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希伯伦惨案发生在以色列建国前近二十年。
　　希伯伦是中东最古老的城镇之一，市中心的麦克菲勒洞穴埋葬着亚伯拉罕及其妻撒拉、以撒和雅各等人，是犹太人的圣城。犹太社区，从《圣经》时代起就已经存在。
　　1948年阿以战争后，希伯伦并入约旦，为哈利勒省省会。1967年6月“六日战争”后，为以色列占领。在伊斯兰政权禁止非穆斯林涉足七百年后，圣人墓第一次向全世界所有人开放。
　　2017年7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投票通过巴勒斯坦提交的希伯伦老城为受保护的世界文化遗产，气得以色列人直接退出了教科文组织。想想也理解，这就相当于有人声称：“没有回坊，西安就是一座没有灵魂的古城。”面对几千年历史的古都，人家就这么自信。
　　下面是正文
【深夜来客】
　　这是1929年8月22日的深夜。一辆墨绿色的卡车驶入希伯伦犹太区，在一栋豪华住宅门前停下，十二名犹太青年男女（其中一名女性嫁给了以色列第二任总统Ben-Zvi）手提大大小小的箱子，敲开房门，在仆人的引导下走进了客厅。
　　这家宅子的男主人是希伯伦犹太社区的领袖人物――拉比以利以谢•丹•斯洛宁。他是当地盎格鲁―巴勒斯坦银行的主任，也是希伯伦市政会的唯一一名犹太成员。此刻他从睡梦中惊醒，匆匆披衣见客。
　　来客并不寒暄，单刀直入地挑明了来意：耶路撒冷情势危急，犹太复国主义领导层判断几天内会出现大规模冲突，已向英国托管当局发出警报。同时考虑到希伯伦地区英国军警力量薄弱、犹太社区毫无戒备的情况，特派哈加纳的武装小队携带武器入住，以防不测。此外，如果希伯伦犹太社区认为情况紧急的话，哈加纳小队也可以帮助他们转移，他们的临时居所已经安排妥当。
　　出乎来客的意料，拉比斯洛宁不但对这些深夜来客毫不感激，而且非常愤怒。希伯伦犹太社区从《圣经》时代起就已经存在，除了十字军时代和奥斯曼帝国征服之初的短暂时期外，犹太社区就像那座著名的先贤墓外的橄榄树一样常青常绿，生生不息。斯洛宁家族在本地是屈指可数的世家大户，不但在犹太社区德高望重，就是在阿拉伯人中也倍受尊崇。他说一口流利的阿拉伯语，经常利用自己职务权利给前来贷款的阿拉伯人提供方便。他跟希伯伦的阿拉伯贵族交情不浅，坐在市政会里大家都称兄道弟，关系极为融洽。耶路撒冷形势紧张他不是不知道，但他相信无论爆发何种冲突都不会波及希伯伦这个八百多人的犹太社区，他的理由有三：
　　第一、希伯伦犹太人普遍跟当地的阿拉伯人关系融洽，他们大多世世代代居住此地，很多人跟他们的阿拉伯邻居是几代的交情。而18世纪中叶移居此地的欧洲犹太社区虽然语言不通，很少跟阿拉伯人来往，但他们都是极端正统派的教徒，每日除了闭门读经之外并不操心其它事情，也从不惹是生非。因此他不相信阿拉伯人会突然攻击犹太社区。
　　第二、希伯伦犹太社区跟犹太复国主义毫无关系。这个犹太社区的存在远远早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发生，而且，作为一个传统宗教社区，本地犹太人的理念跟完全世俗化的犹太复国主义理想完全格格不入。拉比犹太教传统上相信犹太人流散是上帝因为犹太人违背律法而进行的惩罚，因此犹太人复国的途径只有一条，那就是严格遵守律法，以此获得上帝的宽恕并派遣弥赛亚来拯救犹太民族，因此犹太复国主义那种把民族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做法在宗教社区中并没有多少市场。此时阿以双方的冲突是犹太复国主义与巴勒斯坦民族主义之间的冲突，跟犹太宗教社区无关，因此即使是在二十年代初那场包括生命岭之战在内的巴勒斯坦骚乱中，希伯伦犹太社区象其它犹太宗教社区一样，未受到任何攻击，而这一次也似乎没什么理由受到攻击。
　　第三、也是最主要的一条：斯洛宁早已同熟识的本地阿拉伯贵族通了声气，得到了决不侵犯犹太社区的保证。他相信阿拉伯人说话算数，犹太社区是安全的。
　　正因为如此，斯洛宁认为这些带着武器来的犹太青年不但不会给社区带来任何好处，反而会由于其陌生人的身份而引起当地阿拉伯人的猜疑。因此他无论如何不肯听取这些人有关情势根本变化的说法，大喊大叫要他们立刻离开。在争吵无效之后，他叫来了希伯伦警察局的两个阿拉伯警察，让他们把这些不速之客带走。这两名警察把这些青年带到了警长卡费拉塔家里，穿着睡衣的卡费拉塔把这些犹太青年训斥了一顿，说他们不该在这样的紧张时刻到处乱跑，随后叫警察把他们送上了回耶路撒冷的路。
　　第二天清晨，睡眼惺忪的斯洛宁到餐厅用餐，却碰上了昨夜不速之客中的两个青年男子。原来被驱逐的哈加纳小队不放心犹太同胞的安全，在路上派了两个人偷偷跑了回来，他们随身带了两箱手雷。斯洛宁这次真的火了，他坚持要这两名哈加纳战士立刻离开，并带走他们的武器，否则他将立刻把他们送到警察局去。两名战士无计可施，只好提上箱子离开希伯伦，追赶他们的小队去了。
　　望着这两名哈加纳成员远去的背影，斯洛宁长长松了一口气，这下总算是远离这些灾星了。
　　他不知道的是：真正的灾星正在离犹太社区不远的车站地区渐渐聚集。一场真正的灾难、一场斯洛宁本人连做梦也没想到的灾难正在一步步逼近。
【屠刀出鞘】
　　1929年8月23日中午，希伯伦中心汽车站前，大群阿拉伯人开始聚集，有人发表演说，有人交头接耳，窃窃私语，一个可怕的谣言在人群中毒雾般地渐渐弥漫开来：耶路撒冷的犹太人袭击了阿拉伯人，已经有三千阿拉伯人被杀死，圣殿山的清真寺遭到异教徒们的亵渎和破坏。
　　尽管卡费拉塔向人群作了辟谣说明，但他的话显然没什么人当真。说来也是，一个外国警察的话怎么可能比那些阿拉伯同胞的话更有公信力？
　　渐渐地，谣言越传越多，越传越可怕。街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满脸杀气的阿拉伯男人，手里提着弯刀、斧头、匕首、木棍，身后跟着阿拉伯妇女和儿童，手里拿着棍棒石块，他们开始袭击路上碰到的犹太人。下午四点，阿拉伯暴徒围攻了欧洲犹太社区的会堂，他们把会堂里唯一一名犹太学生揪出来，乱刀捅死。
　　拉比斯洛宁此时才感觉大事不妙，他去找那些事先向他做过承诺的阿拉伯贵族，结果那些人不是找不到就是无计可施。无奈，他只好冒险去找卡费拉塔，结果在街上遭到一群阿拉伯孩子的乱石袭击，他只是远远听见卡费拉塔向他叫喊说晚上会来保护他们，就不得不逃回家中了。
　　入夜，卡费拉塔并未如约到来。我们不知道在那个恐怖的夜色里斯洛宁到底想了些什么，但我相信他明白明天等待着手无寸铁的犹太人的命运将是什么，也许他还想到了那些武装起来的哈加纳战士。
　　真正的屠杀发生在第二天。
　　8月24日，星期六。
　　这一天，希伯伦的阿拉伯男女老幼手持各种凶器向他们两天前还和睦相处的犹太邻居大开杀戒。一些外地的阿拉伯骑兵接受了耶路撒冷大穆夫提侯赛尼的指示，赶到希伯伦参加屠杀，据事后的证词，侯赛尼告诉他们不去要受罚。希伯伦的几十名阿拉伯警察被卡费拉塔派出去维持秩序，却几乎无一例外地参与了大屠杀。
　　就这样，在这天上午的五个小时里，犹太人被刀砍斧剁，妇女被强奸，儿童被砍头，不少尸体砍手剁脚，以便攫取他们身上的首饰。希伯伦成了一座名副其实的人间地狱。
　　警长卡费拉塔在11月7日对调查委员会的证词向我们展示了那时的阿拉伯暴徒残暴到了何种地步：
　　“我听到一个房间里的惨叫声，沿着一条通道走了上去。看见一个阿拉伯人正用一把剑割一个男童的头。他已经砍过了，正准备再砍一次。看见我过来他就瞄准了我砍过来，我躲开了，而他差不多撞倒了我的枪口上。我开枪打在了他的小腹上。在他身后是个满身鲜血的犹太妇女，旁边站着一个手持匕首的男人，我认出来他是一个来自雅法的阿拉伯巡警，名叫以沙•谢里夫。他看见了我就把自己锁进了一间屋子里，不让我进去，并大叫：先生，我是警察。我闯进房间向他开了枪。”
　　这一天，拉比斯洛宁家中躲藏着四十名惊恐万状的犹太人，他们希望拉比的声望和他跟阿拉伯人的良好关系能帮助他们逃过劫难。但暴徒们冲进了毫无警戒措施的拉比家中，他们威逼拉比斯洛宁交出所有的欧洲犹太人，以此换取自己活命，被斯洛宁严词拒绝，于是暴徒们残忍地杀害了这位在希伯伦两族社区都德高望重的犹太拉比，连同他的妻子和一个四岁的儿子。
　　在犹太区的面包店，面点师诺亚被他的阿拉伯学徒以沙残忍地折磨着，发出一阵阵撕裂人心的惨叫。这场折磨持续了一个多小时，诺亚才被杀死。而这位恶魔般名叫以沙的阿拉伯人说一口流利的依第绪语，平时待人和善有加，跟犹太人关系融洽，在犹太人中享有“最可爱的阿拉伯人”的美称。
　　这场屠杀直到五个小时之后，英国警察援队赶到才被终止。一共有六十七名犹太人惨遭杀害，多人受伤。幸存的犹太人多半是藏匿在警察局而逃过此劫的，也有一部分得到了当地一些阿拉伯家庭的保护。
　　幸存的犹太人后来被英国当局迁往别处，希伯伦犹太社区传承了一千多年的产业则被当地阿拉伯人悉数侵占，直到1967年六日战争之后犹太定居者返回希伯伦，才讨回了一部分产业。当今天不明真相的人们把犹太定居者描绘为“侵略者”时，他们根本不知道希伯伦的很多产业是八十年前阿拉伯人在一场大屠杀后从犹太人手中抢走的。
【天生妖孽】
　　这场残暴屠杀的起源却要从差不多一年前说起。
　　1928年的赎罪日，在耶路撒冷的犹太圣地西墙，爆发了一场英国警察跟祈祷的犹太教徒之间的冲突。
　　西墙，犹太第一圣殿的唯一遗留物，是犹太教最神圣的地方。犹太教徒无论住在世界何处，一生至少有一次要来西墙朝圣。来到这里的教徒大多历尽旅途艰辛，看看祖先的遗迹，想想今天的处境，都不免潸然泪下，因此又名“哭墙”。
　　奥斯曼土耳其统治时代，西墙留给犹太人朝拜祈祷的是墙根下一个狭窄的过道，极其窄小的一块地方。按照帝国的羞辱性规定，西墙不属犹太人所有，因此犹太人不得在这块地方搞任何建筑物。这所谓的建筑物包括椅子，包括隔开男女信徒的屏风。因此犹太人在这里只能站着祈祷，而且不许吹犹太人传统仪式中使用的羊角号。犹太教的宗教活动本来都是男女分开，但在西墙就只好混在一块。不过这些规定中也有一些例外，碰到特别日子，比如有些年份的赎罪日，犹太人可以在这里放椅子，并在那个狭窄的过道里挂一块白布隔开男女。这大概是因为这一天是犹太人的至圣日，不吃饭，祈祷时间又长。好歹也算是土耳其人还通人性的一面。
　　谁想到了这一年的赎罪日，阿拉伯人突然发难。他们跑到英国人那里告状，说犹太人违法在西墙边放椅子挂白布。英国人在这些问题上一向以土耳其人的法律为准，于是毫不客气地出动警察，打伤了在至圣日祈祷的犹太人，抢走了他们的椅子，并撕毁了那块白布。
　　至此，犹太人想不哭都不行了。
　　于是犹太人举行了多次和平示威，抗议英国当局的做法，要求在自己的圣地平安祈祷朝拜的权利。本来这是犹太人跟英国当局之间的矛盾。但很快阿拉伯人就卷了进来。而且他们一卷入，马上就开始了暴力活动。开始还只是“不小心”地从圣殿山清真寺向在西墙祈祷的犹太人扔石头瓦块，随后逐步升级。1929年8月16日星期五，大群穆斯林在圣殿山做礼拜时听了一场煽动性的布道，随后便高呼着“穆罕默德的教义是用刀剑传播的”，蜂拥到西墙边，疯狂殴打正在祈祷的犹太人，并焚毁了犹太人的《圣经》、祈祷书和塞在西墙缝隙里的祷告字条。
　　第二天，一些外地暴徒又回到耶路撒冷追打犹太教徒，并在百门区将一名犹太青年乱刀捅死，使之成为这场大骚乱的第一个牺牲者。8月23日星期五，就在拉比斯洛宁把最后两个哈加纳战士赶走的时候，成千上万的阿拉伯穆斯林涌进耶路撒冷，手提棍棒刀斧，大肆攻击耶路撒冷的犹太居民，同时有关所谓犹太人杀害了阿拉伯人的谣言满天乱飞，所谓的被杀害人数也从两人开始迅速增长到了三千人（注：实际上整个1929年暴乱，阿拉伯人死亡116名，其中绝大多数死于镇暴的英国警察之手。而犹太人死亡133人，其中绝大部分是被阿拉伯暴民屠杀），给暴民们的情绪火上浇油，暴行也愈演愈烈，并很快扩展到了以色列各地。在希伯伦上演的大屠杀惨剧便是这场暴行的最残酷的一幕。
　　那么原本相对平静的犹太宗教社区怎么会在这一年突然成了攻击的目标呢？阿拉伯人怎么会突然纠缠起了西墙问题了呢？要明白这个问题，就不能不了解一下耶路撒冷大穆夫提、当时的巴勒斯坦最重要的阿拉伯领袖阿明•阿尔―侯赛尼。
　　一场类似巴以冲突这样复杂的长期对抗自然很难归结为一两个人的行为，不过，如果要排列一下哪些个人在挑唆这场冲突中发挥的作用大小的话，这位侯赛尼绝对是当之无愧的状元。他为挑起这场冲突所作的努力直到今天还在让阿拉伯人和犹太人流血不止，也让巴勒斯坦人的苦难无止无终。
　　穆夫提本是伊斯兰教中拥有法律权威的宗教学者。“耶路撒冷大穆夫提”则是巴勒斯坦地区的逊尼派最高宗教权威和领袖，同时兼管当地的伊斯兰教圣地。在二十世纪上半叶，这个职位基本上是由当地的侯赛尼家族世袭的。1921年，阿明•阿尔―侯赛尼在其兄死后继承了这个职位。
　　早在继任之前，侯赛尼就已经是一位狂热的反犹分子。他参与了20年代初那场包括生命岭之战在内的反犹暴动，并被英国当局判处十年徒刑，后因继任问题得到赦免。继任后，侯赛尼一如既往地进行反犹宣传，兢兢业业地挑唆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矛盾。
　　最初，侯赛尼试图通过经济政治问题以民族主义传播他的仇恨。然而犹太移民对巴勒斯坦地区经济发展的贡献是大家有目共睹的，犹太人带来了大量的投资和工作机会，巴勒斯坦人自己也从中得到了无穷的好处。20年代的中东骚乱不断，唯独巴勒斯坦风平浪静，很大程度上就是当地的经济发展造成的。
　　一计不成，又施一计，这次侯赛尼把眼光瞄向了耶路撒冷的圣殿山，他宣称那些每天在西墙下哭泣祈祷的两耳不闻窗外事的犹太教徒阴谋夺取圣殿山，重建犹太教圣殿。他不但对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灌输这种毫无根据的谎言，而且跑到其它国家的阿拉伯领导人那里去进行同样的煽动。这是一种类似打开潘多拉的盒子那样的毒计，不少穆斯林平时跟犹太邻居和平相处，礼尚往来，一听说犹太人要抢夺自己的圣地，立刻就如烈火干柴，那点理性被烧得无影无踪。
　　在二十世纪以前，耶路撒冷的圣殿山在伊斯兰教中虽然也有圣地的地位，但远不到今天这种程度。在侯赛尼继任时，圣殿山的清真寺已经多年疏于照管，破旧不堪。侯赛尼跑到阿拉伯领导人那里去找钱修清真寺，找不到就说犹太人要夺穆斯林的圣地。等清真寺修起来，他又利用这块圣地增值的身价宣讲犹太人对穆斯林的危害会有多大。就这样，他用谎言提升圣地的地位，又用圣地提升的地位来强化自己的谎言，谎言的雪球越滚越大，终于失去控制，挑起了一场绵延几十年，涂炭数万生灵的血腥冲突。
　　1928年8月，圣殿山清真寺修葺工作完成，穆斯林进行了盛大庆祝活动。一个月后，在阿拉伯人的苛刻要求下，西墙爆发了英国警察与犹太教祈祷者之间的冲突；一年以后，在犹太教宗教社区，那些至今不肯唱以色列国歌，不肯对以色列国旗国徽行礼的贤哲门徒们便成了阿拉伯暴徒们的屠杀对象。
　　1929年的暴行远不是这位侯赛尼的唯一杰作。1933年，希特勒当上了德国总理，穆夫提密访了德国驻耶路撒冷领事，并提出，穆斯林希望德国发动一场抵制犹太人的运动。随着德国开始迫害犹太人，到1936年，仅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就有10万了，巴勒斯坦地区更多。
　　1941年11月28日，侯赛尼拜会希特勒，两人交流了打击犹太人的共同理想。除了会见希特勒，侯赛尼还与纳粹高官艾希曼坐在一起讨论如何破坏把犹太儿童从东欧送到巴勒斯坦的计划。
党卫军圣刀师
　　随后，侯赛尼在欧洲参与了德方组建约两万名穆斯林纳粹党卫队师（注：成立于1943的第十三武装党卫军山地师，又名圣刀师）的工作，在克罗地亚和匈牙利参与屠杀犹太人的活动。为此，侯赛尼在战后被南斯拉夫认定为纳粹战犯，但他逃回中东，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
　　1947年，联大通过分治决议，巴勒斯坦的侯赛尼家族武装立即投入了对犹太国家的侵略战争。这场战争导致了巴勒斯坦人此后六十年的苦难。
　　“国之将亡，必生妖孽”，阿明•阿尔―侯赛尼便是当代巴勒斯坦的妖孽和灾星。
【历史沉思】
　　1929年，世界上还没有以色列国，也没有一个叫做巴勒斯坦难民的词汇，巴勒斯坦人还没输过对以色列的战争，也没有丢失一寸领土，然而巴勒斯坦阿拉伯暴徒对犹太平民的屠杀手段之残暴，比今天的阿拉伯恐怖分子不逞多让，而且屠杀的是一些当时跟犹太复国主义毫无关系的正统派犹太教徒。
　　1941年，世界上也还没有以色列国，也还没有一个叫做巴勒斯坦难民的词汇，巴勒斯坦人也还没输过对以色列的战争，也还没有丢失一寸领土，然而巴勒斯坦的领袖跟纳粹恶魔到底商讨了什么？从其一贯的言行看，应该不仅是消灭巴勒斯坦的犹太复国主义者。
　　任何有一点良知和理性的人在此都不能不对英美媒体多年来向我们灌输的以巴冲突根源理论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根据这些理论，以巴冲突和巴勒斯坦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是巴勒斯坦人丢了点土地，是因为以色列军队的行为引起了仇恨。然而当我们把目光转向八十年前，转向那个以色列军队连影子都还没有的年代，我们看到的是同样的暴行，同样的仇恨！
　　事实上，所谓的土地问题一直是以巴冲突中的障眼法，有关土地问题的夸张宣传掩盖了这场冲突许多其它的性质，让人们对这场冲突的起源一直有着错误的理解。
　　在这方面，希伯伦大屠杀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解剖实例，让我们有机会看到这些被有意无意地掩盖起来的冲突实质。
首先是巴勒斯坦的暴民政治传统问题。我在《六十年后回首以巴冲突第一天》一文中就已经谈到了这个问题。实际上，在希伯伦大屠杀事件中，这个问题表现得更为突出。巴勒斯坦不是不存在理性的人群，那些事先向拉比斯洛宁做出承诺的阿拉伯贵族，那些在暴乱中保护了犹太邻居的阿拉伯家庭，他们确实是有理性的。糟糕的是，在巴勒斯坦人中，这种理性派永远是极少数，根本不是暴民的对手，巴勒斯坦人的命运似乎永远是在被暴民们牵着鼻子走。直到今天，由于暴民政治的特点，巴勒斯坦仍然建不成一个有足够权威的统治机构，而哈马斯这样依靠暴民政治上台的恐怖组织只能继续自己的暴民行为，甚至不惜为此招来灾难。对此，哈马斯其实也是无可奈何，如果哈马斯今天放弃暴力，明天就将失去权力，比哈马斯更加暴力的组织就会取而代之。暴民政治就像一个幽灵，牵着巴勒斯坦民族从灾难走向灾难，即使他们真有打败以色列的那天，他们也不会有好日子过，暴民政治的传统决定了他们将开始自相残杀，就像2007年6月哈马斯所进行的加沙大屠杀一样。
其次是宗教根源问题。关于伊斯兰教在以巴冲突缘起中的地位问题，历来被人忽视。即使近年来伊斯兰极端主义发展出了冲突主干的恐怖主义，也被人解释为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者失败后的产物，给人一种如果阿拉法特成功建国，哈马斯就不会崛起的假象。从希伯伦大屠杀的前因后果来看，宗教显然在冲突的最初缘起中扮演了一个不容忽视的角色。当然，穆斯林们的宗教情绪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侯赛尼的恶毒利用，但一个被称为崇尚和平的宗教会如此轻易地被人利用来制造冲突，这本身就是个值得令人深思的问题。
第三是阿拉伯反犹种族主义问题。所谓在犹太复国主义到来之前阿拉伯人与犹太人和睦相处的鬼话实际上是编造出来的反以借口。最近披露出来的有关1843年以色列策法特地区阿拉伯人一系列反犹暴行的材料表明，阿拉伯人统治下的犹太人的处境比他们的欧洲同胞也许强一丁点，但的确好不到哪儿去。在这方面，列举一两个关系融洽的社区并不能证明这种种族主义不存在，即使是在欧洲，也不是每个犹太社区每时每刻都处在迫害之中。因此，阿拉伯反犹种族主义实际上是一个一直存在的问题，也是阿以冲突无法解决的一个深层原因。侯赛尼跟希特勒之间的对话绝非偶然的或个人之间的问题。就在希特勒上台不久的1933年，德国驻巴勒斯坦使节沃尔夫就会见了包括侯赛尼在内的大批巴勒斯坦阿拉伯领导人，这些人无一例外地表达了对纳粹反犹暴行的支持。
【被忘却的开端】
　　公元70年，罗马大军在统帅维斯帕先的指挥下围攻耶路撒冷。围城中的犹太大贤哲拉班约哈南眼见大势将去，冒险潜出围城，求见罗马统帅。按照犹太传奇，拉班约哈南准确预言维斯帕先将成为罗马皇帝，作为回报，维斯帕先允许他提出一个要求。于是他要求罗马人在攻破耶路撒冷之后饶过犹太学者们的命，让他们到亚夫内办一个犹太经学院。
　　在犹太教历史上，一直有一个不曾完全找到答案的争论：那就是拉班约哈南为什么不求维斯帕先留下圣殿，而求他留下学者？对此，犹太教其实有个心照不宣的答案：圣殿这东西其实不能给犹太民族带来福分，而只能带来灾难；犹太人跟罗马人之间的两次战争，其实都是这东西招来的。如果上帝真的住在圣殿里，上帝全能，自然会保护圣殿。如果上帝不住在圣殿里，留着一栋空房子招灾惹祸又有什么意义？保留一个民族的读书种子显然要重要的多。与其将圣殿建在地上惹麻烦，不如建在心中更稳妥。因此，犹太教对重建圣殿历来没什么兴趣，叫喊要重建圣殿的都是些支流小组织，从来成不了气候。
　　1967年，以色列统一了包括圣殿山在内的耶路撒冷。然而，清真寺并没有像侯赛尼当年信誓旦旦地警告的那样被拆毁，圣殿也没重建。相反，圣殿山仍在伊斯兰机构的管理之下，穆斯林们仍在那里照常做他们的礼拜，条件比当年西墙边祈祷的那些可怜的犹太人不知好到哪里去。反倒是犹太人被禁止去圣殿山搞宗教活动。甚至连以色列反对党领导人沙龙去那里参观一下也成了阿拉伯人进行恐怖攻击的借口，而且还有很多人支持这种借口。世界之荒谬，有时候的确出乎我们的想象之外。
　　当然，你不可能去跟巴勒斯坦人说：当初侯赛尼骗你们发起冲突的那些理由，现在已经被证明是谎言，请你们停止暴力行为吧。冲突久了，冲突本身就成了原因，而那些最初的缘起反倒没有人记得，也不那么重要了。
　　以色列立国后，完全贯彻“以德报德，有仇报仇”的政策。从坚持不懈数十年追捕纳粹战犯，到全面消灭慕尼黑惨案的参与者策划者，甚至派突击队千里突袭乌干达解救飞机人质的恩培德行动，就证明了一句话：
有犯以色列人者，虽远必诛。
瞳瞳深度
　　可以继续深入探讨几个问题。
1、以色列立国的法理
　　中东距离欧洲很近，虽然靠着近代文明的中心，但中东的发展却很慢。大部分地方依然是原始的部落制（就象现在的巴基斯坦北部、阿富汗），一战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解体，到1930年全球还是殖民时代，亚洲包括中华民国在内有10个国家，中东有波斯、土耳其、内志与汉志王国、也门四国。现在的以巴地区，那时处于各民族混居的状况，犹太社区一直存在。二战后，各民族国家纷纷建立。
　　无论是谈“自古以来”，还是基本法理，以色列建国都没问题。
2、以色列人与犹太人
　　经常有读者问，为什么美国犹太人大多支持民主党？难道他们不关心以色列的利益？确实，在2016年大选中，美犹太人中支持希拉里的约为69%，媒体、华尔街、教育界都是一边倒，可以说是相当白左。
　　上面的文章，其实已经暗示了犹太人群体的观念的差异。以色列主体是犹太人，犹太人不一定是以色列人。
　　那位被暴徒杀掉的犹太社区领袖人物斯洛宁，其观念相当于现在美国的犹太群体。犹太人因为与基督教、罗马帝国的恩怨情仇散落全球各地，作为历史最悠久的“世界难民”，他们为了生存，减少所在国主体人群的压迫，拉比们提倡犹太人的自律和忍让，遵守当地的法律，推动各国的门户开放政策。传承《旧约》和《塔木德》的犹太人确实优秀，他们虽然缺乏参与公权力活动的机会，却在金融、思想和科学领域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但犹太人的优秀和自律，带给他们的却是更大的歧视和迫害，在德国纳粹时期到达顶峰。
　　被斯洛宁拒绝的哈加纳小队，或者称其为“犹太复国主义者”，他们的目标是建立犹太人自己的国家。这个群体，是现代以色列成立和建设的中坚力量。
　　观念的差异，源于利益诉求的不同。
　　有个简单的区分方法，以色列的犹太人大多支持川普，维护国家的独立和主权。美国的犹太人大多反对川普，强调普世主义和个人主义。有人会问，照上面的说法，以色列的犹太人应当偏右，却支持国家这个集体概念？美国的犹太人应该偏左，却支持个人主义反对国家这个集体概念？怎么左右的概念有点混乱。
　　这个不难解释。以色列的犹太人确实偏右，他们既支持个体自由，又支持保护个体自由的国家概念。而美国的犹太人确实偏左，他们表面上支持个体自由，宣扬普世概念，却简单地把个人和集体对立了起来，有个体无集体，反对保护个体自由的国家概念。在现实世界中，斯洛宁就是他们最终的下场。不过，人都是不见棺材不落泪，死到临头才知道自己有多蠢。
　　参见白左大师
3、群体的暴力性
　　1929年的惨案，让我们想起历史上很多类似的情形。
　　原来熟悉的友善的邻居、同事、合作伙伴，突然在某种激情的指引下，一起拿起砍刀向你冲来，无论是老人、妇女还是儿童，一个都不放过。正如勒庞所判读：“群体感情的狂暴，尤其是在异质性群体中间，又会因责任感的彻底消失而强化。意识到肯定不会受到惩罚——而且人数越多，这一点就越是肯定——以及因为人多势众而一时产生的力量感，会使群体表现出一些孤立的个人不可能有的情绪和行动。在群体中间，傻瓜、低能儿和心怀妒忌的人，摆脱了自己卑微无能的感觉，会感觉到一种残忍、短暂但又巨大的力量。”历史一次又一次证明，越是宣扬仇恨、高度封闭的群体，其群体激情产生的破坏力就越强。
　　如果我们不认真反思，这样的悲剧还会再次发生。
4、以色列的文明程度
　　有人说，以色列的建立过程也搞过很多暗杀和爆炸等恐怖活动，大意是各个国家都有类似的问题，所以是一路货色。这其实是长期辩证法思维下脑子懒惰的结果。思考的要义，在于发现并探讨差异。
　　战争确实残酷，尤其是以国家或民族之名的大战。正如修昔底德所说：“战争是一个凶暴的教师，让大多数人的品格都堕落到当前的这种状态”。随着暴力冲突的扩散和升级，真理和荣誉灰飞烟灭，作为文明生活基础的习惯、体制、信仰和约束都土崩瓦解。战争越残酷，人性会劣化。鲁莽的蛮勇被认为是忠诚勇敢，审慎的犹豫被当作莫名的怯懦，克制被看作缺乏男性气概，而用冠冕堂皇的花言巧语来达成罪恶目标的无底线做法，得到颂扬。
　　每个国家建立的过程，通常充满着血腥和暴力。但如果认真比较战争暴力的程度，就能够发现不同国的差异。峰哥有个看法：政权建立过程的暴力程度，和后面社会的文明程度紧密关联。建立过程的暴力性越低，建国后的文明程度越高，反之也成立。举些例子。
　　先看单一国家。纵向来看，宋朝的建立过程相对平缓，宋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杯酒释权，使得宋朝成为中国历史上经济、文化的顶峰，反面的例子是明朝和清朝。从横向来看，近代美国的建立虽然是和英国殖民者打仗，但抗争的依据却是英国的法律原则，这其实是场低烈度的战争。也就是说，美国的建国其实是延续并发展了英国的法治和秩序，而不是推翻，美国最终发展成为现代史上的超级强国并保持至今，反面的例子是法国和苏联。
　　再看世界各国。以最近的二战为例，在战争中纪律最好的军队是德国人，其次是英国人美国人。日本人军纪并非最差，他们占领各地后并未大规模抢劫，各地的文物和建筑得以留存。举故宫的例子，战争逼近时，故宫博物院南迁的文物只是一小部分，其余大多数文化都留在了故宫，达百万件之多。日军占领北平后完整地保存了故宫博物院，直到二战临近结束，日本人节节败退，军需物资供应紧张，才强征了一些铜炮铜缸，还是挑选无法断代的物件。综合来看，纪律最差的是苏军，抢劫、强奸是有组织的系统行为。二战结束后，军队秩序好的英美德日，都成了发达国家。
　　从以色列艰辛的建国历程来看，犹太人并不存在强烈的扩张性。建国后更是如此，他们一直处于防御位置，偶尔出于基本生存需要而先发制人，并认真遵守停火协议，把占领的土地还给对方。犹太人的暴力性，远远不如周围的群体。换个角度，以色列的文明程度，远远高于周围国家。
　　毫无疑问，“谁强谁有理”是强盗逻辑，地球会成为动物世界。但是反过来，“谁弱谁有理”也是流氓逻辑，结果将是人类退化。一个文明而强大的以色列，既是中东的幸事，更是人类的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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