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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考据，“丧文化”才不是什么后现代发明，从上世纪思想解放以后，中国青年的个体焦虑就从未间断。

早在1980年5月，《中国青年》杂志发表了一封读者来信，题目是《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

我今年二十三岁，应该说才刚刚走向生活，可人生的一切奥秘和吸引力对我已不复存在，我似乎已走到了它的尽头。
文章一经发表，就引起了千百万青年的共鸣，一代人仿佛“精神初恋”般为它哭为它笑为它争辩为它深思。
那时候的中国，宏大叙事刚刚开始退场，个人重新成为了生活的主语，青年人的焦虑马上就回到了历史前台。
如同现在种种“指南”和“图鉴”成了陈词滥调，上世纪80、90年代，市面上也曾经掀起指南类图书热潮。
有焦虑的地方就有缓解焦虑的生意。
1992年，导演赵宝刚，加上编剧王朔、马未都、冯小刚，炮制了一部叫做《编辑部的故事》的神剧，讲的是《人间指南》刊物的六位编辑帮助广大读者解答人生难题。
每集的主题都是一个能引起关注的社会事件，从家长里短的夫妻矛盾，到民科散布的末日谣言。
一经播放，这部喜剧就成了街头巷尾最先锋的谈资。而里面妙语连珠的金句，也在之后的三十年中被不断重温，实力诠释了如何用“贫嘴”来针砭时弊。
《人间指南》栏目大赏。
比如有读者来电询问，做人体模特受歧视怎么办？
女大学生因单恋已婚老师打算自杀，如何转移她的注意力？
如何向同事解释练气功的功效？
如何普及家暴错误的常识？
除了帮助别人解答难题，编辑们也有着自己的烦恼。神奇的是，这些困扰在今天听起来依然毫不过时。
既有困扰白领的日常难题：
也有对性别平等的深深忧虑：
还有先锋的人类命运问题：

90年代年轻人的烦恼何其多，今儿个，我们从中挑出了当代青年同样面临的“三座大山” —— 减肥、找对象、和挣钱，看看那时的“知识分子”有什么高招。
一
减不下去肥怎么办？
食堂的王师傅是个胖子。
因为胖，所以在工作中受到歧视，大家说他是假公济私，吃了太多公家的东西。深爱下厨的王师傅无奈申请调职，来到编辑部坐办公室。
坐办公室也不习惯，于是王师傅对编辑们讲出了自己的苦恼，让大家帮忙减肥。
为了帮助王师傅减肥，葛大爷扮演的编辑李东宝跑到街头书摊，翻了半天二战集中营的书，总结出了减肥的三大招式 ——
不吃、不喝、重体力劳动。
肉体限制的同时，还设计了精神禁锢大法：
王师傅委屈了一天后，本打算等回家再补充能量，没想到也被义正言辞地劝阻：
于是回到家，王师傅只得硬着头皮忍受更大的挑战：
这天，小李为了对王师傅实行肉体和精神的双重管制，在办公室跟王师傅聊了一夜不让回家。
夜谈中，王师傅一边回忆起儿时的美好时光，一边对此刻的生活又悔又恨。
可折腾来折腾去，王师傅没有瘦，反而又胖了半斤。
老编辑们也终于看不下去这种“减肥酷刑”了，纷纷上前劝慰。
最终，陈主编为王师傅写了证明：“兹证明该同志体胖，与饮食无关，可以继续从事炊事工作”。
于是乎，王师傅最终干回了自己喜欢的厨师工作。
所以，当2018年减肥大计再一次扑街，与其默念“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放弃”的当代顺口溜，不如祭出王师傅的人生格言，那是来自90年代的振聋发聩的呐喊 ——
二
找不到对象怎么办？
婚恋永远是困扰青年的另一大世纪难题。
早在90年代，未婚男青年小赵就和相亲对象在编辑部里声泪俱下地慨叹：
据说小赵是张国立老师最好的一次表演。
这也是编辑小李的头等烦恼。
作为编辑部里的大龄未婚青年，葛大爷扮演的小李，虽然嘴上常常以响应国家晚婚晚育政策为荣，但实际上依然用各式“李式”情话，多年如一日地追求着时髦又文艺的女同事葛玲。
主要的“抖机灵”方式包括以下几种。
招式一：“温柔陷阱”
招式二：“化敌为友”
招式三：“引经据典”
招式四：“欲抑先扬”
招式五：“适时打击”
招式六：“认清现实”
招式七：“给出承诺”
不过用了这么多招式，也有掉链子的时候。
当有一天，喜欢的姑娘抛出了灵魂的发问 —— “你喜欢我哪点呀”，小李却拒绝回答，转而开始了对知识分子习气的吐槽：
怪不得五年后，当《编辑部》推出了贺岁篇，小李已经在命运的磨砺下丢失了全部的发丝，却依然是孑然一身。
面对熬光了头发还没完成的“脱单”目标，即将一个人吃年夜饭的小李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不过，那时候的情况跟现在一样，单身狗有单身狗的苦闷，可走入婚姻也不意味着烦恼的终结。
编辑部里，已婚同事和同事家属们常常介绍“过来人”的经验，可谓字字血泪，比如 ——
结婚的含义是什么？
男人跟女人有什么区别？
为什么不能跟已婚男性私奔？
于是，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恐婚青年说出了自己的心声，直到三十年后，还能在被催婚的人群中找到无数回响。
三
挣不到钱怎么办？
如今，生活中的大部分烦恼都能一言以蔽之：“穷”。
而这一切的开端，要回到90年代，那时“一切向钱看”刚刚成为青年的口头禅。
自从“知心大姐”栏目设立，编辑部就没有停止过出现跟挣钱有关的烦恼。
虽然没后来那么疯狂，但国人忙着赚钱引起的乱子已然开始冒头。
有作家贪图双份儿稿费，舔着脸一稿多投。
国产厂家初尝粗制滥造的滋味，生产出了能且仅能当柜子用的“多功能冰箱”。
骗子为了博取信任，苦口婆心地谈论高尚情操。
办杂志的遭遇了如今新媒体仍在遭遇的问题。
编辑部内部也不断经历着“为人民服务”与“拉广告赚钱”的价值博弈。
就连冯小刚饰演的收听外国电台的青年，也来编辑部散布经济谣言：
所以，早在“丧”和“佛系”的形容被发明之前，90年代的青年就已经展示了什么叫丧起来不留余地。

李东宝曾这样一口气形容自己作为“苦孩子”的艰难人生：
打在胎里，就随时有可能流产，当妈的一口烟就可能畸形。长慢了心脏缺损， 长快了就六指。
好容易扛过十个月生出来了，一不留神，还得让产钳把脑子压扁。
都躲过去了，小儿麻痹、百日咳、猩红热、大脑炎还在前面等着。哭起来呛奶，走起来摔跤；摸水水烫，碰火火燎；是个东西撞上，咱就是个半死。钙多了不长个，钙少了罗圈腿。
总算混到会吃饭能出门了，天上下雹子，地下跑汽车；大街小巷是个暗处就躲着个坏人，你说赶上谁都是个九死一生，不送命也得落个残疾。 
赵永刚还说，“我就是那，苦孩子里的头儿头儿，黄连树的根儿根儿，苦瓜藤的尖儿尖儿，药罐子里的渣儿渣儿。”
在当年的主流价值中，丧，连同好吃懒做等等颓废态度，仍是“政治不正确”的堕落品质。
而《编辑部》偏偏爱表现这些。这意味着拒绝虚假的完美，接受人的缺点、脆弱，与那些泄气的时刻。
张国立饰演的小赵，作为90年代“废柴”，跟相亲对象一见面，就因为从不叠被子、从不做饭而一见如故，并美其名曰 —— “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城里来打工的小保姆米继红，则是上世纪的“追剧女孩”，最大爱好是在雇主家一个人“静静地看电视，左手拿着瓜子，右手拿着手绢，一会儿哭，一会儿笑，一会儿陷入沉思”，唯独不想干活儿。
小保姆米继红的找工作标准。
因为这些真实但在当时看来并不“伟光正”的心声，1992年《编辑部》的上映，甚至引来了文艺界的口诛笔伐。
今天，当青年们依旧体会着生活不易，正大光明地喊出“偌大一个世界容不下我一个废物”，这些90年代的丧气时刻，也神奇地超越了时空，与“葛优瘫”一起成了观众回味的对象。
而哈哈一笑之后，人们又将回到当下，拥抱这荒诞的生活，耳边回响着来自上世纪的共同呼唤：
“我就是一傻波依（boy），您甭为我费心。”
图片 《编辑部的故事》  |  编辑 J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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