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保姆”李登辉——被选择性遗忘的大师
——读钱益民著《李登辉传》有感
文/阿信
最近一段时间,我着了魔一样给遇到的每一位学者和教育研究者隆重介绍李登辉。我介绍的不是台湾那个李登辉。那个李登辉大名鼎鼎,无需我费神,而是在20世纪初与蔡元培、张伯苓、梅贻琦、晏阳初、竺可桢等齐名的复旦大学校长李登辉。但一听我提李登辉的名字,每一个人都以为我说的就是台湾的那个李登辉。中国当代学者和教育工作者的孤陋寡闻让人震惊。
当然我也一样孤陋寡闻。我是在网上买台湾李登辉的传记,到了才发现拿到手的是一位也叫李登辉的复旦大学同名校长的传记。刚开始还有点不高兴,但一读之下才发现中国还有这么优秀的大学校长!        
前几个月因为给《校长》杂志写传承,发现中国现代私学的奠基者和投资人,南开“老板”严修。这次不经意间又发现把复旦从襁褓之中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大的复旦“保姆”李登辉。我只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我们的近现代历史和教育史是选择性记忆的历史。只有你愿意,拿起锄头到里面随便挖上几锄头,没准就能挖出一件宝贝来。
中国当代教育如想前行,不用一天到晚研究“钱学森之问”,或者全世界跑着考察这考察那,苦思怎么办?怎么办?
路就在脚下。问问立志把复旦办成耶鲁的李登辉即可。 
把复旦创建成中国的耶鲁
李登辉,1872年生于印尼。祖先是在康熙年间来南洋谋生的福建沿海渔民,到李登辉时已历七代。李登辉青年时代到美国耶鲁大学求学。1904年冬,33岁的李登辉来到上海,回到他的祖先已经离开七代的祖国。决心把自己的一生贡献给多灾多难的祖国。
在上海,李登辉加入了上海基督教青年会,结交志同道合的朋友,开始逐渐融入以外国传教士、归国留学生和本国基督教徒为主的中国社会。在青年会的支持下,1905年,李登辉发起创建“寰球中国学生会”。李登辉亲手制定章程,组织董事会。各董事皆为留美归国学子。许多董事后来成为中国现代史上鼎鼎大名的人物,如颜惠庆、王正廷、伍廷芳、宋耀如等。
民国建立后,寰球中国学生会设有游学招待部,协助北洋政府外交部处理中国学生留法、留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周恩来、邓小平、陈毅、李富春等就是寰球中国学生会组织赴法勤工俭学的。宋庆龄、宋美龄姊妹也是由李登辉安排赴美国留学的。
在创办寰球中国学生的同时,受马相伯之邀,李登辉参与创建复旦公学。复旦草创,一无经费,二无师资,三无校址,一切都要白手起家。当时马相伯已经60多岁,当了不到半年的校长,就因经营苦难、财务管理混乱、校董之间矛盾重重黯然离职。严复在给友人的信中这样说到:“马相伯老不晓事,为人傀儡,已携行李离堂。”
1905年至1912年,复旦公学校长走马灯地换了五任,平均每任不到一年半。李登辉1906年到校任职,先任英文部主任,后一直担任教务长。是复旦公学实际上的主持人,教师延聘、规划课程都由他负责。他还承担起英文、德文、心理学、名学等课教员,每星期授课时间几近30小时。这一时期,李登辉课务之繁重,居全校之冠。
复旦创立时,带有私立公助性质,进入民国后,复旦的性质发生变化,成为一所真正意义上的私立大学。李登辉认为,复旦的教学必须优于英国和美国人在中国开办的教会大学,并且必须与美国大学程度向衔接,使不能去外国留学的学生也能够进修高深的学术。1915年7月,李登辉参照母校耶鲁大学的课程说明书等文献,制定出复旦综合课程课程体系,它由课程、教师、教材、学分、学时、必修和选修几方面组成。
李登辉决心把复旦变成中国的耶鲁。由于复旦毕业的学生品学兼优,1920年,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等名校致函李登辉:凡复旦大学毕业生,可直接升入上述美国名校,无须再进行考试;复旦各系科考试成绩在70分以上者,被美国各大学普遍承认。 
反思民国教育的缺失,也是中国当代教育的缺失
我在为《校长》杂志写《南开“老板”严修》时,发现中国现代教育的开创者、南开大学校父严修,在南开大学名望如日中天之际,突然非常绝望,痛感自己一生办教育完全失败,晚年回归国学。我当时对他的反思一知半解。读了李登辉的传记,才完全明白这些开风气之先的大师面临的困境。
1929年,李登辉在文章中说:“在过去的教育设施中,尤其中国,太偏重于智育方面,以致把其他方面都忽略了。”导致的直接后果是,一般所谓受过教育的人,虽然智力发达很高,然而或是体质羸弱,形同病夫;或是思想空泛,不切实际,甚至于有文无行,变为腐化的官僚政客、学痞商蠹。在闭关锁国的时代,这种只注重智育的教育导致了国家的落伍。清廷认识到维新的必要以后,开始尽力模仿西方。“但是那时只看西方物质文明之可惊,我们的模仿,也就着重在物质方面。至于西方文明的精神方面,虽是西方文明的精神精髓,却反因未受了解,而遭遗弃。我们改革的结果,只是抄袭了一些西方的皮毛。今日的情形,尤其不幸。我们因为对于中国一切旧制度、旧礼教、就到的的怀疑。把这些一股脑儿都打倒推翻,同时却又不能产生新的道德标准。一般青年所售的教育,都只是理智的片面,丝毫谈不到全人的发展。”
因此之故:原先“我们虽以精神文明自豪,鄙视外人为太重物质,而在今日,则物质与精神,两均不能如人了。”
李登辉说的是他那个时代。但对中国的今天也许更为适用。针对文革的“反智化”倾向,1977年开始恢复的高考,高举“知识决定命运”的旗帜,当时万众欢呼。但三十年下来,中国教育又陷入“唯智化”的泥坑。而学生的生命是需要全面发展的。今天的中国,除了应试,学生其他方面所有发展的空间和兴趣都被剥夺了。怎么办呢?
李登辉接着说:“教育的最高目的,是要把个人潜伏的心能,尽量引导使之发展,以替社会谋福利。个人中最有价值而应启发的心能,也就是在社会上高贵的德行。这些是什么呢?就是独立、忠实和协作。”
培养独立精神,最好的办法是鼓励学生自治。复旦最大的特色我认为是学生自治。复旦创始人马相伯特别注重学生自治,可以说复旦是先有学生,再有学校的。李登辉把这一传统发扬光大。复旦不仅发展成为一个微型的民主社会,而且借着学生自治,充分发挥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带动学生全面发展。
复旦校友回忆说:“李校长主持校务,民主风气至为开朗,如膳食、足球、戏剧、音乐及其他运动等项,皆由同学组织委员会办理,校方仅负督导之职,所有一切措施,人人均可建议改善,纯采自由平等方式……故校务卓著,成绩蒸蒸日上,迄后人才辈出,蜚声全国,就是这个缘故。”
李登辉还认为中国最大的问题是不“合群”(不团结),一盘散沙。为此,在复旦校园大力推行合作运动:用教育的方法,从根本上改造个体自私自利的不良习性,养成互助合作的美德。
1918年3月,中国最早的合作社——复旦商店开张营业。商店由师生合股,初定资本为200元,不久增至500元。每股股金4元,共125股,年底盈利389元。10月,复旦师生又创办“中国第一个有规模的信用合作社”——上海合作储蓄银行,校内外均社营业部,业务由商科学生承担。
除此之外,复旦的演讲风气非常浓厚,鼓励学生养成自由研究的风气。
“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学术独立、思想自由”。“政罗教网无羁绊”。正是复旦校训和校歌中唱到的这些精神,让复旦成为中国最好的大学。“善教者使人继其志”,李登辉主持的复旦大学也成为培养大学校长的摇篮。先后有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郭任远,四川大学校长黄季陆、程天放等25位校长从李登辉门下走出。
倡导理性和爱国
李登辉本人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是以清规戒律著称的长老会的一员。教会是他生活的一部分。他又是一位彻头彻尾受西方教育的学者。1905年从南洋回国,一句中国话都不会讲。但这并不妨碍他深爱自己的祖国,深爱中国的传统文化。李登辉虽然目睹满清的腐败和民国的混乱,但不否认中国文化之精神与博大。他在和学生讨论《易经》时这样说:
“本来中西学问,似乎同出一源。中国的五伦,你看,多好啊!不比教会的规定差。我们虽百年做任何一种学问,中国的也好,西方的也好,一定要做得完完全全,千万不可半途而废。其终也,所谓异途同归。”
他爱自己的祖国,但不回避他的缺失,教导学生不要做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1922年,“非基督教运动”席卷全国,复旦学生领袖溪玉书也签名参加了这个运动。溪玉书回忆说:
校长知道后,把我请到校长室,惋惜地问我说:“玉书同学,你本是一位品学兼优的好同学,为什么要签名反对宗教呢?”
我这样回答:“庚子年八国联军攻破北京,强迫我国签订辛丑条约,赔偿白银四万万五千万两,更使我国民穷财竭,这都是因教案而引起的国耻,所以要反对外国宗教。”
校长耐心地向我解释:“你这种爱国心非常可嘉,但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当时慈禧太后盲目排外,为满足个人的权位不择手段,利用义和团妖言惑众、扶清灭洋的口号,以乌合之众,与世界为敌,焚教堂,杀教士,毁领事馆,残害洋人,皂白不分,徒呈暴力,泄愤于一时,丧失理智,不顾后果,一致造成八国联军之役,这完全是咎由自取,错在慈禧太后愚昧无知,以国事当儿戏。任何宗教,都是以济世救人为宗旨,耶稣教也不例外。外国教会来我国传教,虽然有被利用作侵华工具的嫌疑,传教士良莠不齐,也有仗势凌人或包庇教民的事情;但其办学校、设医院等项,总是对我国有益的。只要我国强盛,外国教会就无所施其技,反而有利于沟通中西文化,教案的问题就不致发生了。因此,我劝你的思想要开放些,对问题要想清楚些,不必局限在狭隘的民族主义的圈子内,养成排外思想。”
20世纪初,中国变化太快了。不停的变革形成狂热。人们判断是非的标准往往仅凭一时非理性的情绪。有感于此,李登辉特别注重培养学生理性的爱国精神。有此见识,在今天的中国都难能可贵。
中国优秀传统和基督信仰的完美融合
就如徐光启、马相伯、晏阳初等人一样,我从李登辉身上看到中国优秀传统和基督教信仰相互促进、完美融合所激发出来的高尚人格。
李登辉祖籍福建同安,和创办厦门大学的爱国华侨陈嘉庚是同乡。虽然从先辈起就来到南洋生活,但在他们身上依然奔流着中国的血液。和中国优秀的传统知识分子一样,他们继承和发扬了中国优秀传统中爱国爱家、经世致用、与时俱进的实学思想。他们爱自己的祖国,在祖国忧患之际投身进来。
他相信自己的民族也能有其伟大的将来。就像孔子、孟子、朱熹、王阳明、严修一样,将教育看着是奉献祖国的根本途径。李登辉持身严谨,笃志、淡泊、专一,他自述一生说:“我归国后,一生只在复旦,一生只当复旦的教授,一生只做复旦的校长。”
他素位而行,排除各种干扰,不介入政界、军界、商界的纷争。据学生说,校长身上有“宁静安详的气度”、“雍穆和易的仪态。”
他是真正融汇中西的大师。有比较鉴别,则知中华自有可爱之处,不至坠入弃华媚洋之伪爱国;他深知中国落后,必须急起直追,而非文过饰非,以‘国粹’拒斥西方先进。
他又是一个深受西方文化熏陶的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一生持身严谨,深具清教徒特色:“身上穿的,多半是20年前购置的衣服;衬衫满是补丁;裤子短的袜筒露出一段;大衣的衣袖和下摆光的发亮。他的饮食,也极为简单。平日的菜蔬,只有两荤两素。”
他牢记耶稣“谦卑的人有福了”的教导,在声誉正浓之际,在福音电台公开发表忏悔式的演说,自承办教育,服务公众的公心不及求名之心那样炽烈。坦言要求学生不跳舞,不吸烟,不赌博,而自己有段时间迷于烟赌,作为校长,带头违反校规,因此实乃虚伪小人,没有做到“爱人如己”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他以个人的公开忏悔鼓励教师要求于学生者,首先从自己做起。以此践行道德教育,践行复旦校歌中“师生一德精神贯”的爱的教育原则。他越到老年,愈视名利如浮云。
复旦校友、《新闻报》记者赵世洵回忆,他想给校长写一本传记。说明来意后,老人连连摇头:
“我从来没有保存过我的记录,我的过去没有什么值得你好写的,而且我已经记不清以往的事了!在神的眼中,说不定我还赶不上路边的一名小贩呢!基督的使徒,不全是贩夫走卒吗?他们在那个时代,不避艰难,冒死传道行善,我的言行,能及他们万分之一吗?”
1947年9月,为复旦和中国教育鞠躬尽瘁的李登辉离开人世。一位学者撰文说:一位真实的基督徒离开我们而去了。复旦大学校友为他立了墓碑。墓碑上写着《圣经·腓力比书》上的一段话:
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
阿信, 2011年6月15日
附1:《李登辉传》,钱益民著,复旦大学出版社,卓越(亚马逊)网有电子书
附2:《道德教育从何入手——适应新环境之新教育》,文/李登辉
我与教育界发生关系,迄今已40余年。在此长时期中,历任大中小学教职,得目睹中国教育之成长与发展,深以为幸。
自民国成立以来,在教育方面,力谋训练良好公民,乃舍旧取新,积极推行现代教育制度。三十年来,其显明之发展有二:
现代教育之发展,由高级中学发展为成熟的大学,由普通文化课程发展为专业化的科学研究。
发展体育,增进运动兴趣,强奸学生体格。此为我们在今日现代学校所看到的。
上述两种发展之目的,即欲以智体两育之训练,作为良好公民的基础。如谚语云:“健康精神,比附于健康的身体。”然则根据此项原则之现代教育,曾否事先如吾人所希望者耶!
三十年来之实验结果如何?社会情形有否改善?政府各机关中贪官污吏有否减少?诚实廉洁之官吏有否增多?亲民之境况有否改良?
三十年来,虽青年学生毕业学校,步入社会者为数甚多,而留学生出洋深造,习得专门智识归国者,也属不少。但其中除极少数人外,大多之受教育者,徒浪费金钱谋一己之自肥,而有时且以牺牲国家人民之利益换得之。回忆五四运动时,北京政府中渎职之官员,被学生驱逐者,实为外国新式大学之留学生,然未悉学生运动之领袖中,有其人在日后身居高位,握有权势时,竟违其初衷,亦一变为渎职之官。由此可知,仅有智育训练,实不足去除人类自私贪婪之心理,养成真正优秀之公民……
道德教育,不能与文法地理等课程专重智力者相提并论,教员之资格,必须严格审定。若教员内心诚挚真实,足为学生模范,则教导学生,满怀热情,富于灵感,潜移默化,庶可有助于学生道德之发展。否则,贻误学生,前途不堪设想……
数年之前,我校中有一道德课程之教员,众议彼能担任此职。某日,我偶赴一饭店,见此教员与一妓女同坐。彼知为我所睹,不免赧然。实则此并非罕见,在教育界中迭有所闻。即如教员在晚上不准备明天功课,而遨游舞场或邀友赌博者,亦不乏其人。此种伪善之教员,仅能造成伪善之学生!言之不能不痛心。
我身为人师,理应在学生中以身作则,纪律严正,不跳舞,不吸烟,不赌博。学生违反此项规约受罚者,尤以舞、赌二者为甚。我从不跳舞,但以前曾放纵烟赌,事实上亦为校中违法者之一。后受上帝之灵,良心觉悟,深感本身有过,不能苛责他人。我自认为法利赛人之俦。记得耶稣对法利赛人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拿石头打他。”如我不先训练自己,则无力训练他人。我乃痛改前非,弃绝烟赌。至今我能管教他人,大有效力。
自我加入新精神动员之重整道德以后,深知社会与国家清醒之改善,其初步须由个人做起。目前社会上、国际间之混乱,无非因组织社会及国际之个人本身自私自利之故。人皆终日营营,侵占妄取,唯利是图,只“进”不“出”,结果使人生不能与有生气之加利利海清流相同,而与只进不出之死海中死水无异。
十年之前,我生命犹同死海,“受”多于“施”,“进”多于“出”,此实因自己认为个人高于一切,故凡有所为,辄唯个人之利益是图。
当我开办大学之始,服务精神,并不能如为个人竞争之心同样热烈。我希望该校能成为全国最佳之学校,则我个人之荣誉地位,兼而有之。此实为一错误之原则,非立足于磐石,仅奠基于沙土,我后深知之。
我今发觉生命最大之成功,即为获得公忠无私,舍己爱人之最高理想。我如何能得此理想。我不能以个人之努力奋斗得之,盖人天生自私也。我曾试以自我意志,以达无私,但屡试屡败,盖前之所作所为,自认无私者,实则不免于私,因存希望酬报之心也。
我生命之改变,一言以蔽之,靠上帝之力量而已。
抑又有进者,今日混乱之世界,其所有之困难——乃人与人间,国与国间,互相仇恨,互相竞争,互相猜忌,全因缺少无私精神,贪得无厌,不互相施给于人之故。
吾人需要家庭、社会、国家、世界之真实和平乎?真实和平之种子,在于你我内心。真实和平之种子,也即为吾人日常生活之绝对标准——忠诚、纯洁、无私、博爱。
我正竭力欲达此标准,但此非已达之谓。要之,我奉献于上帝者愈多,则我个人之私欲愈少;我为上司管理者愈多,则我在四标准上之进步愈大。
阿信注:1940年5月30日晚,在沦陷的上海,李登辉用英文在福音广播电台进行自我忏悔式的演讲。积40余年艰辛办学之阅历,提出了一个中国现代教育文化的基本问题:以欧美现代文化开发学生智商,然而社会为何腐败盛行,人皆贪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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