取考高分。而母亲的奖励方式也很特别。

记得有一次我考了第一名，母亲带我出去买礼物。我看上了一套《福尔摩斯全集》。母亲说：“书不算是礼物。你要买多少书，只要是中外名著，随时都可以买。”结果，她不但买了书，还另买了一只手表作为礼物送给我。

从那时起，我就爱上了读书，一年至少要看两三百本书。当时，看了《双城记》、《基督山恩仇记》一类的西方文学，也读了《三国演义》、《水浒传》一类的中国古典文学，但对我影响最大的还是名人传记。海伦·凯勒虽然失明、失聪但依然进入一流大学的经历，对我未来性格中坚韧和勇气形成有很大影响。而爱迪生的发明改变了人类的生活，这让我向往成为一位科学家。感谢母亲的支持，我才能在小小年纪就看了这么多本书，并养成了终身读书的习惯。

我10岁时，远在美国的大哥回家探亲。吃饭时，大哥在跟母亲抱怨台湾的教育太严了，小孩子们的灵气越来越少。母亲叹了口气说：“唉，为了高考，我们有什么办法呢？”

看到我整天被试卷和成绩单包围着，没有时间出去玩，也没有朋友，大哥忍不住说："这样下去，考上大学身体都坏了。不如跟我到美国去吧。"

母亲从没去过美国，她接受的是中国传统的教育，但却出人意料地保留了一份开明的天性。听了大哥的建议，母亲把手放在我头上，对我说：“那你就到那里试试吧。”

一个那么爱她的幺儿的母亲，居然能下决心把孩子送到了当时遥远的美国，做第一代“小留学生”，这是要多么大的勇气啊！

多亏了母亲的勇气和开明，我在年少时，就获得了打开世界之门的钥匙。

第九件礼物：对家国的情怀

我在美国的第一年，母亲陪读6个月后，家里人开始催母亲回去。母亲虽然放心不下我，但还是牵挂着家里，只好把我托付给哥哥嫂嫂。临走前的几天，母亲一直在叮嘱我，回家记得做作业，背英文，听哥哥嫂嫂话……上飞机前，她又郑重地对我说：

“我还要交代你两件事情。第一件就是不可以娶美国太太。”

“拜托，我才十二岁。”

“我知道，美国的孩子都很早熟，很早就开始约会，所以要早点告诉你。不是说美国人不好，只是美国人和我们的生活习惯和文化都不一样。而且，我希望你做个自豪的中国人，也希望你的后代都是自豪的中国人，身体里流的是100% 炎黄子孙的血……”

“好的，好的。飞机要起飞了。”

母亲拉住我的手说：“第二件事，每个星期写封信回家。”

没想到第二件事情这么简单。我爽快地答应了。我每周都写信告诉母亲我学习上的进步，母亲就一个字一个字地看我的家书，帮我找出错别字，在回信中罗列出来。母亲的认真劲儿深深地感染了我，每次写信时我都要求自己认真一些，少写错别字。我也会到处去找中文书籍来读，以免让我的中文平永远逗留在小学程度。

小孩子最容易掌握一种语言，也最容易忘掉一种语言。我在学习英语的同时，中文始终没有落下。这不得不感谢那些年里每星期给母亲写中文家书。不然，也许童年时所学的汉字早被ABC侵蚀了。

后来，我终于明白，母亲临走时叮嘱我的两件事不单是希望我娶中国妻子，会中国语言，更蕴含着一种浓浓的家国梦，深深的中国情。母亲用各种教育方式，潜移默化地将中国的文化和中国的思维方式根植在我身上。

由于母亲的影响，无论我身在何处，我都会关心两岸正在发生的一切，无论我工作有多么忙，我都会抽出时间帮助中国的青年学生——因为那里有整个家族传承下来的信仰和光荣，因为母亲不止一次提醒我说：“别忘了你是中国人。”

第十件礼物：爱的牵挂

有人说：子女是父母最甜蜜的牵挂。直到我有了孩子，我真的明白这句话，也因此而特别怀念那一段母亲把我揽在怀里的岁月。

其实，每个人不管年纪有多大，事业上取得了什么样的成就，在母亲眼里，你还是她的孩子，还是让她魂牵梦系的牵挂。而这种牵挂，让你无论遭遇多大磨难，内心都能滋长出强大的甜蜜力量。

2005年，当我跳槽换公司时，老东家决定起诉我，我知道我有麻烦了。官司刚开始时，情况看起来非常严峻，谣言满天飞。虽然很多都是子虚乌有的指控，但很多报刊媒体，未经任何查证，就起了耸动视听的标题，甚至污蔑我的道德价值。

即便我心中坦荡，但面对这些没来由的攻击，完全不烦忧是不可能的。深夜里，我佯装镇定打电话给母亲。在电话那一头，她坚定地告诉我：“一切都会没事的。不管你做出什么样的选择，我都是站在你这边，你永远都是最棒的。”

隔着太平洋，我强忍住感动的泪水，没有在电话中失声。但放下电话后，我就再也忍不住了。我无比感动并深深地自责。感动的是母亲对我的真诚支持，自责的是我还需要母亲为我的工作操心。

我很庆幸有这样一位既传统又开明，既严厉又温和，既勇敢又风趣，既有爱心又有智慧的母亲。她的教育既有中国式的高期望，也有美国式的自由放权；既有中国的以诚待人，也有美国式的积极进取。如果说我今天取得了一些的成绩，那么这些成绩都是来源于母亲的教诲、牺牲、信任、和支持。

过去的这十多年，母亲的失忆状态一年比一年严重，可因为工作繁忙，我虽然每年休假都会回去陪母亲，但一年也就一两周时间。这些年，特别感谢台湾的三个姐姐对母亲的照顾和付出。

五年前我得了癌症，治疗时又搬回家跟母亲同住。那段时间，母亲已经无法跟我再像往昔那样沟通，但至少我可以陪伴她，跟她一块儿吃饭，买她喜欢吃的东西、小玩具。和姐姐们陪母亲打胡涂牌、抛接小皮球。

当时我一方面会因母亲不认得我而难过，另一方面又会庆幸，这样她便不会知道自己最疼爱的么儿正在遭受病痛折磨，也不会再因我担惊受怕。转念一想，自己人生最困难的这几个月是和母亲一起度过的，还是有些欣慰：老天待我不太薄。

好强的母亲，终究敌不过岁月侵蚀。几次送她去老年大学，我远远站着看她跟一群失忆老人一起，由年轻老师领着舒展筋骨、玩游戏，我的心情竟和当年送女儿上学时是一样的。九十几岁的老母亲，成了我的老宝贝，我的老小孩儿！

失忆的老人，不少会表达出沮丧、沉默、或愤怒。但是母亲总是笑咪咪的，跟我们玩游戏、唱歌、踢球。可爱的母亲依然热爱美食，做梦还会说“我要吃肉”。

陪伴失忆但仍乐观可爱的母亲时，我经常会想到：母亲这一生都是在用自己的方式给予我们无微不至的爱。也许她自己知道，这时她能表达爱的最好方式就是：成为全家最可爱的老小孩。

小女儿德亭在母亲的一次寿宴前，为祖母拍了一张带手套的照片。因为那时候母亲常觉得身上发痒，我担心她会忍不住把自己抓伤，就为她戴上手套。

记得小时候我长水痘时，她也曾对我做过一模一样的事。在我为她戴上手套之后，她马上就忘了身上的痒，用两手蒙住眼睛，又松开两手，对我调皮地说：“MUR？”在我小时候得水痘的时候，她就是这么教我的。

亲爱的母亲！我就知道，她是多么地爱我，所以在她连自己的名字都忘了时，她依然记得我们之间的小游戏！

德亭带着相机，在一旁守候着如今像婴儿一样随时需要人照顾的奶奶，她跟我说：“奶奶似乎丧失了一辈子的记忆，这让人好心痛啊！”

我跟德亭说：“生命是非常奥妙的。我觉得奶奶不是在逐渐失去记忆，而是在清除忧虑；她的心智不是在退化，而是在净化；她不是在走向生命的落日，而是在走向新生的黎明。”

我亲爱的母亲！您放下了重担，走向了黎明。母亲，我永远爱您，您的七个孩子永远爱您，都希望永远做您的孩子直到永恒。

参考资料：

1.《我的父亲母亲》，俞敏洪

2.《任正非：我的父亲母亲》，任正非

3.《李开复：母亲的十件礼物 | 悼文》李开复

4.《柳传志：母亲对我的影响很大》，柳传志

5. 微信公众号：冯仑风马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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