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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选·美的第1094篇文章
本文作者亨利周 ，文章原载于《天天快报》。
这一切或许是摩尔落寞的开始，却也是他怀抱希望的最大原因。
世界正在变坏吗？
迈克尔·摩尔（Michael Moore）继《华氏911》（Fahrenheit 9/11）十四年后推出的姐妹篇《华氏119》（Fahrenheit 11/9），提供了世界正在变坏的第一千个理由，而世界正在变坏的第一千零一个理由或许就是，摩尔过气了。
《华氏119》海报
相较于曾收获两亿两千万美元的影史最高票房纪录片《华氏911》，今年9月赶在中期选举前仓促上映的《华氏119》票房只有六百万，远低于预期，而摩尔的上一部片《深入特朗普之地》（Michael Moore in TrumpLand）和上上部片《接着侵略哪儿》（Where to Invade Next），也都不约而同地扑了街。事实上，自《资本主义：一个爱情故事》（Capitalism: A Love Story）之后，摩尔已将近十年没有成功的作品了。
时代变了，但摩尔没变。他看图说话的讽刺调侃在社交媒体时代早失了一切先机，他慷慨陈词的政治宣言令特朗普之下身心俱疲的美国人民敬谢不敏，还有他的愤怒与真情，都正在随其慢慢老去的昔日拥趸，沦为当代生活的话语体系中过时又丢脸的行径，因为事到如今还沾沾自喜的只有政治犬儒和草根右派，而他是人心涣散后，依然义正严辞得快要叫人喘不过气来的终极理想主义者。现实在迅速消耗他的观众缘与号召力，他却对着现实狗吠火车，越挫越勇。
尽管这几乎就是他的宿命了——2003年的奥斯卡领奖台上，他批评四天前刚刚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小布什，遭遇台下嘘声一片；2016年大选前的《彪马实时秀》（Real Time with Bill Maher）上，他预言特朗普当选，又遭遇台下嘘声一片。他像是中西部来的红脖子（redneck），有着不能负的性子，身上披覆了预言然后被一再地辜负。
和批判小布什的《华氏911》一样，《华氏119》是一篇针对特朗普的激烈檄文。11月9日指的是2016年特朗普宣布当选美国总统的日子，这串数字不仅恰与911相对，也体现了摩尔对于新作的重视与自信，因而不惜祭出自己最响亮的招牌助阵。他大概难以想象，十四年后，会有一位比小布什更令他厌恶的总统上台。
在2004年的《华氏911》开头，当罗伯特·德尼罗（Robert De Niro），史提夫·汪达（Stevie Wonder），本·阿弗莱克（Ben Affleck）站在2000年的烟花灿烂中准备庆祝阿尔·戈尔（Al Gore）当选时，摩尔想到接下来四年发生的一切，不禁问道：“这一切只是一场梦吗？”
在2018年的《华氏119》开头，摩尔依然在追寻荒谬时代的答案，只不过这时代愈发荒谬，让他不禁用比希拉里（Hilary Clinton）自传还要直白，还要情绪化的措辞问道：“How the fuck did this happen?”
《华氏119》围绕这个问题展开。尽管这其实是摩尔在大选后的百老汇首秀《我的投降条件》（The Term of My Surrender）上已经问过的问题，但回到如鱼得水的纪录片形式中，他又能得力应用大量的资料片段和绝对的主观视角，为我们拼凑出特朗普时代的来龙去脉。
百老汇秀《我的投降条件》海报
摩尔以选前自由派对特朗普的不屑一顾开场，那是三大台、好莱坞、民主党的美好泡沫破碎前夕：从名嘴乔治·斯蒂芬诺伯罗斯（George Stephanopoulos）到巨星乔治·克鲁尼（George Clooney），都把特朗普参选当做笑话，而在碧昂斯（Beyoncé）和Jay-Z的演唱会上，人们因为希拉里背诵出了一长串她从没听过的嘻哈歌手而弹冠相庆。
不过，他将罪魁祸首锁定为格温·史蒂芬妮（Gwen Stefani），因为她在《美国之声》（The Voice）担任导师的酬劳比同在NBC主持《飞黄腾达》（The Apprentice）的特朗普高，这让嫉恨无比的特朗普决定竞选总统来博收视，以向NBC证明自己的价值。
蝴蝶效应的玩笑和摩尔接下来对于特朗普与伊万卡父女关系的批评一样，都是老梗：“赛金花”塞斯·梅耶斯（Seth Meyers）和奥巴马（Barack Obama）在2011年白宫记者晚宴上开特朗普的玩笑；凯文·乔纳斯（Kevin Jonas）离开第十四季《飞黄腾达》导致收视暴跌，节目收摊；“肥伦”吉米·法伦（Jimmy Fallon）在与特朗普的访谈中揉乱了他的一头秀发……这些广为流传的始作俑者，都是对于时代剧变的一句话解释，但电影作为一种媒介，实在难与社交媒体或者日播脱口秀比赛抖机灵的速度。
老梗引发的更大问题在于没梗。当年《华氏911》最负盛名的片段里，小布什在得知纽约世贸中心遭受第二轮恐怖袭击后，表情困惑地继续为佛罗里达的小学生们朗读故事书《宠物小羊》（The Pet Goat），这是摩尔联系小布什到访的学校后，意外收获的老师私人录像。在《华氏911》的下半场，他更收录了大量的伊拉克战场残酷影像，对于当年头顶爱国者法案，又无法收看央视的美国人而言，那的确是主流媒体上难得一见的管制内容。然而，在互联网带来信息爆炸的今天，摩尔已经很难从话题中的话题人物特朗普身上，发掘出引爆话题的新内容了。
甚至，《华氏119》中涉及的许多内容，都已经似曾相识了：经济衰退的小镇标本在《罗杰和我》（Roger & Me）中讲过了，枪支暴力在《克伦拜恩的保龄》（Bowling for Columbine)中讲过了，资本政治在《资本主义：一个爱情故事》中讲过了，投票动员在《懒鬼起义》（Slacker Uprising）中也讲过了。这固然叫人悲伤，因为他数十年前就一再警告的问题，到今天不仅没有解决，反而还更加严峻了，但更悲伤的是，许多人在被他说动之前，耳朵已经长茧了。
想一想，时代究竟要何其之坏，才能让摩尔赖以成名的歇斯底里与危言耸听都成了常态？摩尔本人能想到，那个腼腆到脱口秀都不敢多上的“《出租车司机》（Taxi Driver）里的家伙”，会在很多年后的托尼奖典礼上怒不可遏地大吼“Fuck Trump”吗？他能想到，《华氏911》当初震惊世界的对美国总统的藐视，会在多年后成为世界的共识吗？
新的“常态”叫人们意识到，一张报纸对抗尼克松，一条裙子绊倒克林顿的20世纪已经远去了。荒诞在特朗普的荒诞时代归于无形，震惊因特朗普制造的日常震惊归于平淡。这是笼罩《华氏119》的巨大阴影，是湮灭摩尔满腔悲愤的无底黑洞，是特朗普众多天赋特权中，最为吊诡的意外收获。当特朗普声称：“我就算站在第五大道中间开枪打死一个人，也不会少一张投票”，摩尔必须承认他所言不虚，因为他是一个能在“众目睽睽之下犯罪的人”。
这也就是为什么，纵使有米歇尔·沃尔夫（Micheal Wolff）、詹姆斯·科米（James Comey）、角谷美智子（Michiko Kakutani）、鲍勃·伍德沃德（Bob Woodward）的揭露与批判，有梅丽尔·斯特里普（Meryl Streep）、欧普拉·温芙瑞（Oprah Winfrey）、凯蒂·佩里（Katy Perry）以及复仇者联盟（Avengers）的表态与号召，有乔治·帕帕多普鲁斯（George Papadopoulos）、迈克尔·科恩（Micheal Cohen）、保罗·马纳福特（Paul Manafort）、里克·盖茨（Rick Gates）的认罪与倒戈，也都无法阻止特朗普盘踞全世界最具权势的位子，指责针对他的“假新闻”与畅谈赦免自己的可能。
或许也正因如此，《华氏119》对特朗普的探索远不及对于特朗普时代的探索。摩尔似乎认定，作为分裂民意的人形符号，特朗普已经无需介绍了，作为反对“政治正确”的时代喉舌，特朗普已经对义愤和批判免疫了。
在曾经的《华氏911》里，摩尔为观众挖掘了小布什的家族背景，脑补了小布什的阴谋阳谋，对美国总统的人格与智力进行了摧枯拉朽的双重打击，但在《华氏119》里，摩尔不再需要通过起底来塑造属于“摩尔宇宙”的政客形象了。他只需罗列特朗普已经过度曝光的罪行，就足以勾勒其龌龊的形象了，包括他拒绝租房给黑人，呼吁处决“中央公园五罪犯”（The Central Park Five），坚称奥巴马出生在肯尼亚，以及被多人指控性骚扰和性侵犯等。事实上，《华氏119》上映时正值《纽约时报》揭露特朗普逃税史的长篇报道出炉，现在看来，这篇耗时一年，斥资百万的调查报道影响非常有限，无异石沉大海。
于是摩尔决定，与其发起第一万次泥牛入海的严肃批判，不如哂之为一场与格温·史蒂芬妮争风吃醋的失控真人秀。然而，不是所有真人秀都可以一哂而过的，因为不严肃的竞选理由并不等于不严肃的竞选。
如果说特朗普从真人秀中学到了什么是希拉里不会的，那应该包括了一个爆点，一句口号——总统竞选是他最盛大的真人秀，墨西哥边境墙就是他最难忘的节目爆点，“Make America great again!”就是新时代的“You’re fired!”。在这场真人秀里，希拉里首鼠两端，面目模糊，可从来只有极端与浮夸才能令观众同声共气，过目不忘。
一个今天的人们时常忘记的事实是，作为真人秀明星的特朗普和作为总统候选人的特朗普，有着迥然不同的公众形象。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飞黄腾达》通过创业天然的赋权光环对少数族裔的包容与突破刻板印象的刻画，都被认为是美国娱乐工业的种族和谐典范。连声称“美国四百年奴隶制是一种选择”的坎耶·维斯特（Kanye West）都要忍不住怒吼“乔治·布什不关心黑人”的年代里，特朗普成功打造了一档跨种族、跨文化、跨世代的节目，以绝对多元且政治自由的观众群吸引广告商。
作为广告投放的重要依据，美国权威调查机构Q分值公司（Q Scores Company）以发布公众人物受喜爱或厌恶的指数著称。在2010年特朗普真人秀的巅峰期，他在黑人群体中的正面Q分值为27，意味着熟悉他的黑人中，有27%声称他是自己最喜爱的人物之一，与之相对的是非黑人群体当中，特朗普的Q分值仅为8。此时距离他选择扛起造谣奥巴马身世的阴谋论大旗，只有不到一年的时间。关于这段并不久远却被一再淡化的历史，还可以在约书亚·格林（Joshua Green）的书中读到更多，那本书的名字叫做《恶魔的交易》（Devil’s Bargain）。
带头攻讦奥巴马让特朗普用昔日节目拥趸换取了新的政治资本，如今再看，那几乎就是他非正式的总统竞选宣言。特朗普的政治崛起，并非如摩尔所言是一场失控的真人秀，相反，他成为极右派代言人并终于窃国的历程，是贯穿这个时代，骇人而严肃的漫长历程，上溯远不止2016年的第九季《美国之声》或第十四季《飞黄腾达》。他的土壤比他的成长更久远，就像他煽动的火种也不会随他的下位而熄灭，与其说他是骑虎难下的小丑，不如说他是人心浇漓的镜像，曝光美国半世纪以来，滋生出特朗普的积弊与丑恶。
在这种种丑恶之中，摩尔尤其唾弃的是媒体。他向我们展示了马特·劳厄尔（Matt Lauer）、查理·罗斯（Charlie Rose）、马克·霍尔珀林（Mark Halperin）、比尔·奥莱利（Bill O’Reilly）、罗杰·艾尔斯（Roger Ailes）等人奚落希拉里的节目片段，因为他们都是常年把控社会话语，结果在MeToo运动中名誉扫地的白人男性。值得一提的是，我们还能听见时任CBS总裁的莱斯·穆恩维斯（Les Moonves）幸灾乐祸的声音，他在谈到特朗普参选的消息时说：“这对于美国或许不是好事，但对于CBS可是件大好事！”他很快成为了下一个在MeToo运动中倒台的强奸犯，电影甚至都来不及更新他的介绍字幕。
然而，《华氏119》最叫人印象深刻的部分不是摩尔如何重述这些已经过度曝光的恶人恶事，而是当他以一颗私心却又颇富创见地剖析一场奥巴马时代的公共事件——密歇根州弗林特市的“铅水危机”。
弗林特是摩尔的家乡，当地居民以黑人为主，近一半属于贫困人口。和许多迷恋家乡影像的导演一样，弗林特对摩尔而言，麻雀虽小，却足以提供一切的世相、隐喻和答案。他在《罗杰和我》中，如追逐巨人的大卫，一心要见到抛弃弗林特的通用汽车总裁罗杰·史密斯（Roger Smith）；在《华氏911》中，他以弗林特为代表，记录了饱受伊拉克战争煎熬的美国家庭；在《深入特朗普之地》中，他凭借弗林特的成长背景，成为民主派中仅有的与特朗普选民共情，预言特朗普当选之人；在《华氏119》中，他将弗林特作为特朗普时代的前兆与缩影，讲述了商人当政的危险与底层绝望的后果。
2014年3月，弗林特停止从自来水供应商购买底特律的休伦湖水，而是在原有运水管道正常的情况下自行修建管道，以期在25年后节省财政开支，并决定在新管道完工前从弗林特河取水。然而，污染严重，未经处理的弗林特河河水腐蚀了老化不堪的含铅供水管道，导致用水糟到铅污染，居民很快开始抱怨不良反应，但政府一再否认水质问题，直到一项研究调查显示当地儿童血铅含量超标，才引发全美的广泛关注。2015年10月，弗林特决定重新通过底特律购水，但受损水管并没有被更换，铅含量仍然超标。迄今为止，弗林特“铅水危机”已导致十余人死亡，并有6000至12000名儿童受到铅中毒影响。
《华氏119》记录了前美国捷威（Gateway）电脑公司总裁兼CEO，现密歇根州共和党籍州长里克·斯奈德（Rick Snyder），在这场“铅水危机”前后，如何渎职失责，强奸民意。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片段是，斯奈德一直拒绝为弗林特居民恢复供水，却在收到通用汽车的抱怨后，立刻恢复了其在弗林特工厂的无污染供水以免腐蚀机器。摩尔认为，“铅水危机”展现了不肖商人将政府企业化的灾难性后果，是针对贫穷与种族的双重歧视走向了极端，他称之为“慢动作的种族清除”。
《华氏119》比摩尔的绝大多数作品要严肃，但他还是和以往一样，不忘通过恶作剧来揭露和发泄。这部电影可能是摩尔迄今为止道具准备最充分的一次：他先是试图对州长斯奈德实施“公民逮捕”，在被州政府官员拦在门口后，他又试图让一再声称水质达标的官员喝一口他带来的弗林特河河水，在二度失败后，他干脆开着一辆满载河水的洒水车来到州长官邸门口，然后将水洒满斯奈德的院落。
摩尔试图向观众证明，斯奈德之于弗林特，就是特朗普之于美国。这或许并不是十分令人信服的类比，但影片不乏其他令人动容的片段。深受家乡惨状触动的摩尔，花费了相当篇幅来渲染被践踏和背叛的弗林特，其中最骇人的一幕是，当居民幻想奥巴马派驻工程部队来救民于水火时，只迎来了军队在市中心近乎恫吓的无预警演习。伴随着颤抖的手机录下的枪鸣与火光，摩尔有意地呼应了《华氏911》的主题，说道：“如果你是弗林特人，那你对’恐怖主义’会有完全不同的理解”。
美国前总统奥巴马造访弗林特，喝了一口经过过滤的水
等到奥巴马终于莅临弗林特，他在演讲时当众索要了一杯水，却又在众目睽睽下只沾湿了嘴唇，然后声明水是安全的。假动作和假承诺显然是做了比不做还糟糕，曾任克林顿幕僚长、奥巴马顾问的约翰·波德斯塔（John Podesta）在接受摩尔采访时，就对奥巴马莫名其妙的临时起意表达了明确不满。加之民主党在弗林特举办的总统候选人辩论，被曝为打压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而向希拉里事先泄露了提问内容，摩尔认为，上述两大原因浇灭了弗林特选民的投票积极性，以致于其大选投票率甚至不及初选——相当一部分自由派选民，就算不会选择特朗普，也不会选择希拉里了。
最终，特朗普以百分之一的微小差距，赢得了密歇根州十九张选举人团票。他不仅成为1988年以来第一位赢得密歇根州的共和党人，还一鼓作气拿下了俄亥俄，宾夕法尼亚，威斯康辛等几乎所有摇摆州，他收割的绝望成为其2016年翻盘的关键。
工作人员抬着2016年总统大选的选举人团票箱进入国会大厅
助他一臂之力的还有选举制度。一个选后就被不断提及的话题是，希拉里的普选票其实超过特朗普三百万票，但因选举人团票不及特朗普才最终败选。摩尔提醒观众，在过去三十年间，共和党的普选票数只超过了民主党一次。在一段展示点票仪式的新闻片段里，旁白中的摩尔干脆将工作人员如扶灵人般抬进的选举人团票箱称作“小棺材”，因为他认为那才是腐朽的选举人团制度应该去的地方。他说：“如果赢了最多票的人不能成为总统，那就不能算是民主”。
摩尔坚信普选票的合法性：他不仅否定特朗普通过选举人团票当选总统，也批评民主党党内推选总统候选人的过程。他以西弗吉尼亚州为例，指出伯尼·桑德斯在全州所有地方的初选中获胜，但民主党依然宣布希拉里当选。摩尔认为这是谎言乃至做票，没有解释民主党通过超级代表控制党内初选的惯用手法，也没有提到在2008年大选中，正是靠着党代表和超级代表支持，奥巴马才会令普选票领先的希拉里在初选后退选。
摩尔毫不掩饰他对伯尼·桑德斯的同情与支持，抨击了民主党党内对他的打压和自由派媒体对他的丑化，并以煽情的画面将他塑造为一个悲剧英雄：他代表了美国，却不能代表自己的党派。
这其实引发了一个重要的问题：谁代表美国？特朗普的一大叙述，便是强调其代表了真实的美国，而摩尔指出，美国其实是世界上“最左的国家”。他通过一系列民调数据显示，绝大多数美国人在移民、堕胎、控枪、裁军、环保、男女同酬、劳资关系、大麻合法化等划分左右的关键议题上都倾向左派立场。问题在于，为何身为美国的大多数，却无法在政治选举中体现出来？
《华氏119》由此进入了下半场的内容：左派如何式微，又应如何重振。作为一部注定卖票给民主党观众的电影，摩尔毫不留情地批评了民主党。他指出，民主党从克林顿开始就越来越向共和党靠拢，包括克林顿早在1992年就喊出了“Make America Great Again”口号，以及其一系列的种族歧视政策、亲华尔街政策、反LGBT政策等等，终于丧失了左边选民。摩尔还批评了包括奥巴马、希拉里、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查克·舒默（Chuck Schumer）、斯滕尼·霍尔（Steny Hoyer）在内的民主党人一再妥协的软弱立场，而对于这一观点最有力的论据，其实来自《华氏119》来不及收录的事件——正是奥巴马放弃了梅里克·加兰德（Merrick Garland），才有了特朗普的布雷特·卡瓦诺（Brett Kavanaugh）。
对奥巴马的批评是《华氏119》最扼腕的部分。摩尔此前对奥巴马不吝溢美之词，一度声称他有生之年大概不会遇到更好的总统了，但在《华氏119》里，他痛苦地说道：“奥巴马做的最坏的事，就是帮特朗普铺路”。
一方面，因为其接任者是特朗普，奥巴马在大多数人心目中被衬托得无比崇高，但另一方面，也恰是因为特朗普，他的政治遗产如今备受威胁，不只是医改方案或外交政策，还包括了对他本人的历史评价。摩尔叫人们艰难地意识到，奥巴马的光辉可能掩盖了其他：历史会记得他是第一位当选美国总统的黑人，不会记得他如何背叛了弗林特的黑人；会记得他带领美国度过金融危机，不会记得他与华尔街的勾结；会记得他掷地有声的演讲与口才，不会记得他在特朗普时代的沉默。
但摩尔记得自己的沉默。他在《华氏119》中展示了1998年，他和特朗普一同做客罗西妮·巴尔（Roseanne Barr）谈话节目的惊人影像——他们三人的同框就是撕裂前的美国最戏剧性的缩影——那是在《罗杰和我》之后，摩尔作为不肖商人克星的形象深入人心，特朗普害怕他在节目上向自己饱受质疑的缴税问题发难，不愿与其同台，工作人员为求正常录制只能代为说项，请摩尔不要在节目上为难特朗普。那期节目非常和谐，特朗普在节目上说道：“我很喜欢《罗杰和我》，我希望他不要这么对我。”
很多年后，摩尔才意识到，那就是特朗普津津乐道的“交易的艺术”（The Art of the Deal）：他分文不用便换到了摩尔的沉默。
摩尔相信，成千上万，诸如此类的人情与纵容，铺就了特朗普的康庄大道，就像摩尔一直说的，如果特朗普生在弗林特或底特律，那就不会有特朗普。可是他生在了纽约——那是菲茨杰拉德笔下造就了盖茨比的城市，更是特朗普的人生导师洛伊·科恩（Roy Cohn）如鱼得水，沐猴而冠的天堂，纽约城待特朗普一如当年待他。
摩尔检讨了自己在知情与不知情的情况下与特朗普产生的各种连结，其中最有趣的是他2007年的纪录片《医疗内幕》（Sicko），由如今被人遗忘了好莱坞过往的前特朗普首席军师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发行DVD，由当时刚以《纽约观察者报》（Observer）出版人身份活跃社交界，即将成为特朗普女婿并任白宫高级顾问的贾里德·库什纳（Jared Kushner）举办首映庆功宴。
事实上，《华氏119》一度有望让班农受访。当时他因迈克尔·沃尔夫在《火与怒》（Fire and Fury）中爆料其对特朗普家族的不满，惹得特朗普大发雷霆，已经被迫离开了白宫和布赖特巴特新闻网（Breitbart News Network），但在他和摩尔私下会面后，还是拒绝了出镜。摩尔当时问他究竟是如何帮助特朗普获胜的，这其实也是《华氏119》开头提出的问题：这一切如何发生的？
班农说到：“这个答案非常简单。我们一方不顾头破血流。你们一方玩的是枕头战。头破血流永远胜过枕头战。”
这个粗暴的答案对摩尔冲击巨大。他在班农走后去掉了电影中的“枕头”：他不再掩饰对奥巴马医改半间不界的遗憾，对民主党处处妥协的痛恨，他甚至将原本声称“‘绝大多数’新闻台都由男性掌控”的台词改为了“全部”。他解释道：“我们自由派讲话真的很妙。我们总是想说好话或者说得中肯。”
这或许也解释了他在《华氏119》里最极端的片段——他将希特勒的演讲配上了特朗普的声音，并通过一系列今日美国与1930年代的德国对比，警告美国正在滑向法西斯主义。
可惜的是，将特朗普比作希特勒的话题早已被抢尽了风头——2016年大选前，时任《纽约时报》首席书评人的角谷美智子就以春秋笔法发表了一篇《希特勒传》（Hitler: Ascent, 1889-1939）书评，全文只字未提特朗普，却字字句句都叫人联想到特朗普——更要紧的是，在作为口头禅的“希特勒”充斥政治骂战和社交媒体的当下，任何意图严肃的作品试图用陈词滥调来说明问题都不是明智的选择。
摩尔采访了两位历史教授与最后一位存活于世的纽伦堡检察官本杰明·福伦斯（Benjamin Ferencz），以进一步警告到，纵使特朗普不是希特勒，历史仍有其规律与轮回。《华氏119》展示了特朗普毫不避讳的强权崇拜，包括他对普京（Vladimir Putin）和杜特尔特（Rodrigo Duterte）等人的溢美之词。与之形成对比的是99岁的福伦斯在谈到特朗普政府于美墨边境实行的“骨肉分离”政策时，不禁拭泪：“这就是我们如今生活的世界。”他悲愤交加地说到：“我们必须改变它，否则只有灭亡。”
那如何改变呢？
摩尔把希望寄托在新兴的反抗力量上。他记录了西弗吉尼亚州的教师如何引发全美教师的罢工浪潮，争取改善公立学校待遇；他也记录了以艾玛·冈萨雷斯（Emma González）和戴维·霍格（David Hogg）为代表的帕克兰（Parkland）高中生，如何在经历了美国史上死伤最惨重的玛乔丽·斯通曼·道格拉斯中学（Marjory Stoneman Douglas High School）校园枪击案后投身控枪运动；他还记录了曾为伯尼·桑德斯担任志工的纽约调酒师亚历山大·奥卡西奥-科特兹（Alexandria Ocasio-Cortez）和生于巴勒斯坦裔工人家庭的拉希达·特莱布（Rashida Tlaib）等，如何从草根阶层成长为备受瞩目的新兴力量。
在电影上映后的中期选举，亚历山大·奥卡西奥-科特兹已当选成为美国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国会议员，拉希达·特莱布也和索马里难民出身的伊尔汉·奥马尔（Ilhan Omar）一起，当选为了美国史上第一任穆斯林女议员。
新一届国会中的新鲜血液
帕克兰枪击案的一个月后，全美超过一百万人在各地参加了幸存学生号召的“为我们的生命游行”（March for Our Lives），那是自越战时期以来美国最大规模的集体抗议。在纽约现场，参加游行的披头士保罗·麦卡特尼（Paul McCartney）不禁回忆当年，提醒人们，他“最好的朋友之一”就在不远处死于枪支暴力。在华盛顿现场，包括斯皮尔伯格（Steven Spielberg）夫妇和乔治·克鲁尼夫妇在内的示威群众，聆听了幸存学生代表艾玛·冈萨雷斯的发言。她在不到两分钟的演讲里，一一悼念了她已经不复存在的17位同学，然后抬起头，长久地，沉默地，坚定地凝视前方。
她在等待时间流过，告诉人们那就是她17位同学死于非命的片刻。她的凝视构成了《华氏119》的最后一幕。大荧幕前的观众仿佛与她对视，目睹年轻的泪水划过坚韧的脸庞，这是一部政治纪录片中哈罗德·品特（Harold Pinter）式的沉默时刻。
帕克兰高中生卡梅伦·卡斯基向马尔科·鲁比奥发问：“你能现在告诉我，你不会再接受NRA的捐款吗？”
那一刻让我慢慢想到，在被暴烈的时代伤害过、践踏过的人眼中，我们能够看见什么？帕克兰枪击案后的社民会议上，收受美国全国步枪协会（NRA）巨额政治献金的佛罗里达参议员马尔科·鲁比奥（Marco Rubio） ，在只问一个问题的17岁幸存学生卡梅伦·卡斯基（Cameron Kasky）眼中看见了什么？卡瓦诺的听证会上，决定是否通过大法官提名，自诩“保守派良知”的杰夫·弗雷克（Jeff Flake），在被迫对视的两位强奸受害人眼中看见了什么？以及作为《华氏119》的观众，在火力全开，劈头盖脸的摩尔叙事后，在沸反盈天，自说自话的政治喧嚣后，又在艾玛·冈萨雷斯良久的凝视中看见了什么？
看见的即相信的。摩尔多年前的成功，就在于他用他相信的，去冲击他看见的——政治世界中天真与世故，诚实与虚伪的对比，从未如此直观，如此戏剧——他代表了一种政治叙事貌似极端的可能性：世故不是源于透彻，而是源于浅薄，虚伪掩盖的也不太会是智慧，只可能是荒唐和愚昧，且程度往往超出了人们想象。
当年的《华氏911》里，摩尔曾在国会门口追着主战议员征询送儿参军的意愿，也曾隔了一条街就被特工处（Secret Service）警告远离沙特驻美大使馆。这些极富冲击，定义时代的政治画面，在群情鼎沸的2018年，已经不再专属于摩尔的电影了，而是更多地来自他身后的新一辈——正是这些新的面孔，新的声音，组成了艾玛·冈萨雷斯陷入沉默时，演讲台下“Never Again”的齐声呐喊。
这或许是摩尔落寞的开始，却也是他怀抱希望的最大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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