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会回到福建漳州的平和老家，始于一段故事。
童年时代，台中老家三合院的祠堂上写着“弘农堂”三个大字，家中的牌位则写着“平和”。听祖母说，祖先是因了贫困，只带了一个小包袱，一根扁担，又因为扁担不平衡，所以多挑了一个家乡的石头，来到台湾。辗转流离，最后落脚在台中乌日。那石头于是成为家族的“祖先石”，放在祠堂里。
我曾在《一百年漂泊》一书中写过这个故事，但未曾起意要去寻根。2015年，虽然曾在朋友的带领下回去一趟，却因为没带上族谱，未能找到。但这一回却是为了探寻一个名为“克拉克瓷”的下落，而特地再走一趟。

克拉克花口瓷盘，吉美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收藏
故事始于1602年，曾经殖民台湾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刚刚成立的时候。
1602年，荷兰的船队在圣赫勒拿岛附近，俘虏了一艘葡萄牙的大船圣·伊阿戈号（San Iago），船上满载中国的丝绸、瓷器、漆器。荷兰东印度公司才刚在这一年的3月20日宣告成立，这艘船是第一个战利品。
圣赫勒拿岛（它最著名的是两百多年后的1815年，拿破仑被流放至此，1821年死于岛上）是从亚洲通往欧洲的航道，葡萄牙满载货品的大船，便是要返航，却被荷兰打劫。荷兰拍卖出来的瓷器惊艳了欧洲，各地买家都来抢购。
荷兰人不知道如何称呼这些漂亮的瓷器，于是以那一艘葡萄牙船的型号“克拉克船”命名为“克拉克瓷”（kraakporselein）。
“克拉克船”是欧洲中世纪发展出来的一种往来于大西洋的贸易船，前后两端高起，像两层高的小楼，船中间是平底，向两侧呈圆弧形张开，安装着好几门大炮，大船上可载有船员和战士两三百人。这是一种适于远洋航行并防御海盗而设计的船。为了防水，底部常涂着黑色沥青，所以日本人又叫它“大黑船”。碰上中国戎克船的时候，要作战，就直接撞上去，凭着它高大如楼的船首，直接将较小的戎克船撞翻，“压”入海底，战略上占尽优势。葡萄牙人靠着这种船征服非洲、印度和南洋的一些香料群岛，却不料栽在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手上。

航海家哥伦布的克拉克帆船——圣玛利亚号
隔年（1603）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船队在马六甲海峡——连接印度洋与南中国海的海上通道——的柔佛，又俘虏葡萄牙的圣·卡塔莉娜号（Santa Catarina）。这是十七世纪最轰动的掠夺船货案。圣·卡塔莉娜号载了总重超过50吨的10万件瓷器，以及1200捆的中国丝绸，那一年意大利丝的生产停摆，那批丝销路好得不得了。北欧诸国采购的买家群集阿姆斯特丹，各国国王要他们不管行情多少，一律买下。
那是一个没有国际公法的时代，欧洲列强来中国南方沿海，得靠港补给，先来到东亚的葡萄牙人在马六甲、澳门、日本做转口贸易，西班牙人在马尼拉建立贸易殖民地，晚来的荷兰人还没有据点，就在海上到处打劫。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大拍卖，造成很大轰动。拍卖的总收入有三百四十万荷盾，超过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之时认购资本额的一半以上。当时，一个荷兰教师的年收入约240荷盾。而一个受雇到船上的船员，年薪也只有大约120荷盾。此次劫掠财富之钜，可想而见。
加拿大汉学家卜正民在《维梅尔的帽子：从一幅画看十七世纪全球贸易》中，曾如此描写欧洲人看到中国瓷器的“震撼”:
“中国瓷器初抵欧洲，教见到或拿到的欧洲人大吃一惊。要欧洲人形容那东西，他们只想得到拿水晶来比拟。上了釉的表面坚硬而富光泽，釉底图案轮廓鲜明，色彩亮丽生动。最上等的瓷器薄到对着光看的时候，可以看到另一面拿着瓷器的手的影子。最令欧洲人侧目的风格是青花。青花瓷是薄白瓷，以钴蓝在表面作画，并涂上完全透明的釉。”
经过阿姆斯特丹大拍卖，“克拉克瓷”扬名欧洲。而中国的瓷器生产厂也订单不断，工艺精美，甚至可以应订单的要求，在青花瓷上画出欧洲的风景。这就是为什么在伦敦的博物馆里，中国青花瓷会有彩绘欧洲风景与建筑的原因。货物的出口则是通过当时中国唯一开放出口的港口──福建月港，源源不绝流到欧洲，为福建赚了大笔白银。

福建省漳州龙海市海澄镇月港饷馆码头上竖立着刻有“月港遗迹”的碑柱
张燮在《东西洋考》书中，称这里是“天子南库”。依据统计，当时全世界的白银，有三分之一是流入以白银为货币的中国，而月港，就是这个金流的主动脉。通过丝绸、瓷器等，福建商人与马尼拉的西班牙人频繁交易。西班牙人则从当时的美洲殖民地引进白银，让明朝成为“世界白银坟墓”。
欧洲所不知道的是，这一大批瓷器都来自中国福建月港。一个才宣告开港三十五年的港口。在长期海禁之后，明朝隆庆元年（1567），因民间走私贸易风气太盛，明朝皇帝终于接受建议，合法开港，派人来监督收税。
月港，位于福建漳州的九龙江出海口，属于海澄县，因其港湾呈月亮形状而得名。它的是南岸是龙海，而北岸海沧的青礁村，正是“开台王”颜思齐的出生地。九龙江是福建仅次于闽江的第二大河，上游是龙岩，下游在漳州，经过平和等地。在明朝长期的海禁之后，月港给海外贸易，开出一个窗口，谁也未曾料到，这个小小的窗口，在短短的时间里就成为当时国际贸易最繁忙的所在。
葡萄牙人来此交易，圣·伊阿戈号与圣·卡塔莉娜号船上的瓷器有九成来自江西景德镇，但在欧洲引起轰动之后，附近的平和镇生产的瓷器也跟着兴盛起来。
由于克拉克瓷的名气太大，当时的欧洲还引进漳州的瓷器工艺师，开始了瓷器的生产。工艺师也随着贸易船而传到日本，成为日本瓷器的起源。然而明朝末年，因为郑成功进行抗清之战，清廷坚壁清野，不仅实施海禁，还“迁界”，要居民退居海岸十里，使郑成功无法补给贸易。月港所建立起来的繁华景象就结束了。
然而，那迷人的克拉克瓷到底从何起源，却自此成谜，一直是欧洲和日本学界探询的课题。
1999年，漳州举行“中国古陶瓷研究会”邀请被称为“日本古陶瓷研究之父”的縨崎彰一发表演说。由崎比对漳州平和古窑址出土的陶瓷与日本收藏的碗、盘、碟等的类似性与传承性，认为十六世纪与十七世纪初的中国外销陶瓷，主要产地在平和县南胜、五寨窑为代表的漳州窑。此说一出，解决了国际上悬而未决的问题，也为克拉克瓷、素三彩香盒的找到原乡。

縨崎彰一在大垅窑考察
然而，平和县本不产陶瓷。它又从何而起呢？这就得谈到明朝大儒王阳明。
1511年开始，福建、江西、广东交界地带发生民变，范围不断扩大。1516年，王阳明被任命为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巡抚南赣。他身负平乱重任，一到了地方上即了解军情，分析当地叛民只是贫民无以为生而沦落为寇，打游击式的劫掠各地，并非有有组织有军备的部队。于是他整备精锐部队，以游击战的方式，逐一击破，很快平定乱事。
可贵的是，他认为地方乱源不在盗匪，而是贫困。要解决民变，唯有设立行政单位，有效管理三不管的交界地带，1518年王阳明上奏设立平和县（2018年正好是设县五百年纪念）；为让民众知学知义，设立乡学、庙宇，以收安定人心之效。他也留下一些江西招来的士兵和干部，管理行政军务，并希望江西干部振兴地方经济，才能长治久安。江西干部于是从景德镇引进陶瓷制作工艺，平和于是成为陶瓷生产基地，经济也振兴起来。后来的平和知事有十三任是由江西籍人担任，其影响可以想见。
又过四十九年后，月港开港，漳州的陶瓷竟变成享誉欧洲的“国际名牌”，中国对外贸易的大宗，这个“天子南库”为明朝的北方战争筹措到不少经费，等于也延续了明朝的寿命。
就此而言，王阳明的贡献，又岂是“知行合一”的哲学家而已。他的事迹，见证了一个具有实践力的知识份子，如何在乱世中，即使身为地方官，仍能有所作为，他在教育文化、经济建设的贡献，也让漳州有迎向大航海时代的基础，让闽南的海上英雄如颜思齐、郑芝龙，在东亚争霸战中，不曾缺席。
在这个历史脉络下，我不禁深深感念阳明先生，若非他设立平和县，使先祖有生养之地，又岂有后来飘洋渡海开拓台湾的后代。只不知，我的祖先，当年是为盗？还是被阳明先生留守的兵？但那又何妨？阳明先生说了，只要“致良知”，匹夫匹妇亦可以为圣为贤。

王阳明
平和在漳州一点也不起眼。现在它最著名的产品已不是瓷器，而是蜜柚。在冬日的寒雨中，一堆一堆硕大的蜜柚，因为过季，摆在路边。平和的旧窑址己找到几十处，最著名的在南胜，那里建造了一个并不大的克拉克瓷博物馆，可以供游客简单回顾那有过的繁华历史，也可以让孩子玩陶捏土，学学陶艺。可惜博物馆太小，没能够把故事说得完整，动人的历史没能完全呈现。终究距离我想像中，那曾震惊了欧洲的青花瓷的故乡，还有一段距离。
我在杨氏的祖庙里，拜见了族中的老人，比对族谱上的名字。一代一代，虽然找到乌日杨氏一脉，却无法对上族祖的名字，很可能我的祖先还是从台湾另一个地方漂泊而来，不在乌日这一脉里。他们流浪得太久，足迹难寻了。
为了写作“开台王”颜思齐的历史，我走访福建，看见一个厦门青礁的孩子，如何崛起于大航海时代，走向列强争霸的海洋；更在经商掠夺难分的炮声里，发现那珍珠般的、闪闪发亮、迷倒十七世纪欧洲人的克拉克瓷。在克拉克瓷的追寻中，我竟找到自己父祖的原乡，回到父祖的原乡，一个安静的小村。
那是什么样的机缘？什么样的命运安排？
我想像着的自己祖先，在大航海时代的风浪中，漂泊而出，走向大海，漂过台湾海峡的黑水沟，走进台湾，一个陌生的岛屿。那是何等孤注一掷的气魄，那是何等艰难旅程的开始。
我逐渐明白，每一个人的生命，都不是无根的。每一个人的血脉，都是家族的一支。每一个家族的命运，都是大历史的一部份。
在这个漂泊的时代，个体慢慢变成失根的兰花，可在历史的追寻里，那根脉还在，只是埋藏在未曾被看见的记忆深土层。一如青花瓷，和它的原乡。
原标题：《追寻青花瓷，而回到父祖的原乡》
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平台观点。
继续阅读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