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沈勃先生之子张路（国安足球俱乐部前总经理、副董事长）基于以往回忆父亲文章的基础上稍作修改而成，为纪念沈勃先生诞辰百年特别供稿AC建筑创作。
张路与父亲沈勃（原名张豫苓）
2018年9月30日是我的父亲沈勃诞辰100周年纪念日。回顾他的一生，前半段革命，后半段建设，革命英勇，建设辉煌，可谓精彩伟烈，功绩卓著。我觉得有必要把这些记录下来，一来缅怀他的高风亮节，二来也是他老人家留给后人的财富。让后代人知道，当年贫困落后，受尽欺凌的旧中国，就是在他们这些前辈艰苦卓绝的斗争和努力之下，才走上今天这样繁荣富强的道路，激励后人奋发进取，把中国建设得更美好。
本文主要根据父亲的回忆录加以提炼，择要介绍，也加入了一些我的理解和回忆。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 童年和中学时期 - 
父亲沈勃，原名张豫苓，1918年9月30日出生于山东黄县（现龙口市）北马镇古现村。他的爷爷张连增务农兼做小生意，家境由贫困逐渐富裕。他的父亲我的爷爷张朴臣是个文化人,当过中学教员，还任过黄县教育局长。父幼时聪慧，6岁在村里上小学，年纪最小但成绩最好，深得老师喜爱。
父亲小时常跟他爷爷干农活。一年夏天很炎热，爷爷带他去拔麦子。他一看好大一片麦子，心里发怵，问爷爷：这么大一片，什么时候能拔完呀？爷爷说：”孩子，眼是草鸡毛，手是英雄汉，着实去做，没有干不成的事！”爷孙俩干了一整天，终于拔完了。后来，父亲常拿这话教育他的孙辈。
1932年，父亲考入黄县县立中学，接受了现代科学知识和开明进步的思想文化教育。
沈勃在黄县中学参加运动会
1935年父亲到北平考上了崇实中学（现北京21中）高中，这是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父亲初来时是个乡下土孩子，上几何课回答问题，他一口胶东腔：“A爵儿+B爵儿=C爵儿”，逗得全班哄堂大笑，说哪儿来了这么个土包子？但很快他的各项成绩都名列年级第一，各项体育能力也很出众，同学们也都转变了态度。只是语言能力很强的父亲坚持不改乡音，一直到老都是一口胶东话。
沈勃在崇实中学上学期间
1937年父亲高二暑假时发生卢沟桥事变，日本人占领北平，父亲不愿受日本人统治,因而辍学回乡，在本村当小学教员。1940年日军又占领了黄县，要求学校进行奴化教育，父亲愤而辞职，无奈又回到当时日本人干涉还比较少的崇实中学完成学业。
 - 地下党时期 - 
1941年夏，父亲高中毕业，考取了燕京大学物理系最高的奖学金（全国只招4人）。进入燕京后不久，父亲就认识了中共地下党员凌青同志（林则徐的后人，曾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经他介绍参加了抗日地下斗争。1941年日美开战，燕京被日本人封闭，组织指示父亲转入北大工学院土木工程系，一边学习一边坚持抗日工作。
2003年沈勃同介绍他参加地下革命工作的凌青同志合影
1943年11月，父亲由宋汝棼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和宋汝棼、黄仕琦一起成立了北大工学院第一个党支部。这个地下党支部在白色恐怖最为深重的时候，在日本特务的眼皮底下，利用各种公开的和隐蔽的方式团结发动群众，宣传抗日，并发展党的组织，成绩卓著。1945年夏，父亲他们从北大毕业前，领导公开成立了北大工学院校友会，父亲被选为校友会主席。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北平铁路局工务段实习，同时继续开展抗日工作。
沈勃同介绍他入党的宋汝芬同志合影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国民党接收后，宣布收复区所有大学为“伪大学”，大学生为“伪学生”，要强制进行“甄别审查”，引起广大在校生和毕业生强烈不满。北平地下党学委研究决定，利用校友会这一合法形式公开开展反甄审斗争，以北大工学院校友会牵头，联合文、理、法、医、农共6学院成立北大校友联合会。父亲以工学院校友会主席当选为北大校友联合会会长（当时我母亲侯瑞霞是文学院校友会代表）。
北京大学工学院校友会理事会成员合影
10月北大与北师大成立校友联合会，父亲又当选为会长，此时会员已达2500人。接着他们又联合其他院校成立了北平专科以上校友联合会，再次选父亲为会长。这些校友联合会里成分复杂，有进步学生，也有右派学生，甚至还有三青团员，神奇的是，在父亲的号召下,他们都参加了我党秘密领导的反甄审运动，反对国民党政府。此后校友联合会召开了4次反甄审大会，迫使国民党的甄审不了了之，同时也教育团结了群众。作为中共北平市地下党员，父亲是为数极少的公开出面领导进步学生运动的领袖人物，他的勇气和风度吸引了很多学生投身进步运动，许多人最后参加了革命队伍。
沈勃北大工学院毕业照
1946年在国共合作尚未破裂时，要举行国民大会选举，但国民党为控制选举强制推行“公民宣誓”。北平地下党学委决定以大专校友联合会牵头，联合社会各界举行大规模集会，反对当局操控选举。4月21日下午，40多个群众团体五千多群众在中山公园音乐堂举行”北平市国大代表选举协进会”，父亲是大会主席。会议伊始，他刚登台致开会词，会场外就开始大乱。
原来是国民党市党部组织了几百名特务和右派学生前来破坏。砖头石块鸡蛋迎面袭来，但父亲还是坚持讲完。紧接着登台讲话的北大教授陈瑾昆就被石块击中眼眶血流不止，而台下群众也有几十人被打伤，是为震惊全国的“中山公园音乐堂事件”。 事后父亲在十多名持枪宪兵雪亮刺刀的包围下，昂首挺胸前往警察局作证，在警局门口对中外记者慷慨陈词，痛斥当局，被关押了一夜，第二天各界人士联名作保，才得脱身。这是日本投降后北平市第一次我党领导的大规模进步学生运动，在全国产生了巨大反响，并为此后北平学生抗议美军士兵强奸女大学生运动和反饥饿，反内战运动作了很好的铺垫。
此时父亲身份已经暴露，按组织决定他撤到了张家口解放区，后改名为沈勃，被派到沈阳和营口，领导晋察冀系统在东北的地下党组织开展工作。1948年，父亲奉调潜回北平，任中共北平市委职业青年工委书记，发展了大批党员和积极分子，为迎接北平和平解放做了很多工作。
沈勃和张彭原等地下革命工作的战友们合影
 - 解放初期 - 
1949年1月北平解放，2月4日，父亲被任命为第7区区长，辖区正在市中心，包括天安门广场、东西长安街、前三门和东西交民巷等，许多重要机关也在这里。区委会发动群众，建立政权，整顿治安，收缴枪支，打击黑市，清除垃圾、整顿摊贩，组织生产，消灭鼠疫，使原来脏乱不堪，百业凋敝的辖区迅速改观，保证了开国大典顺利举行。
1949年12月，父亲被调到市地政局任党组书记兼副局长。当时北京为进行大规模建设，急需精确的地图和测绘资料，而旧政府留下的是很简单低劣的图纸。虽然地政局人员紧张，经费拮据，设备简陋，但他们艰苦奋斗，仅用两年就完成了北京主干三角网和水准网的测量，控制面积1100平方公里，为绘制精确地形图打下基础。
 建院时期 
1953年，父亲受命参与组建北京建筑设计院，先后任副院长和院长。他建章立制，狠抓设计质量；不怕别人说他“右倾”，大胆依靠张镈、张开济、杨锡璆、杨宽麟、朱兆雪、赵冬日、陈占祥、华揽洪等建筑大师领导各设计室；又开办业余建筑设计学院，10年间把300多名初中专生培养成设计骨干，建院迅速成为国内同类院所中的佼佼者，这就是现在的北京建筑设计研究院的前身。
 十大工程 
1958年8月中央决定建国庆10大工程，一年时间连设计带施工，十分紧迫。父亲参与组织全国的优秀建筑师来京设计，又领导建院人员克服重重困难，按期高质量完成了其中8个工程的技术设计和施工图设计工作，即人民大会堂、革命历史博物馆、军事博物馆、钓鱼台国宾馆、民族文化宫、民族饭店、工人体育场和华侨饭店，创造了建筑史上的一个奇迹。这是父亲最为自豪的一段经历，为此他写了《人民大会堂建设纪实》，成为记录这段历史的权威之作，其中也有不少有趣的故事。
沈勃与为《人民大会堂建设纪实》一文提供资料核对史实的专家合影
需要澄清的是，前些时有介绍父亲的文章说：“十大建筑有8个是他设计的。”这是不对的。十大建筑的设计工作是周总理亲自领导，北京市彭真市长、刘仁、郑天翔、万里副市长和各级领导直接指挥，广大建筑师和设计人员共同奋战的结果。父亲在其中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也不可夸大。
 - 文革期间 - 
1964年父亲调市规划局任副局长，但1966年开始了文革，父亲被造反派揪回建院批斗，打成“彭真死党”、“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开除党籍，关押囚禁，扣发工资，每天除了接受批斗审讯，还要干重体力劳动。但父亲始终保持着乐观的精神，而且绝不顺着造反派的意思编造不实之词诬陷任何人，他经受住了考验，也赢得了大家的尊重。
1969年被查不出任何问题的父亲得到“解放”，恢复了党籍。
1966年文革开始，父亲被批斗，关押劳改，1969年被放出来，1970年恢复工作，到北京建工学校任革委会副主任并主持工作。这是一所中专学校，过去招收的都是没考上普通中学的学生。文革中这是北京最有名的武斗单位，与多起人命事件有关。父亲去时已没有学生，学校一片萧条混乱，教师士气低落，人心涣散。父亲用一年时间整顿教学秩序和教师队伍，1971年恢复招生，使学校重新走上正轨。
 - 规划局时期 - 
 重建规划局，修订北京总体规划 
1972年10月，还在文革期间，时任北京市领导的万里同志找刚恢复工作不久的父亲谈话，要求他领导重建北京市规划局，并尽快完成北京市总体规划的修改工作。 
1949年北京刚解放时，在彭真市长的领导下就成立了都市计划委员会研究总体规划。1953年成立以郑天翔同志为首的规划领导小组。1955年聘请苏联专家组帮助规划，并调集力量成立了都市规划委员会。1956年都市规划委员会提出《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初步方案》，经多方听取意见并修改后于1958年上报中央。可能是因为后来的大跃进运动和三年困难时期的影响，这个总体规划没有得到批准。
1958年沈勃在苏联考察城市建设
父亲1955年即被任命为北京都市规划管理局副局长，但主要负责建筑设计方面的事，对规划工作只是略有参与，期间多次聆听周总理、彭真市长等领导远见卓识的意见，受益良多。
1964年，父亲离开工作多年的北京市建筑设计院，专职任规划局副局长，但只干了一年多就开始了文化大革命，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揪回设计院关押劳动。市规划局也被撤销。  
这次接受任务后后父亲他们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了局领导班子的组建，召回了被遣散到各单位的规划干部，不到一年就使规划局的工作步入正轨，三年之后北京市规划局已恢复到历史最大的规模，除局本部外，还领导着市建筑设计院、市政设计院和市地质地形勘测处，完成了集规划、设计、市政、勘测为一体的体制建设。
受命重组规划局之初，最重大的工作就是修订北京市总体规划，而其中最紧要的就是划定红线。所谓红线，就是对城市道路位置的定位线。道路是城市的动脉，也是城市规划的要点，道路不定则其他建设就无法进行。
当时文革还没有结束，无政府主义猖獗，政令法规支离破碎，城市管理一片混乱，任意侵占道路，私搭乱建现象非常严重。面对此种乱局，规划局知难而进，仅用3个月就在原总体规划的基础上制定出北京交通主干道的红线图，又用了不到半年时间，到1973年6月，完成了北京市总体规划修改方案上报市政府，这就是多年来一直在使用的北京市总体规划和道路红线的原型。后又经不断修改，至1983年，这份《北京建设总体规划方案》才获得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正式批准。
按理说，一个方案未经领导批准是不能执行的，但时间不等人，面对侵占道路日益严重的情况，规划局把红线和总体规划方案向市政府报备后，不等批准就开始实施，而且一直干了十年，要知道这可是“无照经营”，是有风险的。但历史证明，他们的“胆大妄为”是正确的，否则会有多少道路被非法占用，又有多少新路无法施工开通。
沈勃参加城市规划讨论会
 参与设计毛主席纪念堂 
1976年9月，毛主席逝世，中央决定建毛主席纪念堂，向全国征集设计方案。父亲受命参加纪念堂设计组。当时出于对毛主席的热爱和怀念之情，许多方案都把纪念堂设计的又高又大，甚至占了半个天安门广场，比大会堂高出许多，完全不考虑与周围环境的协调关系。由于当时四人帮当政，极左思潮泛滥，没有人敢对此提出异议，只有南京工学院杨廷宝教授设计了一个50米见方的方案。
另外，由于时间仓促，又出于保密的要求，各方对纪念堂内部的功能和结构等迟迟不能确定，设计工作无法定案，而施工期限又刻不容缓，大家焦急万分。最后实在不能再拖了，设计组组长赵鹏飞同志和父亲商量让他拿出最后的综合方案。他还对父亲说：“咱们俩得准备一套行李，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得去住班房。”
父亲硬着头皮接受任务，考虑了天安门广场整体的环境，大胆决定以体量最小的杨廷宝方案为基础，吸收其他方案的优点，最后用一夜时间画出65米见方，两层建筑的平面方案草图，确定了纪念堂的规制。据此建筑师们很快设计出三个同样大小的外形方案，报中央批准后正式动工，这就是现在的毛主席纪念堂。它的体量、高度和建筑风格与天安门广场的周边环境非常协调，很好地体现了领袖（纪念堂）与国家（天安门）、人民（大会堂）、先烈（纪念碑）、历史（国家博物馆）和传统（正阳门）之间的关系，是一个成功的建筑。
 - 市建委时期 - 
 领导修建二环三环 
1977年8月，父亲调任北京市建委副主任，兼任北京市规委和市科委副主任。在此期间除日常工作外，他做的比较重大的事就是主持修建二环和三环路。
父亲1957年到莫斯科访问时初次见识了都市环路的作用，1976年唐山地震更使他认识到建环路的必要性。但由于当时资金非常紧张，市领导并不支持马上开建。市建委考虑到改革开放必将导致交通量剧增，且越往后拆迁越困难，因此坚决主张立即开工，最后在未得到市政府明确批准之下就上马了。
沈勃在北京市建委干部大会上讲话
这件事父亲是最积极的一员，冲在前面，最后市建委党组决定他不但负责领导二、三环路的规划设计工作，连施工也由他负责领导。父亲从来没管过市政施工，业务和人员都不熟悉，当时资金严重不足，领导又不支持，可想困难有多大，但在广大干部工人和规划设计人员的共同努力之下，工程都波澜不惊地顺利完成。后来有人对二三环建设的设计和质量等有些意见，但他们不知道当年是怎样一种艰苦的局面。
历史证明，当年建设二环三环是多么及时和合理的举措，试想，如果没有这两条环路，北京的交通将会是何种状况。后来北京又建了三四五六环，全国各大城市也都建起了多层环路。北京的环路对全国的城市建设起到了引领的作用。
 建立北京建筑工程学院 
1977年父亲到市建委工作时分管科教处，在他的主持下，把北京建工学校升格为北京建筑工程学院，由中专变为正式的本科大学。40年来，这所大学为北京市乃至全国的城建、规划等系统培养了大批人才，其中很多成为领导干部和骨干力量。
沈勃在庆祝北京建筑工程学院建校55周年大会上讲话
 保护颐和园景观 
1977年为发展旅游，有人要在颐和园南侧建高层宾馆，并已得到市里各级领导的支持，委托设计院方伯义主持设计。方叔叔是父亲大学同学，来找病中的父亲商量，父亲认为这会严重破坏颐和园景观，表示坚决反对，但生病住院无法参会，就请方叔叔尽力阻止。
三天后在由国务院和北京市高层领导召集的项目论证会上出现了少有的一幕——项目总设计师方伯义做长篇发言，充分论证了项目的不可行性，建议取消。此议得到时任建委副主任李瑞环和几位园林专家的支持，最后谷牧副总理拍板决定搁置了这一计划。
 - 市人大常委会及退休后 - 
 密云水库生态保护 
1983年，父亲到市人大常委会任常委兼城建委主任。就任后不久就遇到密云水库的问题。当时密云县为发展经济，要在密云水库大搞旅游开发和网箱养鱼，同时在水库周边大规模开采铁矿。时任市人大城建委主任的父亲出于保护北京市主要饮用水源的考虑，坚决反对这些做法，并动用各方力量在行政和立法两方面加以阻止。由于此事关系到水库周边居民的生计和当地经济发展，要地方做出很大牺牲，市领导意见也不一致，所以矛盾非常尖锐，经父亲联络各方锲而不舍的努力，得罪了不少人，克服了重重阻力，直到1989年才最终解决，保住了密云的绿水青山，也保住了今天北京市民几乎是唯一的饮用水源。
 高碑店污水处理厂 
1984年北京市每天污水排放量200万吨，但经过处理的只有10%，造成了严重污染。但由于财政紧张，新的污水处理厂迟迟得不到批准。父亲为此四处奔走，组织人大委员和有关部门反复调研多次论证，提出在高碑店建100万吨大型污水处理厂，但市里以项目投资大，管理费用高为由迟迟不批。
在1986年市人大八届5次会议上，父亲他们发动121位代表联名提案，终于使项目得到批准。后又经反复督促，克服重重阻力，终于在1987年他退休前市政府宣布成立高碑店污水处理厂工程筹备处，项目在1990年开工，1999年全部建成。
 城市绿化 
同一时期，父亲还主持通过了一项“不得人心”的规定，就是凡在北京市区投资开发一个房地产项目，投资商就必须在北京绿化带同样面积的土地上植树造林，否则不批地。
还有一项得罪人的规定就是北京限制高尔夫球场的建设，因为球场要占用大量农田，而且养护球场的草地要大量用水，严重缺水的北京市很难负担，所以当时的方针是多种树，少养草，高尔夫球场北京只准建4块。父亲离任后这项规定屡屡被突破，但近一二年又开始收紧，大批球场被叫停，
也是在这一时期，父亲还担任门头沟区的顾问，在区领导向他征询关于门头沟发展规划的意见时，父亲明确指出，不要搞大规模的工业和城建开发，而要集中力量保护绿水青山，这才是门头沟区最大的财富。这些意见得到门头沟区政府的采纳，虽然门头沟区的GDP总量因此一直落后，但他们对北京上风上水区域的生态环境保护却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现在门头沟的绿水青山也变成了金山银山。
沈勃同北京市第五届人大代表会门头沟区与会代表合影
 白洋淀开发 
1988年父亲从市人大常委会退休，本可颐养天年，把他的拳棋书画四大爱好尽情发挥，却不料他应朋友之邀，又积极参与到河北白洋淀开发的项目中，用了很多时间和精力。他们开发白洋淀景区，不仅仅是搞旅游开发和基本建设，更注重的是环境、绿化和水体的涵养等生态保护方面的事，这些恰恰为如今雄安新区的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30年前，中央肯定没有雄安新区的开发计划，但父亲他们以如此大的热情和精力投入这样一个几乎无人关注，只赔钱不赚钱的项目，肯定是看到了这个区域未来在自然生态保护方面对京津冀地区重要的战略意义。政治和经济方面他们考虑了没有我不知道，但我知道父亲一直对华北地下水位持续下降忧心忡忡，在想办法解决这一问题。这是一种怎样的深谋远虑和高瞻远瞩！
由这些事例可以看出，父亲对生态环境绿化保护的认识在30多年前就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并且不是只停留在口头，而是身体力行，倾力而为。
30多年前，我们的经济还很落后，许多老百姓的基本生活问题还未解决，此时谈环境生态保护确实有点奢侈，因此父亲也遇到了很多困难，被一些同志甚至是高层领导所不理解。有两次，一向乐观从不抱怨的老爸也向我感叹：“现在想做成一件事真难啊！”
但即使如此，父亲却绝不退缩，而是坚持到底，直至把事情办成。这源于他人生的信条，他曾对我说：“人这一生，就是要办成几件实事。”他就是这么干了一辈子，干成了不少于国于民有益的实事，因而受到大家的热爱、敬仰和怀念，也是我人生的楷模。
沈勃85岁生日与老伴扬靖合影
*文中未经标注的插图，均来自《北平解放首都建设札记》沈勃著
沈勃大事年表 
  • 1918年9月30日,生于山东省黄县(现龙口市)北马镇古现村，按“豫”字辈取名张豫苓。
    6岁在本村上小学。
  • 1932年，考入黄县县立中学初中学习。
  • 1935年，考入北平市崇实中学（现北京21中）高中学习。
  •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因不愿在日本人统治下生活，辍学回黄县当小学教师。
  • 1940年，日军占领黄县，因不愿对学生进行奴化教育，辞去教职回北平崇实中学复学。
  • 1941年夏，考取燕京大学物理系最高奖学金入学。
同年经凌青介绍参加中共领导的抗日工作。
  • 1942年，燕京大学解散，受命转入北京大学工学院土木系学习，并进行地下抗日工作。
  • 1943年11月，经宋汝棼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北大工学院第一个党支部委员。
  • 1945年夏，毕业于北大工学院，被分配到北平铁路局工务段任实习生。
    同年成立北大工学院校友会（中共地下党外围组织），当选为校友会主席，后又被选为北大校友联合会主席，北平专科以上校友联合会会长。参加组织领导全市毕业生和在校学生的“反甄审运动”。            
  • 1946年4月，参加组织并主持中山公园音乐堂“北平市国大代表选举协进会”，遭国民党镇压，轰动全国。此后到张家口解放区。同年改名沈勃，被派到沈阳领导晋察冀系统的地下党员开展地下斗争，同时任中长铁路局技术员。
  • 1948年5月，奉调回北平，组建中共地下党学委“职业青年委员会”，并任副书记，书记，配合北平和平解放的工作。
  • 1949年1月，北平解放，任北平市第七区区长，迅速恢复社会秩序，治理社会环境。
  • 1949年12月，调任北平市地政局党组书记兼副局长，组织开展地形图测绘工作。
  • 1952年4月，调任北京市建筑公司副经理。
  • 1953年，组建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历任副院长、院长，同时兼任北京市规划局副局长，中国建筑学会副理事长，国际建筑协会执委会委员，北京市土木工程协会副理事长。
  • 1958年，参加组织领导并全面负责国庆十周年“十大工程”中8项工程的设计工作，即人民大会堂、革命历史博物馆、军事博物馆、钓鱼台国宾馆、民族宫、民族饭店、华侨大厦和工人体育场，10个月内按期优质完成任务。
  • 1964年，调任北京市规划局副局长。
  • 1966年6月，“文革”开始，被迫害批斗，关押劳动，开除党籍。
  • 1969年，被解放并恢复党籍。
  • 1970年9月，任北京市建筑工程学校（中专）革委会副主任。
  • 1972年10月，受命重组北京市规划局并任主要负责人，编制全市道路红线规划。
  • 1973年，任规划局党委书记，组织修订北京市总体规划并上报市政府。
  • 1977年8月，调任北京市建委副任，兼北京市科委副主任，北京市规划委副主任，期间全面领导完成了二环路和三环路的规划、设计和施工。
  • 1983年4月，调任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党组成员，城建委员会主任。
  • 1988年11月，离休。
  • 2012年1月21日，病逝于北京友谊医院，享年93岁。
编　辑  |  大木爻 + 刘江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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