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5月，步长制药董事长赵涛“花650万美金送女儿上斯坦福大学被开除”丑闻事件，倍受关注。尽管赵涛回应称“属个人及家庭事宜”，其妻也称受中介诈骗，但步长制药的行贿问题、产品问题，仍让公众对这家企业和赵涛本人产生诸多疑问。
赵涛父亲曾行贿原国家食药监局局长，后者已被执行死刑
成都封面新闻记者近日查询中国裁判文书网发现，自2015年至2018年，步长制药涉及多起行贿案，均为销售人员所为。
而2002年，步长制药创始人之一、赵涛的父亲赵步长更是向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郑筱萸行贿1万美元。
公开报道显示，2006年12月26日，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郑筱萸被中纪委“双规”。次年5月16日，郑筱萸案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法院指控郑筱萸在1997年中至2006年底担任国家药监局局长等职务期间，审批八家药厂的药品和医疗器械过程中，直接或者通过妻子和儿子，受贿649万多元人民币。2001年到2003年，郑筱萸擅自降低审批药品标准，其后被揭发部分药厂虚报药品资料，其中六种是假药。2006年齐齐哈尔某公司亮菌甲素注射液事件以及安徽某药业有限公司“欣弗”注射液事件，导致十人死亡，多名病人出现肾功能衰竭。
2007年7月10日，郑筱萸被执行死刑。
媒体报道，2002年，郑筱萸利用职务便利，为步长制药申报的“脑心通胶囊”从地方标准升级为国家标准提供帮助，收受赵涛父亲原步长制药集团董事长赵步长行贿的1万美元。
步长制药涉多次行贿
另据中新经纬客户端报道，除了上述行贿案之外，还有：
在2016年判决的三起相关案件中，福建省上杭县溪口镇卫生院药房负责人黄某某、上杭县茶地乡卫生院院长陈某某等人因收受步长制药业务员的药品回扣被判受贿罪。
2018年，步长制药为开拓湖南省益阳市的医药市场，委托销售经理制定了由医药代表向各医院、卫生院开药的医生按一定比例给付回扣的促销方式，最终多人被判行贿罪、受贿罪。
步长制药所涉行贿案件（图片来源：中国裁判文书网）
北京中闻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迟芬芳表示，注册行贿的产品数据真伪性需要侦查部门介入才能证实，且牵扯多方利益，未必能有畅通渠道予以核实。同时，其行贿金额较小，因此未受刑事处罚，但未必能说明产品一定达标。
上海界面新闻的报道称，步长制药年报显示，步长2018年的销售费用为80.36亿，而公司全年营业收入为136.7亿元。销售费用或是医药商业贿赂的灰色地带。
核心产品问题频发
公开资料显示，步长制药成立于1993年，于2016年11月18日上市。其核心产品为脑心通胶囊、稳心颗粒、丹红注射液和谷红注射液4个专利产品。步长制药近日披露的2018年年报显示，2018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36.6亿元，同比下降1.4%，其中，上述4个产品2018年的合计收入达91.43亿元，占总收入的67%。
不过，在上述四款核心产品中，脑心通胶囊和丹红注射液被多次曝出质量不合格的情况。
据媒体报道，2017年4月，步长制药的脑心通胶囊中丹参酮ⅡA含量检测不合格被食药监部门曝光；同年7月，主力产品脑心通胶囊被消费者投诉发现类似毛发的不明物质。
根据步长制药公布的消息，在2017年国家医保目录更新后，丹红注射液被严格限制用于二级以及以上的医疗机构有明确心脑血管疾病急性发作证据的重症患者。2018年4月，丹红注射液又因频发严重不良反应，被11个省市26次列入预警重点监控、限制使用。
与此同时，步长制药的业绩也开始出现滑坡，2018年公司收入约为137亿元，同比下降1.4%。其中，三大产品业务除了泌尿系列收入呈增长态势，心脑血管系列和妇科系列均呈下降趋势。
有分析称，随着中国国家医保控费力度持续加大、辅助用药监管趋严，步长制药几款核心产品的市场空间未来有可能进一步受限。
受负面消息影响，步长制药截至上一个交易日收盘价为31.91元/股，距55.88元/股的发行价跌去了四成多，而市值相较于高峰时的1000多亿元已蒸发了约800亿元。
FT中文网：当美国名校募捐文化遭遇中国富豪
最近，美国媒体报道称，在之前FBI所公布的名校招生丑闻当中，有位赵姓女生，其父母花费了650万美金，通过中间人辛格的协助，获得了斯坦福大学的录取。金额之大，且涉及名校，在中国社会引起比较大的反响。
针对此事，赵母通过律师对外发布声明，其中有三个关键点：一是赵母称自己并不熟悉美国大学的录取程序，为此通过第三方推荐找到了辛格。辛格有自己的慈善基金会，这个基金会被陈述为一个有规模、正当，以惠及教育界为目的而成立的非赢利基金；二是捐款行为是在女儿被斯坦福录取之后；三是现在意识到自己受到误导，自己的慷慨被利用，女儿成为诈骗事件的受害者。
之前有报道称该女生已被斯坦福开除，声明中并没有提及到这点，但提到赵母以及该女生对所发生的事情感到震惊和不安，已经聘请律师处理事件。
赵父在中国从事医药事业，家境富裕。在中国富豪阶层，雇佣财务顾问打理家族财富是一件很常见的事情。而在家族财富处理当中，往往会采用全球布局的策略。直白一点便是不把全部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面，多出于资产安全需要，在国外购置固定资产、金融产品等。而子女教育则是全球财务筹划的重要环节，因中国移民七成以上是为了子女教育。
为此，这些协助中国富豪家庭处理家族财富的第三方财务顾问机构，也会协助客户来筹划其子女教育。中国富豪阶层子女往往多选择在国外读高中的方式，即便在国内读高中也是会用外籍身份就读只招外籍人士子女的国际部或者国际学校，是一个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群体。
由于现在中国富豪阶层往往不了解西方的教育情况，在子女教育上很需要专业机构来提供专业服务。这也是声明当中提到通过第三方机构引荐的原因。
美国名校基本上都是私立学校，为此基于学校财务的需要，的确会针对慷慨解囊的富豪阶层子女在入学上提供一定的方便。但这个度并不透明，是一个比较微妙的博弈过程。而现在美国名校财力雄厚，用入学名额换捐赠的行为太过赤裸且没有必要，单单靠捐款直接上名校的路其实并不是那么容易。
即便是向学校捐款，美国名校也是有很多的门道，一般美国人都很难看懂，更不用说中国人了。这样一来，中间便存在信息不对称，也容易滋生投机甚至违法行为。从美国媒体报道来看，中国的富豪家庭无疑是出钱最多的，换句话说也是被坑得最为厉害的。
一旦接到服务于中国富豪财务机构所推荐过来的中国客户，辛格这样的留学中介机构自然很清楚中国富豪的付费能力。在这个过程中，如果采用以捐赠为名但实质为贿赂的方式，能够获取暴利。
斯坦福大学之所以会开除赵姓女生，是因为伪造了帆船运动员的档案，而这份档案被检察官认为是成为其被斯坦福大学最终录取的一个决定性因素。美国名校的申请需要学生自己提交材料，帆船运动员资料不实但被提交，有可能受到误导，但造假则是板上钉钉。斯坦福开除这名学生也不是没有原因。
赵姓父母花费650万美金，但女儿最终却被斯坦福开除，弄得人财两空。按照赵姓女生的学业成绩，以及所就读高中的背景，按照常规路线也能够申请到美国TOP30以上的大学。目前这个结局确实是难以接受，赵氏家庭在这个过程中无疑得不偿失。同时，斯坦福大学无疑也是受害者。一方面一笔可能的大额捐赠被人截走，另一方面学校招生内部管理出问题，声誉受损。
中国最好的大学，主要是公立，靠财政供养，有稳定且丰厚的财源。就连曾经一度影响巨大的希望工程，在9年制义务教育普及之后，也逐渐式微。这导致中国学校在教育捐赠上并没有强烈需求，就连新兴的私立国际学校，也主要靠学费而非捐赠支撑。中国社会没有形成捐赠氛围和习惯，缺乏成熟的运作体系。
但很遗憾的是，中国富豪阶层中有提供大额捐赠的意愿，且也很需要有和校方直接沟通的渠道。但美国名校对来自中国的捐赠意愿似乎并没有重视，也缺乏对应的募捐活动与渠道。
美国名校的校长有个很重要的任务是募捐，而募捐的首要对象是校友，名校一般有三成以上的校友会提供捐赠，这能够为名校提供相对稳定的财源，这也是名校为何会对校友子女在入学上提供一定优待的原因所在。
中国的国际教育在2010年前后才真正大幅发展，美国名校在中国的毕业生人数极少，且毕业生工作的时间很短，也难有提供大额捐款的实力。为此，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名校在中国所推行的募捐活动极少。
由于没有成熟的运作体系和经验，中国的富豪阶层如果想通过捐赠方式来获得子女在录取上的优待，也只能等到有留学服务机构的介入，而此时往往离申请时间不远。为此，这种情况下的捐赠则会显得十分功利，容易引来非议或弄巧成拙。
而更麻烦的是，由于不了解美国名校捐赠制度，中国捐赠者必然需要寻求第三方的帮助。而在这个过程中，如果第三方动机不纯，中国捐赠者是很容易被骗，轻则破财，重则惹上官司。这种现象早有前车之鉴。10年前的KODA高风险金融产品，曾经一度让不少中国富裕家庭破产，损失惨重。这些受害者对KODA产品的高风险性并不了解，基于对第三方机构的信任，而缺乏防范意识。第三方机构在谋求暴利的诱惑之下，诱导客户购买这些高风险产品。而现在的国际教育，相信赵氏家庭的遭遇并非个案。
美国名校招生欺诈丑闻的发生，无论对名校还是学生家庭而言，都是两败俱伤的事情。当然，也希望这件事能够成为一个契机，美国名校可以考虑建立一个通畅的捐赠渠道。由于美国名校在中国的校友极少，难成为捐赠的主体，更多的捐赠者应该是热心教育的富裕人士。
这在中国是有成功案例的。中国常熟世界联合学院学费高企，但通过每年举办募捐活动，为寒门子弟提供奖学金，提供就读机会。而在全球范围内，UWC的戴维斯和平项目基金，帮助不少寒门子弟能够完成大学学业。
（本文作者肖经栋为宜校网创始人。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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