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一位曾孙女，现在在莫斯科的托尔斯泰博物馆工作。我曾采访她如何看待自己的曾祖父，她的回答让人印象深刻。
她说，她还在学校读书的时候，与所有人一样，是带着崇拜的目光来看托尔斯泰的。直到她开始研究博物馆收藏的50万张托尔斯泰手稿，看到他在这些手稿上做了大量修改。她仔细研究这一层层思维的痕迹，“慢慢发现，他是一个和我一样的人，只不过很有才华”。她阅读他最初的草稿，写得并不是很好，“通过那些不断删改、删改、删改的笔迹，我触及到他是如何不断去找寻一个更妙的词语、一个更精确的句子的。我能够清晰看到，他是如何通过一次又一次的修改，一稿又一稿、一步步的让文字变好的”。弗克拉说，她这才开始理解，经典的句子并非凭空落在曾祖父的脑中，也不像上帝在他耳边听写一样流诸笔端。“我看到了那些句子出现之前的句子，它们普通、平凡，有些甚至不那么令人满意。是极为勤奋的写作，使托尔斯泰能够成为托尔斯泰”。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
她的描述让我想起在瑞士一家钟表博物馆看到的一位制表师。他正坐在橱窗后安静的工作台上，戴着放大镜，打磨着一只机械手表的机芯。他的精神全部集中在那只表的小小领地上，凭着他高超的技巧，游走在肉眼无法看清的极微小宇宙里。那种专注像一层无形的玻璃罩，把他隔离在现实世界之外，仿佛存在于另一重时间流逝更为缓慢的空间里。我未曾亲眼见过作家工作的样子，但我猜想，这大概就是一个作家在他的词语、句子和结构世界里寻找不可替代的表达，在一种内省的状态下，连续几小时、几天、几个月甚至几年把目光停驻在无声的文字上，在词语的组合里看到物质纤细结构的样子。
1983年，宝珀逆流而上，制作出一块机械机芯全历月相腕表 ，扛起了机械复兴的旗帜。即使经历了石英风暴席卷瑞士制表业，宝珀也从未制作过一块石英表，以后也不会有一块石英机芯。时间与文学，都需要坚持，这是不易且难得的时代精神。
在这个后工业技术时代里，人们关心文学的命运，就如关心一种传统技艺的命运一样。就像20世纪70年代在石英表的冲击下，机械钟表业曾一度衰微，只有极少数品牌还坚持只做机械表，之后再也不曾完全恢复过去的原貌一样，文学也受到了数字和网络时代的冲击。人们总是问，“文学已经老了吗？文学会死吗”？也许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在于我们是否相信，有些东西只有文学通过它独特的方式才能够给予我们。
正一直着迷于卡尔维诺在《新千年文学备忘录》里讲述的那个用文字描述一匹马的例子。在卡尔维诺那里，速度时代是随着英国作家托马斯·德·昆西的随笔《英国邮车》拉开序幕的。昆西描写深夜坐在快递邮车车厢上旅行，驾车者正在沉睡，旅行者的命运被交给技术完美的邮车那无可阻挡的机械性。那些马匹以十三英里的时速在笔直的林荫大道狂奔着逆行，迎面而来的马车上坐着一对夫妇，正以一英里的时速徐徐向前。德·昆西描写在那刹那之间，“目光的一瞥、意念的一动、天使翅膀的一晃，有哪一种，其速度足以在问答之间掠过，并把两者分开？光的脚步追赶光的脚步之难分，也比不上我们这无坚不摧的力量扑在那辆两轮马车的全力闪避上。”
《都灵之马》剧照
在这里，文字的母题不是物理速度，而是物理速度与精神速度之间的关系。在一个对越来越快的物理速度习以为常的时代，文学造就了各种技巧，来控制知觉时间的进程。在托尔斯泰的小说中，火车与安娜·卡列尼娜的情感变化和命运进程发生了紧密关联；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里，现代科技一点点从繁复织就的密集时空之网中出现；到了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的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里，象征速度的不再是马匹，而是时速提高了近十倍的汽车，它的速度带着新的价值观冲击了人的精神。文学放慢或加快时间进程——如果说生与死都藏在时钟里，它们本身就是朝着终点滴答滴答前进的抽象时间，那么，文字的直奔主题或离题交错，就能让我们更简洁或迂回的到达结局。
《了不起的盖茨比》剧照
无论速度如何变成一种可计算的数量，精神速度仍旧以不可替代的方式被文学度量，它赋予对这种东西特别敏感的人以快乐或痛苦、温暖或冰冷的情感，那是人们只有通过阅读文学作品才能体验到的。
卡尔维诺这样写道：“现实生活中，时间是一种财富形式；在文学中，时间也是一种财富形式。可它是要被悠闲地花费、淡定地消遣的”。几乎每个作家都对观察时钟有极大的兴趣，指针的走动提示他们时间明确无误的流逝，也让他们思索存在的形态。时间并不仅是一种精确性。就像一只在所有微小细节上融纳了心血的手表，它的柔和或锐利，简洁或繁复，轻与重中，都隐藏着浩瀚宇宙。文学重新创造发明了真实时间：一篇小说就是一次行动，在一定时间长度上展开，可以延缓、循环或休止，像一种魔法，左右时间的流逝方式，收缩或延展，稀释或压缩时间。
在这个可以对时间施以魔法的文学世界里，写作所需要的所有物资不过是一支笔、一些纸，或是一台打字机、一台电脑。可与它所需甚少相悖的是，它是一个风险极高的职业，构成它的最重要元素——创造性的才华和劳动，是如此罕见；而这种才华受到其应有的认可、得到完整成长和发挥，又是如此依赖运气。曾经有过一个时代，文学艺术是贵族和上层社会的生活方式，他们在自己庄园宽敞客厅里为彼此朗读文学作品，自娱自乐的演奏古典音乐；这个时代过去后，文学艺术不再为他们独享，却仍旧是某种意义上的奢侈品。
法国才女作家弗朗索瓦兹·萨冈 
香烟、打字机和猫就是生活
写《二十二条军规》的约瑟夫·海勒在大学创作班开课时告诉他的学生们，“即使一个作家把写出来的每个字都发表出来，也绝对需要其他收入来补贴生活。一般来说，无非是通过教书或者跟有钱人结婚来弥补”。一位写作者不仅要用漫长的时间面对空白的稿纸，大多数情况下，他们还要与难以摆脱的经济窘境长期相处。纵观作家的传记，困顿几乎是现代严肃作家生活的一个回旋主题，在大多数作家的人生经历里烙下鲜明的印记——从海明威、马尔克斯、乔治·奥威尔，到沈从文、张爱玲、萧红，哪一个作家在他们年轻时，不曾受过生活的苦呢？在这些我们能够触及到的名字之外，又还有多少写作者，默默无闻的书写、默默无闻的消失，甚至从不曾被看见和听见呢？成为一个严肃文学作家，似乎注定意味着享受清贫，走一条艰辛的路。
一位作家在还没有确立声望之前，如何得以在孤独的窘境中仍然坚持走职业作家这条路？他们在自我探求中形成的个体声音，又如何成为一种可以影响公众话语的有力量的声音？他的创造所应有的价值，在一个文学作品投入与购买力不成比例的时代，应如何得到有尊严的承认？
文学奖无疑对青年人意义很大。在欧洲和日本，正是有声望的、奖金不菲的各种文学新人奖，鼓励了那些富有才华的年轻人投身写作，使他们不因默默无闻或困顿而白白浪费天赋。文学奖不仅意味着奖金——金钱可以换来创造力得以生长的时间，也意味着一次对在职业道路上继续前行的肯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奈保尔、库切和石黑一雄都曾获得过“布克奖”；日本作家远藤周作、大江健三郎和村上龙也曾在青年时期获得过“芥川奖”。哈金曾说到，美国国家图书奖对他的重要性；正是这个奖在跨越为职业作家的彼岸为他搭建了一座桥梁。
正如首届宝珀·理想国文学奖评委唐诺所说，“文学可能越来越需要市场之外的奖励系统，因为文学往深层方向走时，往往会跟市场性格背道而驰，这时候我们需要另外一种补充方式。而文学奖可以扮演这样的功能，把一些书从越来越强大的市场的决定力量里头拯救出来”。
谈及共同发起的初衷和感受，宝珀中国市场总监张淼说：“我们看到，文学绝不会丧失活力与魅力，正如机械腕表绝不会被石英化、数字化所取代；在文学领域，或是其他创造性领域，中国年轻一代的能量正在蓄积，他们可以创造了不起的作品，另一方面，他们也渴望欣赏了不起的作品，不论是一本小说，还是一枚顶级腕表。宝珀希望在这个时代，展现品牌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审美观，也帮助有才华，有追求的年轻人绽放光芒。”
昨天，青年作家王占黑以短篇小说集《空响炮》摘得首届宝珀·理想国文学奖以及30万奖金。评委给她的颁奖词为：“90后年轻作家努力衔接和延续自契诃夫、沈从文以来的写实主义传统，朴实、自然，方言入文，依靠细节推进小说，写城市平民的现状，但不哀其不幸，也不怒其不争”。这位从研究生一年级开始写作的90后新锐作家目前是一位高三班主任。与许多同龄作家不同的是，王占黑的创作起点并不是女性的内部经验，而是广阔的街道空间和平民社会。
《空响炮》的八个短篇小说源自一个叫“街道英雄”的写作计划，已经持续写作了四五年，被称作“一部民间爷叔的生活大全”。她笔下的人物不背负沉重的包袱，没有诉说痛苦，但在人物表面的调侃、诙谐之下，过去的经历蕴含其中。
青年作家王占黑
评委阎连科说：“中国其实没有一个针对青年作家这么隆重的、正式的，当然也希望它是长远的奖项。我想对于整个中国文学创作，一定会有一些纠正、纠偏的长远意义。中国的特殊情况是老年压中年，中年压少年，所以这个奖不仅让他们脱颖而出，最终有的作家会成为大家”。
（部分图片来自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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