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旦假期,崔永元怒怼最高法又上热搜了。
12月26日,有媒体刊发报道《陕北千亿矿权案卷宗在审理机关丢失》。报道指出,多位知情人士表示该案确实曾发生卷宗丢失情况:在作出判决前一年即2016年11月下旬,该案二审全部卷宗一次性丢失,事发地点正是审理该案的有关单位。

继曝光娱乐圈阴阳合同,引发起税务地震后;12月26日,崔永元微博发表了一篇极具影射含义的博文《您怎敢这样离奇?》由于崔永元在微博上对此事爆料,且陆续放出证据,再次将此旧案拉回公众视野之中。

次日,针对崔永元的爆料,最高法回应此为谣言,该案二审全部卷宗完整保存在最高人民法院档案处。
随后崔永元回称,“不撒谎是对公权力的基本要求,我揭你们的违法要冒多大的风险,没有证据,敢说吗?

在“辟谣”、怼人、秒删之后,又发布声明,称曝光材料属实,部分内容与副卷相吻合,希望小崔继续举报、监督违法事宜。最高法态度的转变,可以理解为一身正气、急公好义的崔永元平安落地了吗?
随后的一系列微博发布也能梳理出举报的一些在案证据:

据《华夏时报》深度调查部报道,记者收到一段疑似最高人民法院法官王林清的自述视频,王在视频中讲述,他曾作为陕西榆林凯奇莱公司诉西安地质勘察院案件承办人,在准备写判决书前发现原存在自己办公室的案卷离奇被盗。
《人民法院报》2013年3月曾刊发《全国法院办案标兵王林清》的文章并配有王的照片,对比视频人物可知,二者相似度极高。
公开信息显示,王林清现任最高人民法院法官,为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学博士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后研究员。
以下是视频自述实录(本来想分享,可惜被下架)
我想通过这个视频的目的,就是要给自己、为保护自己,免遭不测,留下一些证据。
我想先说的第一个案件,就是在2018年2月份被中央电视台两次报道过的,陕西榆林凯奇莱公司和西安地质勘察院的合作勘查合同纠纷。
这个案件发生在2003年,当我写判决书的时候,我打开工作柜,准备拿出一审卷、二审卷的时候,要写判决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厚厚一摞子的一审案卷都在,而二审的一本正卷和一本副卷竟然不翼而飞了。这个案件多么的重大,如果这个案卷一丢,我可能就会被开除了。所以当时,我当时就懵了。我赶紧把办公室的边边角角、犄角旮旯全部找了好几遍,根本就没有见到这两本卷的下落。
我又赶紧跑去向程庭长报告,程庭长倒是表现得相当的镇静,说让我回去再好好找找。回来以后,我又找了办公室十几遍,还是没找到。我想到了我们院在我们的办公区的每一层都安装了若干个摄像头,而我办公室门口外正好有一个,在我办公室的走廊尽头还有一个监控,等于有两个监控。于是我赶紧找到程庭长,要求调取监控摄像,查看我丢卷的那几天到底有没有什么人到我办公室把卷宗拿走了。
程庭长让我和保卫处联系好了以后,程庭长中午就自己一个人去调取了监控录像,我就焦急地等在程庭长办公室门口。
下午2点多,程庭长调取监控回来以后,我赶紧问怎么样,有没有什么线索。程庭长说,监控录像能够显示出我那天第三次汇报以后,带着卷宗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我把卷宗放到办公室以后,一会我就空着手走出了办公室,进了一个同……第二天监控就坏了,我一听就感觉这个事情非常蹊跷,监控怎么可能说坏就坏,而且是安装不久的监控,并且我的办公室门口有两个监控,坏一个也不可能两个都坏呀。
回顾当年案件之初

“波罗——红石桥矿区”处在毛乌素沙漠当中。资料图片
2003年年初,陕西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西安地质矿产勘查开发院(下称“西勘院”)的门户网站上,挂出一则关于“联合勘查陕西横山县波罗——红石桥地区煤矿资源”的招商引资信息。
该引资信息透露,西勘院已取得探矿权的“波罗——红石桥矿区”面积279.24平方公里,勘查工作投入超过千万元。
榆林市凯奇莱能源投资公司(下称“凯奇莱公司”)看到此信息后与西勘院进行了接触。2003年8月25日,双方签订了《合作勘查合同书》。经法定评估机构评估,并报国土资源厅备案,双方协商确定其价值为1500万元。
合同中约定,由凯奇莱公司向西勘院支付1200万元,并拥有该勘查项目80%的权益。协议生效后,该勘查区无论是勘查升值、联合开发,还是矿权转让,所产生的利益,由双方以8∶2比例分享。
2010年7月30日,凯奇莱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赵发琦对记者表示,签订的这份合同是有风险的。赵发琦2004年年底得到的初步数据显示,这279.24平方公里矿区下储藏着优质动力煤近20亿吨;按照2004年国内原煤价格估算,赵本人将身价惊人。
协调后,合作重新达成一致
2005年3月22日,凯奇莱公司向西勘院转入1200万元,随后西勘院拒收,且于3月25日致函凯奇莱公司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的有关规定,我院与你公司签订合作勘查项目:‘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波罗——红石桥地区煤炭资源合作勘查合同书’,由于与2003年10月22日陕西省人民政府召开的21次会议纪要有关政策不相一致,无法按合同约定实施,所以不能收取你公司款项。”
此后,凯奇莱公司和西勘院进行了协调。2005年5月26日,凯奇莱公司向西勘院支付勘查前期工作费用900万元,西勘院出具了收据。
此间,陕西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以合作勘查合同与2003年省政府21次会议纪要精神不一致以及国家尚未对合作勘查区拟定开发规划为由,提出终止合作勘查合同。再后来凯奇莱公司、西勘院二者重新达成一致,并准备履行合同。但是接下来事情又发生了一些列变化。
又是一生声长叹!
“陕北千亿矿权案”又被称为“千亿矿权之争”、“黑金争夺”战,52岁的陕西农民企业家,维权12年,最终“胜诉”,但仍旧拿不回产权!
多年来赵发琦没有过一次上|访,始终利用法律程序在正面强攻,用实名举报做强有力的策应。
他公开举报过的官员,已倒下的厅级以上官员(甚至还有副部级):原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奚晓明,原榆林市委书记胡志强,原陕西省国土资源厅厅长王登记,原陕西省国资委主任祝作利、原陕西省地矿局局长张宽民,原延长油田总经理王书宝。这还不算因上述官员被查后牵连出的一系列处级以下干部上百人。

(经赵发琦举报落马的贪官)

至今,赵发琦仍不断向更高层级的反腐部门举报陕西的部分重量级官员。
人们说赵发琦是陕西官场的“贪官克星”!称他为:“千亿矿主、越战老兵、反腐斗士、草根英雄”!然而最讽刺的是:这位身披“越战老兵、反腐斗士....”等众多光环的农民企业家,如今只能通过名人微博爆料来维权!
当年,赵发琦在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称:
“这么多年官司,核心问题就是一个契约精神。一个社会的正常秩序,要的是契约精神。我理解的全面依法治国,就是要让法律、规矩成为常态。但用12年去判定一个2000多字的协议有效,这是不可思议的。”
“我小时候在陕北农村,吃不饱,就希望能吃饱,能够出去。后来我当兵,回到地方,就有个发财梦。如今,通过这个案件,我就想法治完善。法律是我们最后的一道保障线,如果我们的老百姓遇上事情,不是上访,都走上司法程序,那么社会成本也降低了。政府有法治意识,民众有法治意识。”
2018年初,白岩松在央视新闻周刊节目中称,耗时12年争来的“合同有效”能否落实,还需要看陕西省政府的表现。
而12月1日,央视再次报道称:“陕西商人赵发琦,为夺回千亿矿权长达12年的胜诉之路,始终有一只无形的手在干预着司法,如今,又一年的时间快过去了,胜诉的他,从地方政府那儿拿回矿权了吗?”
节目随后给出答案:
“西安地勘院,作为合同纠纷中的另一方,在最高法判决合同合法有效、继续履行之后,却依然拒绝执行。尽管他(赵发琦)已经向当地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但至今仍没有任何结果。”
结尾引用一段微博留言
崔永元举报的千亿矿权卷宗丢失案,经纪委审查确认属实,丢失事实与副卷描述相符,并非单方造谣。倘若不深挖丢失的原因、盗窃的利益相关人、后续的监控为何故障,那一方的正当诉求,如何得到法律支持呢?面对不公的裁判结果,维权方如何根据已有的文件,进行阐述与说理呢?
将所有的证明义务,都强加给举报者们,是不现实的,他们的举证能力有限,并不能提供所有的定罪材料。没证据时说人造谣,有证据后又拿一句简单的违规泄漏副卷材料,来打击线索提供者,而不去正视案件本身是否处理合规,这将会离我们所追求的公正甚远。
如何将副卷的保密性规定与司法公开做到平衡,其实很考验立法技术,仅靠公民一方的努力与牺牲,还远远不够。恕我直言,目前崔永元已经被公义与情绪,绑架到一个极其危险的位置了,一步走错、半步失态,便有跌入悬崖之险。
一个英雄的产生,是时代的幸运,期待一个普通人成为英雄,则是时代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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