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贺梅案在我们的记忆中将渐行渐远之时,一个新法案开始酝酿......
它就是以华人命名的首部保护亲生及领养父母权利的法案——“贺梅法案”(“ANNA MAE HE ACT”)。
一起看似简单的抚养权案件,却整整耗时7年才得以完结。
因当事人涉及留美中国夫妇和其8岁女儿及寄养的美国家庭,且过程一波三折,一度受到海内外华人和美国主流媒体的广泛关注和讨论。该案当时甚至被称为“中美夺女大战”。
至于案件的经过,本文无意赘述,网上相关报道众多。
案件的结果为:当地时间2007年1月23日上午,美国田纳西州最高法院推翻了之前两个地方法庭对此案的判决,将8岁女孩贺梅交还到了其亲生父母手中。
当年审判结果一出,舆论似乎并没有一边倒地站在哪一方。支持中国夫妇要回自己亲生骨肉的人自然不占少数,但也有许多人担心贺梅的亲生父母给不了孩子好的生活和学习环境。也许,还应该听听贺梅怎么说,了解一下她内心的想法。不可否认,当时的贺梅还是未成年人,也许正因如此,没有人考虑过,一场旷日持久的“夺女之战”会给这个无辜孩子造成怎样的心理伤害。
后来,贺梅随亲生父母回到中国,本以为一家人要其乐融融地开始新生活了,没想到的是,她的父母却在此时离婚了。
在孟菲斯当地的一个自媒体报道中,我们似乎也能隐约窥见贺梅当时的生活状态。
据该自媒体报道,贺梅曾写过一篇文章,文中这样描述:当心理医生用手抓住我时,我才8岁。很快,我搬到了中国。我被介绍给那些据说是我真实家庭的人。但我没有那种感觉。我的亲生父母在镜头前吹嘘他们对我的爱,但关上门后,他们的态度却截然相反。他们在回到中国几个月后就离婚了,然后把我送到寄宿学校,我住在一个破旧的街区。我感到孤独,我觉得好像我的童年在其他人手里,而不是在我自己手里。我就像一个木偶,我的作用就是让他们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可以说出“可怜的、无辜的华裔美国人”。
图:贺梅的养父母
更令人略感惊讶的是,在2011年贺梅成功赴美过暑假,并且住在了养父母家,贺梅又重启了她的“美国之旅”。贺梅目前不但住在当年败诉的养父母家中,2017年5月毕业于Germantown高中,是一个自信而聪明的年轻女子。


贺梅现在竟然公开谈论自己的成长,她说,“那是一个艰难的童年,但我认为它有助于我成为一个怎样的人。”她现在知道,她被保护起来,不让很多事情以非常公开的方式发生。“我只是不知道该怎么想,”安娜说。“因为我的家人,他们试图保护我,不让我知道真相,如果我不知道真相,直到有一天,他们来到门口,把我带走。这很可怕。”

在2008年,除了免费为贺家打官司的美国律师戴维·希格尔外,还有很多好心人对贺绍强夫妇(贺梅的亲生父母)伸出了援助之手。帮助这对夫妇募集捐款的黄净、为贺家出谋划策的岳东晓对媒体表示,贺家打官司的这几年,他们变成了半个法律通。这个案子其实没有一个赢家,“贺家把孩子拱手相让,他们对这个错误要负主要责任。而用拆散他人家庭的方法来‘爱’孩子的贝克家也有错。按常理说,孩子还是和亲生父母一起生活比较好,任何与之相违背的做法都应该被避免。”
“在这个案子中,每个人都是受害者,受伤害最深的,就是贺梅。”
2008年,贺绍强带着贺梅离开孟菲斯前往北京。


然而,仅仅两个月后,贺绍强就抛弃了他的家庭,和贺梅的母亲离婚,过程并不令人愉快。当贺梅上高中的时候,命运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贺梅的母亲想让她去美国上学,于是打电话给贝克夫妇,问他们是否愿意收留她。


当然,贝克夫妇答应了。现在,作为一名美国大学生的贺梅曾对美国媒体记者表示,她已经不再紧张了。她还愿意谈论自己的过去,这是她一直不愿意做的事情。她甚至从来没有在谷歌上搜索过她自己的名字。她说:“回忆过去是不可避免的。这是我的一部分,我应该接受关于自己的真相。”


拥抱过去也包括坦诚地谈论她逐渐疏远的父亲,贺梅说她通常只在贺绍强索要照片时才会听到他的声音。贺梅说:“他只是发布我的照片,但并没有经常与我联系。比如在圣诞节或我生日的时候,他不给我买礼物,甚至不给我打电话。”
不知这个结局会让你感觉世事无常,还是会感叹命运弄人?当年一场耗时七年的官司,让两个家庭在精神和物质上都承受了巨大的压力,而法律最后的裁决却也无法改变最终的结果。
也许,我们应该更加懂得如何用法律捍卫自己的权利;也许,我们不该过于追求事情的结果,而忽视了彼此内心最本真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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