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片 | 视觉中国
贺建奎引爆的“基因编辑婴儿”消息，给香港的基因峰会投下一片阴影。这本是他试图一举成名的起点，现在却成为争议的漩涡。峰会主委会主席提醒，利用新兴技术操纵世界人口的同时，切勿忘记《美丽新世界》的警告。谷雨作者在香港旁听了这次国际峰会，会场平静的表面下暗流涌动。
撰文 | 施展萍
编辑 | 金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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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建奎没有出现。
按原计划，11月27日上午，他应该坐在香港大学李兆基会议中心宽敞的大会堂内，与近5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人类基因组编辑权威人士共同探讨未来。
这是第二届人类基因组编辑国际峰会。上午7:30，会堂内就都是等待贺建奎的人了。场内没有想象中拥挤，近千个座位仍有少数空位。场外，话筒与摄像机早已架好，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散坐在会场外的阶梯上，等待中心人物出场。
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戴维·巴尔的摩出席了会议，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也出现并致辞。但人们关注的仍是“今日九点，仍未见”的贺建奎。
一天前，接受媒体专访时，34岁的贺建奎在视频中宣布，世界首例免疫艾滋病基因编辑婴儿诞生。这是一枚在会议前夕投下的炸弹。即便多数与会人员并未在演说中主动提及此事，微妙的气氛也笼罩于会堂上方。
戴维·巴尔的摩刚走出会场就被团团围住了。他是峰会主委会主席。上午的开场词中，他提醒，人类在利用新兴技术操纵世界人口的同时，切勿忘记《美丽新世界》中的警告。
那本发表于1932年的小说描述的是2540年的纽约——一个与当今社会迥异的“文明世界”，人类通过试管培植、条件约制、催眠等方法获得满足，但也因此泯灭了人性。
戴维·巴尔的摩并未在开场词中提及贺建奎的实验成果，人们还是难免产生联想：昨天的那条新闻足够令人震撼——随着名为露露和娜娜的双胞胎的降生，人类的基因或将就此改写。
此刻，戴维·巴尔的摩被记者们簇拥着。他表情严肃，头有点秃，茂密的络腮胡为他的沉思增添了庄严。这位昔日的诺贝尔奖得主硕果累累，在DNA研究、病毒的致病机理等领域都有杰出贡献。但现在，众人围绕他，只是为了向他打听另一个人。
△ 戴维·巴尔的摩正在被记者簇拥 图片 | 张炜（视觉中国）
戴维·巴尔的摩的回答十分简洁，他对贺建奎周三的演讲内容并不知情，对这个人也没有多少了解。因此，他更愿意在听完其演讲后，再发表意见。
事实上，与会人员只知贺建奎在香港，却不知他身在何处。26日，当消息引爆互联网时，中国医学科学院人文学院院长翟晓梅曾试图找贺建奎当面“核实一些问题”，但她失望而归。贺建奎的房间内没有人，电话也没接通。
风暴已起。一夜之间，深圳卫计委宣布启动相关调查。国内122位科学家联名谴责贺建奎，他们语气强硬，忧心忡忡，担心潘多拉的魔盒就此打开；涉事医院深圳和美妇幼儿科医院否认伦理审查申请书文件的真实性，将申请公安机关介入调查；与此同时，当晚，南方科技大学回应称贺建奎已于2018年2月停薪留职，对其在校外展开的研究公开表示不满。
一切机构都在迅速撇清与贺建奎的关系。
各种消息在峰会上流传。有人说，处于风暴中心的贺建奎不会参加此次活动了。但主办方与贺建奎自己放出的消息则是，他仍会于28日上午11:30发表演说。27日，当天的活动结束，他还没有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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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刻，重重疑惑统统涌向了讲台。人们企图从这些领域专家口中听到答案，了解被改写基因的人类究竟意味着什么。
或许出于严谨，多数与会专家在红色扶手椅上正襟危坐，当被问到相关问题时，他们倾向于含糊地表示，有关贺建奎研究的探讨应该在他发表演讲后再进行。
邱仁宗是少数主动提及贺建奎的研究并直接表达了鲜明态度的人。85岁的他是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哲学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北京协和医学院生命伦理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获得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阿维森纳伦理学奖。
这天，他身穿紫色细格衬衫搭配深色细格西装，脚踩灰色球鞋，背着黑色双肩包入场。因为听力衰退，说话时，邱仁宗声音大且顿挫。
演说一开始，邱仁宗就将话题引向贺建奎的研究。他说，如果网站上的报道是真的，那么贺建奎所做的不仅仅是疾病或者生殖基因修改，而是修改生殖基因以求基因增强。
“这种行为是远远低于我们能够接受的底线的，也是最不道德的。” 他强调。
这项被邱仁宗形容为“大炮打蚊，大材小用”的基因编辑技术，本身难度并不高。它只比常规的试管婴儿多了一个步骤。受精卵时期，研究人员将Cas9蛋白和特定的引导序列，用5微米、约头发二十分之一细的针注射到还处于单细胞的受精卵里，精准定位，改变基因，使婴儿从植入母亲子宫之前就获得抗击霍乱、天花或艾滋病的能力。
△ 邱仁宗在演讲的PPT上指，报道中贺建奎的行为是“大炮打鸟”  图片 | 施展萍
让这项技术陷入争议的是伦理。科技一旦越过边界，它涉水的地方，人类社会赖以建构的那些基础将随之改变。还没有人确切知道他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到了哪一步，但突如其来的消息，就像是一出《科学怪人》的戏剧。
已有不少专家通过媒体表达了对此项研究的担忧。他们的理由多数指向以下两点。首先，人的一生中感染艾滋病毒的风险极低，况且它已不是不可避免或不可治愈的终极疾病，没必要冒此风险。其次，这种不可逆转的改造将流入人类的基因池，带来不可预知的影响。
翟晓梅注意到，有人将贺建奎的研究比拟为哥白尼的日心说。她告诉谷雨作者，二者的性质不可同日而语。对自然界的探索与对人体的直接干预是不同的，在技术安全性问题未得到解决的前提下，这种探索有问题。
贺建奎一度十分重视“伦理”。至少，他曾在科学网上写过这样一段话：“CRISPR-Cas9是一种新技术，我们需要更多深入的研究和了解。不论是从科学还是社会伦理的角度考虑，没有解决这些重要的安全问题之前，任何执行生殖细胞系编辑或制造基因编辑的人类的行为是极其不负责任的”。
不过，仅仅过了一个月，贺建奎就成了那个“极其不负责任”的人。2017年3月，贺建奎递交了一份关于这项技术的伦理委员会审批证明。又过了8个月，他主动公布了研究成果——这对名为露露和娜娜的基因编辑婴儿。
△ 贺建奎团队进行基因编辑  图片 | 东方IC
这是一项充满争议的技术，贺建奎当然清楚，但他声称“相信这些家庭需要这个技术。为了他们，我愿意接受指责”。在接受采访中，他说：“坚信历史终将站在我们这边。”
他似乎乐于将自己定位为伟大而不被理解的改革者。一位与他有过接触的朋友说，贺建奎是个大大咧咧、没有乱七八糟脑筋的人。但他的另一位合作伙伴又称他为“马斯克”。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贺建奎同时是位活跃于商界的创业者。
至少有8家公司在他名下，其中多数与生物工程有关。他曾向腾讯《棱镜》讲述自己并不顺利的创业。拿到第一笔投资前，贺建奎找过二十多家风投，均被拒绝。后来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为支持他的科学理想，向他投了100万，项目做起来，投资机构才蜂拥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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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会主委会显然措手不及。他们选择贺建奎发言时，“并不知道他会用基因编辑人类”。但贺建奎没有给峰会的反应预留太多时间。他通过采访视频造势，披露自己用基因编辑婴儿的时间节点，经过精确计算，显示出高明的舆论手腕。显然，他希望利用这次国际大会披露进展，一举走到舞台的中心。
邱仁宗回想起往事。大约半个月前，在复旦大学举办的全国生命人类学学术会议上，他与贺建奎有过一面之缘。
会下，贺建奎向邱仁宗提到，自己正在做人类胚胎的基因编辑，当时已完成大鼠、小鼠、猴子、狗的胚胎基因编辑，马上做到人类了。
邱仁宗问他：“你有没有机构做伦理审查？”
贺建奎告诉他：“做了。”
如今回想起来，邱仁宗意识到，即便贺建奎的研究真的做了伦理审查，被指称为审查方的深圳和美妇儿科医院所开具的伦理审查证明也是无效的，“他的伦理审查应该由其所工作的机构也就是南方科技大学来开具，而不是其它机构”。
他说贺建奎“弄虚作假”。
△ 贺建奎 图片 | 东方IC
那场谈话与会议议题几乎成了眼下状况的预言：中国大陆会不会出现基因编辑乱象。专家们达成共识——在中国大陆，很有可能出现基因编辑乱象，“因为管理不严，还有科学家要赚钱”，邱仁宗说。
科学家贺建奎曾经站在金钱的反面。他是湖南娄底新化人，幼时家境贫寒，高考以优异成绩被中国科技大学录取，后取得国家奖学金留学美国。
早年接受采访时，贺建奎坚信“学者就应该坚守清贫”，因为这样才能在学术上有所成就。改变他的是斯坦福大学的博士生涯。其间，贺建奎师从工程系斯蒂芬·奎克教授，后者不仅是世界基因测序领域首屈一指的顶级科学家，同时是拥有三家上市公司控股权的亿万富翁。
后来，贺建奎说：“学者不一定坚守清贫才能有成绩，学术研究到商业应用，对于我来说才是最擅长的事情。”
普遍的观点认为，贺建奎选择在峰会召开前夕公布自己的研究成果绝非无心之举——照这样看，他的确擅长“商业”。但在贺建奎本人出现前，任何对于他动机的猜测都只是猜测。没有人知道，是疯狂的理想还是名利的诱惑使他引爆了这一切。
现在，这枚炸弹的威力开始伤及自身。27日下午，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部长茶座”活动中，科技部副部长徐南平对此事进行了回应。
徐南平表示，根据2003年颁布的《人胚胎干细胞研究伦理指导原则》规定，可以以研究为目的，对人体胚胎实施基因编辑和修饰，但体外培养期限自受精或者核移植开始不得超过14天，而本次“基因编辑婴儿”如果确认已出生，属于被明令禁止的，将按照中国有关法律和条例进行处理。
下午6点，第一天议程结束。香港落雨，人群散去。过不了多久，他们又会重聚。所有人都在等着他的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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