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对多数人而言并无特殊的一个年份,美国人傅杰明(Jamie Fouss)却因这一年的中国之行以及此行留下的影像,让1984成为他绵延几十年的记忆。 
傅杰明并不是改革开放后最早进入中国的普通游客,但是相比同期多数外国人需要通过旅行团渠道来中国而言,他的那次“自由行”有了更为自主的观看和拍摄。
那次旅行完成了很多第一次:第一次坐绿皮车,第一次看到被剥皮的羊,第一次进入中国人的家庭……持续了6个星期的游走和拍摄,将他脑海里关于中国的想象和眼前看到的种种进行了重叠、印证。 
1984,广州
我在路上走着,一个男人用自行车推着自己的女儿,小女孩儿开心地冲我摆手“hello”,我很惊讶,因为一路上没有人用英语和我们打招呼。
这个男人对我说他是个俄语老师,随着中美关系的回温他开始转教英语,所以想和我用英语聊天练习一下口语。后来我还被邀请去他家吃晚饭。
他们住在沙面岛上靠近白天鹅宾馆的一个殖民风格的别墅里,那个别墅被分成几十个小一点儿的公寓。他们家里很简单,但是有电视了。吃完晚饭后,我给他们一家拍了合影。我们全程通过简单的英文和贝利兹中英常用语字典来进行交流。
1984,洛阳
在龙门石窟,我看到一位漂亮的中国女生(左二),得到允许后给她们一行拍了照片。
连比带划再加上词典的帮助,我们简单地交流了一下,得知她们在北京一个地毯厂工作。当时没有手机,她们就手绘了一个简单的地图,我到了北京后居然按照这个地图找到了她们,还拍了那个地毯厂。
1984,西安
我排在一个队伍里买馒头,前面老者的装扮吸引了我,我要拍他,他立刻摆手不让拍。轮到他买时,我抢着帮他付了钱,他很高兴,就对我比划着要带我去他家。就这样,我跟着一个陌生的中国人去到他家里。
那个屋子非常小、非常暗,他让他的妻子买了啤酒、橘子回来。就那样,我们完全无法沟通,却一起边吃边喝,我记得他不断冲我竖大拇指,而我能做的就是也冲他竖起大拇指。最终,他同意拍照了,你们也就看到了这张照片。
美国人记录中国
1984年,我刚结束了“和平队”(The Peace Corps:美国政府为在发展中国家推行其外交政策而组建的组织)的任务,返回美国前,我和朋友们去东南亚旅行。朋友们说,为什么不顺便去中国看看呢?就这样,我们开始了6个星期的旅行。
我其实很不擅长制定行程,所以就完全按照朋友搜索到的一些信息走,从广州坐船到梧州,又乘坐巴士到了阳朔、桂林,之后坐火车到了昆明,又去了成都、西安、洛阳,最后一站到了北京
那次旅行,可以说是非常困难的。我一点中文都不会,而当时在中国也几乎没遇到有人会说英语,所以我们一路上基本都靠“比划”,或者拿出地图,告诉工作人员我们要去哪。再就是手里的一本小词典,随时随地拿出来翻着,靠这样的方式进行交流。
我学到的第一句中国话就是“没有”,因为每次我们上了绿皮火车后找列车工作人员问有没有软卧,得到的反馈都是“没有”。
那时中国改革开放不久,买东西全靠“外汇券”,不能用美元。涉外的酒店也是有数量规定的,去一些城市还需要拿到审批,外国人到中国都必须跟着旅行团走。
但我们当时是在香港拿到的签证,是以“个人旅游”的身份进入中国内地旅行的,这给了我不同于其他外国人的特殊经历。
我们在西安时入住了钟楼饭店,我从楼上看到过一个外国旅行团,周围大概围了50个中国人在看他们。而我们到达大理古城的时候,它才对外开放了两周时间,当地的居民看到我们时,下巴都要惊掉了。路上也有很多人都想和我拍照,所以留下了好多我和中国人的合影。
在此之前,我没有受过专业的训练,只是在大学期间上过摄影课。那年代在美国,除了一些艺术家、摄影师会专门拍照外,普通人只有在家庭活动时会拍拍合影,大家都没有太多的拍摄意识,也很少去拍一些日常生活的场景。
但是到了中国后,我发现有太多、太多和美国不一样的地方了。比如菜市场,就让我很着迷。美国的市场卖肉都是那种大块包装好的,看不出来是什么动物、哪个部位,也不知是从哪来的。
可是,在中国的菜市场里,那些猪头、肋骨、一些被剥皮的动物,就那么清清楚楚地摆在你眼前!看到这些时,别提多吃惊了。
尤其广东清平的菜市场,不仅有蔬果、肉类卖,我在那还看到了猫、猴子、猫头鹰、青蛙、蛇……好像这些都是用来吃的。一个菜市场里竟然能有那么多动物,好像一个动物园,太不可思议了。
我对“文化差异”很感兴趣,所以希望回美国给我的朋友、亲戚讲起这次旅行时,能让他们从照片中看到这种差异。
于是我在市场、公园、社区中慢慢溜达,看看人们在做什么,感受一下他们怎么生活……走着走着我就会停下来,拍摄路上的车流、行人,拍上十几分钟后再走。坐绿皮车也是慢慢的感觉,很好,让我有更多时间去感受。
我拍了很多中国人的肖像,这可能和我的专业“人类学”有关系。当时街上看到的大人们都是色彩单调的中山装,而小孩子们都穿得五颜六色。
当我看到他们并流露出拍摄意图时,如果被摄者表现出的表情是比较高兴的、或者像是在说“来拍我吧”,我就会去拍。但是,我在峨眉山的寺庙里拍摄那些和尚时、在广州拍摄一个仓库管理员时,他们都冲我使劲摆手,那我就不拍了
那时都是胶片拍摄,所以每次拍摄都非常小心,每一个场景都要考虑是否值得花费一张胶片。最初的胶卷是从香港买的,后来是能买到什么就用什么,当时在中国想买胶卷非常困难。
我记得在大理时,正赶上白族的一个盛大节日,胶卷用完了,我到处找,可就是没有卖的,所以盛典开始的时候,我干脆选择离开现场。
最后大概拍了三四十个胶卷,是后来我拿回香港才进行冲洗的。之后的这么多年里,我花了很多时间在这些照片上,经常拿出来看看,回想当时的情况。可惜的是,我只能尽量根据后来的回忆给照片写上标签、图说,有些确实记不太清楚了。但那趟旅行让我觉得,世界变小了。
在我们小时候,接受到的关于中国的信息都是不怎么友好的。
来到中国后,感觉当时人们的生活确实不富裕,但我们遇到的中国人都非常友好、可爱、乐于助人。
如今过了这么多年,我仍然非常想知道他们的近况,想找到这些曾经的中国朋友,送上那张1984年的照片。
 来源大众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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