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2月26日，“中美关系与公共外交40年”圆桌论坛在中国人民大学成功举行。此次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和中国网联合主办，中国人民大学公共外交研究院协办。专题研讨第一环节以“中美多元公共外交发挥的作用、现状问题与未来路径”为议题展开讨论。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王莉丽主持了这一环节的研讨。
陈文玲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
赵可金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
许勤华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
袁征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外交室主任
王莉丽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
王栋
北京大学中美人文交流研究基地执行副主任
陈定定
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周庆安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
陈文玲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
历史为公共外交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近年来，中国的智库、学者、研究机构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在逐步提高。虽然中美目前博弈非常激烈，但由于中国始终站在道德领域的制高点，所以从历史长周期来看，中美力量对比将会发生转折。美国正在由盛转衰，而中国经历改革开放正在崛起。在此背景下，公共外交可以大有作为。一方面，中国应积极参加美方各个方面的战略博弈，对美国社会与精英阶层进行润物细无声地、潜在地影响，如中美公共外交对中国过剩产能问题的探讨就有效地减少了美国社会对中国产能过剩的指责。另一方面，中国的公共外交要有自信，敢于与美国对弈，做到实事求是，不卑不亢，据理力争。同时要注重讲究学理性和专业性，将对方变成朋友。
赵可金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
40年间中美关系发生的变化，要从中美两国的精英层面和公众层面两个维度来看。美国方面，精英阶层对中国的态度发生转变，从期待中国的变化到认为中国不可能发生变化，甚至可能会出现倒退；从战略接触到战略竞争，并明确中国是战略竞争对手。但美国普通民众对中国的评价没有太多变化，大量民众依然认为中美是合作伙伴关系，并未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者。中国方面，精英层面的观点也出现分化，一种意见认为中国应该学习西方或者美国的模式来发展自己，另一种意见则认为，中国应该走自己的路，要坚持中国特色、中国模式。美国精英层面的变化是源于中国实力的变化。2008年，美国发生金融危机，同年中国则举办了奥运会。此后，中国是“伙伴”还是“对手”的争论就一直存在。很显然，中国2009年以来国家力量的变化和国家战略的调整引起美国精英对华观点变化，其中，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所带来的变化也是美国精英态度变化的重要原因。
许勤华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
学者在一些重要的国际事件和议题中积极发声，也应该是公共外交的一个重要维度。学者参与公共外交时，如何保持客观中立立场，在实现和维护国家利益的同时，又要合情合理地说服其他国家，都是我们应该研究的课题。中美两国在能源领域的关系有几大议题值得探讨。其一，液化天然气合作是中美间关系的润滑剂；其二，在大宗商品的贸易机制方面，两国都不希望油价发生剧烈波动，而希望其保持在合理、可弹性价格中，从而避免全球经济出现大幅震荡；其三，全球能源治理机制方面，OPEC随着成员国共识减弱而发生撕裂，IEA又没有包含作为最大原油进口国的中国，因此两大机制都面临合法性下降的危机；其四，“一带一路”的绿色机制，中国谋求促进能源公平的机制。这些议题上的对话和交流，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能源外交和环境外交的意义及作用。
袁征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外交室主任
当前中美关系处于十字路口，美国对华强硬主要是由于中国实力增强与国际影响力的上升，同时，中国对美战略布局变化也影响了两国关系。美国对华战略调整实际从奥巴马时期就已经开始了，只是特朗普政策的偏激性使两国关系快速紧张化，正面碰撞的可能性也随之上升。无论如何，即使贸易战结束，中美两国关系也不会回到过去，而会在新情况下达到战略平衡。我们的公共外交在过去40年有很多成功经验，积累了很多存量，同时也有很多经验教训值得总结：第一，做好自己的事情，国家强盛、民族团结与社会和谐是无声的公共外交；第二，客观理性地进行涉美宣传和对美工作，不过度渲染民族主义情绪或者反美情绪；第三，依托改革开放，适度回应美国跨国公司的关切；第四，大力拓展中美两国的人文交流等。
王莉丽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
公共外交的目的就是加强理解与互信，避免误解与误判。中美建交40年来，多元化的公共外交对于促进中美两国之间的理解和互信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前一段时间以来，中美关系出现了困难和波折，面对很大挑战和不确定性。但是，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中美两国只有合作才是最正确的选择，也最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和全球的稳定，中美应在竞争中寻求一切可能的合作空间，以确保中美两国关系朝着健康稳定的方向发展。中美两国战略界应该保持理性的思想沟通，继续加强多元公共外交，通过多倾听、多对话来深入理解对方的关切。
王栋
北京大学中美人文交流研究基地执行副主任
中美人文交流已经成为中美关系的三大根基之一，其中，公共外交扮演了重要角色。公共外交在特朗普对华政策作出调整的背景下也面临挑战。为破解当前面临的难题，中国需在开展公共外交时顾及所在国的法律、法规和民情等方面，做到内外有别，避免强加于人，多做解释和沟通性的工作。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经过多年努力，在美汉语推广教育已形成较好的群众基础。目前，尽管美国从政治和战略层面限制中国，但民众学习汉语的热情并未消减，这将成为促进两国民间交往，增进共识的重要途径。为推动中美公共外交发展，中国可以进一步改善留学生工作理念，把美国在华留学生工作做得更好，同时优化中国学者对外交流制度，形成正向激励机制。
陈定定 
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近年来中美公共外交领域出现新难点，即美方与中国开展公共外交的意愿降低。相较于经贸关系，中美两国“民意”整体向好是两国关系相对稳定发展的最重要的“压舱石”，如果美国民众对华态度发生大规模转变，两国关系的重要基础将会受到严重冲击。基于此，中国应该从两个方面予以应对：首先，中国可以“跳出美国做美国的工作”，通过与墨西哥、加拿大、欧盟等国家或组织加强联系，中国可以间接地对美国的国家政策与社会舆论形成影响。其次，中国不仅要关注美国国家层面的态度，也可以针对各州关心的议题，并与其展开合作，如加州的能源和环境议题，德州关心的移民问题。通过加强与州层面的合作，中美关系也许能够获取新突破。最后，中美合作可以跳出安全领域，转向在环境、能源等领域的合作。
周庆安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
中美公共外交在中美关系的各个阶段都扮演重要的角色，新的历史阶段，中美公共外交主要面临三大问题：如何对冲焦虑症、如何建立战略确定性、如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或者我们的朋友圈。基于此，当前公共外交的重点主要应包括四点：第一，中美应超越传统的话语体系，脱虚向实，中国需要针对美国的关切，给予针对性、直接、准确、具体的回应；第二，两国应超越传统的公共外交模式，构建由泛到精的新模式、新架构，重点对部分人、部分议题做更多的工作；第三，中国需探索公共外交新的传播对象，将对美的公共外交放在全球架构上进行考量；第四，中国应构建新的公共舆论桥梁来连结公众与精英，避免“小球天天转，大球就不转”的情况发生。
编辑：孙巧铃
来源：人大国发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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