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传统历法，刚刚过去的2018年是戊戌年。大家都知道，120年前的戊戌年，公元1898年，清王朝的光绪皇帝启动了戊戌变法。今天我们可以怎么看待这场变法呢？从近代化的角度来说，它是古老帝国试图实现近代转型的组成部分。
晚清之世，传统中国的经济、法律、政制都面临着近代化转型的压力。如果说，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新兴士大夫发起的洋务运动，是经济近代化的努力；沈家本主持的清末修律，是法律近代化的表现，那么康有为、梁启超等立宪派呼吁的维新变法，便是希望在政制层面完成近代化。尽管戊戌变法推行百日便草草收场，但两年后，慈禧太后首肯的庚子新政，从某种意义上说便是戊戌变法的重启，而且革新的力度与广度超过了戊戌变法。

梁启超
庚子新政的目标，或者说，晚清政治近代化的目标，是在维护大清皇统“万世一系，永永尊戴”的前提下，实行日本明治维新式的“君主立宪”制度。戊戌变法尽管不提“君主立宪”，但康有为、梁启超的终极目的，还是希望建立君主立宪制。特别是任公先生，前半辈子所兹在兹者，便是将清廷体制改造成君主立宪政体。直到辛亥革命爆发，他仍然念念不忘君主立宪：“吾畴昔确信美法之民主共和制决不适宜中国，欲跻国于治安，宜效英之存虚君，而事势之最顺者，似莫如就现皇统而虚存之。十年来之所以慎于发言，意即在是，吾行吾所信，故知我罪我俱非所计也。”
然而，对立宪派的苦心，清皇室“始终不寤，直至人心尽去，举国皆敌”（梁任公语）。不独戊戌变法成了短命的百日维新，庚子新政最后端出来的菜也是令人大失所望的“皇族内阁”。待到武昌枪响，皇室自身已如泥菩萨过江，更遑论君主立宪？而且，君主制既已终结，君主立宪的时间窗口亦永久关闭。而对于传说中的“民主共和”，梁启超还是保留着不信任的态度，因此，他不无痛愤地说：“今之皇室乃饮鸩以祈速死，甘自取亡，而更贻我中国以难题”，“呜呼，以万国经验最良之虚君共和制，吾国民熟知之，而今日殆无道以适用之，谁之罪也？是真可为长太息也”。
晚清立宪派的君主立宪计划为什么最后会全盘落空？作为历史的旁观者，后人当然可以找出许多原因，比如以萧功秦先生为代表的新威权主义学者认为，晚清变法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变法的步子过于激进，以致局面失控。而雷颐等自由主义学者则认为，变法失败的主要因素是清政府过于保守，维新跟不起革命的步伐。两种观点似乎针锋相对。但我认为，过于激进与过于保守，都是晚清新政的特点，同时并在于一体。
这是因为，清王朝所秉承的的政治传统，距离立宪派追求的君宪方向可谓格格不入、背道而驰，连维新派都承认“骤变新法，皆无旧例可循”，清王朝对君主立宪政体的陌生感与不适应，可想而知。于是在维新的过程中，难免进退失据，要么过于激进，要么过于保守。
梁启超设想“就现皇统而虚存之”，借壳上市，建成君主立宪政体。但按君主立宪的内在逻辑，势必要求君权象征化，用梁启超的话来说，是想将君主当成尊贵的“土木偶”，然而，按大清体制，皇帝是万万不可以成为“土木偶”的，乾隆皇帝写过一篇御制文章，专门批判宋代程颐的主张：“昔程子云‘天下之治乱系宰相’，此只可就彼时朝政冗者而言。若以国家治乱专倚宰相，则为之君者，不几如木偶旒缀乎？”“且使为宰相者，居然以天下之治乱为己任，而目无其君，此尤大不可也”。宋人心仪的“垂拱而治”，在乾隆看来，就是不可接受的“木偶旒缀”。

郎世宁绘《乾隆皇帝大阅图》
君主立宪，也势必有一个“责任内阁”。这个责任内阁叫做宰相，还是叫做内阁首辅、军机大臣、首相，都没有关系，关键是内阁能够负责任。而内阁要负责任，又不可没有副署诏书的权力。梁启超曾经论证说：“所谓责任内阁者何？今世立宪君主国，必以君主无责任为原则。夫君主总揽一国之大权，何以能无责任？则以有内阁大臣代君主以负责任故也。内阁大臣何以能代君主负责任？盖每有诏敕及颁行一切法律，必经内阁大臣副署，然后施行，而政策苟有失当，则副署之大臣实任其咎。”
然而，自明初朱元璋废宰相制，明清两朝均不设政府首脑。明内阁首辅并不是政府首脑，而更像是唐宋时期的翰林学士、中书舍人，没有副署敕命的权力，更不能指挥六部九卿。清代的军机大臣同样不是政府首脑，甚至军机处都不能算是正式的官署，因为它不开府，无印绶，军机大臣均以“行走”的名目入值办事。他们当然也无权副署诏书，虽然乾隆曾让军机大臣在廷寄上谕中列衔，但这明显是狗尾续貂，多此一举，因为“军机大臣之奉上谕，则如写字机器将留声机器所传之声，按字誊出耳，而于纸末必缀一行云某机器所写甚无谓也”，所以从嘉庆朝开始，军机大臣列衔的形式便被废止了。
宣统年间，摄政王载沣心血来潮，又恢复军机大臣列衔的做法，但军机大臣朗贝勒很快就受到资政院议员的诘难：“副署之事是否与各国副署相同，上代君主负责任，下对资政院负责任？”问得朗贝勒不知所措：“方才这位议员所说的话，本大臣听不甚懂。如果是副署问题，将来可用文书答复。”最后军机处的答复是，军机大臣列衔“实本乾隆年间旧制，与日本内阁副署用意不符”。这个答复并没有说错，因为清代的军机处跟责任内阁确实是风牛马不相及的两回事。
君主立宪，还势必有一个制衡内阁的机关，用梁启超的话来说，责任内阁“必有纠问责任之机关，与之对峙，然后能成立者也”。这个“纠问责任”的机关，在宋代可以是台谏，在梁启超的设想中，则是指议院、国会。不过梁启超又说，“夫朝廷设都察院（台谏）之意，原恃以为行政之监督，与立宪国之有国会，其目的盖颇相近。”清末议改官制时，还真的有一些官员建议“将都察院改为国议会，以立下议院基础”；民间亦传言，“政府议商拟将都察院改为议院，俾御史中之才干者充作议员”。
然而，自宋代以降，台谏的权力出现“一代不如一代”之势，明朝废谏官，但六科给事中尚有谏议与封驳之权，清代将科道并入都察院，给事中从此丧失了谏议与封驳的实际权力，监察御史也远不如宋朝台谏官之敢言，比如“道光初，曹太傅振镛当国，颇厌后生躁妄。门生后辈有入御史者，见必戒之曰：‘毋多言，毋豪意兴。’由是台谏（其实清代已不存在谏官）务循默守位，寝成风俗矣”。如此软弱的都察院，又如何担当得起对峙内阁的责任？相较之下，宋代言官与近代议员的距离，无疑要更接近一些。
平心而论，我不认为晚清政府的变法、新政毫无诚意，它在近代化压力下所主动、被动推行的每一项变革，都值得尊敬。但是，囿于清制的传统，一切“皆无旧例可循”，晚清的新政免不了左右为难，进退失据，里外不是人。
说到这里，一些朋友可能会以为我是一名五四式的传统文化反思者。其实不是。我前面说的与近代君主立宪制度格格不入的政治传统，是特指明清政制，而不是泛指华夏的传统政治。换言之，明清体制只不过是传统政制的歧出，却拖累了传统政制的声名与近代化转型。
让我们来看看宋代士大夫心仪的政制是怎么样的。北宋元祐年间，秦观给宋哲宗上了一奏章，阐述君主御宇之道：“臣闻人主之术无他，其要在乎能任政事之臣与议论之臣而已。政事之臣者，宰相执政；议论之臣者，谏官御史。今天下之事，有执政之臣以行之，有议论之臣以言之，则人主可以弁冕端委而无所事。不然，则虽弊精神、竭筋力，以夜继日，犹无益也。”
秦观又说，仁宗皇帝就是这么治理国家的：“臣闻仁祖时，天下之事，一切委之执政，群臣无得预者，除授或不当，虽贵戚近属，旨从中出，辄为固执不行。一旦谏官列其罪，御史数其失，虽元老名儒，上所眷礼者，亦称病而赐罢。政事之臣得以举其职，议论之臣得以行其言。两者之势适平，是以治功之隆过越汉唐，与成康相先后，盖繇此也。……愿（陛下）鉴汉唐之弊，专取法于仁祖，常使两者（执政与台谏）之势适平，足以相制，而不足以相胜，则陛下可以弁冕端委而无事矣。”
秦观的意思是说，将治理天下的权力委托给宰相带领的政府，再以独立于宰相的台谏来监察政府，君主则端拱在上，使执政权与台谏之权保持均衡，相制相维，这样，便可垂拱而天下治。其实，这也不仅仅是秦观一个人的主张，而是宋朝士大夫的共识，不少宋朝文臣都表达过类似的观点。
许多年之后，晚清的梁启超在向国人介绍“君主立宪”制时说：“其行使行政权，则责成于副署之内阁，而不以衡石量书为能；其行使立法权，则察迩于民选之议院，而不以防口若川为事”；“夫惟君权有限，然后政府、议院之权乃各得发生，各得充实，各得保障。政府权非不大，而常以议院之权为界；议院权非不大，而常以政府之权为界。两界不相侵越，而君权遂安于磐石。”
——你看，梁任公的思路跟宋朝士大夫的思路何其相似！宋人说君主“弁冕端委而无事”，任公说“君权有限”；宋人说“天下之事，一切委之执政”，任公说“行政权责成于副署之内阁，而不以衡石量书为能”；宋人说“择台谏之臣以察之，通天下之情以广之”，任公说“立法权察迩于民选之议院，而不以防口若川为事”；宋人说“常使两者之势适平，足以相制”，任公说“两界不相侵越”。所不同者，只不过是梁任公使用了几个从近代西方传入的政治学概念，如“行政权”、“内阁”、“立法权”、“议院”。
当然，我们并不认为宋朝已经是“君主立宪”了，但我们相信，从宋朝政制发展成近代的“君主立宪”与“责任内阁”，不会存在什么跨越不过的障碍，不会像晚清政府那样进退失据。
原标题：《晚清的“君主立宪”为什么会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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