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奇迹与人口红利

作者：原新（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高瑗（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讲师）

来源：《人口研究》2018年第6期

中国人口在计划生育政策和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发展的共同作用下，于20世纪90年代实现了出生率和死亡率从高位均衡到低位均衡的变化，迈入低生育水平时代，仅用30多年时间便走完了发达国家历时一个世纪甚至更长时期实现的人口转变历程。在快速的人口转变过程中，中国爆发式的创造了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潜在人口机会，并在坚持不懈的改革开放战略框架下，探索、创建了一系列符合中国国情的经济社会发展政策，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使人口机会与经济社会政策完美匹配，成功收获了人口红利，创造出中国经济奇迹。

在新兴经济体国家中，中国是收获人口红利的典范。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奇迹与人口红利之间的关系以及成功收获人口红利的经验，既有助于我们认识“两个十五年”战略周期的人口基础以及与之相匹配的经济社会发展道路选择，推动中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也有助于在“一带一路”战略框架下，讲好中国的发展故事，输出中国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经验。

1人口红利的基本概念

1.1人口红利概念溯源

按照人口发展规律，在前人口转变时期向后人口转变时期过渡的人口转变过程中，总有一段时期，少儿人口数量和比重不断下降，老年人口数量和比重缓慢上升，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和比重增大，总抚养负担较轻，形成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潜在机会。Bloom和Williamson(Bloomand Williamson，1997；Bloometal.，2003)认为由人口转变所导致的人口增长速度和年龄结构的变化与经济增长高度相关，在实证分析东亚经济奇迹与人口动态变化的关系时，创造性地提出了人口机会窗口(Demographic Window)和人口红利(Demographic Dividend)的概念，并构建了人口红利理论分析框架和实证分析模型。他们提出，如果一个国家（地区）的大部分人口都处于劳动年龄阶段，那么劳动年龄人口带来的额外生产力可以产生使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前提是经济社会决策能够充分利用这一人口优势，经济社会决策则包括健康、教育、家庭计划、促进劳动力市场灵活性和开放贸易、储蓄等一系列政策。对1965～1990年中国大陆、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香港的经济奇迹实证分析的结论为：人口动态(Population Dynamics)变化对东亚国家和地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速度的贡献率一直保持在1.4～1.9个百分点之间，即东亚经济奇迹约有1/3是由人口红利贡献的。

1.2第一次人口红利与第二次人口红利

随着人口红利分析方法的广泛传播和对人口红利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人口红利概念被拓展和细化。Mason和Lee(2006)把人口红利分解为第一次人口红利(The First Demographic Dividend)和第二次人口红利(TheSecond Demographic Dividend)。他们提出，劳动年龄人口规模的增长提供了劳动力供给充沛、社会抚养负担较低的阶段，为稳定的经济增长提供了有利的人口年龄结构。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人均收入增长，成功收获第一次人口红利。第一次人口红利持续周期较长，但最终由于生育率下降，劳动力增长率降低，再加上老年人口死亡率的持续下降加快了老年人口的增长速度，人均收入增长放缓，第一次人口红利便逐渐消失。

第二次人口红利产生于人口年龄结构老化所带来的潜力巨大的老年人力资源开发、老年人力资本储备和储蓄积累动机。相比于第一次人口红利的暂时性，第二次人口红利将转化为更优质、更长久的资源，从而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但是，经济增长不能自动实现，而是取决于有效政策的实施。

Olshansky等人(2006)提出了长寿红利的概念，认为老龄化即将经历一个根本性的转变。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老年人的健康预期寿命逐渐延长，衰老减缓，更多的老年人在生命周期的最后阶段依然能够保持着年轻的活力。健康的延伸是一个巨大的经济优势(Olshanskyetal.，2010)，延长的健康寿命和活力能够使更多的老年人参与到经济社会活动中，提高劳动参与率，积累更多的收入和储蓄，从而减少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带给经济社会发展的压力，使经济产生净效益。这种通过释放老年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所产生的社会、经济和健康效益被统称为长寿红利。

1.3人口红利的判断

人口红利概念和理论分析框架为探索人口动态变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研究视野和分析工具。人口红利是建立在人口学基础上的经济学概念。人口机会(人口机会窗口)和人口红利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是人口学概念，是人口转变的必然结果，是人口转变过程中呈现的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人口结构和劳动力数量优势，是获取人口红利的人口基础和前提条件；后者是经济学概念，是由人口机会转化而来的经济增长的结果。人口机会并不必然形成人口红利，只有当经济社会政策的路径选择与人口机会相匹配时，人口的潜在优势才有可能转变为现实的经济红利，因此，与人口机会相适应的经济社会政策是收获人口红利的必要条件。

人口转变是一个动态过程，依照人口发展的惯性规律，人口转变不同阶段呈现的人口机会窗口的特征不尽相同。收获第一次人口红利的人口机会主要表现为丰富的人力资源、轻抚养负担、劳动力充分就业以及在收获人口红利过程中同步增长的人力资本；实现第二次人口红利的人口机会主要表现为丰富的老年人力资源、老年人力资本和储蓄动机以及在成功收获第一次人口红利时人口综合素质的提升和人力资本的积淀。在时间周期上，两次人口红利并没有明显的时间界限，而是相互叠加的，只是不同时间段的主要表现形式不同而已。但是，第一次人口红利有明显的时间终点，第二次人口红利持续的周期更加长远。在动力机制上，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引擎，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动力更加强劲和持久。

2、我国人口机会窗口期的产生

中国特色的人口转变是在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和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双重作用下快速实现的，由此开启的人口机会窗口期短暂而猛烈。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是人口转变的规律性后果，短暂的成年型人口年龄结构和早期的老年型人口年龄结构开启的人口机会窗口为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社会腾飞创造了难得的战略机遇期。

2.1急速的人口转变创造了人口机会窗口

人口转变是一个动态过程，不仅带来人口数量和人口增长速度的变化，而且造成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

第一，快速的人口转变。

新中国成立以来，遵循人口发展规律，我国的死亡率超前于出生率率先下降(将“三年困难时期”出生率和死亡率的特殊变化排除在外)，从1949年的20.00‰迅速降至1957年的10.81‰，到1970年代中后期稳定在6‰～7‰之间，并持续至今。出生率滞后于死亡率下降，30‰以上高水平的出生率从1949年一直持续至1971年(“三年困难时期”除外)，其中，1963年高达43.37‰。从1970年代开始，出生率开始一路下跌，1976年降到20‰以下，1981～1990年受人口惯性规律影响回升至20‰以上，此后再继续下降，1999年降到15‰以下，进入21世纪以来一直稳定在12‰～13‰的低水平。出生率和死亡率相抵，人口自然增长率从1960年代25‰以上快速下降，1974年降至15‰以下，1998年跌到10‰以下，21世纪以来徘徊在4‰～6‰之间(见图1)。综合判断，我国人口转变开始于1970年代初，结束于世纪之交，历时仅30年左右。

第二，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是人口转变的规律性结果。

按照国际上判断人口年龄结构类型的常用标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69年期间，我国人口快速跨越了3个类型的年龄结构(见图1)：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为年轻型人口结构，人口处在快速增长期，总人口从1949年的5.42亿人增加到1978年的9.63亿人，年均增长率为1.98%，0～14岁少儿人口比重基本保持在40%以上；改革开放以来到世纪之交，为成年型人口结构，劳动力供给最为充足，总人口从1978年的9.63亿人扩大到2000年的12.67亿人，年均增长率为1.25%，其中，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规模从5.59亿增加到2000年的8.89亿，年均增长率为2.11%，明显快于总人口增长速度；21世纪以来，跨入老年型人口结构，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且程度加深，但在老年型人口结构的初期，劳动年龄人口规模依然保持增长态势，从2000年的8.89亿增长到2013年的峰值10.06亿，2017年略有减少，为9.98亿，规模依然庞大。

改革开放创造的中国经济奇迹时期与成年型人口年龄结构和老年型人口年龄结构早期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历史性相遇，人口转型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绝佳的人口机会窗口。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发展道路的一系列探索与创新充分开发和利用了人口优势，实现了人口机会向经济收益的转变，激发了人口红利，为中国经济奇迹做出了巨大贡献。

2.2人口机会窗口期的特征

我国的人口机会窗口期具有劳动力资源规模庞大，抚养负担低，人力资本改善迅速的典型特征。

(1)人力资源供给规模庞大。

中国在1950～1958年、1962～1975年和1981～1994年经历了3次人口生育高峰，新生婴儿规模巨大，年均出生人口数分别为2069万、2583万和2239万。遵从人口发展的惯性规律，在改革开放之后，3次出生队列正好陆续步入劳动年龄且相互叠加，劳动力规模持续扩大。1978年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数为5.59亿，1981年突破6亿，1986年超过7亿，1995年达到8亿，2002年超越9亿，2011年跨过10亿，2013年达到峰值10.06亿。目前，劳动力资源依然处在供给非常丰富的时期。人口年龄结构转型所形成的庞大的劳动力资源是开启人口机会窗口最重要的力量。

虽然3次生育高峰的出生人口最终将步入老年，加剧人口老龄化过程，劳动年龄人口规模缩减不可避免，人口红利正在削弱。但是，我国劳动力资源供给依旧处于高台期，2020年以前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数将一直在10亿以上，2038年保持在9亿以上，2050年还有8.15亿，比改革开放初期还多45%(2.53亿)。只要配合恰当的经济社会发展政策，就有可能延续人口红利期。

(2)人力资本改善迅猛。

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不断增加的阶段，也是我国经济社会转型发展最迅猛的时期，人口综合素质快速提升。第一，人口健康状况大为改观。1981～2017年，我国平均预期寿命从67.8岁提升至76.7岁，36年内提升了8.9岁，已接近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我国婴儿死亡率、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和孕产妇死亡率在2017年分别下降到6.8‰、9.1‰和19.6/10万。总体来看，中国的人口健康水平已经优于世界中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健康作为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的载体，是有效开发和利用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的保障，是成功收获人口红利的基础。第二，受教育水平大幅度提高。在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发展在提供强大的人力资本支持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82年，中国6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5.20年，2015年为9.08年，33年间提升了3.88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在2015年达到10.2年，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3.3年，相当于大学一年级水平。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的提高，极大地改善了劳动力素质，更好地适应了就业形势的变化。

与此同时，我国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构成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见表1)。首先，6岁及以上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构成不断提升，受教育程度众数在1982年为小学，到2000年，受教育程度为小学和初中的人数基本持平，到2010年，受教育程度众数提升为初中并持续至今。其次，受大专、本科和研究生等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大幅度提升，1982年只有0.99%，2015年增至14.13%，上升了13.14个百分点，扩大了13.30倍，是所有受教育程度中增长速度最快的。截至2015年，全国累计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规模达到1.71亿，居世界第一位。预计，2020年我国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规模将突破2亿，2030年超过3亿，相当于美国劳动力总量的2倍。第三，15岁及以上成人文盲人口规模和成人文盲率大幅度下降，成人文盲人口规模从1982年的2.30亿缩减至2015年的0.62亿，规模缩小约3/4，成人文盲率从1982年的34.49%跌落至2015年的5.42%，全体人口的综合素质不断提高。

人口受教育水平的大幅度提高，特别是具有高等教育背景的人口规模的扩大，为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落实创新驱动和科教兴国战略提供了人才资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积累了雄厚的人力资本。

(3)低抚养负担。

在成年型人口和老年型人口早期阶段，少儿抚养比剧烈下降，人口老龄化开始起步且逐渐加速，老年抚养比缓慢提升，二者相背而行，总抚养比快速下降。1978～2017年，我国的总抚养比从73.7降至39.3，潜在扶助比(Potential Support Ratio)从13.0减少至6.3。总抚养比下降主要是由于少儿抚养比的持续下降，同期，少儿抚养比从65.0降至23.4，降幅接近2/3。老年抚养比从7.7升至15.9，增长1倍，老年抚养比的上升速度慢于少儿抚养比的下降速度，最终导致总抚养比的下降。我国的总抚养比于1996年开始低于50，消费性人口的相对比重低于生产性人口，按照联合国的标准，人口机会窗口开启。根据联合国中方案人口预测，中国的总抚养比将在2034年再次回升至50以上，人口机会窗口关闭。

构成人口机会窗口的基础是规模庞大且日益增加的劳动年龄人口，庞大的劳动力供给规模为保证高速的经济增长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生产要素投入。人力资本是第一生产要素，表现为蕴含于人身上的各种生产知识、劳动与管理技能以及健康素质的存量总和。人力资本的快速积累，人力资源优势与人力资本进步相互叠加，强强联合，且人口抚养负担下降并达到谷底，为经济持续发展注入了更加强劲的动力，为推动经济转型升级、提高经济发展质量、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保证。

3、坚定不移的改革开放是收获人口红利的重要手段

1978年开始实行的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重大决策是我国近现代史上一次重大变革。人口机会窗口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人口基础，改革开放的伟大创举充分释放了人口机会的优势和潜能，使我国成功收获了人口红利。

3.1对内坚持深化改革

(1)劳动力自由流动

改革开放40年，我国劳动力空间流动走过了限制、默许、认同、鼓励、引导的发展道路，劳动力流动在政策、路径、形式和方向上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1978年之前的计划经济时代，我国绝大部分的劳动力都滞留在国有企业和农村公社中(杨涛、盛柳刚，2007)，劳动力向外流动被严格限制和管控。198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做出《关于广开门路，搞活经济，解决城镇就业问题的若干规定》，解开了对城镇职工流动的禁锢，但是依然严格控制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和农业人口转为非农业人口。当时的政策规定：严格控制从农村招工，认真清理企业、事业单位使用的农村劳动力，加强户口和粮食管理。1984年起，党中央和国务院出台系列文件，对农民进城进行了正面肯定。随后的数十年间，我国的劳动力流动，尤其是农村劳动力经历了政策上从允许到鼓励、路径上从盲目流动到有序流动、形式上从独自流动到举家流动的转变。2015年，我国流动人口规模达2.47亿，占总人口的18%，即每6个人中就有1个是流动人口。

劳动力自由流动极大地盘活了全国的劳动力资源，激发了劳动力资源的活力，在全国范围内调剂劳动力资源的余缺，提高了劳动力开发利用的有效性。以深圳经济特区为例，作为典型的新兴移民城市，中国经济奇迹的发源地，深圳在1979年建市时常住人口仅有31.4万人，1980年建立经济特区，率先探索实行暂住证、人才入户等政策，逐渐拆除了人口流入的制度障碍。如今，深圳已成长为改革开放的样板城市，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先行区、全国性经济中心城市、国际化城市、国际科技产业创新中心和全球海洋中心城市，是国内生产总值达到22438.39亿的超大城市。2017年末，深圳的常住人口为1253万人，是1979年常住人口总数的约40倍。其中，户籍人口和常住非户籍人口分别为435万人和818万人，常住非户籍人口与1979年时仅0.15万人相比，规模增加了5450余倍。外来迁移人口和流动人口已然成为深圳现在和未来建设过程中的中坚力量。深圳特区的发展广泛吸纳了全国的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是我国依靠劳动力要素自由流动收获经济红利的典型。

(2)创建劳动密集型产业

改革开放之初，一方面，我国最大的优势就是人口众多，劳动力资源丰富，特别是允许劳动力自由流动和肇始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农村改革释放了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另一方面，受限于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收入水平，劳动力成本低廉成为我国商品和劳务在国际市场上最具竞争优势的要素。创造机会让尽量多的劳动力就业，提升劳动参与率，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选择。

随着经济特区和沿海开发区的设立以及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珠三角地区、长三角地区的纺织、服装、玩具、皮革、家具等劳动密集型出口产业成为全国产业发展的龙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步由东部地区向中部地区扩散，推动了中西部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进一步发挥了劳动密集型产业吸纳劳动力的作用，促进了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加工场，成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国家和最大的货物贸易国。

劳动密集型产业吸纳了大量的非农就业，成就了长期的高劳动参与率。在改革开放初期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前，我国的粗劳动参与率一直保持在75%～80%之间；建立市场经济体系后，我国开始允许多种形式和形态的就业，粗劳动参与率一度升至85%～90%；进入21世纪，在国有企业转制等改革中，粗劳动参与率虽然有所下降，但依然高达80%～85%。

劳动密集型产业和高劳动参与率，既成就了我国的经济奇迹，使我国在201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又提高了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实现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赢。

(3)改革就业创业制度

计划经济时代，国家采取“统包统配”的就业政策，以人力资源指令性计划安置为核心，以行政措施为手段，采用劳动人事制度、就业制度和用工制度组成的三位一体的计划安置型就业制度。

改革开放初期，伴随着乡镇企业的发展以及户籍制度的松动，大规模农业劳动力转移到城镇部门就业，逐渐打破传统的城乡分割的局面。随后，全国开始推行劳动合同制，允许企业和职工“双向选择”，使企业有了选择职工的自主权，劳动者也有了择业自由权。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伴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提出，国家开始推进以积极就业政策为核心的就业制度改革，明确提出积极支持和鼓励农村劳动力流动，取消对农民进城就业的限制，培育城乡统一的劳动就业市场，并提出实现社会就业比较充分的目标，一系列法律、财税、创业、培训等政策体系发挥了较好的扩大就业作用。

2014年后，国家提出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坚持就业优先战略和积极就业政策，“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已成为稳定和扩大就业的重要支撑。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国家出台各类创新创业政策，鼓励和支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推进建立新示范基地等一系列制度改革，不断降低创业创新的制度性成本，有效促进各种市场要素自由流动，增强经济发展新动力。

(4)促进男女平等参与

1995年，男女平等被确定为基本国策，2005年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规定“国家实行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赋予其法律地位。1982～2015年，妇女平均预期寿命由67.3岁延长至79.4岁。特别是伴随女性的受教育程度与男性同步提升(见表1)，女性劳动参与率一直居于高位。2015年，普通高中、普通高等院校、研究生招生中女生占比分别达到50.7%、52.5%、50.6%。2017年，我国女性劳动参与率为68.8%，明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53.9%)和OECD国家平均水平(63.2%)。女性劳动力为我国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5)推行健康中国战略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健康领域改革发展取得显著成就，城乡环境面貌明显改善，全民健康素养促进行动计划有序推进，全民健身运动蓬勃发展，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日益健全，人民健康水平和身体素质持续提高。2016年，《“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印发，进一步通过共建共享，实现全民健康，建设健康中国。《“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制定了中长期目标，预计于2030年在健康水平、健康生活、健康服务与保障、健康环境与健康产业方面有全面的改善，届时惠及全人群的健康服务和健康保障将会更加完善。健康中国战略实施后，人均预期寿命将从76.34岁增至79岁，婴儿死亡率将从8.1‰降低至5‰，重大慢性病过早死亡率将比2015年降低30%，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将超过30%。“健康中国”是国家战略性决策，涵括全民的健康服务和保障实施，将改善全民健康素养，提高劳动力质量，在生产投入和工作时长不变的情况下，提高劳动有效输出。

(6)实施科教兴国战略

20世纪90年代，国家强调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并于1997年提出科教兴国战略。目前，我国构建了涵盖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高中阶段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继续教育和民族教育等为主要内容的国民教育体系。2016年全国教育经费总投入达到36129.19亿元，教育财政性支出达到29221.45亿元，占国家财政支出较大比重，是国家财政支出的最大项目。

进入21世纪以来，城乡免费义务教育全面实现，职业教育快速发展，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极大地提高了人口素质。在教育改革的同时，科技改革和产业变革也在孕育兴起。国家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等一系列科技创新引领的政策改革为国家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活力和经济增长潜力。

3.2对外坚持扩大开放

没有和平就没有发展，没有稳定就没有繁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坚持对外开放，构建了全方位的外交关系新格局，主动融入世界发展进程，参与经济全球化。截至2018年5月，中国已与世界177个国家建立了良好的外交关系，加入联合国、国际卫生组织、亚太经合组织、20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上海合作组织等多个国际组织，举办达沃斯论坛、博鳌亚洲论坛、世界互联网大会等多种国际会议，为经济社会发展赢得了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

(1)设立经济特区。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政府先后批准广东、福建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并在深圳、珠海、厦门、汕头、海南创办经济特区，开放沿海城市，兴办经济技术开发区、出口加工区、综合保税区、自由贸易区等，积极承接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引进和利用技术、资金等国际资源，抢抓经济全球化机遇，推动制造业快速发展。

(2)积极吸引外资。

中国主动融入国际经济体系，抓住国际产业转移和资本流动的机遇，积极吸引国内短缺的资本和先进技术。改革开放40年，中国是全球吸引和实际利用外资数量最多、质量最佳、效益最好的发展中国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际利用外资累积达2万亿美元以上，与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外资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做出重要贡献。

(3)融入世界经济体系。

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参与经济全球化。2017年，我国全年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27.79万亿元人民币，服务进出口总额达到4.7万亿元人民币。一大批世界500强企业在我国投资发展，从大型运输工具、电子产品到日用消费品，耳熟能详的全球大品牌在国内市场已随处可见，如英特尔、波音、空客、奔驰、福特、西门子、耐克、阿迪达斯等。国家电网、中石化、工商银行、上海汽车集团、腾讯、阿里巴巴等一批国内公司也成为世界500强企业，走出国门，创造双赢和多赢的国际贸易新局面。

近年来，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提出建设“命运共同体”，通过合作共赢建立共同繁荣的世界经济体系，实施“一带一路”倡议，发起设立亚投行、丝路基金、金砖国家银行等机构，寻求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中国正在努力营造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经济环境，将为继续收获人口红利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同时也让世界分享中国经济增长的红利和经验。

4、中国的经济奇迹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实现了近40年的高速增长，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人民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在此过程中，人口机会窗口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驱动力，人口红利为经济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4.1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1978年，我国GDP总量为3650亿元，2017年达到827122亿元，按当年价格计算，39年间净增加约226倍，年均增长率为9.5%左右(见图2)。2010年，我国GDP总量达到40.7万亿元，成功赶超日本，成为继美国之后的第二大经济体。2014年，又成为继美国之后GDP跨入10万亿美元级的第二个国家，2017年达到12.25万亿美元。由此，中国经济社会迈入“富起来”的发展阶段。

4.2劳动密集型产业结构下就业人数增加迅速

针对劳动力人口规模巨大的基本国情，我国采取广就业战略。乡镇企业、小企业、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国有经济等多种经济形式的迅猛发展成就了劳动密集型的产业结构，其宗旨就是让更多的人就业，让更多的人创造财富，让更多的人分享经济增长成果。2017年末，全国就业人口总数达到7.76亿，城镇新增就业人口数为1351万，农民工总量达到2.87亿。规模巨大的劳动力资源优势和高劳动参与率是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动力。

4.3经济结构和就业结构发生根本性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呈现出产业结构向高级化和服务化发展的大趋势。改革开放初期，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第一和第二产业，二者对GDP的贡献率合计超过70%(见图3)，第三产业发展严重滞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第三产业占比不断提升。1986年，我国全民所有制企业改革启动，允许全民所有制小型企业实行租赁和承包经营，为第三产业发展注入动力，第三产业产值占GDP的29.1%，首次超过第一产业。这之后，第三产业发展速度明显超过第一和第二产业，2015年第三产业占比达到50.5%，2017年达到51.6%。

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耦合关系，产业结构向服务化演变带动了就业人员向第三产业聚集。1978年，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就业人员的比重依次为70.5%、17.3%和12.2%，2015年依次转变为28.3%、29.3%和42.4%，第三产业成为吸纳就业规模最大的领域(见图3)。

综合来看，中国经济发展方式和就业结构的发展以传统产业向新型服务业的转变为依托，逐渐实现高效、高能的根本性转变。

4.4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大幅度上升

高速经济增长的最直接反映就是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大幅度上升。1978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343.4元/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仅为133.6元/年。伴随经济的高速发展，城乡居民收入几乎呈线性增长，2017年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增至36396元/年和13432元/年，按照当年价格计算，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分别增加105倍和99倍。由于城镇居民收入上涨显著快于农村居民，二者收入差距不断拉大，2017年相差2.7倍。

4.5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突出

许多学者对我国人口红利的经济增长贡献率进行了定量分析，虽然采用的方法不一，周期有别，但一致认为人口红利对经济快速增长贡献突出，贡献率介于12.10%～27.23%之间(王丰，2007；车士义、郭琳，2011；王德文等，2004；王金营、杨磊，2010)。也有学者从多维视角对人口红利的经济增长贡献率进行分解，提出1989～2014年，数量型人口红利和质量型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12.86%和8.39%(薛斯、邓力源，2016)；1978～2009年，数量型人口红利、质量型人口红利和结构型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依次为15.0%、6.1%和3.5%(杨成钢、闫东东，2017)。综合判断，人口红利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少则1/8，多则1/4，是中国经济奇迹的重要支撑要素。

5、结论与讨论

改革开放40年期间，快速完成的人口转变创造了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人口机会窗口，这是收获人口红利的前提条件。在坚定不移的改革开放战略框架下做出的一系列适合我国基本国情的经济社会决策和道路探索，这是收获人口红利的必要条件。人口机会与正确的经济社会政策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历史性相遇把人口机会充分转化为经济红利，使人口红利成为创造中国经济奇迹的重要支撑。

(1)人口是国家发展的基础性、全局性、长期性和战略性要素，但绝对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当人口转变进入劳动力供给充沛、抚养负担低的结构性优势通道时，只有与正确的社会经济政策相结合，人口优势才能转化为经济增长的动力。人口机会只是收获人口红利的前提条件，经济社会决策才是收获人口红利的必要条件，只有二者相互匹配才能把人口机会转化为经济利益，才能收获人口红利。

(2)我国收获人口红利的基本经验是：收获人口红利=人口机会窗口+改革开放的政策体系+国际经济环境。具体来说，快速人口转变创造的规模巨大的劳动力资源以及低成本、低抚养负担的人口机会窗口是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人口基础；坚定不移的改革开放战略指导下，适合基本国情的一系列经济、社会、政治、外交等政策的探索和创新是收获第一次人口红利的决策保障；和平稳定和全球化的国际局势是经济腾飞的外部利好环境。循着这个逻辑，本文认为人口转变是一个动态过程，遵循人口转变规律，伴随现在的劳动力人口步入老龄阶段，人口机会也在动态转型，人口机会窗口的性质正从人力资源主导型人口机会转向人口老龄化加速、人力资本积淀厚实、人力资源规模巨大的综合型人口机会，这意味着未来的人口机会窗口将更加开放，这是本文的一个基本判断。当然，我们也要充分认识到，“两个十五年”新时代发展战略周期所面临的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各种挑战和困难会比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更多、更严峻。

(3)充分发挥制度优势，挖掘新时代人口机会。我国在政治制度上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崛起和发展的基本特质。正是因为我国坚持了这样的制度选择，实行了全面改革开放，极大地开发和释放了有利于发展的一切要素，才能够使国家在极短的时间里快速崛起，创造了中国经济发展奇迹，从“站起来”走向“富起来”。在国家建设与发展的实践中，我国始终从国家发展的实际需要出发进行制度选择和制度建设，以制度的有效性增进制度的合理性，在制度建设发展中逐步确立了制度自信。回顾40年的改革开放历程，党和政府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依靠人民、凝聚智慧，积累和创造了极为丰富的改革开放经验，收获了经济社会发展的丰硕成果，这些经验和启示已经铭刻在我国经济奇迹的历史丰碑之上。改革开放永不停步，中共十九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确立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提出的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实施健康中国等发展战略是实现国家从“富起来”向“强起来”飞跃的重大部署。坚定不移地深化改革开放是再创经济辉煌的政策基础，根本目的就是要强化国家发展质量，提升发展效力，积累发展实力，为人民谋福祉。这些制度和部署完全契合新时代人口优势，是挖掘“两个十五年”期间综合型人口机会和继续收获人口红利的制度保证。

(4)扩散中国收获人口红利的经验。中国不仅是全球成功收获人口数量型红利的典范国家，同样也是创造人力资本型人口红利的典范。人口转变过程中，人口优势给经济增长带来的强劲动力具有可复制性，通过“一带一路”、南南合作、中非合作、金砖组织等形式输出中国的经验，为其他地区和国家再创人口红利提供可供参考的经验是合作共赢，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需要。（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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