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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定义人生

撰文丨蔡成平
（旅日投资人、媒体人）
停笔甚久，总有一些亲朋旧识来问“为什么很长时间没看到你写东西了？有空继续写一点吧”。对于这样的挂记，我自是心怀感念，但迟迟不肯再写，主要是觉得“日本”这个被观察体，于我而言正变得越来越模糊，甚嚣尘上的那些所谓“日本XXX”的言论，其实言者仿佛自信到了有些大言不惭。
这样的“大言不惭”，我也曾经有过，好心的出版社编辑甚至将我曾经的专栏文章结集出版了一本书，书名叫《日本为什么会这样》。出版社费尽头了心思，但说实话，我自己已基本上不会再翻阅，只因每每翻阅都深感双鬓会发热、泛红，感慨自己当年居然如此地“大言不惭”地谈论日本。
《日本为什么会这样》
蔡成平 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我与日本的“相会”，几乎是与生俱来的。我出生的那个地方曾经是抗日革命老区，自小从幸存的老人口中没少听那些年打鬼子的故事，至于80后都熟知的《小兵张嘎》、《地道战》、《地雷战》等抗日片，则与大多数同龄人一样几无例外地都看过。
但真正与日本的“结缘”却有些纯属意外，来日本之前，阴差阳错地在国内的大学修读了日语，虽然日语学习本身其实并没怎么精进用功，但与日本相关的书倒是没有少读，这一体验让我获得了一个“纸上”得来的日本印象。
所谓纸上得来终觉浅，于是便选择去日本看看，本想看个两三年就再回到祖国，却不料在日本一待就是十年光景。在这十年间，我与普通人一样，经历了留学、打工、工作，也曾在2010年作为唯一通过选拔的中国人参加了松下政经塾的研修，后来又在日本某知名媒体工作过一段时间，再后来便是负责中国某知名互联网媒体的日本站。在媒体工作期间，访问了众多日本政界、财界的人士，并做了一些中日投资、以及商业咨询的业务。
松下政经塾

这些经历让我有足够的机会去接触日本各行各业、以及各个层面的人，既有日本社会最平凡、甚至是最底层的人，也有贵为总理、国会议员、巨头企业总裁等所谓社会贤达之士，他们是我观察认知日本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邻居时最好的一手信息。
然而，经历越多、接触越深，个人心态上越能对周恩来总理的那首《雨中岚山》感同身受，所谓“人间的万象真理，愈求愈模糊，模糊中偶然见着一点光明，真愈觉娇妍”。观察日本也是如此，恰如探求“人间的万象真理”，了解的方面越多、越详尽，其实反而越会觉得形象模糊，正如日本的中国研究圈子内也流传着一句话——“当觉得懂中国时，恰恰是还不懂中国；只有当觉得不懂中国时，正是开始懂中国的起点。”
周恩来总理1919年作于日本京都的《雨中岚山》
归根结底，要理解一个国家，实际上是理解一种异文化。对这种异文化的认知、理解，出现形象偏离是在所难免，甚至严格地说，并不存在“正确的形象”，正如日本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什么样的社会？这些都是见仁见智的问题。因为要回答这些问题，跟瞎子摸象没太大区别，摸到的部位越多反而越不知道大象究竟长什么样，而那些只摸到了尾巴或大腿的人却可能妄下断言。
其实，从陈寿《三国志》算起，中国人写日本已经写了两千多年，年头比日本人写其自己更为久远。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的那本《菊与刀》因精妙地解释了日本民族性格的两面性而传为经典，但就在这本书问世之前，周作人就曾写道：“近几年来我心中老是怀着一个大的疑情，即是关于日本民族的矛盾现象的，至今还不能得到解答。日本人最爱美，这在文学艺术以及衣食住行的形式上都可看出，不知道为什么在对中国的行动显得那么不怕丑。日本人又是很巧的，工艺美术都可作证，行动上却又那么拙，日本人喜洁净，到处澡堂为别国所无，但行动上又是那么脏，有时候卑劣得叫人恶心，这真是天下的大奇事，差不多可以说是奇迹。”
也就是说，本尼迪克特的观点其实并无新意，在此之前的黄遵宪、周作人、戴季陶等也都曾指出或论述过日本民族具有两面性人格，只是世界的话语权在英语、而非汉语。
《菊与刀》作为知日书，在今天已经变得可疑
但其实，进一步而言，本尼迪克特、黄遵宪、周作人、戴季陶等，也都只是提供了一个解读的视角，“日本”这个哈姆雷特不变，他们也只是一千个“读者”之一。甚至就连“两面性”这个概念本身，恐怕也并非日本独有。鲁迅在《一件小事》里就写了车夫和老女人，这两个人物合起来就很鲜明地表现出了中国老百姓的两面性:一方面高大得“须仰视才见”，另一方面“眼见你慢慢倒地，怎么会摔坏呢，装腔作势罢了，这真可憎恶”。
杜维明曾经说，“尽管（中日）两国是邻国，但彼此无知的面纱至今还是很厚的。”今天，中国人对日本的认识多来自道听途说或媒体报道，譬如所谓的日本人欺软怕硬，就连在日本生活多年的中国人好像也有不少人持此观感，总认为如果起了冲突，倘若你是个软柿子，就会被日本人变态地揉捏，反之只要你够狠、够横、够硬，日本人就会低头屈膝服软，但其深层的原因却未必是因为“欺软怕硬”，而只是因为日本人觉得在很多场合硬碰硬可能会触犯法律、实在不智，于是便选择忍让，国人往往看不破这层深意、且不把法律当回事，于是便出现了按照自己逻辑推理的所谓观日心得。其实，在历史上，日本人好像从来都不乏“欺硬”的事例，比如与号称拥有亚洲最强大海军的大清开展、与沙俄开战、以及偷袭实力数倍于己的美国珍珠港等等。
珍珠港事件
又比如，长期以来，我们对日本的认识都遵循将“一小撮右翼”与“友好的日本人民”区别对待的“二分法”原则，但正如日本最知名右翼政客石原慎太郎，不管是担任东京都知事还是国会议员时期的支持率都居高不下，所谓的“购岛计划”也得到了极大的民意支持。当我们批评“右翼”时，“友好的日本人民”并不与我们为伍。于是，我们又会走向另一个极端——疾呼日本正走向“右倾化”、警惕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舆论甚嚣尘上，而对日本人究竟如何看待历史仍只有一个模糊的认识。
反观媒体，在中日之间，媒体往往是在把一个扭曲并放大了的邻国像强加给了受众。北海道大学新闻学教授高井洁司甚至将媒体归结为是中日恶化关系的“助长因素”。据我对日本媒体的观察，日本媒体在报道中国时，基本上堕入了两个相互矛盾的极端范式——“中国崩溃论”（以中国将崩溃为思维前提）和“中国威胁论”（以中国已经或未来会很强大为思维前提），而中国媒体在报道日本时也是走上了两个相互矛盾的极端范式——“贬日”（日本一无是处）或“媚日”（日本一切皆好、简直是天堂），在中国的媒体及社交平台上，充斥着大量的一味贬低日本或者把日本吹捧上天的文章。在仰视与俯视之间纠结，几乎成为了中日两国在看待彼此时难以摆脱的姿态，而俯视和仰视，显然都是误读。
在我的面前，日本展现的是一个多面的彩色球，从不同角度去观察会呈现出不同的光泽、映像，它既可爱，又可憎。我个人的感受是，来日本走马观花旅游一趟看到的日本，和在日本待个一年半载接触到的日本，是大不相同的。听说中日之间流行着这样一个妙论：不管多么厌恶日本，去一趟日本就会喜欢上日本。就连很多人日本人也对此深信不疑，为数不少的日本人都觉得那些不喜欢、甚至厌日的中国人只是被所谓的“反日教育”给洗脑了、只要亲自来趟日本看看就会改变看法。这样的“自信”有一定的道理，毕竟很多赴日旅游后的国人也都经历过这样的意识转换，但是这种基于走马观花、浮光掠影基础上的意识转换，往往是来得也快、去得也快，倘若再在日本待上个十年八载，想必观感定会生变。
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是，在日本待的时间很短的人，往往陷入不理性的赞美日本，仿佛日本一切都是好的；而在日本待的时间很久的人，则会往往变得左看右瞅都觉得日本不太顺眼。印象中有家学术机构就曾经有过一项很有趣的调查研究称，中国青年学生在留美后大多成为了“亲美派”，而留日后却很多人成为了“反日派”，比如生产大量“打鬼子”神剧的那就知名影视集团的总裁其实早年就有过留日经历。
具体到我个人，来到日本后的认知也产生过诸多变化。最初觉得日本不过如此、慢慢地发现了日本的美好、又逐渐认识到日本灰色的一面，以至于日本在我的眼中变得越来越不可解。所以当有媒体或朋友将我归为“知日派”时，我个人总先自我摇头否认。当一位朋友将自己的微博认证修改为“知日专家”后，我便默默取消了关注，毕竟名不副实的东西总不免让人敬而远之，当今中国，能有几人配得上“知日”二字？
中国的对日研究，始终不甚发达，总是停留在大而化之的浅层次。或许，中国人的对日观察，一切都需要从自认不知日开始吧。倘若越来越多的人都觉得自己知日了，那恐怕反而是可怕且可疑的。
（原创文章，转载请联系后台，作者原标题：《尽可“妄议日本”，不可假装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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