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刺前,他回到家乡,祭拜了亡母坟,与父亲道别。妹妹送他出门时,雪正下个不停,他想起了《出乡作》 :“
决然去国向天涯,生别又兼死别时。弟妹不直阿兄志,殷勤曳袖问归期
”。这首诗作于1860年,水户藩武士佐野竹之介决定刺杀幕府的大佬井伊直弼时,借此表达内心之悲伤。


小山丰太郎
生于1869年的群马县的小山丰太郎,是一位维新之子。天皇一年前从京都迁往了江户,并将之更名为东京——东方的京都。一群来自萨摩、长州、土佐的年轻藩士们,取代了暮气沉沉的幕府,他们要建立一个中央集权制的日本,帮它获得可以抗衡西方的力量。16年前美国黑船的来袭,促成了这个岛屿之国的觉醒,也引发出无数暴力与纷争,崭新的尝试让人兴奋,也困惑无穷。

小山丰太郎正是在这样慌乱也刺激的气氛中成长。他的家乡从馆林藩变为群马县,父亲从一名高级武士变成一名国会议员,他就读的庆应义塾是福泽谕吉创办,作为当时最重要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致力于用一整套新价值观、行为与语言来取代旧形态。
一个人若活过近代日本之过渡阶段,他会有一种与别人不同的老迈感,因为他目前完全活在一个现代世界,上下周围尽是谈论着脚踏车、杆状菌及‘势力范围’等现代事物,但其脑海里仍可以清晰记得中古时期的事情”,英国人张伯伦在1891年写道,他自1873年起就住在日本,是一代人中最著名的日本专家,“那些可爱的老武士曾引领我入日本语的神秘领域中,当时梳的是辫子,身上带着两把利剑。这些封建遗风现在已沉睡在涅槃中。老武士的现代继承人,现在可说颇流利英语,日常穿着高领绅士服,望之与欧洲人无大不同,所差者只不过是日本人游移不定的眼光与稀疏不密的胡子,旧东西好像在一夜之间边消失得无影无踪。
没有史料记载,这些变化对于小山丰太郎的影响。他被历史记下一笔,不是因为他对日本社会在智识与行动上贡献,而是在某个重要历史时刻,充当了一名狂热者。1895年3月24日下午4时30分,他在马关行刺了李鸿章,这位北洋大臣正在此与伊藤博文谈判,中国输掉了这场战争。

1895年4月17日,李鸿章和伊藤博文等人签署《马关条约》场景。
我在傍晚的下关闲逛,小城懒散、诗意,夕阳将狭长的海峡映照得金光闪闪,对面的九州岛朦朦胧胧。如果两岸再多些高楼,就有了点维多利亚港湾的味道。此地还以河豚闻名,下关的河豚像是阳澄湖的螃蟹,在菜谱上有着特殊的意义,渔民还把别处的河豚放养于下关海峡,以获得更昂贵的身份。

这里到处是河豚的形象,它们都胖嘟嘟的,像是在拼命憋气,周身洋溢着因笨拙而带来的可爱,毫不担心自己即将死于刀下的命运。春帆楼前,也有一尊河豚青铜像,它是下关也是全日本第一家河豚料理店。据说丰臣秀吉的河豚禁食令持续了200多年,直到春帆楼在明治21年(1888年)的开业。
李鸿章喜欢河豚的滋味吗? 1895年3月19日至4月17日,他与伊藤博文、陆奥宗光在春帆楼进行了五次艰苦又屈辱的谈判。最终签署的《马关条约》,是中国近代史真正的转折点。比起1842年南京以来的一连串条约,这一次彻底震惊了中国,条约前所未有的苛刻,战胜者更是一贯被藐视的“倭人”。贯穿近代中国的失败叙事因此而起,危机意识更是四处弥漫,它让中国醒来,也陷入一种越来越急迫的焦虑之中。

旧春帆楼原貌与重建后的景象,一旁建有“日清议和纪念馆”
我步入春帆楼,服务员客气、冷漠,找不到一杯清酒或热茶。旧春帆楼早在1945年的盟军轰炸中消散,取代的是三层水泥建筑。它仍是闻名遐迩的河豚料理店,也兼旅馆经营,你很难订到位置。在旅馆的墙壁上,我看到山县有朋、犬养毅的汉文题字,一手漂亮的好字。他们皆是伊藤博文的同代人,彼此争吵不休,分享着建立一个强大的现代日本的使命感……

春帆楼前还有伊藤博文、陆奥宗光的雕像,伊东巳代治书写的碑文,他是当时的书记官,烟台的换约也是由他与伍廷芳进行的。碑文写于1923年,行文用典雅的汉文,其中一句“今日国威之隆,滥觞于甲午之役”,正是对这一条约最佳的注解。这也是不无感伤的碑文,他眼见两位导师的离去——陆奥宗光在1897年就已病逝,伊藤博文则于1910年在哈尔滨被朝鲜青年安重根刺杀。

被刺杀前刚下火车的伊藤博文(左二)
我期待的历史悲壮感,迟迟没有到来。翻阅随身携带的一位年轻历史学家吉辰所著的《昂贵的和平——中日马关议和研究》,在附录中发现了小山丰太郎的回忆文章《旧梦谭》。它比之前期待的悲壮,更吸引我。人人皆知李鸿章遇刺,却很少人知道刺客作何想,他的结局如何。法官顶住了来自伊藤博文的压力,没有判处小山丰太郎死刑,处以终身监禁。他被押解到北海道服役,两年后因大赦减刑,1907年假释出狱。31年后,他应《日本与日本人》杂志之邀,写下了他的回忆,此时距离刺杀已43年。另一场中日战争已经爆发,日本再次处于狂热之中。

时隔多年,小山丰太郎的语调漫不经心、过分诙谐,却也有着意外的坦诚。他的自述是一个被大众媒体鼓噪出的狂热民族情绪的最佳象征,这“爱国”情绪也是一个思维混乱者的另一种表现。
他的叙述始于朝鲜危机,一开始,日本公众并不热情,他们对于能否战胜这样一个庞大的、长久以来占据绝对优势的中国缺乏把握,但当胜利不断传来后,举国陷入了狂欢,这狂欢催促更大胆的行动。
像很多人一样,小山期待“一路追击毫无骨气的支那兵,铁鞭遥遥北指……用不了半年,就能让四亿支那人在北京城的日章旗下跪倒了”,因为“支那人多半似乎有着对世界之大势不介意的大国民神气。视朝鲜为属国,视日本为小国,唯独自夸为世界之大国,就是这样半身不遂的老大国民。显而易见,不彻底地惩戒一下,不晓得什么时候会制造麻烦。这是东洋和平的癌……”
战争状况没有吻合他的期待,日军未进军北京,李鸿章要前来日本议和时,他陷入一种深深的焦虑与愤慨。他不仅仇恨李鸿章,也愤恨伊藤博文。
他在横滨买五连发手枪,怀揣诗歌集,李鸿章的照片(称他有“故作和善而不无戒备的眼神”)、写下“毙奸状”,决意去刺杀李鸿章。他的打扮颇为时髦,鸭舌帽、萨摩木屐,白色毛线编的又粗又长的羽织纽。除去回家道别,他还前往东京最著名的花街芳园,“因为是此生的最后一次,想要找个让自己不留遗憾的美女”。在这风月场合,他甚至想起西野文太郎刺杀森有礼、来岛恒喜刺杀大隈重信的例证,妄想与暴力成了这些内心暴躁、不满的青年人最佳发泄出口。尽管对中国充满厌恶,他引用孟子的“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乎”自我激励。这是此刻日本的反讽之处,从首相到平民,不管他们多么想摆脱、击败中国,他们的精神世界仍深受中国的影响。
途径战时指挥部广岛时,他满是对伊藤博文的厌恶,将之比作“好色的老狒狒”,想先杀了他。他对自己的枪法不置可否,身无分文,全靠维新志士的精神自我鞭策。终于来到马关,他疲乏饥渴,感到脖颈与后背因虱子而来的瘙痒,这是个轻易可以隐于人群中的普通人。

1900年的李鸿章
当在人群中终于看到李鸿章时,他觉得“比起照片上的形象,眼光更是炯炯射人,的确是伟人的风貌。年龄约有七十,真是老英雄的典范。从眼睛看其人悠扬不迫的态度,不由得佩服这眼睛比照片上还要犀利。真不愧是睥睨东洋的眼睛!”此刻,李鸿章刚结束当天的谈判,从春帆楼返回他所住的引接寺。
小山丰太郎从人群中挤出,直至轿前,手按轿夫肩膀,趁轿夫惊讶停进之际,对李鸿章开枪。子弹射入李鸿章眼窝下,没有致命,却给他带来持久的痛苦,加速了他的死亡。中方完全没有把握这一意外,将之转化成谈判桌上的筹码。国际压力则促使日本作出少许的让步。
“口头说起来,或者文章写起来,这之间看起来好像过了很长时间似的”, 小山丰太郎1938年写道。 “但是从我的手伸向轿子,到我的肢体被绳子捆住,时间大概只有两分钟” 。此时已是69岁的他说,“为了这两分钟,令天下骚动,真是抱歉万分,而我自己,也被不遗余力地处以岛流极刑”。
这位“两分钟名人”直到1947年才去世。他目睹了两颗原子弹的爆炸,日本帝国的崩溃。这个帝国正是从1895年战胜中国起开始迅速膨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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