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常常给人以荒谬感。知名公号“呦呦鹿鸣”的负责人黄志杰，前两天还在到处维权，他的《员外郎王林清》在好几个平台都被人抄袭，有人几乎原封不动，骗了不少打赏。1月12日，他发在公号上的《甘柴劣火》，遭遇猛烈的“洗稿”质疑。
这是一个标志性事件。黄志杰并非普通的自媒体玩家，他有过机构媒体工作的经历，在过去一年，他对疫苗事件和自如的“甲醛房”穷追不舍，让人印象深刻。在《甘柴劣火》一文中，他三次提到《财新》和王和岩的名字，看上去非常严谨，但是他遇到的不是一家普通媒体机构，而是国内维权意识最强的《财新》。
据黄志杰后来回应，《甘柴劣火》一文参考了相当多的报道和资料，最早的可以追溯到《中国青年报》1988年的报道。他在文中提到很多媒体和记者的名字，讲述了他们的故事，但是却很少使用引号，来引用那些记者的作品。文章的最前面，他特别注明：“本文所有信息，均来自国内官方认可、可信赖的信源，敬请诸君知悉。”
他使用的是“信息”一词。在他心中中，这些过往的报道，就是他写作本文的“素材库”，他经过反复阅读，最后以一种新的逻辑重新讲述了整个故事。如果以阅读量考量，说这篇《甘柴劣火》让以前关于武威抓记者的相关报道“重生”（孙旭阳语）也并不为过。这篇文章的阅读量惊人，点赞数就超过2万，连被《财新》投诉后写的辩解文章，阅读量也很快达到了10万+。
《财新》的对“呦呦鹿鸣”的投诉，并非没有道理。尽管黄志杰的文章有三次提到《财新》和王和岩，但是在没有提到原作者的地方，也有一些内容看上去来自《财新》的报道。《财新》方面的投诉非常有力，很快有了结果。公号“呦呦鹿鸣”被取消原创，这篇文章的赞赏收入，也原路返回退给了读者。对自媒体人黄志杰来说，这意味着相当大的损失，因为其公号并没有接过广告，来自读者的赞赏，几乎是主要的收入。
严格说来，《甘柴劣火》在引用规范上比大多数媒体（包括机构媒体）都要规范得多，让它遭遇如此猛烈的批评炮火显得比不过公平。这种批评，有不少来自机构媒体人对“抄袭”或者“洗稿”本能的厌恶，也有对这种自媒体靠取巧获得大流量的反感（如果不是嫉妒的话）。有相当多的“批评者”都没有核对《财新》的报道，因为那些报道其实是收费内容，要至少购买3个月的会员才能阅读。
可以说，《财新》方面的愤怒有着双重原因。一方面，是自己作品被“洗稿”或“不当引用”，另一方面，这些内容原本是收费内容，被这样免费扩散，让“付费墙”这个设计显得有点尴尬。中国读者一直不喜欢付费阅读内容，这种习惯在这个事件中再次暴露出来。
很多媒体人和律师都参与了对此事的讨论，人们的意见并不统一，即便是在一些媒体人集中的微信群，也难以达成一致意见。因为《甘柴劣火》这样的文章，和人们印象中的“抄袭”完全不同，也不同于一般意义的“洗稿”（结构和意旨都和原文相似，只是改变一下语句），它更多是一种“写法”。这一点，作者黄志杰本人也心知肚明，他把那些过往的报道都看成是可以利用的“资料库”和“信息”。而那些报道的原作者们，则不会这么看，他们会守护自己的作品和版权。
几天前的爆款文章《员外郎王林清》（阅读量千万级）也是同一类型的作品。这篇文章也没有任何采访，而是根据公开资料写成，把最高法院漩涡中的法官王林清也成了一个“英雄人物”。在写这种文章的时候，作者寄托了很多个人情感，在叙述的时候，也有不少有力量有情绪的暗示，正是这些“软”的东西，而不是那些“硬信息”，才让这种文章获得了超高的阅读量。
如果没有《甘柴劣火》，很多人甚至都不知道武威抓记者的火书记，这就是让机构媒体的记者感到尴尬的地方。在新媒体时代，机构媒体花钱派出记者，冒着危险拿回的“第一手报道”，阅读量往往并不喜人。那些坐在电脑前通过“研究”资料进行重新叙事的家伙，却成了流量收割机。
从2018年以来，这种趋势变得比较明显。最典型的就是那篇引爆网络的文章《疫苗之王》，没有一句是作者采访得来，而是通过梳理现有信息的写作。在这篇文章之前，已经有机构媒体介入到长生药物的报道之中，甚至国家相关部门也对长生进行了通报，但是在朋友圈刷屏的，却是兽爷的《疫苗之王》，因为作者不但讲述了一个好故事，也融入了自己的情感。
这样的文章非常长（之前不是说新媒体时代人们只有耐心看短文吗），标题非常短（之前不是说新媒体标题要长才能勾人吗），和人们通常理解的新媒体文章有很大的不同。它们看上去像报纸黄金时代的“特稿”，或者这两年流行的概念“非虚构写作”。
微信经过了8年历史，似乎真的变成了“日常生活”，有质量的长文，而不是哗众取宠的网络炒作，开始拥有流量，拥有大量读者，即便是文章的赞赏收入，也足以养活兽爷或黄志杰这样的写作者。这是一种新趋势，对那些立志做新媒体的人来说，也是一种新的可能性。
这是新媒体时代内容深化的结果，在这个进程中，自媒体获得了传统机构媒体的某种能力（兽爷和黄志杰都曾是传统媒体人），而传统机构媒体，似乎再次被边缘化了。过去他们被“肤浅”的内容夺走眼球，尚可以清高地进行批判，怪读者不识货，不想读“深度”，如今，自媒体制作的“深度内容”再次刷屏，而“媒体机构”看上去又脱离了节奏，这才是传统媒体机构真正的危机。
《财新》当然是值得尊敬的。它是中国最优秀的媒体机构，也是唯一敢于真正尝试付费阅读的媒体。但是，这一事件同样也暴露出《财新》的尴尬，一篇《甘柴劣火》的赞赏收入，可能高于《财新》好几篇关于武威报道的收入（如果对那些内容进行销售量化的话）。
很多媒体人发自内心反感《甘柴劣火》《疫苗之王》这样的文章，是因为这样的文章中没有采访，根本不算新闻作品，只能算是“综述”，有什么资格标原创呢？这种看法有相当深的偏见，但是也聚焦到了一个本质问题：我们到底该如何定义这样的作品？
如果我们以“新闻报道”的要求来对待的话，这些文章是不合格的。即便是面对别的媒体已经报道过的“事实”，作者也不能直接使用，需要重新进行核实。如果引用别的媒体的报道，不但要注明出处，也要用上“引号”。
但是，这些自媒体作者并不是真正的记者（或许曾经是），他们不但没有钱和时间，在中国他们也没有资格到现场进行采访。他们写下的这种作品，不能用“新闻报道”的标准来看待。在现实中，有一个更准确的词，“内容生产”，他们是内容生产者，他们有时候内心充满正义，像一个“游侠”，但是更多时候，都是进行游击战的个体。
“呦呦鹿鸣”和《财新》的遭遇战，说明这种“内容生产”遇到了瓶颈。它挑战了最优秀机构媒体的权威，也付出了代价，败下阵来。但是，更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内容生产的趋势，即便是《财新》，面临这种局面也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收费墙”的策略。
而那些既不收费内容又没人看的机构媒体，在看热闹的同时应该感到恐惧并且反省。不久前有机构公布了一个“微信公号500强”名单，除了人民日报、新华社这样的中央媒体，原来以擅长做新闻自居的都市报等机构媒体，排名大多都非常惨淡。黄志杰那篇辩解文章有一个非常讨厌的标题《社会在崩塌》，社会是否崩塌和这一事件关系不大，但是原有的媒体秩序确实已经崩塌了。
很有可能，新的媒体格局已经形成——我们需要的只是重新定义媒体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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