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国立博物馆正在开始举办特别展“颜真卿 超越王羲之的名笔”，展出了从台北故宫博物院借来的“天下第二行书”——颜真卿的《祭侄文稿》。这是一场绝对不容错过的展览。在2月24日展览结束之前，肯定是要去看一看的。
唐代书法家颜真卿《祭侄文稿》的本次展览，在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台湾和中国香港都引发了巨大争议。我也看了不少有关文章，整理了两个焦点问题：一个是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在展示时是否采取了完备的安全措施；另一个是《祭侄文稿》这样的珍贵文物是否应该借给海外。

《祭侄文稿》
因为我过去发表过两本有关故宫的书---《两个故宫的离合》和《故宫物语》，作为专家的立场，就这两点，我想和中国读者谈一下自己观点。
《环球时报》称，记者通过电话采访了东京国立博物馆，得到的答复是博物馆并未对《祭侄文稿》采取“特别的保护措施”，引发了前者的批判。但这样的指责并不十分合理，因为对于从国外借来的重要文物，本来就会采取特别的保护措施。东京国立博物馆的意思应该是除此之外没有再另外采取特殊保护。
“和其他珍贵文物相同，我们对《祭侄文稿》也会采取万全的保护措施，请不必担心。”——如果这样回答，可能就不会引发争议。
不过，我们可以想象，接受采访的博物馆宣传人员可能并没有完全理解来自国外的《环球时报》记者提出的问题，所以才做出了这样的回答。
东京国立博物馆是日本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博物馆，在跨国文化交流方面拥有十分丰富的经验。对于国外的珍贵文物，博物馆自然会采取特别的保护措施。
举一个例子。
2012年1-2月，东京国立博物馆曾举办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的特别展——“北京故宫博物院200选”，展示了《清明上河图》。这件文物的价值不必多说，至少等同甚至高于颜真卿的《祭侄文稿》。也正因为如此，才会被称为“中国第一画”。
宋代张择端的这幅作品距今已有近千年的历史，北京故宫博物院还是决定把它借给东京国立博物馆。如果没有采取充分的保护措施，当时肯定会出问题，但后来北京故宫并未提出任何质疑。这样看来，东京国立博物馆具备了充分的文物保护能力。“展一次伤一次”那种批评是缺乏客观根据的。
的确，2018年5月台北故宫博物院正式和日方签约要把颜真卿的《祭侄文稿》借给日本。从时间上来看，是民进党当局“执政”时期的决定。不过从常识来看，出借文物前，双方会就诸多条件进行谈判，一般需要2年左右的时间，再短也得1年才能实现签约。这样一来，谈判应该在国民党“执政”时就开始了。
再进一步说，2014年台北故宫博物院也向日本出借大量文物、举办“国立台北故宫博物院 神品至宝”展。而且，2014年展览的规模更大，也有和《祭侄文稿》同等重要的文物，例如苏轼的名作《寒食帖》。

2014年，台北故宫博物院曾将翠玉白菜与肉形石出借给日本巡展
最后，关于本次颜真卿展的海报中没有标注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说法，也并不成立。海报上的确有“国立故宫博物院”的字样。由于字号较小，不容易看到，所以受到了台湾“立委”等的批评。但是，本次的展览终究是颜真卿的综合性的展览，多方博物馆向这次特展借出颜真卿有关的文物，台北故宫博物院只是合作方之一，字小的问题也无可厚非，不可能只有台北故宫博物院名称放很大。

展览海报
不同地区间相互出借珍贵文物、进行文化交流的做法在全球非常普遍。因此，相应的运输和展示的时候、所需要的保护措施也在不断日日进步。日本的美术品收藏数量并没有中国多，所以各个博物馆/美术馆除了中国之外，也经常从欧美、亚洲、中东等国家借来文物展示，每次都能吸引国内众多文化爱好者前来观展。保护文物的技术水平和经验，恐怕也比其他国家略高一筹。
对于本次日本展览，大家与其严加批判，不如当作是一次中日文化交流的好机会。过于感情用事的做法，和一直以来被日本尊崇为文化大国的中国的形象并不相符。如果大家喜爱文化的话，更需要用理性的态度来看待这次颜真卿《祭侄文稿》日本展，也欢迎来日本一起欣赏中国创出的优质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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