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由波士顿商学院和宜信财富共同打造的财富夜话，我是EMBA 国际联盟监事会副监事长，美东负责人，匡鹂瑛。今天是我们的第一期节目，我们将通过电波的方式与大家一起分享国内外时政要闻，探索财富增长的新机遇，未来我们将每周为大家带来全球经济政治解读、新兴行业观察，请大家通过【波士顿商学】公众号持续关注。
1973年，费城交响乐团曾在指挥家尤金·奥曼迪率领下首次访华演出，在北京，与中国作曲家、钢琴家殷承宗演奏《黄河》，那次演出如同历史回想，让在场许多观众热泪盈眶。这是第一支访问新中国的美国交响乐团，音乐的伟大之处在于可以跨越历史，可以跨越种族，可以跨越人心。

本期话题是“不惑之年的中美关系”。100多年前，太平洋西岸是衰老的帝国，东岸是新兴的世界大国；如今，西岸是新兴经济体的最突出代表，东岸却似乎显出衰退的迹象。100年前，太平洋上没有中国的声音；如今，无数的声音却在说：“太平洋足够大，容得下中美两国。”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同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2019年，是中美建交40周年。40年来，中美关系历经风雨，两个大国的关系也随着世界格局的变化发生着深刻的改变。在当前中美在经贸和技术领域的摩擦加剧的背景下，如何分析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向”？迈入新时期，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和把握当前的中美关系？孔子曰：“智者不惑。”经过40年的起起落落，中美关系是否已达“不惑”境界，今天我们邀请了宜信财富高级副总裁赵若冰女士与我们一同探讨。
赵若冰，康考迪亚大学经济学硕士，美国哈佛商学院GMP。拥有超过20年的金融服务与管理经验，曾任职全球顶级金融机构，是最早一批推动中国财富管理行业发展的开拓者和领航者。在关于全球经济政治环境、全球资产配置、财富传承都有着知名论述与深入分析，并刊发于中国最顶尖的财经与商业媒体。
Q1：2019年1月1日是中美建交40周年纪念日，您能否为我们回顾一下这40年中美关系经历了哪几个阶段？当下的中美关系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首先，我们来谈一谈40年前中美为什么会建交。可以说，40年前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是两国共同的利益需要和必然选择。

美国的外交政策遵循两个原则，一个是国家安全、国家利益，另一个就是所谓的价值观、意识形态。对于美国来说，当安全需要首当其冲的时候，价值观、意识形态就可以放一放。1979年正值冷战的高峰期，中美两国都有对抗苏联的共同安全需求，在这样的背景下两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40年来，中美两国的外交关系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上世纪80年代的准同盟式关系。虽然经历了一些波折，比如里根总统上台的头两年，1982年-1983年，给两国关系制造了一些困难，但是在他1984年访问中国之后，双方的关系在整个80年代都维持在了建交之初的一种同盟或者说是准同盟的关系。其间中美双方有很密切的军事、经济合作，美国一些很高端的技术，包括卫星技术、导弹技术都曾在这个时期转让给中国。美国在80年代对中国的改革开放也给予了比较大的支持。同时，我们也给美国的对华贸易、对华投资提供了很多方便和支持。例如中国开放之初美国人说你们没有专利法，不能保护我们的知识产权，当时我们就迅速制定了相关的法律法规。
第二阶段，上世纪90年代到2015年，中美一直维持在一种“正常化的国家关系”，其间虽然风波不断，但是中美双方各种势力都在努力调整，维持了两国关系的基本走向。1989年-1991年，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了整体震荡，中国发生了政治风波，随后苏联解体、东欧易帜。对于美国来说，安全的威胁没有了，意识形态便提升到了美国对华政策的高度。
因此在90年代初的几年，美国一直是在人权等方面为难中国，把人权问题与中美贸易挂钩，每年都有这样的风波。但是美国当时的商业利益集团起了很大的作用，他们每年努力做工作，不让最惠国待遇和人权问题挂钩。中美关系在整个90年代都在调整当中。1999年5月8日美国轰炸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这实际上是一种战争行为。但是克林顿总统和江泽民主席还是从两国战略的高度最终大事化小，没有影响中美关系的基本走向。
第三阶段，2015年之后，我们称之为“新阶段”。在前一个阶段中，两国习惯于合作，对于美国来说，他们期望在接触中改变中国。但是2015年之后，美国两党的政治精英可能都达成了共识，转而寻求对中国进行遏制和对抗。 “新阶段”是一个比较笼统的说法，到底怎样发展是有弹性的，有时可能对抗，有时可能合作，但是，我们可以引用基辛格的一个定位来表述这个时代，就是“中美关系回不到过去了”。
Q2：对于中美关系这个“新阶段”的变化，现在国内有很多人认为是中国近几年来过于“要强”，宣传“厉害了我的国”导致美国做出的反应，还有人认为当前中国应该回到过去“韬光养晦”的策略，埋头低调谋发展，让美国能够放松对中国的警惕。对此您怎么看？
这种看法就是把美国人当傻瓜了。其实美国人不是傻瓜，他们的很多精英是非常厉害的。
首先，美国遏制中国的策略不是近两年才开始的，美国的战略精英早在20年前就意识到中美的这种基于文明的冲突不可避免。其中最典型的是亨廷顿在1994年出版的《文明的冲突》一书中提到，“如果中国政治稳定保持20年，如果中国的经济高速增长保持20年，那个时候的中国对世界秩序的挑战是肯定的”。所以90年代中期美国保守派战略家都看到中国规模带来的影响，他们主张遏制中国。但是当时由于某些客观的、偶然的因素，这一战略没有立刻实施。比如当时的美国总统克林顿是一个主张“在接触中改变”的自由主义派，另外就是9·11这一偶然事件使得美国的战略中心迅速转移到了中东，反恐战争从2001年打到2015年，为中国谋得了15年的战略机遇期。所以简单地将中美关系的现状归结于中国这几年的外交政策和宣传口径，这种看法是低估了美国人的智慧。
另外，所谓“厉害了我的国”这样的宣传对国内政治而言也没什么可挑剔的，中国通过几十年的发展，从二战之后一百五十多个发展中国家脱颖而出，在综合实力、经济规模、产业链、科技链上发展到今天的水平，用“厉害”来表现我们的实力是不足为过的。但是，由于中国对外的声音往往是一元化的，这就使得外国人听到之后可能觉得比较刺耳。归根结底并不是因为“厉害了我的国”而引起了西方对中国的敌对，他们对中国的警惕其实是结构性的，从20年前就预见到中国的规模上来以后对既有的世界秩序是一个根本性的挑战。
Q3: 为什么如今美国这种主张遏制中国的保守派声音会占据主流，其形成的原因是什么？在这其中特朗普这样一个“非典型”总统起到了多大的作用？
有一本书叫做《国王的两个身体》，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国王一方面身体是自然的，是属于他自己的，另外一个方面是属于社会的，公共属性，不属于他的。特朗普也可以说是有两个脑袋，一个是自己的，一个是美国社会的、国家的。

对于特朗普，我的理解就是一个经济总统，他想来想去总是经济利益至上。如果把美国政府看作是由大脑，身体构成的一体化，特朗普作为总统就是大脑。现状是，他背后的精英集团、利益集团也好，智库也好，这些人组成的美国统治集团的身体，整个保守化了。
为什么会出现保守化？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战略焦虑。
一是来自制度优越层面的焦虑。苏联垮台之后，“历史终结论”在世界范围内很有市场：在外交理论上表现为民主和平，而民主国家无战争，所有国家民主了，世界也就和平了。当时美国流行的理论是，美国是世界的终端，美国的单一霸权能够给世界带来和平和稳定。但是这个理论仅仅流行了不到20年，中国就意外的崛起了，根本性地改变了西方白人统治世界三百年的世界秩序结构，这套“历史终结论”也越来越没有说服力。
二是来自文明优越层面的焦虑。从1700年开始算，到2000年这300年之间的世界霸权先是英国然后是美国。其间也曾有过来自欧洲的挑战者，从高卢人到日耳曼人，再到东正教背景的苏联人，但是这些挑战都失败了，统治权始终都牢牢掌握在盎格鲁撒克逊白人的手里，也就是英国人、美国人手里。但是今天新的挑战者——中国，属于另一种文明。一般来说，当老二的GDP接近美国60%的时候，美国就需要出手了，不管你姓谁叫什么，不管你什么制度，不管你是苏联还是日本，都要下手。中国今天的GDP总量接近美国的70%，如果按照平价购买力来说可能更多。在这种情况之下，美国的精英阶级普遍感到焦虑，这是对白人支配的世界秩序的一种焦虑。在这个意义上，中美关系的变化不单单是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它其实是有世界政治、世界文明这样一个背景在里面。
三是来自国内社会的焦虑。2008年之后，美国国内社会分裂空前加剧，这里面有几个原因，一方面，有色人种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和之前自由派的克林顿当选美国总统，这些对于保守派来说可能有点受不了，于是在政治上他们分裂了。更重要的是社会的分裂，拉美的几千万移民，他们会组成自己学校和社区，很难被美国同化。再加上工业上脱实向虚，传统的工业地带衰败，就业困难。一个是经济上的矛盾，二个是社会上的矛盾，加上之前提到的世界政治结构的变化，这三重矛盾叠加，使得美国精英阶级很焦虑。
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对于一个大国来说，有时候适度的外部紧张关系，制造敌人，有利于弥补国内的团结。二战之后西方国家内部和美国内部都比较团结，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苏联的存在，使他们国与国之间、美国两党之间斗争是有限的、而合作是主要的。但是当苏联的威胁消失之后，美国的两党政治就变成了你死我活。不妥协不合作，变成了否决制政治。为了打破这样的局面，美国需要制造一个外部敌人，某种程度上来说需要让中国代替原来苏联的位置，以帮助他们缓解国内这种普遍焦虑的困境。
Q4: 过去的2018年，贸易摩擦是中美关系的关键词。这场围绕关税的你来我往，却并不只是贸易本身的问题，若冰能为大家分享一下中美贸易战的最新进展。
首先我们看到持续了近1年之久的中美贸易摩擦，终于在2018年12月1日迎来了一个重要的转折契机。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中美两国元首举行了一次历史性的晚餐会晤。中美双方领导人在两个半小时晚餐会中达成共识，晚餐会时间远远超出预期，白宫新闻发言人随后也评价，两人晚宴是一场“非常成功的会晤”。两国元首讨论了中美经贸问题并达成了共识。双方决定，停止升级关税等贸易限制措施，两国元首指示双方经贸团队用90天的时间进行磋商。

在90天的期限内，中美双方开展了多轮高级别磋商。直到2019年2月24日，第七轮磋商结束，取得了阶段性的重要成果。特朗普表示，将延后原定于3月1日的加税措施。原来计划的高级别磋商只谈两天，后来加到了四天。有一个细节故事跟大家分享，“为了不耽误时间，双方磋商过程中 中午吃盒饭。刘鹤副总理和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都是从外面买来的盒饭，刘副总理吃的是牛肉汉堡，莱特希泽吃的是茄子鸡丁。在整个磋商过程中，有咖啡、有茶，但是他们两位没有喝咖啡、没有喝茶，喝的都是白开水。” 根据磋商的情况，双方同意继续延长磋商的时限，朝着达成协议的方向前进。在这个期限内，不提高关税的税率。而且我们注意到，特朗普没有给磋商设定新的最后期限。
在第七轮谈判后，双方牵头人-美国财长姆努钦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连续三次通话，双方正在起草一份150页的文件，并称“在文本上进一步取得实质性进展”。据特朗普政府官员的话称，莱特希泽和努钦预计将于本周飞往北京，与中国副总理刘鹤会面，之后刘鹤将于4月1日当周前往华盛顿。
目前中美谈判中的每一个数字和条款，都可能涉及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美元的贸易规模，而一些结构性问题更是会对双方未来都产生深远影响。因此，在这个关键性阶段，中美双方工作团队无论是在谈判原则性，抑或是谈判技巧上，都会非常谨慎。我们认为，即便中美贸易战告一段落，因为协议不可能预见到未来的方方面面，双方后续还会就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各种形式的磋商。
Q5：您觉得目前双方在起草和讨论的这份协议可能会达成什么样的共识？
关于这份协议可能会达成的共识，我们认为是：不打贸易战、解决结构性问题。

首先，美国可能从未来前景方面考量，并不希望真正与中国打贸易战。否则对中美的宏观经济、对全球市场信心都有打击，也都有实质性影响。WTO、世行都下调了经济增长预期和贸易增长预期，这说明打贸易战已实质性的拉开架式，造成的损伤已开始显现。而特朗普面临2020年大选，经济不好将影响选票，也会引起更多选民对其执政能力的质疑。
因此，特朗普只是以谈判为主，而不会像去年一样真正是拉开架式想跟中国打贸易战，从这个角度来讲，中美之间有共识，双方肯定从内心深处或从根本利益上都不希望真正打贸易战，也不希望冲突继续升级，所以才会有连续多轮的双边谈判。彼此国家的核心利益、全球经济面临颓势、特朗普执政面临关键节点，中国经济增长面临下行压力，这些因素促使大家往好的方向努力，也使得谈判有最基本的回旋余地，有好的氛围。
其次，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不是解决一般层面的贸易问题，而是解决结构性的问题。包括所谓的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国企改革、产业竞争和补贴政策、知识产权保护，以及所谓的网络安全等，实际上是在整个结构性问题或市场经济体制问题等制度化层面上进行博弈或谈判。
从中国角度看，中国有自己的经济发展模式，中共十八大和十九大既定的政策方向，不可能因中美贸易冲突而改变。中国改革的方向或节奏，不会为了换取短期贸易冲突的平息而改变，因为这关系到中国长远利益，也肯定是中国的红线或基本底线。
从美国角度来看，如果中国不在一些关键性问题，比如结构性问题上，与美国有更大交集的话，美国也不会因为贸易冲突对它有影响而去暂缓这种节奏。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如何在这种结构性问题上达成可以协商解决的政策框架。
第三，怎么核查、怎么监督、怎么评估结果？无论是美国官方，还是美国跨国公司，或是美国民主党或国会的一些意见，都认为不能只是口头上的承诺或口头上的表态，一定要将所谓的改革落到实处，让外国投资者、让美国看到中国在作出实质性的努力。这一点，就不仅仅取决于谈判这个层面，一定是取决于中国在市场化改革或结构性的改革方面要作出一些实质性的动作。
上述三点分析，实际是中美达成协议的深刻动因和充分必要条件。
但也必须考虑到，特朗普容易出尔反尔，即便达成口头承诺，如果依然不符合他的利益，或者他没有认为自己占的利益更大，还会翻悔。所以，达成共识只是第一步。之后还要考虑到，中国在维护自己国家核心利益的基础之上，如何更好地推进结构性改革，如何真正在实质性层面作出努力。但这显然并非可以一蹴而就，而是需要一个改革的过程，包括路线图或时间表。
互动：即便在中美元首布宜诺斯艾利斯会晤成功举行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中国观察者坚持认为，处理中美关系所长期依赖的“路径”已经发生改变，竞争与合作并存、竞争大于合作的中美关系“新常态”恐怕是双方乃至国际社会不得不接受的现实趋势。
是的，今天的美国已非冷战刚刚结束时那个独步天下、气势如虹的美国，今天的中国和世界同中美建交时相比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内外因皆变，中美关系的基础、性质、内涵和状态不可能恒定不变，今后40年的中美关系不可能按照过去40年的规律刻板复制自己。
“新常态”的具体表现复杂多样，虽然领域合作会继续开展，但也将面对一些“今不如昔”的现象，包括：相互民意的情绪化和舆论的不友善，经贸摩擦的持续化，国内政治对外交决策影响的“锁定效应”，政治和人文关系的疏离化，海上军事较量的显性化，以及国际秩序塑造力和影响力之争的表面化。如今，中美“科技冷战”可能已经揭幕，西太平洋-东印度洋海上更加激烈的地缘较量也正加紧酝酿。双边关系中一些过去不曾想象的事也会不断发生，比如收紧签证、制裁重要机构和个人、美国售台武器常规化，等等。
但中美双方都知道，两国各自体量过于巨大，利益交融过于深厚，彼此关系的变动影响深远，即使结构性矛盾无法调和，更广范畴的竞争不可避免，也不能发生全面对抗和正面冲突，必须对分歧进行管控，同时在可合作的领域坚持合作。这不仅是美好的愿景，也是现实的选择，但面临较多不确定风险，结果如何有待时间检验。
Q6: 中美建交以来，两国关系经历了从隔绝向接触的转变，在合作与竞争中不断前进。经过40年的发展，两国间旧有的力量平衡被打破，国际形势也发生了巨大变化，相应地，美国的对华政策也在进行系统性的调整。 “不惑之年”的中美关系将何去何从？
随着特朗普任内《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国防战略报告》、《全球威胁报告》等一系列文件的出台，美国政府对华遏制和竞争的基调似乎已经确立。中美的经贸摩擦是两国结构性矛盾的体现，美国的对华政策趋向短期内可能不会改变，期待中美关系在建交40周年之际立竿见影地实现“重归于好”难度不小。在贸易问题上，摩擦和谈判仍是今年的主题。类似孟晚舟事件的风波也可能一再为中美关系蒙上阴影。

但是，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中美关系发展从来不是一帆风顺，平稳中有波折、前进中有迂回。“我们有一千个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没有一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未来中美关系的关键，就是如何处理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的关系，在更加平等的架构中实现新的平衡。
自海湖庄园会晤以来，中美领导人多次在关键节点通过通话或直接会面，就两国关系和涉及全球安全的问题进行沟通和协调。正是不久前两国领导人在阿根廷G20峰会期间的重要会晤，为双方的贸易摩擦赢来了宝贵的“休战期”。可见，即使双方剑拔弩张，如果有机会接触和交流，还是可以找到弥补裂痕的切入口。这些沟通虽然不一定能立刻解决问题，但无疑可以减少误解与误判带来的冲突和损伤，为开启具体的磋商和谈判铺下道路。从长远来看，保持双方高层的对话沟通，建立并稳固相关的长效对表机制和更加深层次的战略互信，是推动中美关系向好发展的有利因素。
而且，矛盾的深刻存在，也并不代表双方不应当争取扩大共同利益领域的合作、管控分歧。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美两国经济仍然具有高度互补性，在农业、能源、金融、教育、医疗等诸多领域仍存在着巨大的合作潜力。
此外，40年来，无论两国政治关系如何变化，两国关系的民意和社会基础已逐渐深厚。中美之间人员往来不断增加，旅游业蓬勃发展。可以说，中美关系的基础已经扎根于两国人民之中。两国人民对彼此加深了解、增进友谊的强烈愿望，为中美两国发展关系提供着不竭的动力。
由此可见，未来一年乃至更远的将来，中美两国合作的基础仍然牢固，不论中美关系如何发展，合作一定不会缺席。用合作来规范冲突，在竞争与合作中曲折发展，将是中美关系的常态。
结束语
感谢若冰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耐心收听。

四十年的经验教训足以证明，中美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当今世界，世界各国正日益形成利益交融、安危与共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中美要走的，只能是有利两国、惠及世界的新路，而不是重蹈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迎头相撞的覆辙。“太平洋足够大，容得下美中两国共同发展”。我们期待中美两国交出让世界满意的答卷。
本次夜话到这里就结束了，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将为大家剖析全球经济形势，欢迎大家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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