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2011年开始吧,苹果大爆。无数初中,高中,大学生,社会小青年,家庭主妇,中年大叔,全都以拿个拿个苹果手机为荣。因为贵啊!

五年前的五千多也算得上一笔钱了。

拿个苹果等于拿着一捆钱装逼。
买不起的咋办?
2011年还没有约炮这个词语…
有为了买苹果四,愿意陪陌生人睡一夜的女大学生(她是这么说的)。
那比陪睡更快兴起的是:卖肾!

每个人卖肾的动机,其实并不复杂。但现实的残酷就在于,每一个看上去似乎并不足以解释卖肾行为的理由,其背后隐藏的是个体的命运之困。在无奈的现实面前,在所谓自尊的驱使之下,他们选择了卖肾。
明明知道一个肾能卖多少钱,但到卖肾者手里能有1/10就不错了。中介、老板、主刀医生、麻醉师、护士,每一层都要拿钱。这些钱,都沾着卖肾者的血。


中介分成两个体系,一个专门找患者,这些人常年游荡在各大医院里;另一个专门找“供体”。强子就是找“供体”人群中的一个小老板,负责出钱“养人”,通过中介做成一例肾脏移植手术,可以提成5万元。

在小老板下面,有线上和线下工作人员。线上有各种网络客服,包括通过QQ、网页、论坛等非法网络广告。线下工作人员主要负责“养人”,提供食宿,管理松散,来去自由。等到“供体”配型成功后,就与主刀医生联系,安排手术。
2011年,中国一名17岁的青年小王为了跟随风潮,决定以2万2千元人民币的价格“卖肾”,只为了换取一台梦寐以求的iPhone。


在当时,也是他17岁的时候,iPhone 4刚上市没多久,当时的iPhone在校园里也刮起了一阵风潮,只要你拥有iPhone,似乎就可以“高人一等”。小王非常想要iPhone 4,但他意识到他的家庭的财务状况阻止了他,他然后开始寻找获得一些额外现金的方式,后来选择了卖肾。


小王选择了一个非法的“地下医院”,卖肾后,他得到22,000元,远远超过自己购买iPhone 4的价格。当时,小王还发下豪语“一个肾脏对我来说足够了,为什么我需要另一个?我为什么不卖它?”


在当时,卖肾买iPhone的新闻登上了各大媒体板块头条,iPhone也从那时候开始被称之为“肾机”。



手机已经买到了,但不幸的是,小王已经赔上了自己后半生的健康,因为操作环境没有得到适当的消毒,导致伤口感染。更糟糕的是,他的父母对这项手术一直不清楚,只发现青少年因感染而病得非常严重。


直到身体再也撑不住就医时才发现,肾的功能早已损坏,现在距离他卖肾已经过了7年的时间,现在小王已经成为了一名残疾人,这个曾今1米9的小伙,如今只能躺在病床上。


虽然取肾的非法医院已经被绳之以法,而小王的家庭获得了“足够”的货币补偿,但小王的健康却再也唤不回。

“有点后悔卖肾了”
何青是安徽人,前些年一直在杭州打工。为了还2.3万债务,几乎把自己逼到绝路的他,偶然听到别人在谈“有偿捐肾”的话题。“一个肾能卖十几万元呢,而且对身体影响也不大。”
“我在网上联系到福建漳州的一个卖肾中介,说是能卖4万元,但要等三四个月。”
在漳州等了3个月,何青一直没有等到能够跟他的肾配上型的患者。后来听说广东也有“有偿捐肾”的地下中介,实在等不下去的何青,和另外两个“供体”一起来到广东,等待新的“有偿捐肾”机会。

这一次,“幸运”的何青很快找到了“受体”,2月23日,做完一系列的体检后,在东莞的一家小旅馆里,老板跟他签下了“有偿捐肾”的协议。

何青并没有仔细看协议的内容,只是核对了一下给多少钱,他按下手印时还有点紧张。“只有一份协议,两页纸,签完之后就被老板收回去了。他问我是打卡还是现金,我说要现金。”

何青被人从东莞带到了佛山,全程都被要求戴着墨镜和帽子,不许摘掉。

“我不知道是哪里,但肯定不是医院。”房间里的设备非常专业,一间休息室,旁边还有一间“手术室”。一名三四十岁、操着东北口音的男子要求何青换上睡衣,来到“手术室”,何青看到一名医生和一名护士已经在等他。护士给何青注射了麻醉药之后,他很快就睡着了。

“整个手术才一个多小时。”手术后的何青感觉到自己的呼吸“很短促,只能半呼吸,因为很痛”,东北口音男告诉他,手术很成功,让他在休息室躺了一天,“痛得根本睡不着,但我也不好意思说。”主刀医生还夸何青勇敢,“别人来做都喊疼,你却一声不吭。”

“静养一段时间就好了,不用拆线。”主刀医生术后告诉何青,采用的是皮内缝合术。东北口音男对主刀医生的技术“非常满意”。
第三天中午,中介送何青走,离开前东北口音男给了何青两万元现金,“钱放哪里?”何青疼得几乎走不了路,在男子的搀扶下,何青上了车。整个过程同样被戴上了墨镜和帽子。
“那里面跟猪窝一样,连个被罩都没有,吃的是白菜土豆,简直就是把人当猪养”

“我现在比以前瘦了很多,折腾了这么长时间,其实找份工作,踏踏实实干几个月,也能挣个一两万。”
你问那些卖肾的人后不后悔,估计他们也是有苦说不出了吧。
只能奉劝各位一句:珍爱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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