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世沧桑,人性无常,在沸腾的当下,腥红的魔潮肆虐,国人有时会从民族的历史中找到一种美好的寄托。但那些似是而非的事实,总是充满可悲的疑团。在政痔犬力的博弈中,或许我们可以说人性是亘古不变的。
我们常说“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回眸历史,的确如此。记得有一位美国历史学者对中国麻城进行时间轴上的考察,惊人的发现,中国的历史本质上就是一部周期性杀人——复仇史。让我陷入无限的叹息!

一、清廷灭亡,是历史的必然。
当残酷的历史车轮在以“道德”治国的腐朽梦呓中,畏畏缩缩地驶入20世纪。清政府的外交内政,以僵尸般的体态,陷入世界科技、文明的侵染中。贪婪麻木的统治者为了苟延残喘,维持皇权专.制,量中华之力,对外割地赔款,谄媚讨好;对内大肆搜刮民脂民膏(不是合法纳税,而是非法纳贡、抢劫),搞得怨声载道,苍生荼毒。
清廷庞大臃肿的官僚既得利益集团,想尽办法,又是铸造假币(金银铜含量不足,以铁冒充),又是抢夺私人企业,又是利用义和团维护朝廷。可谓出尽了洋相,纵尽了欲望。
革命党人此起彼伏,最终,武昌起义在谁不可预料的夜晚,无意间擦枪走火,打响了,——甚至在没有领导人的情况下,才推选黎元洪为领导。这也就是我们百年称颂的“辛亥革命”的首义,其发生的过程很显然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正是这偶然与必然的交织,中华民族终于结束了几千年的皇权专·制,仿佛看见了“共和”的曙光。


二、辛亥革命的前途是迷茫的。
辛亥革命的使命是推翻帝制,我们上面已经做了分析,这并非一个被周密计划的革命,仅仅是内部与外部合力的作用效果。
在“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凝聚人心的表面化口号下,“共和”才是近代无数知识分子所梦寐以求的国家秩序。孙中山也顺势而生的提出了他著名的“五权宪法”、“三民主义”,有些人对此颇为称赞,认为他是破天荒的创制。
但是,我们必须理性的认识到,西方主流的所谓“共和”,都是基于基督信仰的而建立(也不是说非信仰基督不可),才得以发生。而我泱泱中华,两千多年深受“外儒内法”的禁锢蹂躏。人心之扭曲,观念之落后,如何才能建立共和?
我们的文化基因似乎绝不可能孕育出英国的皇权与贵族博弈之下,促成《大宪章》的签订。那么,合法的政权更迭有无可能?


三、北洋政府的合法性。
我们的人教版历史教科书,一直在宣扬袁世凯窃取了革命果实,这么看待似乎颇有道理。但我们必须立体动态的去审视历史。
袁世凯的确是在规劝逼迫清政府皇帝退位之后,当了总统,还鬼迷心窍的做了几天皇帝。他当皇帝,更多是形式上的权力欲膨胀,并没有什么实质。


史称的“北洋政府”的成立,与清廷有合法程序的过渡。合法过渡之后的权力,已经不像皇权那么集中,被大大的被分散。
也就是说,我们无疑须要肯定“辛亥革命”的推动力,使得袁世凯逼迫清政府皇帝退位。更须要认识到,将权力合法转移是历史局势所迫。
四、“北伐战争”的狼子野心。
中国近代史上,最为自由的时期就是“北洋政府”时期,其突出的氛围就是教育事业的勃兴,以及人才辈出的短暂盛况。
可叹的是,好景不长,孙中山在辛亥革命之后,没有成功得到权力,明显心有不甘。十多年里,发动各种大大小小的讨袁武装暴动。也就是说,他要通过像“辛亥革命”一样的暴力革命,从合法的北洋政府手里,夺回权力。

我们这里必须提及一个历史的魔咒:人类历史上纯粹的暴力革命,几乎无一不是大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控诉和屠杀,丧失理性的暴力会让其中的个体产生强烈复仇情绪,从而丧失道德与法律上的约束。法国大革命“成功”后的大屠杀,俄国的宫残革命,无一不灭绝人性。但他们起初,都是打着正义的口号。
五、我们该如何看待“孙中山”?
如果我们直接否定孙中山,很多朋友肯定不会接受,甚至破口大骂。我是很“同情”他们的。
当我想起某主席,在中国人民站起来以前,说要把中国建成像美国一样的国家。再想想,孙中山先生的“五权宪法”、“军政、训政、宪政”、“三民主义”等一系列空头支票。比对一下,二者几乎是可以画上等号的高尚情怀。
但是,历史铁的事实告诉我们,北伐战争是一次联俄融共,彻头彻尾的暴·力夺权革命。它的战略意义和政治意义都是苏联一手摆布的。国民党仅仅是苏联意识形态扩张的一枚棋子。

六、我们对待“双十”的态度?
历史从来不能假设,那些美好的假设,面对悲惨的事实,是幼稚可笑的自我安慰。
我们现在能肯定的是,1911年10月10日以来,中国结束了传统的皇权专·制,有过合法建立(政权转移)的宪·政雏形。但是自身文化导致的公民素质的局限性,以及外部red恐怖主义意识形态的干涉侵蚀。让我们在历史发展的逻辑上,又一次鬼迷心窍的陷入空前绝后的悲惨境地。
“双十”,仅仅是个随风而逝,毫无当下现实意义的日子。纪念它,真是无所谓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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