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九江到牯岭的班车是那种脏脏的小面包，座位油光可鉴，乘客们上车后窃窃私语上山路有多少个转弯，议论完了纷纷往前挪屁股。盘山路是从过了庐山风景区检票大门开始的，急弯接着急弯，坐在最后一排的男生喊了句什么，司机从前面递来一只塑料袋，男生把头埋在里面，邻座理解地说：“备着好。”
路面和草木被早上的雨洗得干干净净，看上去颜色很重。不过上到海拔三四百米的地方就起雾了，远山、峡谷、树木渐次消失在乳白色中，到七八百米的地方我感觉路面也快消失了，能见度不会超过5米，交规题库里有一道题与此相关：
雾天行驶，能见度在5米以内时，应当____。
A、减速行驶
B、集中注意力谨慎驾驶
C、选择安全地点停车
D、以正常速度行驶
正确答案是C，很显然，我们的司机选择的是D，虽然个别路段也会切换到A，我望着盘山道外侧快速后退的水泥墩子，估摸着它们和地面的粘合程度，以及如果我们的脏脏包撞上去，它们能不能承受得住。
一小时以后，我们从海拔30米的九江到了海拔1100米的牯岭，不知道是不是在雾中摸索太久，司机变得非常暴躁，催促乘客下车的吼声回荡在山谷里。我是第二天才意识到，我们下车的地方其实就在牯岭镇中心，但当时一片湿漉漉白茫茫，还有个隧道在雾中幽幽闪光，像是到了寂静岭。
我猜想这种荒野之感有点接近132年前（1886年，光绪十二年）那个冬天，22岁的英国传教士李德立上山时看到的情形，他后来在《牯岭开辟记》里写：“山巅原为一片荒郊，豺虎野豕所出没的地方，间有一二烧野山者，寄居其间。古庙遗迹，隐约可见。在这寂寞荒凉之中，只有古刹一所，傲然独立。孤廖景象，更添上一点隐遁之风。”
李德立决定在这块山间的谷地拿到一块地皮。具体过程不赘述了，他与官府，与乡民间互相诉讼、抗议、恫吓、拉扯超过了10年时间，这期间中国建立了北洋水师，又在中日海战中全军覆没，战败后清政府对外国人格外陪着小心，1895年，李德立如愿租到了长冲河一带的谷地，把它的原名“牯牛岭”更名为“牯岭”，英文Kuling，与Cooling（清凉）同音——这正是他一开始寻访庐山的最初目的：找到一块逃离暑热的清凉之地。
在李德立登上庐山之前，中国一共开放了21个通商口岸，其中的上海、汉口、南京、镇江、九江、宜昌、芜湖都位于长江中下游平原。一到夏天，这些城市就成了火炉，对于习惯温和的海洋性气候的欧洲人尤其是英国人来说，迫切需要一个避暑之地，让他们“在难以忍受的酷热中冷却下来”，同时治疗那些在湿热的沿江城市染上的各种疾病。
李德立请来英国工程师规划牯岭，又请来德国工程师设计别墅，他们以谷底长冲河为轴线，顺着山势以石块铺就小径，形成道路网格，又在河滩种植草坪和高大乔木——在此之前，由于乡民的砍伐，牯岭的植被以灌木和草本植物为主。最重要的，他们编号出售的土地（几年内就销售一空，中国的夏天确实太热了），每号3.7亩，只准盖一到两栋别墅，建筑密度控制在15%以下。
1905年，随着租借地的扩大，牯岭新的规划布局又确立了以中央谷地为花园绿地，建筑不形成连续立面、不形成街景的风格，这样一来，别墅呈自然离散状态，若隐若现，与环境可以有机结合。
到1917年，牯岭有了516座别墅，居民3192人，其中外国人1446人，来自十多个国家，以英美为绝对多数。1915年黄炎培游览庐山后，注意到牯岭已形同租界，有自己的小学、教堂、医院、运动场，售卖的饮料和食物均须接受自治机关卫生院的检查，严禁将垃圾和污水排入溪水，“但见道路桥梁，修治平坦，绿阴夹道，溪流水清，方罫整齐，气疏以达，自治之总办策马巡行于其间，百工各举其职，入其境者恍游欧美焉。”
1924年的牯岭
牯岭的邮局
外国学校
有人说，李德立和他的牯岭公司是中国旅游房地产开发的鼻祖。1925年《申报》曾刊登一篇名为《上海人暑中消遣法》的文章，就特意向“富人”推荐了莫干山、北戴河、庐山与鸡公山这四大避暑胜地，形容庐山“气候清和，无间寒暑，每闻大风，振岩逸响，动谷悠然，修然去尘世远矣”。而那些去不起这四个地方的“中产阶级”，作者认为也不应该放弃追求“个人之幸福”，建议他们在邻里搞好卫生，在空地搭上凉棚，闲暇时可以在此“披襟当风，邀月迎凉，彷佛避暑小山庄也”。
老明信片里的避暑广告
我们拖着箱子穿过隧道，往美庐方向没走多远就看到了长冲河，其实是在巨石间跳跃的清澈溪流，姿态各异的黑色树枝横陈其上，有的红叶还未落尽，路旁和坡上松树和冷杉林刺向灰白的天空。
预订的酒店是陈诚别墅，在长冲河以东，庐山别墅的核心区，一条“中路”沿河贯穿南北，并通过10条东西向林荫小径与山坡上的别墅相连，这些小径原本叫牛津路、剑桥路、哈佛路、耶鲁路、爱丁堡路、宾夕法尼亚路……抗战胜利后大约是“去殖”的需要，改以数字命名，从“中一路”到“中十路”，路过“中二路”时我拍了张照，记下流行文化对历史开的这小小玩笑。不过历史的影子显然挥之不去：这里的一切都太像眉妙了。
眉妙（Maymyo）是缅甸中部的一个小城，海拔与牯岭几乎相同，1896年，也就是李德立拿下牯岭的第二年，英国人在这里建立了一个兵站，并很快把它发展成了殖民当局的夏都，借以逃离仰光和曼德勒的炎热。
今日的眉妙（Maymyo）
几年前我跟随向导前往眉妙时，她特意叮嘱我们备好外套，“一会儿翻过那座山，温度马上就会降下来。”而当我们的汽车在山路上盘旋上升时，我看到山脚下的缅甸第二大城市曼德勒笼罩在一团淡黄色的雾霾里，奥威尔在《缅甸岁月》里说，那座城市“有点典型的东方气味……逼人的烈日，蒙尘的棕榈，空气中弥漫着鱼、香料和洋葱的气味，到处都是烂熟的水果”。
一个小时后，我们已经行驶在眉妙清凉的林荫大道上，到处都是松树、冷杉和草坪，英式别墅低密度地分布在马路两侧，可以闻到松油的香气，那是“英格兰凉爽甘甜的空气”。
想想其实挺好玩的，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英帝国已统治着全球接近五分之一的陆地，但除了新西兰和南非的部分地区，依然凉爽难寻，几乎找不到和英国本土一样气候温和的地区。大多数地方都太热了，“在缅甸和印度，一直到暹罗、柬埔寨、中国，炫目而湛蓝的天空上全都万里无云，想到这儿实在让人害怕”（还是奥威尔），在东非，英国人在腰间系上厚厚的法兰绒布条，他们相信这样可以保护五脏六腑不受赤道阳光的伤害，有经验者警告要“随着太阳的移动改变帽子的遮挡方向……如果必须要脱帽，立即在一棵阴翳浓密的大树下进行……”
牯岭上的野餐
绝大部分国土位于温带的中国，因为大陆性气候带来的全国炎夏，也被归入了危险的热带，19世纪晚期一位住在北京的外国医生断言，“在中国很少有地方有温暖的气候，事实上一般而言,整个亚洲都是如此。”在仔细描述了北京居民的行为习惯后，他得出结论：“我们可以断定，整体而言中国人在饮食、衣著及一般习惯上已找出在热带地区长寿健康的秘诀，亦即保持凉爽，节制饮食以及培养身心平静的习惯。”
和李德立租下牯岭同一年，英国人在印度洋西岸开始修建一条通往维多利亚湖的铁路，这就是著名的乌干达铁路。这条铁路为英国向非洲内陆用兵提供了快速通道，也给后来成为肯尼亚的英属东非带来了更多的商人、传教士和游猎客（最有名的那个叫海明威），它甚至还吸引了许多欧洲移民，去肯尼亚种植咖啡或者其他经济作物，而吸引移民的一大卖点，就是内罗毕以西的一大片高地，那里丘陵起伏、气候温和，堪称热带非洲的凉爽飞地——你看凯伦·布里克森在《走出非洲》中的描述：“在非洲的恩贡山脚下，我有一座农场。恩贡山向北绵延一百多英里，赤道在这儿横贯而过。农场海拔超过六千英尺。这儿的早晨和傍晚清朗安谧，能见度极高。白日里，你会觉得自己站得很高，太阳近在咫尺。到了深夜，则气温骤降，清冷无比。”
我曾经造访凯伦故居，还顺便去恩贡山徒步了半天，那里连绵巨大的草坡和半山腰缠绕着的深色树林，几乎和英格兰东南部一模一样，帝国边疆的守卫者离开了大不列颠，就只能去高地寻找乡愁了。
陈诚别墅
和牯岭许多改作酒店的别墅一样，陈诚别墅也有一种90年代招待所的气息，友善的工作人员指着二楼尽头关着门像会议室的206房告诉我，那里是陈诚的一个儿子出生的地方。1933年，陈诚参加了对江西中央红军的第四次“围剿”，吃了败仗，是年7月，为了对付红军，蒋介石在庐山开办军官训练团，实际上由陈诚任团长。秋天，陈诚在牯岭买下这座别墅，此后，直到抗战爆发，他每年夏天都到这里居住。
别墅前头有块空地，据说以前有游泳池，现在那里是个羽毛球场，往前几步，是栋规模更大的别墅，房门紧闭，门口露台凌乱地堆放着许多杂物，冷雾中显得更加凄凉。
我看了看墙上的介绍，意外地发现这里曾经属于张治中。1938年初，西南联大的前身长沙临大迁滇前夕，时任湖南省主席的张治中和武汉卫戍总司令的陈诚分别到学校演讲，前者反对迁校，认为那是逃跑，痛骂那些清华北大南开的学生们正过着“不生不死”的生活，后者则称赞他们是国家未来的栋梁，现在应该安心读书，为抗战建国做长期的准备。没想到当年两位针锋相对的国军高级将领就在这里比邻消夏，难怪吴宗慈的《庐山志》说，“西人之避暑之风开，本国人接踵步武”。
如今漫步牯岭就像在翻阅一部中国近现代史，只是这部中国近代史是装在800多栋西式别墅里头的。
胡适说，“牯岭，代表西方侵入中国的大趋势”，就好像是为了对抗这种趋势，1929年，新记《大公报》创始人吴鼎昌决定不购买外国人的旧别墅，他要自己盖一间更好的。这位民国时期内容创业最成功的商人做到了。他的吴庐坐落在大林路742号，后花园紧邻绝壁，可俯瞰整个锦绣谷，气势一时之盛，只是那别墅本身，也是西式的。
牯岭、眉妙、内罗毕以西的高地，都是殖民者构建的特权王国，他们在那里避暑、度假、疗养，或者仅仅是抚慰乡愁，但这些高地也构成了现代性体验的窗口。李德立《牯岭开辟记》的译者文南斗在1932年的一句话，多少可以表现这种复杂况味，当时，一位朋友建议他写几句赞扬牯岭开辟者的功劳，他答：“对于记述功绩，我再不能加上一句比著者自己的话，更好更妙，若要说一句自私的话，我的病是因着牯岭而得全愈的，然而我不知道应感谢李德立好哩，还是感谢当年清政府糊涂好哩！”
办理好入住，我沿长冲河往下，前往庐山的三大民国建筑：大礼堂、图书馆和传习学舍——到1930年代，庐山已经成为国民政府的夏都。传习学舍是陈诚领导的军官训练团所在地，现在是一个民国文化主题酒店，1934年，对江西苏区的第五次“围剿”展开，陈诚是率先突破红军防线的那个，随后红军开始长征，延安成为新的根据地。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国共合作，共赴国难，这期间国民政府邀请大学教授、社会名流共商国事，是为庐山谈话会，那个月牯岭熙熙攘攘，许多都是佩戴着五老峰徽章的谈话会来宾。
第一期谈话会有180多人参加，分住美国学堂和仙岩饭店，值得一提的是，仙岩饭店的创始人英国人都约翰（John.L.Duff）就是当年牯岭公司的经理，也是第一家搬到牯岭的外国住户，他最早把中国人不吃的牛奶、奶油、牛排带到庐山——“现代性”的又一小小脚注——到了1937年，这里成了谈话会来宾享用西餐的不二选择（虽然仍有人嫌其肥腻）。
都约翰一家在庐山住了40多年，在李德立1921年离开中国前往新西兰经商（有一种说法是，那里的奇异果就源于他从庐山带去的野生猕猴桃种子）后，都约翰仍然留在庐山。1939年4月，日军占领庐山，限令其全家立刻下山，他不堪受辱，服毒自杀，时年75岁。
庐山谈话会所在的图书馆现在改作了抗战博物馆，谈话会的会场布置得以保留：孙中山像、铺着深蓝绒布的长桌，青花瓷茶杯旁边是每个人的名牌，屋外雾气朦胧，屋内灯光昏暗，我想起庄则宣对谈话会的追忆，有个细节读时不禁莞尔：“张伯苓先生与冯焕章（玉祥）几遥遥相对，颇似哼哈二将。”
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在这里发表了著名的庐山谈话，那句“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被刻在博物馆入口处的墙壁上。
不过博物馆没什么人，大多数游客逗留的是旁边的大礼堂，1949年以后它被改作人民剧院，现在是1959年、1961年和1970年三次庐山会议的纪念馆，我进去的时候，一个50多岁的男子正对着入口处的毛泽东像感叹：“毛爷爷你好呀，你打下江山我们享幸福呀。”
参观完博物馆与纪念馆，天色晚了，我决定抄近路去长冲河以西的一家客栈看看。大雾吞没了一切，上山小径入口处有座教堂，十字架在半空中漂浮。沿着小径往上攀爬，黄白色的路灯好像行将熄灭，高高低低的圣像立在山径一侧，远处松林里有金属敲击声，有时又传来一阵汽车轰鸣，在你的头顶上，听起来好像是直升机飞过。
继续往上，翻过山头，来到一处平地，有弃置的老房子，浓雾中好像听到行人问路，但是不见人影，像结束了拍摄的恐怖片片场。下山时终于看到了一个上坡的人，看起来就跟在爬行似的，已然觉得他在伸爪子了，走进发现人家是在戴手套。
这是另一个你没法不想起眉妙的时刻。那里曾经是远离故土的英国人度假消夏、饮酒行乐、忘记过去的地方，他们在这乡愁之地呆久了，竟然会害怕回到母国，就像《缅甸岁月》里的弗洛里所害怕的，“……在异国他乡收入可怜地过上三十年，然后顶着个严重损坏的肝脏和成天坐藤椅做出来的菠萝后背，在某个二流娱乐部讨人厌烦、了此一生……”
有人说，眉妙到处都是鬼魂，有死去的，也有活着的——离开的英国人在城里留下了不少混血儿后代，有着褐黄色眼睛，说一口标准英音的老太太会在街上一把抓住到访女记者的胳膊，“你是康妮吗？你长得可真像她……她是我的双胞胎姐姐，已经回英国了。如果你遇见她，请告诉她你在这儿见到我了。”
已是大雾在高地的最后一日，这天晚上我睡得很沉，第二天一大早云开雾散，一辆接一辆大巴把旅行团送到临近的美庐，导游的讲解声此起彼落，就像眉妙后来变成了彬乌伦一样，庐山又变回了庐山，历史又有了清晰而不容易质疑的结论。
原标题：《雾中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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