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汉学大家的中文写作,只有小学三年级水平?
近日,清史专家鞠德源与海外汉学界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一批通信在网上流出,引发不少热议。一则是海外汉学家的中文写作或手迹并不多见,如美国汉学家卜德在《燕京学报》上发表的一生中唯一一篇中文文章《左传与国语》,其实也是经顾颉刚“猜其意而重作”的;二则更在于,这些汉学大家用中文写就的部分书信中,居然错字、病句比比皆是,让不少人直呼是小学三年级的中文水平。
这批通信者中,最为读者所熟知的大概是《叫魂》的作者孔飞力(Philip Alden Kuhn),他被认为是美国第二代汉学研究的领军人物。此次流出的中文信中,他有两封,分别写于1985年2月8日和1987年3月14日。
孔飞力1985年2月8日致鞠德源函(图片来自网络)
孔飞力1987年3月14日致鞠德源函(图片来自网络)
细读这两封信,其中的书写错误确实不少。譬如信一中的“看”被写成了“着”,信末的“考查”漏笔成了“考杳”,信二中的“刚才”成“纲才”、“作”代“做”、“象”代“像”、“进步”误成“进部”、“下次”误成“下此”等等。文法上虽也不太熨帖,但意思表达总算清晰流畅,且书信体例,及农历时间的使用等,也能见出其地道之处。
但有读者用信中“希望今年北京的春天象1984那么美丽”来例证孔飞力的文笔老辣,则属误读。误解者以此处1984为奥威尔的《1984》,其实不然。鞠德源曾于1982-1983年,受邀赴美任客座研究员,因此结识孔飞力。1984年,孔飞力受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资助,到访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在此发现了围绕“叫魂案”的大量文献,其时鞠德源正在档案馆任职,信中提及1984指的正是此时。也正因熟稔,孔飞力在信中才直呼鞠德源为老鞠,并特意在《叫魂》一书的“致谢”中提及鞠德源的帮助。
《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的中译本
与孔飞力差不多同时期的美国汉学家白彬菊(Beatrice S. Bartlett),其代表作《君主与大臣》通过内廷与外朝之争的视角,详尽而深入地探讨了军机处的形成、发展和日常运作,被视为是顶尖水准的清代政治制度史著作。在国内译介出版后,亦多获赞誉。此次流出的信件中,也有她的一封,谈及受邀在学术研讨会上做报告诸事宜。
白彬菊1987年3月19日致鞠德源函(图片来自网络)
较之孔飞力,白氏的信错字虽较少(如“真”误写成了“贞”),但多有语句不通之处,诸如“我一给韦教授写信,问他很多问题,把信寄出去,您的信回答我的问是马上就到了”,表意就明显有些紊乱。
彭慕然1985年1月9日致鞠德源函(图片来自网络)
美国汉学家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算是孔飞力和白彬菊的学术后辈,其代表作《腹地的构建》、《大分流》、《贸易打造的世界》近年也已陆续在国内翻译出版,亦多受好评。1985年,彭慕兰作为耶鲁大学的历史系研究生来到中国学习,初到山东大学,后转入中国人民大学。为了准备博士论文,他提前给几个人写了信,其中就包括鞠德源。相较而言,他学习中文的时日尚短,其中文写作也明显生涩粗疏,有几处字词零散,几不成句。
据此,不少读者疑惑,这些北美汉学家连中文都写不利索,其汉学研究能靠谱吗?又或者反过来,为何恰恰是这些中文写作如此粗疏的海外汉学家们写出了如许多令人赞叹的中国研究著作呢?
汉学研究需要汉语听说读写四项全能吗?
作为一门古老的表意文字,中文的语音、语调、字形,对非母语的人确实很有挑战,加之方言、成语、俗语、简繁体、口语和书面语的区分等等,更是难上加难。
据传联合国科教文曾组织发布一项“世界上最难学的十大语言排名”,汉语名列第一。这份榜单,虽未查实,在汉语学习者中间却很有群众基础。不然,你想象一下外国人看到下面的句子:
“今天骑车滑了一下,我一把把把把住了。”
“校长说衣服上除了校徽别别别的。”
“多亏跑了两步,差点没上上上上海的车。”
“用毒毒毒蛇,毒蛇会不会被毒毒死?”
……
(图片来自网络)
正因中文如此微妙,外籍人士在交流学习经验时,经常会提到一条捷径:找个中国男(女)友。这点在汉学家身上也是屡见不鲜,坊间甚至有戏言“不娶中国老婆的汉学家不是好汉学家”!
单举美国汉学家为例:傅汉思娶的是合肥张家的四小姐张充和;牟复礼的夫人陈效兰多才多艺,制得一手好陶瓷;宇文所安的妻子田晓菲,5岁习古诗,13岁直升北京大学,是有名的才女;魏斐德晚年的伴侣是他的助手兼部分作品中译者梁禾;葛浩文和史景迁都娶了来自中国台湾的妻子;高居翰的第二任妻子曹星原也是华人……
汉学家傅汉思和他的妻子张充和
虽然没娶中国妻子,但孔飞力的汉语学习,除了在美国接受的中文教育,1965-1966年去日本京都大学参加研究班的经历也是一大助益。白彬菊学中文始于1966年,1970年为完成关于清康雍乾嘉时期军机处的博士论文试图进入中国,因无法前来大陆而辗转去了中国台湾。
须知,当时的台湾一直是美国师生接受汉语教育的一个重要途径。1963年,哈佛、耶鲁、康奈尔、普林斯顿等十校联合在台湾大学设立“美国各大学中国语文联合研习所”,其教学特色是小班,师生配比常常是一对一,至多也不超过一对四,因而能因材施教,教学内容也不止于会话表达,有愿深耕学术者亦能满足。三十年间,培养有志研习中文的学员一千三百多名,其中有不少突出的汉学家,譬如欧立德。
当然,香港是另外一个渠道。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法国汉学家弗朗索瓦·于连曾在香港跟着徐复观、牟宗三等人学中文,他将他们视为中国文化的“末代恐龙”,没有继承人,因此生出一种“必须尽快抓住某种东西,几乎就是‘偷窃’的感觉”。
课堂上的牟宗三
而较晚出的彭慕兰,则赶上了1980年代以来中美学术交流合作的正常化,所以中文学习无需再辗转日本和中国台湾、香港等地。因此,就书信字体来看,孔、白二人多偏旧繁体,而彭慕兰的写法则偏现代汉字,这跟他们的学习取径有关。
研究汉学,中文是否也必须要求“听说读写”四项全能,似乎不可一概而论。听说读写,相关又不相同,不同领域,不同问题,对中文的掌握要求不同,不可一概而论。
相较而言,中国的外语专业教育,似乎要求更严格。譬如,中国的德语专业必须完成德文的毕业论文,这是基本要求。但反之,西方汉学的学生却并不要求以中文撰写毕业论文。虽然写作能力,确乎最能展现对一门语言的精微把握,但就汉学研究而言,似乎阅读能力反倒更加重要,如能具备多门相关语言的阅读能力则更有优势,譬如孔飞力在汉语之外还通日语,白彬菊则兼通满文。
孔飞力生前曾在哈佛开设“阅读中国档案”,当时已是哈佛的经典课程。白彬菊1983年起也曾在耶鲁大学开研究生课程, 第一学期教的就是历史文献检索(如何查丛书索引、方志、传记、类书、地图、会典、则例、起居注、实录……);第二学期教清代档案(清代档案的保存地点、内容及索引种类;教他们如何利用索引;如何点标点、断句;如何理解一些模糊不清的说法……)。可见二人都曾着力于文献功夫。
然而,也有例外。被誉为“最了解17世纪中国绘画的美国人”的高居翰,似乎连中文阅读也有困难。与其合作《不朽的林泉》的黄晓、刘珊珊,在书跋中写道:“高居翰说,我期待着你们的回复,不过下次请千万用英文给我写信,哪怕是蹩脚的英文也行,我读中文实在太吃力了”。而安特生、斯坦因、魏特夫、李约瑟等汉学家也都不懂中文
高居翰
那么,如何才能研究好汉学,语言或许不是最重要的。在海外汉学界,伯希和差不多算得上是“教皇”式的人物,就连傅斯年这样自傲的人物也对其推崇备至。1926年10月26日,伯希和在德国法兰克福的讲演中就曾提出:"治'中国学'须有三方面的预备:1、目录学与藏书;2、实物的收集;3、与中国的学者接近。"观孔飞力、白彬菊、彭慕兰三人书信,或四处搜罗史料,或认真准备研讨会,或积极接近中国的清史专家,语辞恳切真诚,再思伯希和之论,确是一语中的。
美国何以能主导晚近的海外汉学?
1923年,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举行恳谈会,陈垣在会上说:“现在中外学者谈汉学,不是说巴黎如何,就是说日本如何,没有提中国的。我们应当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夺回北京。”由今观之,竟是漏算了晚近主导海外汉学主流的美国
美国的汉学起步晚,初期多倚赖来华传教士。1878年,卫三畏在耶鲁大学任中文教授时,据称是当时唯一能说流利中文的美国人。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戏剧性地改变了这一切,美国突然成了世界霸主,开始将大量财政和资源投入区域研究,不少私立的基金会也参与其中。
卫三畏
1946年,费正清回到哈佛大学,主持区域研究(中国)项目,并于1955年创建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由此开始,美国汉学和欧洲汉学(尤其是法国汉学)的传统出现了分野。欧洲汉学(Sinology),多以历史中国为研究对象,注重文献考释辨析,偏重学问;北美汉学(Chinese Studies),在费正清的主导下,更多地聚焦于近现代中国的现状和时代背景,问题意识强,富于现实感。因而,相较欧洲汉学和日本汉学,美国汉学训诂之学偏弱。欧洲汉学界如伯希和和高罗佩等人,皆以中文能力突出著称,而当时的日本汉学家差不多是人人都能写汉诗,是以孔飞力、白彬菊和彭慕兰等北美汉学家的中文书信才格外引人注目。
然而,大量资金的支持对美国的中国学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一来研究人数大增,二来文献、史料搜集日益丰富,尤其是档案资料。上世纪中期,美国汉学界感到所藏当代中国资料之不足,曾前往调查世界各国的收藏状况,且促成很多别国图书馆接受与美国进行交换。余英时1955年初到哈佛燕京图书馆时便大为惊叹,“它藏书之完备还是远远超出我的预想之外。我在香港多年遍求不获的书刊,在此一索即得”。
余英时
此外,中国学者或华裔学者对美国汉学的帮助也很大,尤其是1940年代末,随着蒋介石政权的垮掉,很多中国学者到了美国,极大地增强了美国汉学的影响。譬如1920年代,语言学家赵元任和中国文学专家梅光迪都曾到哈佛教授中文。费正清的中国史教材,得益于他与邓嗣禹、孙任以都、房兆楹等中国学者的合作。魏特夫也是倚赖中国学者解决文献问题的。又譬如,由于语言上的隔阂,美国汉学家常以想象代考释,杨联陞就常以学术批评来挑错砥砺,并自嘲为“汉学的看门狗”,一如余英时所说:“杨先生紧守‘证据’的关口并反复示人以中国史料所特具的困难和复杂性,因此使得不少后起之秀知所警惕,不敢妄发空论。”
杨联陞的《汉学书评》
除了华裔学者,二战期间以及二战以后,欧洲汉学家,尤其是德国汉学家,大量迁至美国,也促进了美国汉学的发展。汉学家夏德、劳费尔、傅汉思、魏特夫等皆来自德国。
然而,美国汉学之所以能主导晚近的海外汉学,还在于其更新了研究的路径,并依此形成了学科体系和学术规范,其学术成果也多以专著的形式出版,一如著名的哈佛东亚丛书(Harvard East Asian Monograph Series)。即使像何炳棣这样在美国做汉学研究的华裔学者,也必须很规范地遵循美国的学术传统和规范。
上世纪80年代,彭慕兰第一次来中国时,就发现“那时的中国史学家同西方学界之间在讨论的问题上没有像后来一样,形成比较一致的学术话语”。但随着中美学术交流合作的正常化,中国文献对外敞开,海外汉学在国内也大量被译介和传播,中美学者互动日益加深,在问题意识、理念和方法论上确实起到了一定的弥合作用。时至今日,我们了解自身的历史和文化,欧美汉学已然是重要的知识来源。美国汉学也逐步从费正清的“西方中心论”转向新一代的“中国中心论”。所谓学无论中西,我们期待着更多的好作品。
原标题:《中文写作一堆错字病句,为何能成汉学大家?》
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平台观点。
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