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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计划将首都搬离雅加达，是困扰全世界诸多首都的首要难题——“大城市病”——的最新案例。纾解首都功能也已成为一项全球趋势，许多政府都梦想将公职人员迁到其他城市。但无论好处有多少，搬迁都是件难事，目前为止做得好的国家屈指可数。观察全球案例，能为中国未来的城市规划提供哪些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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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人·商论》五月刊
《首都外逃》
人口拥挤、交通拥堵，公共资源紧张……“大城市病”是困扰世界诸多首都的首要难题。纾解首都功能已成为一项全球趋势，世界各地的首都都在把政府机构往外迁。在20世纪的后殖民热潮中，那些着力发展贸易的殖民帝国所选择的沿海首都被摒弃，取而代之的是“区域中立”的新首都，如巴西利亚（巴西）、伊斯兰堡（巴基斯坦）和多多马（坦桑尼亚）；距今更近的还有哈萨克斯坦的新都努尔苏丹（Nursultan，原名阿斯塔纳）和缅甸的内比都（Naypyidaw）。


但整体迁都的成本高且不受欢迎，如今政府更喜欢将各部门分批外迁。2006年以来，挪威已将1600个公务员岗位迁出奥斯陆。韩国已将三分之二的政府机构迁出首尔，很多迁到了新建的世宗特别自治市（Sejong City）。2015年以来，丹麦已将数千个政府岗位转移到多个城市。1999年，马来西亚将许多基层公务员从吉隆坡转移到了一个叫作布城（Putrajaya）的新城市。印尼正考虑将首都从雅加达迁走。


这一趋势反映了世界的变化。在过去的时代，信息传播的速度慢如蜗牛，公务员因而必须聚集在一起。但现在，坐在办公室里的公务员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发送电子邮件，发起视频对话。出差以进行面对面的会议也许不可避免，但交通网络也已改善。政府的专家和策士们搬去“乡下”后，将得到之前无法想象的新想法的启发，这在封闭的首都是难以实现的。远离压力和游说群体后，自治监管机构就能最好地履行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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