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所有故事、人物、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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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年底,总会有无数人提着大包小包离开北京。
坐着飞机走的,挤硬座火车走的,开着摩托车走的......北京,会在短短几天时间内变成一座空城。
这其中有很多人,他们的离去,是没有归期的。
在过去的一年里,又有多少人正筹划着一场没有归期的离去呢?
2018年,和以往的每年一样,又有很多人拎着行李离开这里,再无归期。
2018年,也和以往的每年不一样。
这一年,经济下行初露苗头,中美贸易战一触即发,社会民生新闻层出不穷,阶层问题愈加严重。
离开的人更多,离开的理由也更多。
而这些离去的人的身上,不只是装着一个北漂的故事。更是记录了当下整个时代的大事小事,投影了这个时代下芸芸众生的生老病死、爱恨情仇。
所以在过去的一个月里,我们走访了北京的上百个地方,屡次造访北京西站,和许多北漂一起吃喝拉撒。
我们试图客观记录下,2018年底那些打算离开北京的人的故事。
更试图还原一个,经济寒冬之前的北京群像。
北京的六环是一个听起来就格外魔幻的地方。
你在这里的地铁上,一不小心就能收到“河北移动欢迎您”的短信;住在这里的人,每次进到五环内都会戏称自己“进城了”。
2017年底,北京六环外的大兴城建三村失火案震动全国。
挤在三村违规隔板房里的几十万的北漂,在零下的温度里连夜搬离这里。
一时间,城建三村,这个充满了外来人口和服装厂的六环小农村,被推向了公众视野。
时隔一年,我们重新回到了城建三村。
自从一年前的失火案发生,整个城建三村都已经被拆迁了,所有的外地人口都已经搬离,很多以前在附近服装厂工作的外地人被迫离开了这里。
就在和已经被彻底拆迁的三村一个马路之隔的对面,却是现在这块最热闹的地方。新建了很多小餐馆:面馆、川菜、饺子店...街上人不多,但店面一点都不寒碜。打开菜单一看,单价也不便宜。
几经打听,在饭馆旁边,就有当地最好的一家公寓。
去年新建三村失火后,张斌就在新建三村的对面开了这家宾馆,出租给当初因为失火没地儿住的人,一楼层里满满当当的都是租户,一个12平方米的单间,2000块钱一个月,除了没阳台不能晾衣服,其他设施都很齐全。
当然,不是所有人都能住得起这样的房子。
孙健民大叔就在这个公寓跟前摆糖葫芦摊——这是他家目前唯一的收入来源。
住这个公寓?
他想都不敢想。
孙大叔去年也被赶走了,后来又从家里攒了点钱回到了北京,住到了离村子不远的小区。
和别人合住一大套房子。他和爱人租了两室,一间自己住,一间用来专门做糖葫芦的。
一个月挣3000多块,给在同样在北京上大学的儿子转1500,房租800,剩下700块老两口咬咬牙也就能活下去。
日子再难,也比在山东临沂的农村挣得多。毕竟孩子还得念书,没办法。
原本失火前的村子被严严实实的白布遮了起来,门口有警卫守着,没人能靠近。
我们试图进去拍照,被门口的保安凶神恶煞地赶了出来,只能跟孙大叔闲聊。
今年北京格外冷,他的生意也格外冷。
除了有人来买糖葫芦的时候,大叔大部分时间都在沉默着发呆。偶尔碰到外来调研的人,大叔才会精神起来。中气十足地指着对面的服装厂给大家伙儿说:“去年从这到南头都是人儿,这几个服装厂算什么呀,村里头有上百家呢,可多人了,挤都挤不动。”
末了再嘟囔几句:“唉,现在全都不在了哦。今年都看不见人影儿了。再过几天过完年,我也就打算回老家了。”
和在大兴的孙大爷一样打算过年就离开北京的,还有在更西边的六环外卖烤冷面的李大爷。
李贵生大爷是锦州人,在北京西南六环的良乡,卖了7年烤冷面。
良乡有一座大学城,这里散落着北京理工大学、北京工商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北京中医药大学。
附近学校的孩子都喜欢吃大爷烤冷面,因为量足、味道也好。患有帕金森的大爷一边努力稳定自己不断颤抖的右手,一边轻松地和人聊天。他会准确记住每一位老主顾的喜好:多放洋葱、不要香菜、少放辣酱······正是这样,小摊的生意才越来越好。
7年来,他就这样踩着一辆电动三轮,用一块铁板,做了几万份烤冷面,风里来雨里去,亲眼见证了这里杂草丛生的荒地竖起高楼,从一块无人问津的废墟变成热闹的大学城。伴着推土机的施工声和铁板压在冷面上的“滋滋”声,送走了一届又一届的学生。
但最近生意越来越难做了。房租上涨,加上城管执法力度加大,大爷烤冷面,终止在北京这个寒冷的冬天了。
2018年12月28日晚,元旦假期前的最后一个晚上。
李大爷卖出自己的最后1份烤冷面,收拾行李,准备回家。而这买走最后一份烤冷面的,是个一脸稚气的外卖骑士。
这个骑手叫吴昊明,99年的,牡丹江市人。
2018年高考,昊明考了三本。家里付不起三本的学费,又觉得读专科没用。于是没让他念大学,直接来了北京跑外卖,一单块钱。
他年纪小,总是习惯性开口就管人叫“哥”或者“姐”,经常被问到“你多大了还喊我姐(哥)”。
等对方听完自己的年龄后,一脸的难以置信,然后就不再说话。
这半年他省吃俭用攒了些钱,打算做到年底,回家求求家里人让自己再复读一年。
位于北五环的天通苑,是亚洲最大的社区。
许多人将天通苑称为“北漂第一站”。王云超在《日落天通苑》里写:“对北京人来说,天通苑是纽约的布鲁克林,是都市边缘的贫民窟,这里糟糕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低廉混乱的租房机制,成为低收入者的理想栖息地。”
何勤就住在这个传说中的都市贫民窟。
2017年4月,何勤来北京工作,公司在望京。
她不喜欢跟人合租,但望京一个人住房租太贵,于是何勤选择住到了天通苑,通过自如租下了一个一室一厅的房子,每月租金4020元,外加一些服务费。她说,一直比较信任自如,即便租金比其他平台高,也比较放心。
房子之前出租过,但相对比较新。后来通过续租,签到了2018年8月底,期间一直相安无事。
直到今年7月6日,何勤的公司组织员工体检,检查出体内的白细胞数量明显偏低。
“体检报告还没有出来,体检中心的人就慌忙给我打电话,说白细胞的检测值很低,只有2.23,大约只相当于正常人的60%,就像刚做过化疗的病人一样。”
何勤对我们说,去年4月入职前的体检报告还很正常,当时的白细胞检测值为3.9。
2018年8月31日,一篇《阿里P7员工得白血病身故 生前租了自如甲醛房》的文章在网络热传。
2018年9月初,何勤没再续租,搬到了望京跟别人合租。
2018年11月底,何勤的公司资金链断裂,发不出工资。
2018年12月底,何勤收好东西,准备离开北京。
何勤的公司,之前是做P2P的。
而P2P(互联网金融点对点借贷平台),绝对是今年最令人谈之色变的词汇之一。
从6月份开始,P2P行业开始呈现崩塌迹象,公司倒闭,老板跑路。
7月份以后,P2P行业迎来了它的“至暗时刻”:
平台爆雷数量创下了多年新高,仅前三周就有100多家P2P出事:停业的、跑路的、转型的、提现困难的、还有被刑事拘留的层出不穷。据不完全统计,在短短50天内,全国P2P网贷爆雷252家,其中229家倒闭,23家出现逾期或提现困难。
这也就意味着,将有成百上千万的投资人难逃血本无归的厄运。何勤的老板钟先生,就是这千千万万投资人中的一员。
钟先生是一个标准的80后,大学毕业后在北京开了一家贸易公司。后来又趁着形势大好投资了房地产行业,事业做得风生水起。
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饭局上认识了某网贷平台的张总。张总和钟先生一拍即合,越聊越投机,实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
没过多久,钟先生就往平台注资1089万元,连眼都没眨。
7月13号平台出事,张总卷钱跑路的时候,也连眼都没眨。
不巧钟先生的合作友商也被卷入了P2P爆雷浪潮,资金链出现问题,无法按时交货。钟先生的大量资产也都困在了借贷平台上,生死不明。
负债累累的钟先生,在年底前解散了所有员工:
“实在对不起他们,但是真的撑不下去了,我连给员工买火车票的钱都发不出来了。”
“想继续留在北京,但是好累啊。明年我想休息休息,好好陪陪家人。以后的路,要走得稳健一些了。”
自从跟网贷大佬们学会了分散投资,鸡蛋不要装在一个篮子里,聪明的我把资金分散放到了下列平台:投融家、钱妈妈、银票网、善林金融、唐小僧、联璧。结果现在所有维权群里都能看到我的身影。
这是网传形容P2P爆雷潮的段子,却成为最心酸最写实的一幕。
“撑不住了,真是撑不住了。”
这句话,钟先生和我们说了13次。
如今,钟先生的办公室已经搬空,地上七零八落地分散着几张A4纸,上面是年初时候的员工培训手册。“追求卓越”四个大字,在昏暗没有生气的房间里显得那么耀眼。
顺着落地窗望出去没多远,就是阿里巴巴灯火辉煌的大楼。
和这边的萧条索然比起来,那栋大楼依旧朝气蓬勃、充满希望。
在北京四环的星河湾里,住着一对情侣。
这里临近朝阳大悦城,离朝阳公园也不远,周围分布着大大小小的高档小区。我们所能想象的明星,范冰冰、刘烨、郎平、袁姗姗、潘粤明、董卿.....几乎都住在附近一带。
星河湾房价均在10万一平以上,房租均价50000一个月,有小区自己的双语国际幼儿园。
赵凯和他的女朋友胡灵就住在这个小区。
他们俩都是北影06届毕业的学生,毕业后一起去话剧社面试,赵凯选上了,顺利地开始了自己的话剧人生,得意得很;胡灵没选上,被迫挤进了娱乐圈,开始头破血流地混圈。
然而,12年以后,赵凯还是每个月拿着几千块的话剧工资,胡灵已经是个能跟刘德华梁朝伟搭戏的二线电影演员了。
赵凯感受到了压力,开始在外面接私活,教一些演戏的课程,一个月也能挣七八万块钱。
今年四月份,两人搬家,胡灵选中了这个小区一套面积216平租金60000一个月的房子。
两个人搬进来那天,赵凯终于忍不住问胡灵,咱们到底租这么大的房子干啥?
胡灵说,你出去打听打听,哪个女明星连个60平的衣帽间都没有?
赵凯没再说话。
从2003年大二在一起开始,他们在北京一起奋斗了整整15年。
但是双方的不对等成长,让他们最后还是走上了分道扬镳的这条路。赵凯准备提分手。年后,他就打算离开北京,独自去国外重新读书。
最后一次约会,是2018年的9月27号,两个人交往15周年那天。
赵凯带胡灵去skp吃饭。吃完饭,在skp的爱马仕店里,赵凯拿着自己半年攒的钱,给胡灵买了个20多万的爱马仕包。
赵凯知道,分手的话,还是得男人来说才比较体面:
“你说原来我在你眼里是发光的,现在我不发光了。
我也是很无奈了,你天天跟刘德华梁朝伟搭戏,我还能发得起什么光?
你以后好好混。
我这辈子能送得起你的,也就是个20多万的包了。”
也是在四环。
西边的丰台科技园,也有一对情侣。
他们刚双双研究生毕业,在丰台科技园工作。穿着H&M的情侣羽绒服,一起吃着吉野家。男生拿出新买的一次性口罩塞进女生的包里,让她晚上下班一定要戴着,最近雾霾太大;女生抱怨说晚上得再去买点洗漱用品,合租的人总是偷用自己的。
一个60平米的衣帽间,对于他们俩来说,是两个人出租房面积的两倍。
一个20万的爱马仕包,对于他们俩来说,是两个人一整年工资的总和。
他们合计着,领完今年的年终奖就一起回沈阳找工作。如今经济下行,所有公司都在裁员,未来十年经济形势不容乐观。
据说,资本的冬天就要到了。
回老家,未必能找到工资这么高的,但至少生活压力可以小一些,能有自己的厨房和浴室,能想吃什么吃什么,想什么时候洗澡什么时候洗澡,上厕所不用排队。
然而,他们依然是幸运的。
同样还是在四环,比起有选择的他们来说,有很多人是没得选,不得不离开。
海淀区的中关村新中关一线,分布着大大小小的国际国内互联网公司,也算是占据了国内的互联网命脉。夜晚你走在这里的街道上,举目便能望见微软、新东方的大logo,即使是在深冬的北京,依然傲气十足,一副赢家的潇洒姿态。
在这些霸气的大logo灯里,也有一盏,曾经是属于ofo的。
海淀区黄庄丹棱街的互联网金融大厦,一幢从外面看起来就威风阔气的写字楼。
ofo的总部18年11月刚搬进这栋楼里,位于5层。
在年底的ofo倒闭传闻、退押金风波以后,ofo仿佛从这座大楼里一夜间消失了一般。位于大厅里的所有电梯,都不能直接通往5层,按键已经被物业关停。
想要去往ofo总部,只能坐电梯上到6楼,穿过楼上一家教育公司的办公区,然后从沙发旁的紧急出口走楼梯下去,最后再从后门的杂物区进去。
就连ofo自己现在所剩无多的员工,都是走这条路去公司。
要不是门口散落着的ofo活动物料,大家甚至很难辨认出这里就是ofo的总部所在地,那个曾经被资本推上神坛又重重跌下、那个被舆论推上了风口浪尖的团队。
在ofo的总部门口的街道上,就堆满了上百辆共享单车。可即使在自己家门口,也只有两辆小黄车,其他99%都是摩拜和小蓝。
这个曾经装满了无数年轻人梦想的地方,现在已经走到了英雄末路。
愿赌就要服输。
戴威说,就算跪着,也要坚持到最后。那些不得不离开的人,和那些选择留下来跪着坚持到最后的人,究竟谁更幸运谁更艰难?
我们给不了答案,也不尝试去给答案。
三环是北京最像首都的地方。
之所以说它最像首都,是因为它最接近很多人来北京漂泊之前所幻想的那个灯红酒绿的大都市。
国贸密密麻麻带着落地窗的写字楼、CBD旁紧挨着的奢侈品购物中心、三里屯工体夜夜笙歌的酒吧夜店、金台路飞驰的豪车、坐落在国贸里的温泉、芳草地顶楼的天价酒店......这些出现在电视剧和宣传片里的北京现代化符号,构成了很多人对于北京这座城市最初的幻想。
在世贸天阶往南一站的地方,有一家民营的教育机构,专门做ssat,也就是针对中国的孩子考美国高中的培训课程。
Peter的老家是长沙的,今年16岁的他,一年多前被自己的企业家老爸送到北京来学ssat,为去美高做准备。
peter的爸爸为了让他能安心学习,在侨福芳草地顶楼的怡亨酒店给他包了一个一年的房间。这个房间自带泳池,一年的房间费大概是110万。
而peter每天的任务,就是去补习机构背单词做题。参加了好几次考试以后,他的ssat已经可以考到2300以上了(满分2400)。
——这个成绩甚至比大多数美国学生都要好。
他聪明有礼貌,年纪轻轻就懂政治经济社会学。就在12月底,他接到消息,已经被美国前十的高中Andover录取。
被这个高中录取也就意味着,半只脚已经踏进了常春藤。
晚上,他就去三里屯和朋友玩儿。
他的朋友们也都跟他差不多,都是有钱人家的聪明小孩。一群人坐在包间里喝开心了,LV、Gucci、Hermes的包散落一地,大家都在上面踩来踩去,根本没人多看一眼。
包间外面的舞池里,也挤满了过来找乐子的人。
有的专程为了蹦迪,有的专程为了约炮。
男男女女挤在一起,到处都是好看的网红的小哥哥小姐姐们,穿潮牌、喝威士忌。推杯换盏,酒杯碰在一起,沫子里全都是北漂的味道。
软软曾经也是其中之一。
软软19岁,四川达州人,来北京一年多了,是某直播网站的一名主播。
她高中没读完就来北京,签了家直播公司,做得风生水起。她在小镇上长大,高中在达县里,她以前打死也没想过,只需要对着镜头唱唱歌卖卖萌,就能赚到自己爸妈一辈子也赚不到的钱。
只是没想到,去年形势越来越不好了,粉丝的热情逐渐变低,收入也越来越少。
2018年底,公司正式解散了。
软软不知道怎么办了,直播圈的“高收入”,让软软已经习惯了“奢靡”的生活。穿好的用好的住好的,两年多没攒下一分钱。
今年二月份房子到期后,续租都是个问题。
软软没办法了,只能选择回家。
一月底,软软会回家,留级重新读高二,然后接着参加高考。
软软不知道未来到底在哪里。
更不知道那个把美特斯邦威当作名牌的小县城四四方方的高中教室,到底能不能装下自己这颗已经纸醉金迷的心。
在软软还处于巅峰时,她每个月能赚20万——一点不夸张。那个时候她最喜欢去的就是银泰,一座位于建国门外大街2号的奢侈品购物中心。
银泰,有北京最大的杜嘉班纳专卖店。
是的,就是那个设计师辱华的杜嘉班纳,也叫做D&G。
王茜,甘肃人,三年前来北京打工,做过KTV服务员、保险销售员、公司前台文员......
2017年3月,王茜进了银泰的杜嘉班纳。
相比之前的工作环境,这里看起来尤其高档,空气里充斥着香水味,从里到外都写着一个“贵”字。
王茜就这样成为了很多人厌恶的“看不起人的奢品店服务员”,养成了十分刁钻的眼力劲儿。大概瞥一眼,底气十足的、心虚但假装镇定的、第一次来的....什么样的人,王茜都一眼能认出来。
看多了有钱人,王茜也渐渐地心气高了。每年过年回老家的时候,都喜欢跟家里人讲自己在北京最贵的商场工作,认识多少有钱人,卖的是几万一个的包。
村里的小孩围成一圈,听得目瞪口呆。
王茜就拿出自己的包,指着说 : 你们看,就这个包,几万一个。
事实上,王茜的包是从距离银座4.9公里处的秀水街买来的A货。
在这里,1000多的一双AJ,200块钱就能带走;五六万的名牌包,五六百就能带走。
地下一层专门卖高仿的名牌包。每一家店面都不大,7、8平方而已,大一些的也不过十几平方。每家店门口都站着一两个人,看着像接待客人,又很像在提防着什么。
来这里买包的有很多都是穿着光鲜的小姐姐,乍眼一看,浑身上下都是名牌,开口就是一副老练的样子,不问价格直接给价。
王茜虽然在银泰工作了两年,但从没买过这里的真包。每次回老家前,她都会偷偷来秀水买上两个假包,讲讲价,两个500拿下。
她心里盘算着:就算买个最便宜的印花LV,10000多,也可以给爸妈都换部能视频的智能手机了。
还是买假的吧。
其实在银泰工作的几年,工资提成都还不错。她没想到的是,D&G会爆出辱华事件,一夜之间成了众矢之的。
事发当晚,家里就有好几个亲戚,在家族群里发60秒的语音@王茜,用一口浓重的方言教育她赶紧辞职,别当卖国贼。
我们去采访王茜那天是圣诞节前夕。即使是过节,D&G店里面也一个人都没有。
王茜的其他同事基本都放弃了,有人进去时连句“欢迎光临”都不说。因为她们大多是本地人,每天过来上个班而已,所以不太在乎这个工作。年一过完,大家也就打算全部辞职另谋出路了。
王茜不一样。
她也打算辞职,但暂时还没找到合适的工作,加上房租上涨了,开始有些心力不支。
家里的爸妈不在乎用不用智能手机,在乎的是她什么时候回老家相亲结婚,要么就是赶紧找个北京本地的男人。每次打电话她妈都会问:“茜茜,你认识的有钱人那么多,没有家里有钱的对象可以发展吗?”
有啊。
当然有了。
在北京,只要你好看一些,最不缺的就是有钱人可以发展了。
但前提是,你做好了当小三小四小五的准备。
就在东三环的边上,百子湾,苹果社区,酒店配套式服务公寓。
传说这个小区住的主要是两类人,导演和被包养的。
当然了,只是传说。
我们都不会把传说当真,可是人都需要传说来作为谈资。
苹果社区某单元十二层楼的走廊尽头的那个房间,是钟大彭和他情人刘琳茶的小爱巢。
刘琳茶是在北京上的大学,工作后一个偶然的机会认识了钟大彭。在钟大彭猛烈的追求攻势下,刘琳茶答应了。
当然,当时刘琳茶就已经知道,钟大彭已经结婚了。
两个人心照不宣地开始地下恋情。每周,钟大彭都会开着他的卡宴来到这里,甜蜜地度过一个周末。
但是最近,他来的次数越来越少。
这引发了刘琳茶的不满,两个人的争吵越来越多。
楼上楼下的邻居都知道,两人经常吵架打架摔东西,“叮了咚隆”的声音大家都听习惯了。一开始邻居还会报警,或者喊楼下的保安上来制止。
后来,所有人都表示这种事情见怪不怪了。
听到了,也当没听到。
北京零下十几度的冬天,落叶枯木把苹果社区衬托得格外凛冽。
小区周围除了便利店和水果店,剩下的都是饶有情调的婚纱店、首饰店,价格比市中心的品牌店还要高。
刘琳茶每天回家都会经过这些婚纱店,偶尔也会驻足发呆,多看几眼。
但是,她一次也没走进去过。
当然了,三环之所以最像是首都,也不只因为它有着北京最灯红酒绿的一面。
也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三环拥有北京西站——这个北京最大的火车站,是许多北漂的第一站,或者最后一站。
在西站旁边的麦当劳里,有这样一对母女:母亲带着一顶红色粗线毛线帽,女孩约14岁,穿着一件大红色的棉服。
她们在麦当劳的点餐柜台前张望了一会,随后买了一个麦满分,10.5元。孩子吃了一口,懂事地递给妈妈。妈妈再三推脱,咬了一小口又递给了孩子。
一小时后,她们就会乘坐12:21分开往赣州的k1453次列车离开北京,旅程共计23小时19分钟。
并且,不再回来。
而这个10块5的麦满分,是她们离开北京的最后一餐。
在旁边的取票厅里,也坐着两位要离开北京并且不打算再回来的大爷。
李大爷今年60岁,王大爷今年61岁,河南开封人,在北京当环卫工人。
李大爷离开是因为抱孙子了,得回去帮儿子媳妇带孩子。
王大爷是因为关节炎严重得扛不下去了,经常痛得站不起来。他跟我们念叨说:“身体不行了,要回老家了。得死在老家,不能死在北京。”
他们一大早就来了北京西站,因为取票厅比冷窖一样的家里暖和多了。
王大爷腿脚不好,李大爷一个人去排队取票。回来的时候,剩了7块零钱,还给王大爷。王大爷执意要李大爷收下那皱巴巴的7块钱:
“你跑了那么远,这是辛苦费,必须收下!”
取完票,距离发车还有12个小时,找到个没人的角落,打算硬生生坐到晚上10点。旁边就堆着两个人这几年在北京的所有行李:被褥、脸盆、几件换洗衣裳。
除此之外,再无其他。
在他们身旁20米开外的地方,就是北京特产店。那里有卖38一斤的北京果脯,还有50一只的北京烤鸭。
他们盯着店铺看了许久,最终还是没有去买一些。
Josh是法国人,因为对中国食物的热爱来了中国生活,在北京的某大学担任外教。
他租住在北锣鼓巷里的一个小院子,房子比较老,也挤,空调外机直接被扔在房梁上,院子里交错悬挂着晾衣服的绳子,刚洗完的衣物就这样被晾干。
但这里满足了他对中国传统建筑的独有情怀。
他喜欢中国北京的胡同,满满的都是烟火气息,有点像穿越进了老舍笔下的北平城,或者是林海音的《城南旧事》。
晚上,他可以闲逛到鼓楼东大街喝酒听歌。
这里的酒吧和三里屯工体不一样,大多是些有驻唱的清吧,唱的都是罗大佑姜育恒的老歌;或者是livehouse,常有些独立音乐人来开专场。
正在Josh考虑着春节带家人一起来北京体验一下春节的时候,法国巴黎爆发了内乱。Josh一得到消息,马上收拾了行李,连夜飞回巴黎。
“家里的车被砸了,父亲受了伤,我得回去了。”
从Josh住的北锣,坐特12路外或者44路外,只需要二十多分钟,就能到同样位于二环的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东街31号的积水潭医院,一座以骨科和烧伤科为重点学科的三级甲等综合性医院。
这里每天都人来人往,生离死别、人间百态每天都在这里上演。
在医院门诊部的台阶上,坐着一个绑着绷带拿着化验单,边哭边抽闷烟的男人。
不远处,一个女孩手里也拿着检查报告单,哭着对电话那边说:“求求你了,别挂我电话好不好……”
一对年轻夫妻,男人紧紧护住刚拆完石膏的女人,一步一步小心地从门诊楼台阶走过。男人用浓重的口音问街边的保安:“请问去北京西站怎么坐公交车?”
一个中年男子,拖着行李箱,一看就是外地人。28寸的行李箱,只有一半是换洗的衣物;另一半,满满的全是药。
还有一位老人,衣衫褴褛,独自在挂号的地方排队取号。
这些,几乎都是从外地来的病人。
在这座看起来并不气派的建筑里,汇聚着全国顶尖的骨科专家。许多外地的患者慕名前来,有的祈求医生能给点希望,有的等待着医生的最终审判。
而他们,都只是借住在北京的过客。
在医院四周,旅馆和寿衣店交错排列,遍布每一条小巷。
大概数一下,寿衣店要比旅馆多。
我们假装成外来的病人,跟门口保安大爷打听了哪里住的便宜。
顺着大爷指的方向,我们找到了医院旁边错落的小胡同,里面有许多提供住宿的小店,专门给外地来的病人提供廉价住宿。这些民房改造成的旅馆通常价格都不贵,均价在100-200每间。贵一些的提供独立卫浴,标间里是两张小床。
便宜的只有两张床,而且没有卫生间,需要去胡同里的公共厕所方便。
因为股骨头坏死来积水潭医院复查的王翠芝,没舍得住在200一间的旅店,而是选择了旁边一家只有沾满油渍的红门帘的小店。在这里,一晚只要80块钱,小店的门口铺着“欢迎光临”字样的地毯,门口还有跟着父母来北京看病的孩子在独自玩耍。
等到3天后,做完全部的医学检查,王翠芝还会再去接受大夫的面诊。不管是好是坏,她都得接受医生的结果,然后退掉这个80块的房间,去到北京西站,坐火车回到1123公里外的家乡。
在她离开后,很快就会有新的外地来的病人住进她本身的屋子,重复着和她一样的等待和煎熬。
这里是公历的2019年初,农历的2018年底。
此刻,从北京的六环,到北京的二环,不同的阶级,不同的职业,都有即将要离开这里的人。
他们曾经带着对城市的期盼和梦想而来,带着家里的希望而来,带着生计的不得已而来。他们或许行囊羞涩,但最值钱的行李就是对城市的向往。
但现在,他们要离开了。
带着对城市的失望,带着无奈,带着不甘心,带着生活的压力和迷茫。他们的行囊依旧羞涩,最可惜的就是失去了来时的热血。
“逃离北上广”这个口号,对于很多人来说只是一种情怀。我们在说逃离北上广的时候,其实是在撒娇,内心真正的台词是:
“你再不对我好一点,我就要跑了噢”。
而真正逃离的人,都是默不作声的。
没有口号,没有旗帜。
而我们这个月所采访到的所有即将离开的人,只是这些人的冰山一角。
北京现在拥有人口大约2200万。
每一年年底,都会有60多万人选择彻底离开不再回来——这个数字,是两个冰岛的人口总数。
或者说 ,这60万人不是选择离开,是被选择。
从这些离开的人身上,我们能大概窥见这座城市的发展进程,也能看见一些历史脉搏。
自如甲醛案、D&G辱华、大兴失火案、p2p公司暴雷....每一次的风吹草动汇聚在一起,就是这个城市这一年的风雨震荡。
我们所宣传的天安门、故宫、国贸,这些其实都不是城市真的符号。
城市真正的符号,是城市里的人。
人来了。
人走了。
这才是城市。
但故事不应该停在这么悲伤的地方,这个视频请你一定要看。

明年年初,依然会有上百万新人来到这里。和那些离开的人最初到来时一样,他们眼里带着星光,心里装着期盼。他们来自五湖四海,汇入进北京城拥挤的地铁里,用好奇的目光打量着这座给予了无数人希望和失望的城市。
他们无一例外地在朋友圈里写下,或是在心里轻轻地念一句:
“北京,我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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