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点2018年的国产电影，贾樟柯的《江湖儿女》可能毁誉参半。
还记得当时的观影情景。
因为没被剧透，看到《江湖儿女》的前三分之一，我隐约感到，后面该有惊雷响起，因为前面的铺垫预示着某种可能：斌哥在大同的江湖地位日益彰显，他不动刀枪，只需搬来一座关公塑像，就能摆平争战双方，大有不怒自威的气概；而看似文雅的地产商人遇到窝心之事也要有求于他，甚至连当地的警方人员也成了他的马仔小弟。一个江湖大佬在时代的巨变中或许会完成一次惊天的蜕变，构成一幅史诗般的画面，就像《美国往事》或《教父》给人的震撼一样，那会是多么壮观的景象啊！

《江湖儿女》剧照
但，巧巧一声枪响，情节陡转，原本可能成为敎父般人物的斌哥，却不想变成了连黑道小弟都不如的懦夫，从而成就了巧巧情义款款的大姐大形象。
但江湖向来都是男性的沙场，少有女性的回响；不愿身处江湖的巧巧最终在道上驰骋一方，这样的转向多少令人疑惑与不解。
为什么不是斌哥？
江湖还在，但大哥已逝，只留下一段虎头蛇尾的传说而已。这也是影片给我的总体感受。
有论者说，这是导演从关注时代中的人转向人自身的转变。这当然是一种思路，只是格局在往小了走。那个汾阳县城里“一心追梦向前飞”的小贾，那个执着20年从不妥协的贾导，其影片从情义到价值到想象的深度积累，分明已踏上了通向光明彼岸的大海，却不经意间拐向了一条支流，这多少让我对这部影片感到遗憾。
这还是我认识的那个贾樟柯吗？

情义
最近一次见到樟柯，已是三年前了。2015年的岁末，我所主编的杂志，要搞一年一度的人物颁奖。我告诉樟柯，我要离职了，希望他来捧个场。他爽快地答应了。
与往常一样，忙完他那一“趴”，问了我的去向，道上一声祝福，他便匆匆告辞。人走了，情却留了下来。我细想，认识十年的数次相逢，多是这样的场合——我们有求，他一个情义之人很少说“不”。
那时我已知道，他将重心转回到老家汾阳，原因之一，竟是当年同学的一句问话，让他下定决心。“什么时候要孩子”？问者似家人般平常道出，樟柯却转过脸去痛哭流涕。在北京的二十余年，他缺的就是这份亲情。他对故乡的眷念，对家人的牵挂及对朋友的怀想，成为汾阳小伙儿一生情感的温暖底色，构成贾氏电影取之不竭的创作源泉。
从《小武》开始，故乡汾阳、山西大同一直是他电影故事的发生地，出现在银幕上的人物也大多操着山西方言，他们要么是取材于贾樟柯儿时的玩伴同学，要么是长大成人的亲戚朋友、家人同事。
而最初的演员也多从他们中选取。那个多次出现在他影片中的韩三明，就是他的表弟（两人从小一块长大），一个真正的煤矿工人，因主演《三峡好人》而获得了罗马国际电影节最佳男主角奖；更不用说后来成为他夫人的赵涛，几乎出演了他电影中的所有女主。
在他的诸多故事中，人物常常出现在不同的影片中，从而构成贾氏电影自我完整的封闭体系——自洽而自足，汾阳县城成为一个时代发展的缩影。他用纪实 美学的风格去捕促变动的时代情绪，从《小武》到《站台》、《任逍遥》、《世界》、《三峡好人》、《天注定》、《山河故人》到《江湖儿女》，一样的乡愁，一样的人物，一样的情感，一样的命运，贾樟柯把它们总结为“悲惨世界”。这不是巧合——与雨果的名著同名，而是它们有着共同的基因——人道主义情怀——对人性的关注和对普通人所葆有的理解与宽容。
贾樟柯用“情义”二字点题，情是爱意，义是责任。这也是他为人处事的原则。
在《山河故人》里，女主人涛儿经历了近30年的人生历程，其中最为繁杂的是她曲折的情感。年轻时代，她在两个男人之间犹豫彷徨，最终选择了有钱的晋生，你不能说这之间就没有爱情，晋生的好强与能力同样吸引着涛儿。只是好景不长，两人后来分手；而一直追求她的矿工梁子（在贾的影片中，梁子一直是追求涛而不得的失意者）黯然出走，后来带着一身伤病回到故乡，却连治病的钱都没有，只能靠涛儿的支助来延续生命。当年的爱情转化为情义与责任。到了中年，父亲又意外地病逝于车站，亲情中一半被带走了；而那一半也没能留在她的身边。为了让儿子有一个更好的成长环境，她把孩子让给了去上海的晋生，后来晋生又移民到澳大利亚，涛儿从此再也没有见过自己的孩子。到了晚年，她耳边常常出现幻听，听到儿子在叫“涛”的声音。

《山河故人》
结尾处，在漫天的雪地里，涛儿仿佛听到了年轻时代的歌声，随着《GO WEST》的迪斯科节奏舞动起来，与影片开篇时的场景和音乐，互为印证了年轮的流逝和永远不变的情义。
这一幕成为影片的点睛之笔。时代会变，人性会变，惟有情义不变，你也就明白，在贾的电影里，无时无刻不浸润着情义——亲情、友情、爱情，还有义务与责任，这是他电影的情绪基调，也是最为打动人心的魅力所在。

价值
我曾最近距离地听过几次樟柯的演讲，内容大多早已忘记，只是清晰地记得，当他说起美国的开国元勋们，为后代建立了一个如此完备的宪法时，他眼里噙着泪水。这是一个性情中人。我猜想，他一定感慨，一个普通人所享有的平等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他希望他的父老乡亲在自己的土地上也同样拥有这样的权利——做为人的基本权利。这成为他影片持之以恒的价值观。
他用镜头去直面现实，去关注那些无名之辈、那些小人物的平常生活；他不回避人性深处的弱点、龌龊， 甚至是用犯罪去对抗平庸的迷失者，这一切都基于他对人性的希望——平等而尊严；他的镜头不是审判者，而是忠实地记录他们的爱恨歌哭，他要在粗砺贫瘠的土地上，令生命也能绽放出灿烂的模样。它的一系列作品都贯穿着这样的价值观，它是普适性的，基于人类共有的对生命的体验和思考；它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这也是他的电影从一开始，就得到了国际认同的重要原因，其代表作就是《三峡好人》——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也是贾樟柯迄今获得的电影最高奖。
还记得是06年的最后一天，我在家里看完《三峡好人》碟片，长出了一口气：好在还有贾樟柯，让沉闷一年的国产影片在岁末之时爆出一声巨响，唤醒我们对自身的敬意。
两位来自山西的男女，在三峡奉节寻找自己的亲人，这其间，他们遇到了将要离乡背井的人，将要失去家园的人，在贫穷与忍耐中不失良善的人，他们没有什么可歌可泣的故事，只有坚韧之中带着普通人的梦想，这感染着两个外来的男女，令他们做出了善良的选择：女护士谎称自己另有所爱，向已有外遇的丈夫提出离婚，好让负心的男人少一点内疚；矿工韩三明看到自己的前妻因为3万块钱的欠账而被哥哥卖给别人，决心重新回到矿上挣钱来赎回前妻。剧的结尾，那群拆迁工人跟着韩三明要去山西挖煤了，尽管韩一再告诫挖煤危险，但他们还有什么选择吗？那儿挣钱多，是个好“营生”，这便是理由，是活下去的信心和勇气。
写作此文时，我又看了一遍《三峡好人》，看至一半时，略显沉闷的情节推演让我怀疑当初的判断：是我看走眼了？等到那个时常扮演着周润发的小混混为斌哥追债而被打死，男主角从一堆砖块里发现他的尸体后将其放至木筏上，并在他身上铺满了五色的彩纸而水葬于山峡，我的心又被触动了：不仅男主是个好人，那个小混混在导演眼中也是个好人。
悲悯意味着大爱，大爱意味着包容。在贾樟柯的所有影片中都贯穿着对人性的认知，它脆弱而有力，落魄而美好。难怪外国的评委们也不吝惜他们的褒奖——人性才是打动人心的最强力量。
与同期上映的张艺谋的《满城尽带黄金甲》相比，《三峡好人》在商业上一败涂地。人们宁愿去看满屏的宫女被挤出的乳房，也不愿直视三峡工地上男人裸露的脊梁；皇宫里的乱伦与厮杀自然比平民百姓的琐碎生活更夺眼球，这就是现实中国的审美图景。它源于人的猎奇本能，但并不等于所有观众的审美都在本能的层面上，也不是每个导演都要去迎合它。在贾樟柯看来，真实关注这个巨变时代中的普通人，才是他的艺术追求。他不拒绝商业，只是期待在商业片中依然葆有真诚和价值。

《三峡好人》

想象
2007年的年初，我去长沙参加一场活动，与樟柯不期而遇。活动完后，我们一众去到一位艺人家中。私下里的樟柯显得放开了许多，喝酒吃肉写字，他在宣纸上一挥而就，留下“在清朝”三个字，说是他即将开拍的电影——一部心目中的武侠片。
中国影人似乎都有一个武侠梦，说白了，那是一个挣脱束缚、自由自在、又不失情义爱恨的江湖梦，它可以在一个虚构的世界里，了却现实无法达成的梦想。
我期待着贾樟柯的新作，那是他过往影片中不曾出现过的历史题材。作为文学系出身的贾樟柯包揽了他所有影片的编剧，他获得的无数奖项中，最佳编剧奖占有重要的分量。而历史题材往往考验着一个编剧的想象力和对历史的穿透力，因为他可以撇开现实题材的束缚，更为真实地触达历史的本源，同时也可以表达作为创作主体对历史的洞见甚至是二度创作，从而超越个人经验，呈现个体的历史观。
这当然是一个浩大的工程，他一直在收集资料，所以是只闻声响，不见人来。反而是他在重庆现场目击了一起缉凶案，触发了他的灵感，结合当年发生的几起事件，悄没声息地就拿出了《天注定》，又一次轰动影坛；之后又有了《江湖儿女》。两部影片的“侠义”主题一脉相承，算是《在清朝》的先声吧。
《天注定》没能在国内公映，也在意料之中。当初他那么自信影片可以跟中国观众见面，源于有关方面已经过审并参加了国际影展，但他忘了“内外有别”。我猜想，这对他后来写《江湖儿女》大有影响。
《天注定》取材于当年轰动全国的几起案件：一个想为村民伸张正义而一怒之下开枪杀了6人的农民；一个厌恶乡村沉闷生活、把枪声视为乐趣的抢劫杀犯；一个不甘凌辱从而杀了嫖客的女工；和一个看不到未来而失去信心、坠楼自杀的打工仔。
在第二个故事中，王宝强扮演的杀人犯越过了“侠”的边界，你可以理解他对乡村生活的厌恶，但无法同情他对枪声的快感而做出的选择——杀人抢劫——用犯罪对抗平庸。导演所要表达的意图是，不是为他辩护，而是要理解人性是如何被伤害和扭曲，暴力往往成为弱者挽回尊严的最快方式，这才是最危险的。
贾的观点是，武不好，但精神很重要。艺术家要的就是这种突破束缚的勇气和实践，他要有想象和创造的能力。基于这样一种认知，我对他的《江湖儿女》才会有另一种期待。而一向从现实取材的贾樟柯不可能不被当下的生活所打动——真实的世界远比虚构的故事要精彩万分。豪商巨贾们在大城市里占据着各种资源，政商结盟也是源于家乡观念宗族体系；我们甚至还可以往大了看，黑道上的大佬们与权力的互动与背叛，足以构划出一幅史诗般的画面，它毫不逊色于《美国往事》与《教父》的历史故事。而能有气魄和能力去再现这样的艺术图景的中国导演并不多见，贾樟柯是一个。当然，他自身需要走出山西地域的局囿和他所构筑的县城世界，需要超出个人经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他更需要一个开明包容的空间。《天注定》的受挫，不可能不影响到他对题材的选择、对故事的拿捏和主题路径的踏入。
斌哥就是被这样一种困境而改变了命运吗？或者说，贾樟柯的雄心还未撑大，依然沉浸在他所构造的家乡汾阳和大同之中；他会认为，县城也可以是当代中国的缩影，以小见大，这是现实环境中最为稳妥的选择。我能理解，但心有不甘。
也可能贾樟柯一开始构思这个剧本的时候，就为女主角赵涛设定了一个不爱江湖却被逼上梁山的“义”人，用斌哥来衬托巧巧。这样的话，就只能另当别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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