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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妇女节，高唱颂歌很容易，真正在政策上兑现对女性的照顾却很难。如果换个视角从“性别预算”角度出发，算一算落实照顾女性政策——无论是育儿还是取消职场的性别歧视——的成本和收益，就不难发现漠视女性的经济成本何等巨大。对于日益老龄化的中国，性别预算会是重新思考人口与生育政策落实的新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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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预算

要对女性负起责任

一个帮助政府履行承诺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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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来说，性别预算的目的在于量化各种政策对女性和男性的不同影响。这一看似无关紧要的步骤却可将公平对待女性的殷切劝导转变为政府的财务考量：成本与收益，投资与回报。一个人即使不是女权主义者，也能和奥地利那样，承认有数据显示降低伴侣中收入较低者的所得税会鼓励女性就业，从而刺激增长并增加税收；或者，削减对减少家暴项目的投入看似会省钱，实际上却得不偿失，因为这会导致大笔的医疗支出，还会耽误工作。
除了识别机遇与失误，性别预算还会将女性问题直接带至政府的核心部门：财政部。政府在拨款时历来都对那些缺少强力支持者的明智政策不予理会。但怎样做才符合女性利益（也会符合社会整体利益）的判断如果是在财政部内部做出，那么就已取得了一半的胜利。
性别预算并不是新鲜事物。女权主义经济学家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就在为之呼号。一些国家例如澳大利亚和南非等已采纳这种方法，不过为之付出的努力因权力更迭而遭遇起伏——性别预算被视为一种左派和反紧缩的行为。在西方，北欧国家是这方面的先行者，其中自诩“女权主义政府”的瑞典也许堪称典范。在世界银行、联合国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鼓动下，如今已有更多的政府对性别预算产生了兴趣。它们确实应该参与到这一实践中，因为它带来的成果会非常值得。
从前，某种程度上因韩国在社会照护方面投入甚少，该国女性不得不在生与不生孩子之间做选择；前者会降低劳动力参与度，后者则会降低国家的生育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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