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期待那份红烧肉。
旅行是对自我的遗忘，异乡的风物、色彩与声音，可以暂时置换原有的忧虑和渴望；旅行也是对自我的再次识别，陌生感催促你要尽快确认安全与归属，你是谁，什么令你安心与不同。
胃最为忠诚。尽管自诩为一个世界主义者，在食物的选择上，我却尽可能纵容自己的偏狭。英国与德国，只能忍受两天，意大利与西班牙，勉强一周，日本与泰国可以两周。旅行经常带来感官失调，催生出幻觉，我坚信在维也纳吃到了世界最棒的西红柿炒鸡蛋，在东京池袋公园西口尝到了全球最佳酸辣土豆丝，在亚历山大城的一家酒店吞咽下了极致的小炒肉……这味道背后都满是人生感叹，比如那位维也纳中餐馆老板，是个脸上挂笑的杭州人，80年代前往贝尔格莱德留学，说一口流利的克罗地亚语，结果南斯拉夫解体了，他跑到维也纳，又习得一口好德文。无奈的是，当他留学英国的同学在金融市场大展拳脚时，他的语言天分只能用于报税、写菜单。
在以色列品尝了各式口味的Humus之后，我的胃昼夜不停地渴望着中国菜，同事信誓旦旦地说，“龙城”的红烧肉可以了却一切乡愁。特拉维夫没有唐人街，这家中餐厅孤零零地矗立于阿伦比街上，与酒吧、比萨店、花店连成一片。响亮、陈旧的店名与门口的红灯笼、墙上的书法，都让你想起一个唐人街的世界，如果有一位李小龙模样的顾客出入，一定更为圆满。
龙城的红烧肉实在平常，盘底两片生菜，像是对沙拉趣味的某同妥协，令我尤其难以忍受。西红柿鸡蛋汤却是意外收获，清淡中埋伏着浓郁。不过，比起这些味觉，餐厅的老板更令人惊喜。
上菜间歇，朱先生从后厨走出来。他淡然的表情、和缓的语调，像是从老港片中飘出人物，一位厌倦了江湖纷争的退隐者。
他的确是个香港人，却没有江湖往事。朱先生出生于惠州，童年在一轮接一轮的运动与改造中度过，1962年，13岁的他成为香港难民中的一员。与我在历史书中读到的恢宏场景不同，对此经历他的描述平淡无奇——他们一行走过边境线，与九龙的亲人会和，随即融入崭新的生活。六十年代的香港，既有工业革命催生出的繁荣与机会，也有伴随而来的动荡与风险，他记得1967年街头到处是人造炸弹的景象，也对于新蒲岗的塑胶花工厂的骚乱记忆犹新。
经由短暂的骚乱，香港进入新阶段，它不仅继续创造经济奇迹，还努力建立一套更为公正、进步的社会制度。朱先生对工会印象颇佳，他们举办各式联谊活动，学唱革命歌曲。这些穿越到香港的歌曲，过滤掉现实的残酷后，留下的只有理想主义的浪漫。
说到此时，他唱起了《我给祖国献石油》，到了“头戴铝盔走天涯，头顶天山鹅毛雪”时，他扬起右手，似乎丰沛感情正从胸膛溢出。他的广式普通话有些含混，声线在一些高音部分明显吃力，神情却专注异常。我们所有人都大吃一惊，怎么会在夜晚的特拉维夫听到这旋律？
浪漫往往不持久。自1841年开埠以来，这就是一座难民之城。中国历次动荡都将更多人推到此地。英国制度与中国人的勤奋，还有不可缺少的运气，将它变成了东方明珠。朱先生不过是这股浪潮最近的幸运产物。
很多人选择了移民，这也是香港历史命运的延续，它开始就是华人劳工中转地，是中国人通往更广阔世界的跳板。
与同辈人纷纷前往美国、欧洲不同，朱先生喜欢上了中东的蓝天与海洋，移民到特拉维夫，开设了此地的第一家中餐馆，这也注定了他的经历与众不同。
“全世界各地来的犹太人，美国的、欧洲的，自愿到这里，上前线”，餐馆没开多久，他就赶上了黎巴嫩内战。他记得满街都是背枪的人，他们在指定的集合点集结，政府统一将他们送往前线。或许，这也是他第一次感受到犹太精神的复杂性，一方面是高度的逐利性，一方面又表现为强烈的献身精神——为了宗教或是国家。
接下来的30多年中，战争与恐怖事件从未离开过。他记得1991年海湾战争时，飞弹的不断来袭，它即使在空中爆炸，“也会地动山摇，玻璃全都在晃动”。他跑到法兰克福住了两个月才回来。他也目睹了21世纪初的自杀性爆炸浪潮，在公交车站、在酒吧、在海滩，他看到血肉横飞，一只残臂挂在路灯杆上。
他原想挣些钱前往美国的计划告吹了，没人愿意接手他的餐馆。不管香港与内地的移民浪潮多么汹涌，却很少会涌到特拉维夫。谁会真的选择只会出现在国际争端中的城市呢？
他也习惯了这里，与前任太太离婚，又娶了妻子。他学习希伯来语，有了犹太与阿拉伯朋友，离不开那些菜市场，尤其是特拉维夫的海滩，“天空上的月亮还是很圆的，比香港的还圆，星星比香港还亮……香港的海水也没这么蓝了”。他甚至对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的未来也不无信心，这里既是犹太人也是阿拉伯人的家，“应该有破冰的一天”。
归家的渴望也诱惑着他。尽管一个小小的华人社区正在兴起，很多是随着中国影响力扩张而来的中国商人与劳工。他仍觉得自己是特拉维夫的局外人，多次光顾的小偷都在提醒他这一点——一个外来者要承担更多的不公。但他又觉得此刻的香港，不是他曾熟悉与理解的那个香港，甚至连住所都不好解决，房子实在太贵了。更何况此时的香港，也在为自己的身份问题挣扎，不知何去何从。
在歌声与啤酒的感染下，我前往海滩，一路都是那些线条简约的白色楼房以及闲散的、同样醉酒的人。与耶路撒冷层叠的、令人窒息的历史不同，特拉维夫是座崭新的城市，它躲避了千年的宗教冲突，是一个年轻国家的产物。那个下午的海滩上，举目皆是活力——男男女女们在奔跑、击球、逐浪，或者趴在沙滩上，展示着松弛的身体。战争、死亡、国家的困境，似乎都远离了他们。这也是令朱先生着迷的海滩，能帮他忘掉一切烦恼，哪怕是暂时的。
我脱掉衬衫与牛仔裤，跃进黑黝黝的海水，在同一瞬间，感受到自由与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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