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的血吸虫病防治取得很大成效,到1958年底,全国已治疗血吸虫病患者430余万人,许多地区已经杜绝了疾病的危害,大量农村的青壮年劳动力得到恢复,有力地促进了国家经济建设的顺利发展。
江西省余江县开展消灭血吸虫病活动的情景
全国上下“送瘟神”
1958年夏,浙江杭州,夜灯明亮。毛泽东主席正细细阅读6月30日《人民日报》关于江西省余江县消灭血吸虫病的报道。当读完这则缺粮区变余粮区、贫困户变富裕户、枯木又逢春、百姓得新生的报道后,毛主席“浮想联翩,夜不能寐”,“遥望南天,欣然命笔”,一口气写下两首七律诗:《送瘟神二首》。
其一
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
千村薜苈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
其二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
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这两首诗用鲜明对比的手法,一忧一喜,一抑一扬,生动形象地表达了对长年遭受病痛折磨的广大农民的深切同情,以及最终送走横行一方的“瘟神”的无比畅快之情。
那么,诗中所说的“小虫”是何虫?“瘟神”为什么如此难送?一种疾病缘何让中华大地“绿水青山枉自多”?这还要回溯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历史时空中。
小虫危害大,神仙治不好
新中国初期,血吸虫病(俗称“大肚子病”)危害严重,主要流行于农村,农民感染率较高,尤其是青壮年男性。1950年全国普查,血吸虫病人人数为1100多万,受疾病威胁人口达1亿多。 
血吸虫病是寄生虫病的一种,病人有发热、腹痛、腹泻等症状,晚期可发展为肝硬化,丧失劳动能力,是一种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传染性疾病。
血吸虫病的传染有三大环节,钉螺和人畜是两大宿主,水是衔接各环节不可或缺的要素。血吸虫卵随感染者粪便排出体外,入水发育为毛蚴,毛蚴钻入钉螺分裂为尾蚴,尾蚴入水,遇到人畜,十几秒便能进入体内,通过血液到达寄生部位,开始新的循环。
血吸虫及其中间宿主钉螺繁殖能力都非常强。一条雌血吸虫每天产卵近千枚,一对钉螺一年繁衍可达25万余只。
因此,血吸虫病流行的一大特点是感染容易、蔓延很快、难以根除,百姓称“神仙也治不好”。人感染血吸虫病后,幼不长、女不育;前期拉脓拉血、浑身无力,后期腹大如鼓、四肢枯瘦。少数晚期病人因疼痛难忍,剪刀刺腹,镰刀剖肚,不惜一死。
湖北省黄梅县有个公洲湖,人们叫它“鬼湖”。全湖面积二千八百亩,夏水冬陆,杂草丛生,钉螺遍地。沿湖人民在湖内种过庄稼,放过牲畜,下过湖的人都面黄饥瘦、体弱力衰,最后挺着大肚子死去。有二十二户人家,死得干干净净。人们都说湖内有“鬼”,不敢再在湖内生产,也不愿再在湖边居住,纷纷迁移他乡。
血吸虫病患者
江西余江县蓝田坂在五十年内有三千多人因患血吸虫病死亡,有二十多个村庄完全毁灭,有一万四千多亩田地变成了荒野。剩下的人也大多挺着大肚子,面黄肌瘦,能吃不能劳动。他们形容自己的劳动情形是:‘一个锄头两斤铁,拿到手里就想歇;下田扶根棍,不到田头就想困’。”
毛主席号召,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
1953年9月,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沈钧儒在太湖疗养,发现长江中下游血吸虫病流行,危害严重,便给毛泽东写信反映情况并附有关材料。毛泽东看后非常重视,责成有关部门立即处理,并写回信:“沈院长:九月十六日给我的信及附件,已收到阅悉。血吸虫病危害甚大,必须着重防治。大函及附件已交习仲勋同志负责处理。顺致敬意。毛泽东九月二十七日。”
1955年夏天,毛泽东到杭州开会。在余杭地区,工作人员亲眼看到了一个腹部鼓胀、脖颈粗肿的晚期血吸虫病人,坐在树荫下望着田地摇头流泪。这个情况当天就被报告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当即便坚决地说,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 
1955年11月,毛泽东在杭州开会,他特地叫时任卫生部副部长的徐运北汇报血吸虫病防治情况。11月17日,徐运北早晨到杭州后,中午就受到毛泽东的接见。
毛泽东在午饭时间,一面听徐运北的汇报,一面和柯庆施等省委书记商谈。毛泽东指出:血吸虫病是危害人民健康的疾病,它关系到民族的生存繁衍,关系到生产的发展和新农村的建设,关系到青年能不能参军保国,我们应该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共产党人有责任帮助群众解除疾苦,把血吸虫病消灭掉。

1956年1月25日,毛泽东召开最高国务会议,讨论中共中央提出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指出血吸虫病是个大问题,严重妨害生产,威胁健康,是有关整个民族的问题。
1月26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公布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提出“从1956年开始,分别在7年或者12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危害人民最严重的疾病,例如血吸虫病,血丝虫病,钩虫病,黑热病,脑炎,鼠疫,疟疾,天花和性病”
2月1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又发出“全党动员,全民动员,消灭血吸虫病”的战斗号召。
全党和全国人民开始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防治血吸虫病运动。
一场全党全民总动员的血防运动
1955年11月,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成立了中共中央防治血吸虫病九人小组,柯庆施为组长,魏文伯、徐运北为副组长。11月23日至25日,中共中央防治血吸虫病领导小组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全国防治血吸虫病工作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了必须把消灭血吸虫病当作一项政治任务,实行充分发动群众和科学技术相结合的原则。
在血吸虫病的预防方面, 科研工作者广泛调查了血吸虫病的流行情况,掌握了不同类型地区的感染方式;系统研究了钉螺的生活习性和其有效的杀灭方法;掌握了多样的粪便处理和在粪便中消灭血吸虫卵的方法;研发了新型口服药剂和药物、中医中药疗法等,治愈大量血吸虫病患者尤其是晚期患者。
1958年1月25日人民日报一篇《群策群力 灭尽钉螺 全国防治血吸虫病运动热火朝天》的报道中呈现了全民血防运动热火朝天的一幕幕:
“上海市参加灭螺工作的军、民四万多人,连日来在零度下的气温中用一百多部抽水机昼夜不停的工作,他们要把有螺沟渠的水吸干,消灭水线上下的钉螺。”
“江苏省江都县结合灭螺工作,所积的肥和所造的肥够五万零五百九十四亩地施肥之用,同时扩大耕地面积二百三十八亩,疏通河道和灌溉沟十万公尺,并且捉到鱼一万二千六百七十二斤。群众说:这正是一举五得。”
各地群众在实践中总结新经验,发掘新方法,做出很多有益尝试。镇江市是长江下游和江苏省的水运要道,船民“以水为生”,经常接触江水,因此,在船民中有近半数的人患有血吸虫病。船民们因地制宜,创造了很多适合水上生活习惯的管理粪便的办法。
他们根据各种式样和大小的船舶,制造了各种马桶。轮船上过去的厕所都是没底的,都将其改置成可盛70斤粪便的大马桶。木帆船和渔船也都购置了大小马桶,渔船船身太小,没处安放马桶的,就用铅丝把马桶吊在船尾上。船上的猪畜粪便,也专门有个小组收集畜粪。
为了使船民的粪便统一进行封池,在镇江沿江码头上统一修建了厕所和二个蓄粪池,并且组织专业的收粪小组,每天按时摇小船巡回水上收集粪便,并代船民在船上水桶内洗刷马桶。
1956年至1958年春,江西省余江县结合冬修水利工程,采用土埋和药杀,消灭了全部96万平方米的有螺面积。同时,开挖了87条全长330华里的新沟;在粪便管理方面,村村新建了公共厕所和储粪窖,实行专人管理;在用水管理方面,村村挖了新井、新塘,并筑了井台、井圈,每口井设置了公用吊桶,保证了群众用水安全;在治病方面,采取设组驻村,就地治疗的办法,革新治疗技术,推行短程疗法,加快了治病进程;凡查出的病人、病畜全部获得了治疗。

一位身着白衬衫的“赤脚医生”正为农村小孩治病
1958年6月30日,《人民日报》第7版发表江西日报记者陈秉彦、人民日报记者刘光辉联名撰写的《第一面红旗——记江西余江县根本消灭血吸虫病的经过》长篇报道,称赞余江“在全国血吸虫病防治工作战线上插上了第一面红旗——首先根除了血吸虫病,给祖国血吸虫病科学史上增添了新的一页。科学家们认为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创举”。毛主席就是在看到这篇报道后,欣然提笔写下了《送瘟神二首》。

(综合、参考《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党史文苑》《党史博览》)

  (
1958年6月30日,《人民日报》刊文《第一面红旗》,作者:陈秉彦、刘光辉)
第一面红旗
——记江西余江县根本消灭血吸虫病的经过
“蓝田坂,粮食屯,去年四百九,今年一千斤”,这是人民今天歌唱号称沃野万里的余江县粮仓蓝田坂的一首山歌。两年前,人民唱的另一首山歌是:“蓝田坂的禾,亩田割一箩,高兴两人抬,不高兴一人驮”。这两首山歌生动的唱出了蓝田坂根除血吸虫病前后生产上的鲜明对比。
住在倪桂乡建头村的人,过去经常要求迁出建头村,或者种建头村的田地不在建头村住。被血吸虫病夺去了儿子的金冬仂一两天上趟乡政府要迁移证,坚决要求离开建头村。根除了血吸虫病后,他和妻子的病都好了,生活有很大改善,妻子还生个娃娃,现在再也不上乡政府要迁移证了。建头村的人们现在都和金冬仂一样,下定决心永远在建头村安居立业了。
建头村在五十年前有五百多户,一千五百多口人;五十年内,有的被血吸虫病折磨死了,有的被迫外逃了,到解放时这个村只剩下八户,二十四口人,并且个个挺着大肚子,无力搞生产,生活极贫困,村子里变得死气沉沉,令人触目惊心。根除了血吸虫病后的短时期内,建头村现在增到二十一户,五十四口人;个个身强力壮,户户过着富裕的日子,村子里到处洋溢着欢乐的气氛。人们感激地说:“共产党和毛主席救活了建头村。”
像这样临近毁灭又恢复了青春的村庄,在余江县疫区几乎每个社都有两、三个。这些村庄年年增加人口,年年扩大。
在倪桂乡西坂农业社里,记者访问了女社员邓汝梅。这个不到三十岁的农村妇女脸上黑里透红,一看就知道身体很强壮。
邓汝梅抱着婴儿,她高兴而激动地向记者叙述了她的家庭的变化。
邓汝梅十八岁时与同村的农民金盛华结了婚,和母亲一起全家三口,生活过得很不错。可是不久她便患了血吸虫病,很快就由身强力壮变得精神萎靡不振,面黄肌瘦,肚子大得像个皮鼓。三年、五年过去了,她还没有生小孩,老母亲责怪邓汝梅不争气,不给家庭添福;丈夫也变了,嫌她面黄肌瘦不好看,不生育儿女,走起路来慢吞吞,拿起锄头就喘气,抱怨自己不幸娶了个这样的老婆,双方感情很不融洽。
1956年共产党和毛主席派来医生给邓汝梅一家检查和治疗血吸虫病,检查结果一家三人都需要治疗。但他们不相信医生能治好,说是因为“龙脉不好”得了大肚子病,竟拒绝治疗。经过医师再三解释,明白了血吸虫病使人大肚子不能生产和生育的道理后,才怀着又惊又喜的心情去治疗。
治好病后,一家人的身体很快恢复了健康。人长胖了,肚子变小了,走起路来轻快方便,参加劳动有了劲,随着生活的改善,家庭里开始有说有笑了。一年后,邓汝梅怀了孕,这是全家的大喜事。为了迎接出生的小娃娃,还添置了新的蚊帐、被子和衣服。小娃娃出生后,日子过得更亲热和睦了。邓汝梅说:“共产党和毛主席是我们一家的救命恩人。”邓汝梅的家庭变化是余江县血吸虫病流行区千百个家庭变化的缩影。
(本文原载于1958年6月30日《人民日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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