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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来源： 本文来自北京大学出版社新书《定力》读书笔记，经对方审核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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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787  篇深度好文：6384 字 | 9 分钟阅读
读书笔记•文化生活
本文优质度：★★★★★+口感：新奥尔良牛排
笔记君说：
在互联网时代，非常小的突发事件通过互联网的传播都可能变成一场危机。那么，我们的社会治理方式该如何改变？

我们过去成功的经验会不会反而束缚我们的手脚？国际“反全球化”以各种面目出现，并逐渐形成浪潮，我们如何应对这些新的挑战？
跟随笔记君一起来寻找答案吧~~
以下，尽情享用~
理性是引起人类社会主动适应外部环境、做出判断、遵循规律，从而发展进步的重要力量。
理性是达成社会共识的基础，是社会变革过程中传统与革新之间必要的张力。
不同的文化思想体系有不同的理性范式，出身帮我们选择了其一，但我们需要彼此理解，取长补短，尤其在当下这个凡事不确定的时代。
一、中国传统的实用理性：
和合的逻辑
理性实际上不仅仅是西方文明的标志，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特征。
经世致用的务实精神，将人们的视野束缚在具体可见的事物上，而不去关注看不见、摸不到的更根本的规律性问题。
李约瑟提出的难题：
尽管古代中国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近代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中国发生？
这个命题给中国人一个思考自己的历史和心智模式的机会。科学重要的特征就是理性化表达，难道中国传统社会的文化基因里就没有理性吗？
理性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基因，传统的理性导向并不是基于自然观察的基础之上的理论化，而是导向人们的日常功用的归纳。
季路问事鬼神。子曰：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 “敢问死？”曰： “未知生，焉知死？”
季路向孔子咨询如何侍奉鬼神的问题，孔子说尚没有学会如何将该侍奉的人侍奉好，怎么就想着学侍奉鬼神。
季路可能不服气，又问孔子如何看待死的问题，孔子没有直接回答，将主题又转回到生上来，意思是说你还不知道生，如何能够知道死呢？
这段对话反映了孔子将做人和做事的重点引向实际生活，而不是玄虚的鬼神问题，将生命的重点引向现世，而不是来世。
儒家倡导把精力用在解决现实问题上，具有强烈的实用特性和学以致用的特征。
换句话说，儒家的理性精神主要是把握社会的具体规律，而非抽象规律。
在儒家这种实用理性的思想影响下，传统中国人大都秉持积极务实的态度，很少有极端宗教思想者，不同宗教主张和信仰可以在中国社会中共存共荣。
实用理性在中国全方位地深入文化骨髓，形成了独有的“经世致用”思想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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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的培养元气、安静通气、宽胃养气等，还是炼丹，无不直接指向个体生命，而不像西方社会从炼金术开始而由此方法创新最终形成科学体系。
中国人很早就发明了火药，但仅仅局限于用在某些实用的领域，没有去研究火药爆炸的化学原理，从而难以发展出现代化学。
中国古代数学是实用理性最典型的体现，《周髀算经》和《九章算术》中每个问题都直面日常生活，却不能提出公理体系。
即使可以把圆周率算到如此精密，也难以形成“极限”的概念。
实用理性在经验推动技术进步的历史时期功不可没；
而在以抽象逻辑推理发现客观规律、提炼系统理论体系以解决广泛潜在问题等方面，则有明显的局限性。
也就是说，实用理性在常规范式下往往是有效的。
例如一些企业家通过实战积累了大量的做生意的经验，这些经验在一定条件下是直接有效的，往往要比通过理论理性所获得的知识更有实用价值。
但实用理性的缺点是往往并不重视追求科学真理，以实用为界限制了人们深入探索大自然的欲望和发展成抽象的理论体系的能力。
经世致用的务实精神，将人们的视野束缚在具体可见的事物上，而不去关注更为根本性的、看不见、摸不到、高度抽象的规律性问题。
在当下规模经济和高度智能化的社会中，社会和技术发展充满迂回性、复杂性，事物的关联性、因果性增强，逻辑推演能力尤其重要，那么实用理性就欠缺了。
二、西方社会的功利理性:
资本的逻辑
西方社会最大的理性莫过于建立在否定传统特权基础之上的功效理性，功效理性奠定了资本逻辑的基础，推动了整个资本主义各个层面的运转。
诞生于西方的资本主义理性则具有强烈功效理性特色。
马基雅维利主义是西方功利性政治的典型代表。
他最重要的贡献是他劝君主不仅仅要把道德当作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而且要重视和开发人类的欲望，人类的欲望比道德更能够推动历史前进。
西方近代殖民历史实际上是践行马基雅维利主义，为了发展而不顾及私人道德或公序良俗。
早期的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扩张，主要是开垦种植园，开办矿山，成立贸易公司，将掠夺而来的资本都挥霍了。
这在英国式资本主义看来是非理性的。英国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是掠夺资源并将之变成原料倾销地，是基于工业理性和资本理性基础之上的。
这种理性的最大特征是主张功利主义，资本主义也是功利主义在政治上的自然延伸，而功利主义在社会层面上的体现就是经济理性，在一般生产层面上展开就是效率优先。
功利主义强调每个人的利益最大化，强调经济效率，漠视经济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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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商业实践中，功利主义的应用就是等价交换原则，而等价交换原则实际上是为资本提供市场，从而可以获取劳动力、原料及销售市场。
事实上，许多功利主义哲学家都是经济学家。
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所处的时代并无经济学的概念，他的学说是在伦理学上拓展的。
斯密把人性归结为个人利己主义，认为个人自由地追求自我利益便会自然而然地促进全社会的利益。
斯密开创了现代经济学，并冠以“国富论”的题目。
这个题目本身就说明了一个核心问题，斯密要为当时资本主义竞争行为的合理性进行理论论证，这样的论证后来成为经济学的经典论述。
18世纪末英国哲学家、功利主义者杰里米·边沁的主要观点就是“人生本该寻快乐，众人都应乐中生，避苦就乐乃真性，如苦必降但愿少而轻”，边沁也是西方重要的经济学家。
19世纪70年代西方出现的边际效用学派仍然是以边沁的功利主义作为其理论的出发点。
与实用主义相比，功利主义具有独特的长处。实用主义在高成本情况下趋于保守，而功利主义趋于扩展。
功利主义的优点就是生产领域的效率，交换领域的赢利，以及市场的扩张，功利主义推动着冒险和殖民，促进了世界历史的形成，以海盗的方式殖民美洲。
功利主义不考虑或者说不拘泥于一个人行为的动机与手段，更着重考虑行为的结果对最大快乐值的影响，突破了宗教神学的禁锢，彰显了人文精神，也激发了创造性。
资本主义除了由功利主义作为精神引领，资本本身也具有特定的理性。
资本家在内部追求剩余价值的刺激和在外部竞争压力的作用下，进一步推动资本化。
资本化主要有三条出路：
第一条出路是横向的扩张，即在量上的扩张。
通过不断将资源和劳动力纳入资本的体系，实现资本化，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追求利润，由此形成全球化。
第二条出路是创新，利润率平均化驱使企业家创新。真正的创新实际上是对产品、市场的基本假定的颠覆或扩展。
例如，苹果公司将手机的定义从语音通信工具扩展到更多的领域：播放器、音乐盒、相机、电脑、移动购物终端等，从而实现了产品和市场的创新。
第三条出路是虚拟经济或者以信贷资本为扩张载体的金融市场。
如果说功利理性有力推动了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另外不可忽视的是由思辨理性与逻辑理性所带来的法治特征。
法治社会为资本主义扩张提供了稳定的社会基础。西方社会的启蒙与现代化，发端于笛卡尔、斯宾诺莎、康德等确立的思辨理性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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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范式认为只要按照自身确定的严格而精密的规则探索，人类就能够获得真理。
虽然这个理性范式有其局限性，但是把它应用于社会科学研究，规范化的理性范式引领了人类进步、启迪了思想、摆脱了愚昧，功不可没。
总之，西方的理性注重逻辑思维活动，强调人类的思维能力在获取知识和拓展知识中起到重要作用。
从现实的角度来说，西方理性表现为两种主导形式：
西方倡导的功利主义及深藏其中的资本逻辑，其核心特点不是为了维护社会稳定，而是以发展或进步为主导目标。
西方理性的优点是能够深入地分析和探究自然、社会，以及人的心灵问题，其缺点是过于关注效率和发展，以功利为导向的社会经济活动往往会引起社会财富分配不均而导致不稳定。
从历史上来看，西方的工业化和市场化的过程，实际上是全球生态系统和其他文明的灾难历史。
三、革命的价值理性:活性的逻辑
革命理性的实质是一种批判性思维，即价值理性。
关注现存的和历史的不合理问题，从而通过批判性思维或活动对之进行改造。
革命理性的优点是能够关注人类核心价值，并将现实问题总结上升为理论。伟大的理论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现实的物质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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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资本主义理性以其器物和技术上的先进性，法治组织的恒常和稳定性，文化的世俗性，特别是经济理性的优越性让清王朝吃尽苦头。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在与西方文明的冲突中总是处于下风的，对如何救国保种这个重大命题，不同时代和不同阶层都进行了艰苦的探索。
早期开明地主和士大夫的基本认识是技不如人，西方的坚船利炮让大清帝国吃尽了苦头，他们因此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
太平天国的领导者则认为中国之所以落后，是因为清政府的腐败，他们从而致力于推翻清王朝统治的革命运动，但最终被清政府和西方势力联合绞杀。
之后一部分官僚看清楚了科学技术落后的危险，因而兴起了洋务运动，主张学习西方的声、光、电、化、轮船、火车、机器、枪炮、报刊、学校等科学知识和技术，并打出了自强和求富的口号。
洋务运动终结后，维新派发现，如果仅仅学习或复制西方表层的科学或技术，不改变政治体制和思想，是无法获得民族自强的。
因此维新派的主要主张是建立一个近代化的政治体系，走君主立宪的道路。
义和团运动的主体是农民，他们单纯地认为中国老是被洋人欺负是官兵不勇敢的结果，于是兴起了“扶清灭洋”的义和团运动。
八国联军侵华之后，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被迫实施了清末新政。
新政内容甚至比维新运动还要激进，建立了近代化的法律、政治、军事、教育体系，但历史不再给清王朝机会了。
随着清政府失信于民的程度加深，革命党人开始以推翻清政府为目的开展革命运动。
他们的基本信念是，只有推翻落后和腐朽的清王朝，建立民主共和国，中国才能够自强。
但随之而来的民国时期又陷入了军阀混战的割据局面，社会动荡、战火不息、百姓遭殃。
而后经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才算真正独立推翻“三座大山”。
当革命成为不二选择时，革命思想的理性旗帜鲜明，具有强大的号召力。
这是因为革命能够直观地反映底层民众最朴素的愿望：
用消灭剥削阶级来实现社会平等，具有十分宏大的社会动员力，能充分调动几乎全体社会成员的动能，并使得几乎全体社会成员都参与其中。
社会主义革命的理性具有非常鲜明的特征，即价值理性，它实际上是一种明辨性、价值性、善恶性思维的理性，这种理性关注现存的和历史的不合理问题，从而通过批判性思维或活动对之进行改造。
革命理性的优点是能够关注现实，并将现实问题总结成为理论。
一旦伟大的理论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现实的物质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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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的理性既反思传统、关注秩序的不足，又反思资本主义、强调效率的缺陷，立足现实，从理论的高度分析问题，并给现实指引未来的方向。
革命思想的理性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首先，革命思想是建立在这样的基本信仰基础之上的：
这个社会之所以混乱糟糕，是因为“豺狼当道，坏人执政”，只要通过革命的手段把那些坏人赶下台，好人去执政，这个社会就会变得更好了。
其次，过分强调结果公平。
在生产水平还很落后和发展不平衡的现实下，这容易造成社会群体内部的矛盾和斗争。
因此，革命的核心是阶级斗争，寄希望于通过政治手段，许多时候是暴力手段，铲除剥削阶级，实现世界大同。
四、科学的明辨性理性
克服当下不确定性
理性的范式各不相同，主要是其基本假定、价值导向及理性规则存在差异。这些差异不是人为的，而是一种在不同历史背景下的总结。
我们总结了科学的理性认识论：
一个理性的过程需要有博学作为根基，以审问前提作为起点，以慎思作为推理与分析的过程，以明辨结论作为理性的重要节点，以笃行作为理性检验和反思的重要步骤，形成一种理性思维的螺旋上升。
这种知识的螺旋，我们称之为明辨性(批判性)思维。
理性本身具有局限性，因而理性也在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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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的具体范式已经经历过无数次的危机，又重新寻找到新的范式，这似乎是一个无止境的反思与批判的循环过程。
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理性范式，思辨理性、实用理性和价值理性在不同文化中都是有机结合、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
那在当前由技术进步驱动的这场社会转型面前，我们应该抱有怎样的理性呢？
我们认为，科学的理性可以借鉴《中庸》治学的方法：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科学的理性思维应该具有明辨性、反思性特征。
1.博学　博学才能扩展能力。
科学探索和理性思考是需要以博学为前提条件的，由于人的能力具有局限性，才会产生分科，社会才会有分工。
但是，当经验材料或专门的理论积累到了一定程度，就需要融会贯通，打破原来的“洞穴假象”，走出学科设定的“洞穴”。
理论可以以学科为中心，但现实中提炼的问题却是不分学科的，如果想要更好地解决问题、创新思维，则需要广博的知识。
2.审问　审问理论和经验知识的前提和边界。
任何理论以及经验知识都有前提，这些前提或者假定基本上从大体上规定了理论和经验的边界和应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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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要特别重视那些相近理论或经验的假定、导向及规则，否则就容易混淆，纠缠在一起制造思维混乱。
3.慎思　周密严谨地分析思考问题，包括“系统思维”和“分析推理”。
系统思维实际上是要从整体上全面把握某种知识体系，或者解决某类问题。
而近代科学的发展则基于分析思维(也被称为还原论)，分类是科学的基础，科学进步实质上就是不断地分类和归类。
系统思维与分析推理实际上是思维过程的两个方面，不能割裂开来，分解到最后是需要综合的，综合又称为新的分析起点。
现代科学长于分析，短于系统，导致分科越来越复杂，人们掌握的知识越来越狭窄，这也是系统论不断被人重提的重要原因。
4.明辨　辨明事物的主次、优劣、利弊、因果。
在经过审问和慎思之后，得出结论时还要进行“辨析”和“判断”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什么是好的，什么是恶的；
什么是可能性的，什么是现实性的；事物的主要矛盾是什么，次要矛盾是什么；优点是什么，缺点是什么；
实施起来什么是有利的，什么是有害的；事物的因果关系是什么。
对结论和观点的明辨，并非仅仅止于对真的追求，还需要考虑善与美。
例如，科学研究也有伦理，科学技术的发展既能给人类带来巨大利益，但同时如果不注意价值取向，就会给人类带来沉重灾难。
5.笃行　 “知行合一”。
行的过程中还需要不断学习，有时候需要反过来再次审视原有的前提，重新分析思考，根据实际情况再进行审慎判断。
作者简介————
杨百寅博士：江苏省常熟市人，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伟创力讲席教授、领导力与组织管理系主任、博士生导师。国家“千人计划”入选者，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单许昌博士：安徽省阜阳市人，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获得上海财经大学博士学位、并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从事博士后工作。
曾获研究生国家奖学金，以及上海市优秀毕业生的称号……
原价:68.00
现价：54.40（笔记书堂省13.6）
本书在回顾以儒释道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同时，传承优秀文化的命脉，汲取古今中西文化之精华。
无论从实践需要还是理论发展的角度来看，现在是到了三种文化融合的时候了，融合的文化体系有助于我们从更广阔的视角看待当下种种迷茫，回应各种挑战。
我想这本书将会引起更多人的关注，引起更多的讨论，为民族复兴的大业贡献力量。

——厉以宁，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资深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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