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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选·美的第1084篇文章
本文作者刁大明 ，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文章原载于《 凤凰周刊》。
中美关系需要再出发，中美两国之间对彼此的认知也始终在路上，在跑一场马拉松的路上。这场马拉松的意义绝对不在于谁超过谁，而在于做最好的自己。
如果给2018年的中美关系找一个关键词的话，大概是“贸易摩擦”。从当年3月23日特朗普政府签署备忘录、以“301调查”的所谓结果为由向价值600亿美元的自华输美产品加征关税以来，两国贸易摩擦快速滑入剑拔弩张的升级态势，与2017年11月特朗普访华期间签订巨额经贸合作大单后的良好气氛相比判若云泥。
但与此同时，中美高层也持续保持沟通。2018年两国元首分别在1月16日、3月9日、5月8日和11月1日进行了四次通话，特别是第四次通话，为在阿根廷G20峰会期间的元首会晤预热并创造了良好氛围。
一个月后的12月1日，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成功举行会晤，双方达成一致，确认采取对话协商的方式相向而行，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快速回到正常轨道。在即将迎来中美建交四十周年的时刻，此次元首会晤再次向世界展示了高超的战略智慧：即中美关系一定要搞好，也一定会搞好。
对华施压难让美国“再强大”
在2018年3月发难中国之前，特朗普政府几乎无差别地以“232调查”为借口向世界主要经济体都进行的贸易制裁。一场美国挑衅全世界的贸易战一触即发。
特朗普挑起贸易战的逻辑，被他自己多次阐释为“要为美国实现公平对等的贸易关系”，以此确保美国的所谓“再强大”。这种延续了“去多边”、“反对全球治理”的逆全球化趋势，从本质上看，其目标是塑造一个得以确保美国利益最大化的新版全球化格局。
特朗普要重塑秩序的任务，即便是作为新自由制度主义奠基人基欧汉口中的“高地位”国家的美国，也是难以一蹴而就的。更为矛盾的是，特朗普政府以单边的非市场方式对美国对外经贸关系的强制介入与调节，不但与国际分工和全球产业链发展的基本规律背道而驰，而且也一定会反噬自身经济的持续发展。
从这种矛盾性出发，唯一的解释只是特朗普政府的贸易制裁政策完全失去了国家理性，完全受到美国国内政治特别是对其在政治意义上具有关键意义的蓝领中下层群体的驱动，是政治利益最大化而非国家利益最大化的极端表现。
作为美国贸易逆差的最大来源国，中国成为特朗普挥舞贸易制裁大棒的关键针对者。一年来中美两国就经贸议题的交锋中，中方的立场一以贯之——坚决捍卫国家与人民利益、捍卫公正开放合理的国际经济与贸易秩序，坚持以相互尊重的态度、以平等对话协商的方式、以合作共赢为目标持续推进分歧的化解。正是由于中方的持续努力，中美才分别在北京和华盛顿举行了多轮高级别磋商，并曾在6月初达成部分共识。
然而，特朗普政府在中美经贸关系上的立场多次呈现出变化无常的态势。一方面，特朗普政府似乎在所有关切议题上都采用了所谓“极限施压”的策略，这种对美国利益的偏狭且单方面的过度追求，虽然看似“掌握主动”，效果上却表现出了一种“欲壑难平”、无法信任的态度，极大增加与外界达成任何妥协的难度。
另一方面，特朗普政府为了实现美国相关产业或利益群体的获益最大化，在“极限施压”过程中并不回避在其他议题上的同步施压，甚至默许对华持有偏见的政府官员、国会议员等政治精英借机推动以往无法想象的负面涉华言论与政策议程。
正是因为这种微妙的放任，作为副总统的彭斯才罕见地发表了那番震惊各界的负面讲话；对中国持有意识形态偏见的纳瓦罗与莱特希泽、以及强硬“亲台派”薛瑞福等才得以在政府内部掌控了某种程度上的话语权；美国国会才会反常地通过了《与台湾交往法》、《西藏旅行对等法》等严重干涉中国内政的法案。这种特朗普政府自认为只是丰富自身“对华施压工具箱”的所谓可控局面，正在空前恶化着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所必需的氛围和条件，贻害无穷。
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的“本土主义”政策议程也需要面对美国国内政治力量的修正。
在2018年11月6日举行的中期选举中，共和党在国会众议院层次失去了大量城市郊区选民的支持，其潜台词是在这里分布较多的白人温和派对特朗普政府在贸易和移民议题上的政策深感失望。而在州长层次，威斯康星、堪萨斯、艾奥瓦乃至南达科他等州都出现了共和党人面对较大压力的情况，甚至威、堪两州转而被民主党拿下。显然，这些农业州中原本支持共和党的农业人口因白宫贸易政策受累、进而选择了不投票甚至直接放弃了共和党。
未来两年，华盛顿政治将陷入“府会分立”的跛脚状态，又加之对2019年和2020年美国经济相对放缓的普遍预期，特朗普政府的贸易制裁大棒极可能无法持续高举。所有事实将证明，通过向北京施压、实现美国再强大，是无法实现的非理性路径；反而，真若要实现美国再强大，与北京的合作才是正途。
美国重新调整对华定位
特朗普政府在对华经贸议题上的极限施压以及在其他相关联动议题上的负面立场，不仅仅是特朗普个人执政风格及其背后利益群体驱动的结果，更是过去十年美国重新调整对华定位过程进入一个关键节点的集中反应。
2017年12月18日，特朗普政府并不多见地在上任第一年就和盘托出《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其中关于中国所谓“竞争者”与“修正型国家”的定位，是过去十年美国对华政策再定位的一个阶段性结论。
回溯十年前的2008年，即将进入“三十而立”的中美关系迎来了太平洋两岸的巨大温差。美国步入次贷危机、引发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中国则以惊艳世界的北京奥运会，向世人证明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成果。这种鲜明的对比开启的，其实是2009年奥巴马政府就位后的美国对外战略调整：从反恐转向反衰落，从全球聚焦到亚太。
2010年，中国以势不可挡的发展态势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次年，奥巴马政府在夏威夷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会议上正式吹响“转向亚太”的号角。两国权力结构发展剧烈变动直接导致两国之间所谓的“共识性定位”落入漂流状态——2012年到2013年之间，中方提出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成为过去数年双方都不否认的正确定位，但由于美方的疑虑，始终没在双方共同的官方文本中得到确认。
缺乏定位共识却又经历着国际政治权力变化的两个大国不由自主地进入了重新定位彼此的摸索过程之中。
从2008年的“G2”或“中美国”，到2011年时任美国副总统拜登访华时提出的“良性竞争”，再到同年基辛格著书中倡导的中美“共同进化”；从2011年所谓“修昔底德陷阱”，到2015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学者兰普顿提出的“临界点”，到同年鹰派学者白邦瑞的那本《百年马拉松》，再到2018年亲民主党智库学者在《外交事务》上发表的《重估中国》……美国学术界与战略界在过去十年中努力形成着新的对华定位与对华政策，其中有理性积极的声音，也有消极负面乃至对美国自身发展困境外化而来的深度焦虑。
令人遗憾的是，这组悲喜交加的协奏曲在2018年奏响的声部却是以消极基调为主的：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对华定位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美国战略界的负面共识。正是在这个负面共识之下，特朗普政府在对华经贸制裁中非国家理性的冲动，也被冠以了“凝聚共识”的政治正确。
不过，走过十年才形成的真的只是负面共识吗？准确地讲，目前美国内部的所谓共识，并不是一个完整且闭合的对华战略，只是仅仅走完了“怎么看”的一半路，关于下半程的“怎么办”仍处于悬垂状态。换言之，试想长期提供“压舱石”的工商业中的一部分人虽然可能由于种种原因转向对于特朗普的对华施压乐见其成，但他们很难接受出于意识形态偏见或军事鹰派诉求导向的具体政策的落实。这意味着，下一步关于“怎么办”的共识形成过程中一定充斥着各色利益的漫长博弈，而且极可能会修正已走完的上半程路线。
必须看到，不同于冷战时代的美国与苏联，中美关系数十年来的利益交织所导致的是，美国各界人士心中会有着不同的中国印象，这个印象及其背后的利益关切是超越两党政治、超越经济产业而保持着中性存在的。于是，当美国某些人要彻底切断与中国的联系时，其他一些人就会出来反制，这种“美国反对美国”的例子在历史上反复出现。而在中国对全世界都意味着机遇与发展的今天，美国的这个经典桥段极可能会再次上演。
2018年11月1日，在中美元首通电话之前，北京迎来了来自美国国会山的客人们。这个由共和党国会两院议员组成的访华团包括了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农业委员会主席、预算委员会主席以及众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等涉及贸易、税收、农业议题的关键议员。
这些共和党精英在会见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时，对中美关系作出了这样的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美中存在竞争，但彼此不是对手，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双方加强合作可以实现共同繁荣。”如此积极的表态再度说明，美国国内对华定位的分歧化分布，特别是在快速制定对华政策时正在同步快速分化。
中美关系再出发
中美关系“四十不惑”，这里“不惑”的重点可能不在于清晰理清并彻底解决所有问题与分歧，而在于不会被变动的世界和变化的自我而迷惑、时刻明确中美关系发展必须选择的大方向。要做到这一点，“不惑之年”的中美关系需要重新认识对方，需要再出发。
中美双方都应该清晰地认识自己，明确自身的问题与发展需要，作出正确选择。改革开放40年的伟大成就举世瞩目，中国作出了继续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选择，以深入高质量发展更多为中国和世界带来更大的福祉，充当全球稳定、发展与繁荣的主动力。对于美国而言，两党政治人物是否也可以明确国家当前面对的首要挑战其实源自美国内部，而将矛盾转移到外界的做法丝毫无法改变美国目前的国家困境。通过为别人制造困境来缓解自身困境的做法一定是无法奏效并会适得其反的错误选择。
中美双方也应该清晰地认识对方，明确对方的战略诉求与战略能力，作出正确选择。从新型国际关系到人类命运共同体，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正在为符合新时代要求的国际秩序提供新理念，而这些饱含着现代理念与传统智慧的思想如何让美国、让西方完全理解与认同，无疑需要进一步阐释。对于美国而言，在明确核心问题的基础上明确自身的国家诉求，明确表达对中美关系的期待，对目前诉求变化太快的特朗普政府而言颇为重要。
中美双方应该充分认识到中美关系的世界意义。“我们有一千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没有一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习近平主席多次在稳定推进中美关系上作出了正确的战略判断。对于美国而言，如果继续不惜以损害中美关系为代价来实现自身内部某些群体的利益诉求的话，最终影响的可能是中美两国都需要的世界繁荣与安全的外部环境。这当然不是中美两个大国原本可以做出的世界贡献，甚至还将拖累到两国各自内部的发展与繁荣。
无论如何，中美关系需要再出发，中美两国之间对彼此的认知也始终在路上，在跑一场马拉松的路上。这场马拉松的意义绝对不在于谁超过谁，而在于做最好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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