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最后的夜晚》是青年导演毕赣的第二部电影,于2018年12月31日在国内上映,首日票房达2.6亿。影片讲述了中年男子罗纮武回到家乡贵州凯里,追寻十二年前的恋人万绮雯,从而陷入了迷雾般的回忆。《地球最后的夜晚》的口碑、票房在首映之后急转直下,由此引发了外界对该片和导演毕赣的讨论。(资料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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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很多人看来,毕赣有不容置疑的天分,但面对电影工业这个庞然大物,天分显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 自毕赣成名后,每年都有几十个年轻人找到他的老师丁建国,希望像毕赣那样拍电影。大部分被他直接否定,“你拍出一堆狗屎,连个水泡都没出来,整个出去悄无声息就没了,没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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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南方周末记者 李慕琰
南方周末实习生 曾栎萤
责任编辑 | 邢人俨
2019年伊始,青年导演毕赣成了最受关注的电影人。
他的电影《地球最后的夜晚》于2018年12月31日上映,片方策划了观影时“一吻跨年”的宣传活动,在抖音上的效果尤其显著,相关话题累计了3.6亿播放量。电影票房大获成功,仅预售就超过1.5亿元,首日票房高达2.6亿。
很快,人们就发现,这是一部沉闷的文艺电影。习惯于短视频的抖音用户们失望而返,直呼上当受骗、经历了“地球最困的夜晚”。电影的口碑、排片在第二天一落千丈,猫眼评分低至2.6分,票房缩水了95.7%,打破了内地影史次日票房跌幅的纪录。票房“跳水”直接引发了出品方华策影视在2019年首个交易日股价跌停并创上市新低,市值一日之间蒸发16个亿。
面对这部电影,专业电影人也有些不知所措。在金马影展放映后,一位台湾资深电影人说:“这是一场生死攸关的考试,而我什么都答不出来,只能遮住考卷,不让人知道我什么都答不出来,却很想偷看隔壁同学在考卷上说了些什么。”
支持者认为,这是一部有美学突破的电影,足以载入史册;反对者则批评它是造作乏味的“皇帝的新衣”。法国老牌电影杂志《电影手册》曾把该片选入“2018年最期待电影”,但最新一期又刊发了副主编撰写的批评:“无法想象会存在比这一部更做作、更无聊和更令人发昏的电影,霓虹艳影式蒸汽拖拽着冗长而又莫名其妙的故事。”
对于电影圈来说,三年前的毕赣仿如“横空出世”。他生于1989年,26岁拍出长片处女作《路边野餐》,素人演员、业余剧组,却在多个国际影展上揽奖无数,成为华语电影的一匹黑马。
实际上,《路边野餐》也曾引起两极反应。影评人胤祥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许多电影学院科班出身的电影人并不喜欢它。这不妨碍毕赣被称为“中国塔可夫斯基”“中国阿彼察邦”“贵州王家卫”。
“我曾说你们小心捧杀了毕赣,这是一个显露了充分才气的年轻人,但是要不要这么去捧?”电影研究学者戴锦华表示担忧。
在戴锦华看来,人们热衷于讨论毕赣,几乎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路边野餐》在艺术青年、在影展、在影评人方面引发的热度几乎是惊人的,大家怎么会为这样一部电影疯狂到这种程度,我其实不甚了了”。
参演了《路边野餐》以后,毕赣的小姑父陈永忠正式成为演员。他在《地球最后的夜晚》里饰演黑帮大佬左宏元。和汤唯对戏时,陈永忠的心理压力很大,毕赣拿来一瓶二锅头,让他一口喝下。他晕乎乎地拍完了那场戏。(资料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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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天才啊”
常有陌生人向毕赣表示,由于他的激励,自己决心辞职拍电影。被问及同代人为什么会喜欢《路边野餐》时,毕赣回答,“我没法想象他们是不是跟我一样看待电影。一个中年人的生活他们真的有那么在乎吗?……我最害怕的是,他们因为成功学喜欢上了这部电影。”
自毕赣成名后,每年都有几十个年轻人找到他的老师丁建国,带着剧本或项目,希望像毕赣那样拍电影。
丁建国会根据故事梗概作出判断,“像不像样子、可不可以开发,一下就看出来了”。大部分被直接否定,“要是不成熟,你拍了就是灾难,拍十个都没有意义……我打击你是替你省钱,你拍出一堆狗屎,连个水泡都没出来,整个出去悄无声息就没了,没有意义”。
毕赣则刚好相反,属于“一看就有可能成”。他在太原就读专科,学电视编导,毕业后,学校更名为山西传媒学院。他给丁建国的印象是少年老成,“影像的想象力特别超出常人”。
《路边野餐》剧本从毕业前就开始写,筹备了好些年,丁建国为他找投资、担任监制。他向投资人介绍毕赣的诗,“能写出这样的诗,全国不超过10个人”。对方大都不明所以,没人愿意投给一个“不知道在说什么”的电影。
副导演余世学曾跟着毕赣一起拉投资,“跟各种人谈,各种失败,根本没有人理我们”。他甚至找到自己在电影学院的老师,再次被拒,“毕竟觉得导演太年轻,也觉得那个剧本看起来比较晦涩”。
毕业后,毕赣做过婚庆摄影,考了爆破证,打算去爆破公司上班。丁建国担心他热情消退,就自掏腰包,鼓励他把电影拍出来。每次钱花光了,丁建国就一万一万地打给他,一共二十多万。“这些钱要么就吃了、买车,但这是天才啊,可遇不可求。”
梁凯是毕赣低一届的学弟,后来做了《路边野餐》的录音师。在梁凯眼里,师兄毕赣和学校里的大多数人不一样,“知识体系很扎实,容量很大”,相比之下,自己什么也不懂。他想拍短片,给毕赣看剧本,“你写的这个叫什么鬼?”毕赣帮他修改剧本,还写了一首诗,让他感叹“好迷人啊”。
毕赣的启蒙源自苏联导演塔可夫斯基。他在学校的观影室偶然借来《潜行者》的碟片,看了一会儿就开始骂了,“我觉得电影不应该这样拍,十分糟糕”。他决定批评一下所谓的“艺术家”,于是硬着头皮,每天看一点点,坚持把电影看完了。
“我去食堂吃饭,点了个盖饭,突然觉得不对劲了。后来我说其实是因为看的过程里面,我已经喜欢上这部电影了,只不过我所有的认知都没有告诉我,那一刻回过神来了。”他说,“我发现原来这样的电影是存在的,这样的电影好像很美的样子。”
毕赣的短片《金刚经》曾在电影节上崭露头角,当时剧组只有五个人。到了《路边野餐》,团队发展为二十多人,但在余世学看来,还是“挺草台班子的”。影片在毕赣的家乡贵州凯里取景,毕赣的小姑父陈永忠担任主演,讲述乡村医生陈升为寻找侄子,在陌生小镇“荡麦”的神秘时空里,与过去、未来重逢。
40分钟的长镜头拍完,电影杀青了,余世学忽然感觉,这部电影“可能会很牛”。他曾经想自己做导演、拍电影,后来不大想了,“我拍不过他”。
制片人单佐龙在《路边野餐》后期阶段才与毕赣相识,他无意间看到影片初剪,立刻约见了毕赣。他们在朝阳大悦城见面吃饭,毕赣抢着埋单。回到住处,单佐龙给朋友们发消息:“我好像遇到了一个‘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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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万,2000万,7000万
毕赣之后,丁建国也资助过其他学生,基本上都折了本。很多人转行、改做制片,或是改拍网络大电影,为了生存开始拍“行活”。很少有人像毕赣一样走得那么远——《路边野餐》不仅拍成了,还获得第68届洛迦诺国际电影节“当代影人”单元最佳新导演银豹奖、第52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新导演奖等。
拿奖前,《路边野餐》却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沉寂。丁建国请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张献民来看片,两人在长镜头的处理上发生分歧。由于技术粗糙和细节穿帮,张献民建议把长镜头剪成三截,但最后没有被采纳。
剪完《路边野餐》以后,毕赣也请很多人看过片,包括欧洲很顶级的制片人。他曾对媒体说,“他看完以后,就摇头。我特别特别地失落,因为我觉得我的电影他一定看得懂,因为他很顶级。”每次回去后,他和剪辑师一起再把电影看一遍。“面对权威,我会怕。但是,重新看一遍就不怕了。”
幸运从洛迦诺国际电影节开始降临。《路边野餐》在洛迦诺进行全球首映,剧组的人很多自费前往,提前到瑞士玩了一周。毕赣带着制片人每天去戏院隔壁的赌场,有一天赢了150美元,他请两个同事吃了牛排。唯一输的那天,电影获奖了。
丁建国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还在颁奖现场,几乎同时接到了二三十家电影节的邀请。“我们开始自己选择去哪儿不去哪儿。”
另一位副导演杨潇的印象中,此后毕赣开启了频繁拿奖的模式,“没有想到,一步步太顺了,每天耳朵里都是捷报,怎么说呢,我感觉上帝都在给他做监制。”
后期投资进展顺利,几位出品人很快达成共识:国际影展主要推广导演,在每个大洲各选了一个电影节让毕赣参加。“一定要去,让他在国际电影节圈里,让人知道有这么一个导演。”丁建国说。
毕赣很快拿着自己下一部电影《地球最后的夜晚》的梗概,参加金马创投会议。制片人单佐龙对媒体描述,当时的评审、香港导演许鞍华问他们,“项目预算只有400万,你们的意向演员敢写汤唯?”另一位评审、导演贾樟柯则追问:项目故事梗概已经这么敢想了,为什么预算不敢往上提?
事实上,钱对此时的毕赣而言已经不是问题——电影节奖金丰厚,陆续还有国际发行方来接洽。在这场金马创投会上,毕赣顺利赢得了第二名,以及评审、台湾资深电影制片人叶如芬的投资。法国知名电影公司Wild Bunch也决定投资《地球最后的夜晚》,创始人文森·玛拉瓦勒在采访中说,“我们看过剧本,可是我并没有看懂,好在我对剧本并没有像其他人那样重视,我是想和导演合作。”
《地球最后的夜晚》还在筹备阶段时,就不断收到过各种投资意向,总额高达上亿。在此片中担任策划的丁建国说,考虑到文艺片回收成本的难度,大家有意控制了资金,定下六家出品方,预算提升至2000万。
丁建国在为其他项目找投资时也发现,近年来,资方更愿意投钱给年轻导演了。“以前资方坚决不投,现在可以拿出几百万试一下。一个小的文艺片如果得奖,对一个公司的推动、宣传比大片更有力量,一个大片折了直接都是负面的东西。”
由于拍摄过程遇到的种种波折,资金几度出现缺口,新的出品方陆续入场。《地球最后的夜晚》最终聚集了多达16位出品方,成本升至约5000万至70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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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都看错人了,我不是什么天才”
《地球最后的夜晚》依然选在凯里拍摄,这次来了两百多人,是《路边野餐》的十倍。摄影师姚宏易、艺术指导王志成是侯孝贤的常用班底,资深灯光师黄志明则是王家卫“御用”,汤唯、黄觉、张艾嘉等知名演员加盟其中。
过去的“草台班子”,也都融入庞大剧组,成为各个部门的成员。毕赣打算让梁凯与知名录音师李丹枫共同挂名,梁凯主动拒绝,成了副录音师,“我特别知道自己几斤几两”。
余世学还是副导演,负责群众演员,常住在酒店。“导演住在他的办公室,除了每天在片场见到他以外,私下很难碰到他。”
小姑父陈永忠这次演反派,他对媒体表达过,《路边野餐》就像大家一块玩儿,《地球最后的夜晚》承载的东西就太多了,得对得起投资方,还得考虑后续的上映、影展,太复杂。
开机第一天,毕赣在监视器前坐立不安。他从没用过这个东西,不知道自己该坐在它前面,还是去现场站着。
麻烦也从这天开始了。由于美术场景没有达到要求,剧组在开拍第一天就停机了。停机一天的直接经济损失是数十万,甚至超过《路边野餐》的全部成本。
剧组不得不从外地和本地临时调配、招募近百名工人,加班加点干活。由于中途还调换过一次制片主任,制片关联部门的工作人员几乎都走了。预算不断超支,单佐龙和毕赣向投资人表态,愿意砍掉导演和制片人的全部片酬。
“其实从第一天开始,所有人的精神都处在一个被勒紧的状态。”梁凯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每一个决定都会牵扯到十几辆车,每一个决定都可能让一百个人的工作付诸东流。”
毕赣曾把梁凯叫到办公室,让他做一些“秘密的事情”,就是采购道具。道具组的工作方式让毕赣等人不解,比如需要旧足球时,道具组会买来新球,把它们磨旧,昂贵又耗时。但“草台班子”的工作习惯是,去学校跟体育老师换旧足球。
“我不知道是因为没想到,还是因为工业体系就应该这样干,我也不懂。”梁凯借来一辆摩托车,一天之内弄来了一大堆道具。制作费几百块的鱼缸,他在街上转悠,就买来一只80元的。
余世学寻找群众演员时也延续了野生的方法:从身边的亲朋好友里物色,或是在大街上拉人(尽管经常被当成传销或骗子)。主人公罗纮武的父亲最难找,余世学提供的大量人选都不合要求,最后推荐了自己的父亲。可惜在电影中,非职业演员的戏份最终保留得较少,父亲的戏份被删至只剩一个遗照镜头。
拍摄进度异常缓慢,演员经纪人对单佐龙发飙,“麻烦你回去问问毕赣导演,他到底是在拍他的场景,还是在拍他的演员?!不如我们不演了,你们就拍拍那些景好了。”
演员在合约档期结束后,陆续离开剧组。单佐龙和监制万娟来到香港,请求张艾嘉回组增加拍摄时间。张艾嘉告诉他们,之前自己已把整月时间空给剧组,但被浪费了,“不是我不帮你们、不帮毕赣,但请你们记住,地球不是永远围绕你们转的。”
最后张艾嘉和其他演员还是抽空回到了剧组,以配合拍摄。等到没有条件再拍下去,剧组匆忙杀青,但这是一次“假杀青”——结束的那一刻,毕赣没有喊“过”,大家都闷闷不乐。
监制万娟后来给毕赣打电话,安慰他“长镜头有个地方挺好”。“好什么好啊,哪好了,你先跟我说哪好了?”毕赣瞬间愤怒。万娟只好说,“只要你不过,咱们一起想办法”。
“假杀青”宴当晚,剧组一起去KTV唱歌,毕赣喝了酒,和万娟抱头痛哭:“你们都看错人了,我不是什么天才,我现在连一部电影都拍不完。”
为了拍《地球最后的夜晚》,职业演员花很长时间学习贵州话。副录音师梁凯担任黄觉的方言指导,两人一起用贵州话读法国小说《八月的星期天》,每天的对话不能出现任何其他语言。为使黄觉融入当地,毕赣让他每天背着几万现金,在凯里的大街小巷通过买东西与人聊天。(资料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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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要学会固执”
第一次“杀青”后,拍摄停滞了几个月。毕赣去台北参加论坛,张艾嘉主动找到他,告诉他自己2018年1月有时间。毕赣说:“不然我把剧本改改,你也不要那么辛苦地跑来跑去了。”张艾嘉用吃惊的眼神看着他,“毕赣,怎么连你也开始不坚定了?”
剧组最困难时,梁凯几天都不敢去办公室找毕赣,害怕打扰他。毕赣反问:“你以为我会这么弱吗?”
很久以前,毕赣曾教导梁凯:“做导演一定要学会固执。”
“我很害怕心里面出现的话是:睁只眼闭只眼吧,你有那么多好演员,有那么多优秀的人愿意支持你,赶紧把这个事情度过,作品总不会差的,能差到哪去呢?这时候我就把塔可夫斯基的随便哪部电影打开,告诉我不要这么想问题,应该想的是我能怎么做好。如果我此时降低想象力、创造力、标准,最后作品出来不好的话,是对不起他们。这两个你选哪个?我选择做那个在现场最被人讨厌的人。这是我的能力,说白了就不负责任。”毕赣说。
演员和主创再次协调时间回到剧组时,已经是冬天。
片中有一段长达60分钟的3D长镜头,主人公要搭乘矿车、索道,行程3公里,拍摄前还需经过长时间排练。开拍后如果出现失误,复原重拍要花上两小时准备。
由于情节发生在晚上,每晚最多拍摄三次。直到最后一天的最后一次机会,毕赣终于拍到了想要的素材——镜头最后抬起时,天色恰好是黎明时分的。“老天眷顾完成了。”摄影师董劲松说。
汤唯后来在采访中说,“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一个导演或者这样一部电影……我、黄觉包括张艾嘉姐完全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大家都把心一横,嗨,跟着导演走吧。”
《地球最后的夜晚》入选戛纳电影节“一种关注”单元时,还没有完成后期制作。赶制期间,大家又吵了好几次。毕赣和调色师争执,希望他休息一会儿再工作,对方吼着再休息就没有时间去戛纳了,毕赣暴怒,“那我就不去了,我不要去什么戛纳,我需要你拿出最好的质量来!”
在戛纳电影节上,《地球最后的夜晚》剧组主创走到红毯尽头,戛纳艺术总监福茂对毕赣说的第一句话是:“你的电影做完了吗?”得到肯定回答后,对方松了口气。
电影在整个制作过程中有几分妥协,外界不得而知。毕赣自己大概是满意的。影片完成后,他发微信给黄觉:这是世界上最好看的电影。
毕赣的首部长片《路边野餐》在家乡贵州凯里拍摄,采用素人演员,剧组仅有二十多人,成本二十多万。在洛迦诺国际电影节获奖后,几乎立刻收到了二三十家电影节的邀请。(资料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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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地拍电影”
在很多人眼里,《地球最后的夜晚》甚至成了一部难看的电影。
据在场人士描述,戛纳电影节首映时,不少人中途退场。不过在综合了所有评分的排行榜上,《地球最后的夜晚》在所有参展影片中高居第九。
戛纳公布结果当天,陈永忠在街上乱逛,得知自己出演的电影一个奖也没拿,问经纪人,这是开玩笑吧?经纪人说,是真的。两人回到公寓,看到剧组的人都沉默地坐着。
“一吻跨年”事件之后,观众对这部电影的态度变得更为苛刻。丁建国认为,《地球最后的夜晚》面对的环境远不如上次宽容,《路边野餐》只上映了十天,主动下档,取得了650万不俗的票房。“大家觉得小成本做到那个程度都很惊叹,太小了,也没有明星。现在有明星,有那么大的制作,可能把我们理解成徐克的《通天帝国》了,觉得(应该是)大制作、好看。”
直到上映当天,梁凯才在影院第一次看到成片。看完后,他给毕赣所有的作品排了序:最好的是《路边野餐》,其次是《金刚经》,再是《地球最后的夜晚》。后来,他又在心里撤销了这个排序,“《地球最后的夜晚》和《路边野餐》《金刚经》完全不一样,没有可比性。它是一个更优秀的电影拍摄方式以及表达方式。”
他相信《地球最后的夜晚》就像贵州的米酒,喝不醉,但后劲十足。第二天,他去影院想再看一遍,却发现排片已经少得可怜。工作人员向他解释,头天晚上满场,出来后观众骂骂咧咧,因此调整了排片。“我也理解他们,毕竟人家是商人。”他说。
《路边野餐》里曾有一个“钟表维修换电池”的镜头,出现了梁凯的电话号码。几年来,不断有陌生人打来电话,2017年还算少,到2018年网络播映后,每天都接到十几通。有的在半夜,一接通就挂断;有的上来就问,“你是谁啊?”他听到的大部分问题是,“你好,修钟表吗?”一位好奇打来的记者还顺便采访了他。
他和其中几位甚至成了朋友。一个女孩非常喜欢《路边野餐》,她说自己打来电话,是为了“持续地和这个电影产生勾连”。
“电影是假的,但电影跟现实有一个持续的联系。”梁凯乐于接听这些电话,不打算换号码。“我跟他们一样,仿佛我跟这个电影的关系也是持续的。”
在那个撤销的排序里,梁凯反思自己掺入了对前两部电影的感情,那时毕赣带着大家一起为所有事情想办法,拍完就挤在小屋子里玩游戏、睡觉。“自由地拍电影的方式,不会被任何的外界所束缚干扰。”
(南方周末记者刘悠翔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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