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次出门，飞机下降时遇到气流颠簸，这本来很常见，然而那天颠簸得特别凶猛，我想空姐怎么还不赶紧发张纸让大家写个遗嘱什么的啊，虽然可能不见得能保存下来，但总是踏实一点。

我能怡然地回顾这件事，说明后来转危为安了。不过我的内心并没有因此平息，坐在缓缓下降的飞机上，我顺着惯性想了一下，万一，我是说万一啊，一不小心“徐志摩”了，这个世界会变得怎样。
会有不少人写文章表示怀念吧。不是说我人缘有多好，我打交道的是个文人圈，钱钟书说，“文人最喜欢有人死，可以有题目做哀悼的文章”。我认识的文人那么多！
如果真的是知己好友倒也罢了，只可惜自己看不到，怕的是交往有限的人，写成一个奇怪的陌生人，虽然我不太信什么九泉之下，但吝啬如我，也不想让人白白占了这个便宜。
当然这都是略有些矫情的困扰，说实话，“徐志摩式”的终结并不是最差或最麻烦的一种，御风而行，戛然而止，倒是干脆，也很适合他。更多的人，死亡的过程被拖得很长，葬礼通常很繁琐，但效果不怎么样，要么喜感，要么尴尬，让人无法专心致志地悲伤。
不能怪经办人，一场葬礼环节太多太繁琐，你知道，在中国，“办事”是天下最难的事，要看许多脸色，受许多为难，生而不能造福家人，死了又何必给家里人添堵。
至于墓地骨灰盒什么的，这几年屡屡成为热门话题，据说是越来越贵，很多人嚷着“死不起”。人生在世，求不得之事太多，这个事情上，我觉得可以放一放了，况且我有幽闭空间恐惧症，平时下个地下库都觉得有压力，不如找个敞亮的地方随便一撒，骨灰这东西比较容易降解吧，彻底地来去无牵挂了。
我知道这种想法太自我，我也尊重大多数人对于由墓地骨灰盒和葬礼等环节构成的那种仪式感的偏好，正因为如此，我特别着急，怕将来我处理后事的人，不能充分理解我的想法，万一弄出不必要的隆重，像钱钟书说的那样“请些不三不四的人，说些不疼不痒的话”，我还不能跳起来抗议。
很想认真地写写这件事，又怕家里人生气，毕竟中国人讳谈死亡。但不写下来，他们怎么会知道呢？就这么烦恼着，飞机落地了。后来，当然就没有后来了。
前几天看腾讯娱乐的“星空演讲”，第一个出场的洪晃，居然说的就是这个话题。
她说她一生爱自由，希望死了以后还能到处晃，所以她希望将来能把骨灰撒到大海里。她并不是做这个演讲才想到这个话题，之前，她已经和一帮志同道合者，成立一个“生前预嘱”协会，专门帮人做这种预嘱。
洪晃：如果我死了请把我骨灰洒向大海 我好接着晃

我觉得她说得很好，这个项目也很好，倒不是说人人都得死得简约，有个亲戚是个热闹人，去世前千叮咛万嘱咐要求一定要办得热闹些，让所有的亲友都到场，好像他唯一的遗憾，就是本人不能亲临。我觉得这样也很好，在人生终点，他依然对于现世有一种热情，他的离去也就不会太孤单。
还有余光中希望死得豪阔：当我死时，葬我，在长江与黄河之间，枕我的头颅，白发盖着黑土在中国，最美最母亲的国度我便坦然睡去，睡整张大陆……
贾宝玉希望死得旖旎：趁着你们都在眼前，我就死了，再能够你们哭我的眼泪，流成大河，把我的尸首漂起来，送到那鸦雀不到的幽僻去处，随风化了，自此再不托生为人，这就是我死得得时了。
有点怀疑他这种想象与柳永的经历有关。柳永无缘仕途，落魄而终，却有一帮子红颜知己众筹将他安葬，这样的结局，怎么就比进太庙差了呢？
死亡才是一生最好的总结，窃以为，在活着的时候，决定怎样离去，应该是个必选动作。
洪晃的“生前预嘱”包括而不仅限于怎么安葬，它一共涵盖五个问题：一、我要怎样的医疗服务？二、我们希望使用还是不适用生命支持治疗？三、我希望别人怎样跟我告别？四、我希望家里人怎样处理我的后事？五、我希望谁来帮助我？
相对于我飞机上的浮想联翩，洪晃的“生前预嘱”协会更加全面。基本上把死亡之前后最重要但是又最容易变得暧昧的几件事都谈到了。
洪晃
洪晃本人显然也是一个力求活得生动死得潇洒的人，她不想要什么葬礼，更乐于在活着的时候与亲友快乐地告别，她提出绝不要低效能高痛苦的医疗服务，也绝不要“人工维持生命”，在身上插很多管子。这不仅是浪费家里的财富，也是浪费社会财富，用我们非常稀缺的医疗条件做无谓的抢救。
不要把这段话理解为，洪晃反对对于生命不遗余力地救治，这里有个重要的前提，就是，这种救治是不是个人意愿。她特别提到一种情况，本人已经无法表态，家里人出于利益而不是感情还非要维持——这里面有许多“你懂的”，她将违背个人意愿的没有尊严地活着，称之为“不得好死”。
这话说得刺耳，但是我们如果视为一种描述，而不一定要赋予褒贬色彩，就会承认，她说的不是没有道理，怎样的死，才叫做“好死”？最重要的指标，也许就是看是不是自己做主。
一个医生朋友跟我说过他母亲最后的时日，当时他母亲肺部严重感染，加上油尽灯枯，生命力极度衰竭，需要送进ICU病房。他决定跟母亲谈一谈。
他告诉母亲，在ICU病房，亲人无法陪护，有些时刻会比较痛苦，治好的概率有，但并不是特别大，他让母亲做出选择，并表示，不管她怎样选择，他都会全力以赴。
母亲想了想，决定不去ICU，她要死在亲人身边。
在普通病房里救治了一段时间之后，母亲的状态居然渐渐好转，提出要回老家。他就把母亲送回老家，母亲度过了一些安详的时日，在某个夜晚进入昏迷，家里人问他要不要再送进医院，他说不用了，他飞快地赶回家乡，拉着母亲的手，送她离去。
我问他，如果您母亲愿意赌一把呢？他说，那我就陪她赌一把。
他说他见过很多求生欲特别强的病人，没有高下之分，最重要的，让本人去选择。但太多病人家属，想要对病人隐瞒病情，病人未必就不知道，不过为了照顾家属情绪，装不知道罢了，在这种你瞒我我瞒你的过程中，病人失去了安排自己最后一段人生的可能，这很可惜。而在西方，病人对自己的状况，是一定有知情权的。
的确，我们习惯了在“我都是为你好”的旗帜下为所欲为，壮年人似乎上对老下对小乃至对于同龄的病弱者，都有一种蜜汁自信，认为自己能够为他们安排好一切，在他们的大包大揽中，当事人无法判断自己的处境，那种疑惑、恐惧、不确定的折磨，未必小于得知真相后的打击。更不用说，接受自己并不一定喜欢的治疗方式和告别方式。
所以，虽然人的想法总是在变，我不确定自己现在的想法就能永远，但认真地想想这些事，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什么时候都不会太早。
我有一些朋友，每次出远门前，都会在一个小群里告诉大家，她的房产存款等各种遗产怎么处理；还有一个朋友，每个月都会跟丈夫互相对一下自己的存款，各种投资、债务、支付宝的密码等等。如今日益复杂的生活，让我们尽可能地未雨绸缪，那么，为何还要对“死法”讳莫如深呢？
同过去的人相比，如今围绕“死亡”也是可以开出多种菜单的，我理解洪晃现在做的这件事，就是帮人们开出最合乎自己胃口的菜单，来一场为了告别的聚会，我觉得这很好，也很洪晃。
原标题：《像洪晃那样围绕“死亡”开个个性化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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