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的汾阳和中国所有的城市别无二致，人们穿着相同的衣服，举着同样的红旗，说着同样的革命口号。文化大革命，碾碎了大江南北、大城小城的一切差异，贾樟柯，便诞生在这单一的色彩里。
贾樟柯的父亲是一位语文老师，母亲是烟酒公司的销售员。那场碾平一切的文化革命让他这样的家庭也处于社会的底层，贾樟柯从没有感受过贫穷的滋味，却从来没与底层分开过。
上小学时，文革结束，大人们却还在忙着开清理“三种人”的会，没人管的贾樟柯最先触碰到了时代缔造的底层——那些“上山、下乡”回来的二十几岁的青年。
这些年轻人既不留恋革命的岁月，也不为历史的错误感到愤怒，他们只是彻头彻尾的无所事事，贾樟柯跟着这些孩子在街道上乱串，汾阳的街道里，他嗅到了茫然的气息。
那时，每次放学，贾樟柯会在路灯下的广播里听一本小说——《黄河在这拐了几个弯》。
当时，思想解冻，文学从“革命”中走了出来，人们开始争当表达个性的“文学青年”，蔚为大观。贾樟柯也很合时宜地找到了梦想——做一名作家。
作家会敏锐地寻找生活中的奇迹，恰巧，那是一个生活中总有奇迹的年代。
每周六，一个广东的叔叔到贾樟柯家做客。他和贾樟柯的父亲同为语文老师，两个语文老师在一起谈天说地，惺惺相惜。
有一次，广东叔叔说，他有很多亲戚在香港，要是工作调不回广东，他就去香港。
当时，虽然满大街都贴着“思想解放”的标语，但“香港”对于汾阳人来说充斥着资本主义的腐化堕落、纸醉金迷，那是工农阶级最讨厌和愤恨的地方，而这位广东叔叔，竟然要去那里！
贾樟柯的父亲耐心地劝他用合理的办法调动工作。
之后，没过几天，广东叔叔的儿子失踪了。
人们猜测他儿子是看了《少林寺》后决定弃文从武，想去嵩山拜师学艺，于是在太原、郑州布下天罗地网。想这孩子尚未拜师，武艺应该不会太高强，应该容易捉住。
可是找了数日，竟找不到。
最后，广东叔叔的儿子被公安押回汾阳，原来他去了深圳，想要游过深圳河，去到对岸的香港。
游过深圳河对于贾樟柯来说是个传奇，他那时见过的最大水面，是汾阳县城公共澡堂里的浴池。
虽然在广播里听到过黄河的几道弯，但他没有见过黄河，也没有见过外面的世界。
转眼到了充满魔幻色彩的80年代，“香港”这个原本陌生且邪恶的名词溜进了汾阳，钻到了贾樟柯和他的朋友生活中。
在汾阳香烟缭绕的黑暗录像厅里“香港”再不是陌生的词汇，而是《喋血双雄》、《英雄本色》里那个招牌密集，人来车往，帮派林立，歌舞升平的城市，那里的码头上货柜往来，街道上警匪枪战，美女、假钞、毒品、游艇、电子手表、尼龙T恤，应有尽有。
那正是广东叔叔和儿子向往的城市，那城市曾经在别人的话语中，此时，却在屏幕上。
从录像厅里走出来，世界也全不是从前的样子，80年代，中国的变革是翻天覆地的，最显著的就是，人们的眼中“经商”、“发财”从“可耻”变成了“光荣”。
贾樟柯的几个高中同学在高二便被招入柴油机厂当了工人，早早进入社会，赚一份稳定的工资，在有灯光篮球场的厂子里上班，让无数同学羡慕不已。
爱跳霹雳舞、头发到胸长的贾樟柯也开始边上学边做生意，他妈妈是烟酒公司的，他就倒条子，跟母亲的同事或者客户来往，每天很忙碌，手里最多时有一万多块钱。
也许，他有在经济浪潮里先富起来的潜质，他的父亲却认为他该考大学。
贾樟柯自己知道考不上，他的数学从没有超过15 分。
有一次，老师让贾樟柯做黑板上的题，他不会做。老师意料之中地笑笑，说：“请问这是一道立体几何题，还是一道解析几何题？”
贾樟柯真的分不清，被老师轰了出去，那时，数学老师认为，贾樟柯将来会成为一个流氓或者小偷。
在父亲的眼里，贾樟柯不会是流氓，也不会是小偷，而应该是一名南开大学的大学生，所以他不管贾樟柯是不是倒数第一，毅然决然地为贾樟柯填报了南开大学。
△ 南开大学
不仅第一志愿是南开，接下来，从一般院校到中专，每一所学校前面都有“天津”两个字。
父亲说，贾樟柯的爷爷曾经在天津行医，解放前他们家在天津有医院、有住宅，父亲希望他考回去。
贾樟柯知道，父亲的高考成绩是整个晋中区的第一名，可却因为成分不好没能录取。
1989年，贾樟柯用不出意外的落榜破碎了父亲的梦。
那一年洪流涌动，贾樟柯离开汾阳去太原一个美术培训班复读，因为美术不考数学。
在那里，他用旺盛的荷尔蒙写就了一篇小说《太阳挂在树杈上》，写好之后，坐立不安。一会觉得自己写了一篇旷世奇作，一会觉得自己写得一无是处。
在经历了许多彻夜无眠的夜晚后，他决定把小说送到最尊敬的作家手上——《黄河在这拐了几个弯》的作者田东照。
△ 作家 田东照
他用尽办法找到田东照的家，见到偶像后他变得话语迟缓，奉上书稿，转身离开。
由于忘记了留下联系方式，田先生几日之后才辗转找到贾樟柯，他认为贾樟柯是个苗子，并让他加入省作协改稿班。
青年时代，偶像的垂怜就像是一剂猛药，熊熊烈火燃烧着文学青年贾樟柯蓬勃心。
多年以来的作家梦似乎要在20岁这一年实现，对于一个高考落榜的汾阳青年来说，无外乎人生一大幸事。
△ 《黄土地》海报
然而，离开改稿班后不久，贾樟柯看了陈凯歌的《黄土地》，他第一次见到有人拍那么真实的黄土地上的人，他们不是革命小将，也不是汉奸走狗，不是心比天高的古惑仔，不是叱咤风云的黑帮老大，他们只是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最纯粹的人。
20岁的贾樟柯几乎在一夜之间决定：弃文学，从电影。他放弃的是自己心心念念的作家梦，他背负的是田东照先生失望的眼神，尽管如此，他依然认定电影。
今日方知我是我，一约既定，万山难阻。
考了3年，23岁，他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
△ 90年代失业证
在北京上学的日子里，他得知那些高二时去厂里上班的同学们下岗了，他们拿着一两百块钱的低保流入社会，变成了浑身力气却无事可做的人。
这些同学的遭遇，再一次涂抹了贾樟柯对底层的印象，这样的人他曾经见过，那是他上小学的时候，小镇上突然回来的一群20多岁的青年人……
1994年，世界电影史最特殊的年份，好莱坞用经典套路拍出了《肖申克的救赎》，夺得奥斯卡最佳影片的却是更有话题意义的《阿甘正传》，吕克·贝松进军美国拍出了《这个杀手不太冷》，昆汀携着他的《低俗小说》崭露头角。
张艺谋用《活着》继续着他的伤痕，姜文则沉醉在自己最生猛的处女座《阳光灿烂的日子》里，王家卫写意出《重庆森林》，李安雕琢出《饮食男女》。
这一年，24岁的贾樟柯，用24000元创作了实验短片《小山回家》。
△ 《小山回家》讲述了在北京的农民工小山打算回家的故事
虽然只是一部低成本短片，但它的镜头却极具挑战性，他拍摄了大量的路人。
张艺谋也曾在《秋菊打官司》、《一个都不能少》里偷偷地拍摄熙熙攘攘的真实的路人，而贾樟柯的摄像机不仅没有隐蔽，反而大肆宣扬，人群盯着摄像机看，他们的好奇被记录下来。
1996年，《小山回家》获得香港国际影片展短片竞赛单元最佳故事片奖，在领奖活动中，贾樟柯遇到了志同道合的朋友余力为。
余力为很喜欢《小山回家》，二人决定合作。
△ 余力为（右一）与贾樟柯
这一年的春节，贾樟柯回到县城，在即将拆除的屋檐下，开始了关于这座县城的写作，思绪在笔尖流淌成一个又一个鲜活的人物——靳小勇、胡梅梅、小武……
贾樟柯的创作一向很快，写好剧本后，他奔向邮局，在长话室里联系到了余力为，他说想拍《小武》，对方让他把剧本传真到香港。余力为看后，很喜欢，决定投资开拍。
4月10号，剧组一行烧香磕头，敬天地鬼神、往来神仙、祖师爷唐明皇、朱元璋及卢米埃尔兄弟，贾樟柯的第一部电影横空出世。
△ 《小武》法国海报
小武是贾樟柯最关注的底层，他是一个失败的小偷，在严打的环境里没法生存，友情、爱情、亲情都离他而去。
成为企业家的朋友小勇不愿意承认曾经和小武一同做过小偷的经历，也不愿意再与小武有什么关系，连结婚都不请小武。
小武的社会地位很低，但他比社会地位高的朋友小勇更讲义气，他冒着风险偷到钱，作为送给小勇的礼金。
电影中，小武是被社会嫌弃的，但观众不会嫌弃小武，反而会进入小武的视角来感慨小武的迷茫，当小武最终被拷在电线杆上，摄像机又一次正对着围观群众，小武成了“被观察的观察者”。
《小武》的所有演员均为非专业演员，贾樟柯善于与他们打交道，他惊人的调教演员的能力获得一致好评。
《小武》被世界关注了，马丁·斯科塞斯认为《小武》是让他“又想拍电影了”的“动人、精准”之作。
△ 马丁·斯科塞斯
日本人市山尚三向贾樟柯伸出了善意之手，愿意与贾樟柯合作下部电影，市山尚三所在的公司正是大名鼎鼎的北野武事务所。
△ 北野武
马丁和北野武，两位黑帮片导演居然喜欢粗粝柔弱的《小武》，这让贾樟柯感到意外。
获得赞誉的同时，贾樟柯被禁止拍电影。
为了能够得到下一部片子的准拍证，贾樟柯去了电影局。他为《小武》交了一万元的罚款，写了一封检查，承认自己严重地干扰了我国正常的对外文化交流。
他从电影局出来，想起来北岛的诗《我不相信》：
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
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
贾樟柯并没有停止拍摄他心目中的电影，《站台》、《任逍遥》、《世界》都在用最真实的影像描绘最真实的底层。
1998年，贾樟柯春节返回北京的途中，偶然翻看报纸，发现东北发生少年抢劫案。
少年抢劫犯知道此去危险，想为母亲写几句话，却不知如何落笔，便抄了《任逍遥》的歌词，算是写给母亲的知心话。
贾樟柯当时没听过这首歌，等下了车买到CD，才明白少年是被这一句打动了:
英雄不怕出身太淡薄 
有志气高哪儿天也骄傲
2001年，贾樟柯决定拍摄电影《任逍遥》。那一年，亚太经合组织成立、王伟坠机、北京申奥成功、中国成功加入WTO。
新世纪的崭新时代，导演们纷纷希望通过宏大叙事讲好中国故事，张艺谋在筹备他的《英雄》，一部把“为了统一，杀人有必要”的最高统治者歌颂为英雄，贾樟柯想到的却是想成为英雄的报纸上的少年。
△ 《任逍遥》电影海报
《任逍遥》讲述了大同青年斌斌、小济的生活状态，游手好闲、无所事事，他们觉得自己是英雄，他们觉得自己哪天也会骄傲，最终在亲情、爱情和仇恨的重重压力下选择抢劫。
贾樟柯把镜头对准了最纯粹的个体，斌斌和小济为该不该与仇人火拼的事争吵之后，默默地站在围观电视的人群中，当电视上宣布北京申奥成功后，所有人都沸腾了，斌斌和小济却呆呆地站在那里。
这样的镜头不是《任逍遥》独有的，汾阳的小武、《站台》里的崔明亮和大同的斌斌、小济一样，他们仿佛生活在一个凝固的时间黑洞中，一切宏大叙事在他们的身上几乎为0。
可能，贾樟柯思考的是：除了宏大叙事，县城青年是否有属于自己的真实叙事？从鲁迅笔下的阿Q，到贾樟柯电影里的小武、崔明亮、斌斌、小济，他们所面临的问题，和他们选择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可曾有过变化？
中国现代史的国家叙事对于社会下层人民究竟意味着什么？
△ 贾樟柯（右）、侯孝贤（左）
1998年，贾樟柯去三峡拍摄画家刘小东绘画的纪录片，当他把摄像机对准一位老者时，老人流出了一丝狡黠与不屑的微笑，仿佛在嘲笑这群提着摄像机远道而来的人，“你们懂什么生活？”
贾樟柯被这样的狡黠击中了，他觉得自己不该像看猴子一样来拍摄他们，他感受到自己身处的是一个在两年之内要拆毁的有两千年历史的城市，一种使命感涌入心头，他要把这里的人的生活状态装到一个故事片里。
他要拍的故事很简单：
煤矿工人韩三明从汾阳来到奉节，寻找他十六年未见的前妻。两人在长江边相会，彼此相望，决定复婚……
女护士沈红从太原来到奉节，寻找她两年未归的丈夫，他们在三峡大坝前相拥相抱，一只舞后黯然分手，决定离婚……
这部电影最终获得2006年意大利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
国内也将放映他的电影，为此，他去北大做了一次演讲，谈及创作动机，他说：
如果我们作为一个游客，我们仍然能看到青山绿水，不老的山和灵动的水，但是如果我们上岸，走过那些街道，到街坊邻居里面，进入到这个家庭，我们会发现在这些古老的山水里面有这些现代的人，他们家徒四壁。
这个巨大的变动包括100万人的移民，包括两千多年的城市瞬间拆掉，在这样一个快速转变里面，所有的压力、责任、所有那些要用冗长的岁月支持下去的生活都是他们在承受。
演讲中，他提到影片中很多人的故事，每个故事背后都是活生生的灵魂，提到主角韩三明，他说：
想到男主角时，我马上想到了我的表弟，我二姨的孩子，我们俩兄弟少年的时候非常亲密，后来我考大学，他到煤矿工作，逐渐就疏远了。每次回家的时候我们话非常少，非常陌生，他就这样看着偶尔笑一下，想到这个电影的时候，我就想到他的面孔。
每次看到他的面孔，不说什么我就知道，我为什么要一直拍这样的电影，为什么十年的时间里我不愿意把摄影机从这样那样的面孔里挪走。
贾樟柯讲到这里，两眼朦胧，泪水坠落，掌声响起。
人成各、今非昨。
这段类似鲁迅与闰土的经历是沉淀在贾樟柯心底的创作基石。
他对这部电影寄予厚望，不仅仅是希望得到认可，而是，他认为他记录的那些生命，应该被人关注。他也知道，一个人是不是好人与看不看《三峡好人》无关，但他仍然矫情地说道：
我到底想看看在这样崇拜黄金的时代，谁还关心好人？
贾樟柯说的“黄金”是《满城尽带黄金甲》，他非常不满《三峡好人》的定档，把一部需要口碑传播的艺术片和一个砸钱的商业大片凑在一起上映，是对艺术片最大的不公。
《三峡好人》上映三天左右，由于票房成绩不佳，几乎所有影院全部下映。
彼时，他的父亲患上了肺癌，不久离世。
贾樟柯很气愤，认为第五代背离了原来的价值观，“他们电影中的原创性越来越差，他们电影中的中国越来越陌生了”。
不只一个人感受到第五代变了，他们曾经拍出过《黄土地》、《霸王别姬》、《野孩子》、《秋菊打官司》、《一个都不能少》这样充满底层关怀的电影，当他们转而去拍《英雄》、《无极》时，人们唏嘘不已。
△ 张艺谋（右一）、田壮壮（中）、陈凯歌（左一）
其实第五代并不曾真的与底层同伍，他们是背负着苦大仇深的伤痕，用电影来反击社会。
对底层的怜悯只是他们反击那个时代的工具，统治者利用底层革文化的命，他们也利用底层来反抗这样的革命。
当他们抛弃伤痕的主题之后，便不再需要这样的工具，他们有着精英式的对底层的评价：满眼望去，全是愚昧无知。
贾樟柯对底层的态度则全然不同，他描绘一群有“错误”理想或者没有理想的小镇青年，他不批评他们，他觉得没有理想的人更可怜：
为了承担生命里的一种责任，对别人的责任，就放弃了理想。他们知道放弃理想的结果是什么，但他们放弃了。县城的生活，今天和明天没有区别。生命对他们来说不会再有奇迹出现了。
贾樟柯拍摄大量的绝望的人，他的视点永远在人的身上。他不控诉社会，也不歌颂社会，他不是斗士，也不是国师。
在他的电影里，满满的都是对底层最真实的感受，他执着地认为这些感受需要被关注。
黑泽明曾评价侯孝贤：
在他的电影里，看得见尘土。
这句话用来评价贾樟柯，也毫不为过。
△ 黑泽明
《三峡好人》之后，贾樟柯再没有眼泪了。
“酒量越来越大，胆量越来越小”，他戴起了墨镜，抽起了雪茄，把自己柔弱的心隐藏在一个标准的“导演”的外表下。
还好他只是自己没那么脆弱了，他依旧关注底层，关注最真实的人和最值得深思的社会问题。
他拍《二十四城记》，讲一个从沈阳迁移到成都的工厂，工厂里员工的喜怒悲欢被他记录下来，他拍摄一个老工人发出的“哼……哼……”的声音，他说那是最美妙的音乐。
他用万夏的诗来描绘工人们的美：
仅你消逝的一面，已经足以让我荣耀一生
他拍《海上传奇》，采访很多名人，他说在1991年听陈丹青的录音，崇敬的心情好像迎接第五卷“毛选”。
△ 《海上传奇》中的陈丹青
在北美首映《海上传奇》时，有一位女生问贾樟柯为什么拍上海肮脏的样子和有政治色彩的人。
女生愤怒地问：“你有没有考虑，你的电影被外国人看到，会影响他们对上海、对中国的印象，甚至会影响外国人对中国投资的信心？”
贾樟柯也愤怒起来：“想那么多外国人干嘛？就为了那些投资，为了外国人怎么看中国，我们就忽视一种真实的存在吗？中国十三亿人口中有很多人依旧生活在贫穷的环境中，难道我们可以无视吗？”
贾樟柯无法接受“爱国主义者”的逻辑，他说：“脱离人本主义的‘爱国主义’是可怕的。如果集体回避我们的社会问题，如果我们的文化没有能力反映我们生存中的真实困境，未来会怎么样呢？”
在观念更迭的时代里，贾樟柯同他厌弃的第五代一样，无法不去用精英眼光看待这些新的底层了。
谁都无法知道，贾樟柯最喜欢关怀的那些玩伴、同学、二姨家的表弟如果也把他当成卖国贼会怎样？
愚昧可能从来不曾消失，只是年轻人更理解身边人的愚昧从何而来，所以更能报以怜悯，多过愤怒。
而贾樟柯，已经无法成为年轻人了。
2015年，他拍《山河故人》，但越来越少的人能从这样的表达里找到共性的感情，贾樟柯出色的调教演员的能力，在新时代的年轻人面前也消失殆尽。
△ 《山河故人》
2014年，他拍《天注定》，以一种精英的姿态关怀底层民众的暴力，却无法勾起他们的同感。
△ 《天注定》
贾樟柯把胡文海、周克华、邓玉娇三起轰动全国的刑事案件和富士康跳楼事件加工成电影。并没有偏执地表达“使用暴力的正确”，而是积极展现暴力的根源。
暴力绝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但暴力作为问题无时无刻不存在着。
电影没能得到上映，贾樟柯在微博里哀叹“昨天下午还去电影局沟通《天注定》公映的事情，晚上网上已经流出了种子。大陆市场尽失……”
在《天注定》之后的几年里，各种各样骇人听闻的热点事件层出不穷，人们依旧会痛骂案件中的“十恶不赦”的坏蛋，如果只是一两个人的恶造成了一出悲剧，那最好的办法就是快意恩仇。
如此说来，功成名就的贾樟柯依然值得尊敬，他用电影讲述了我们没理由回避的事实。
无论他愿不愿意，贾樟柯和很多导演已经被人们定义成了“第六代”。
△ 贾樟柯（左）、王小帅（中）、娄烨（右）
贾樟柯渐渐接受了这个事实，并且引以为豪：
无论如何，我们都是一批忠实于电影的人，我们无论在与意识形态的对抗，还是商业经济的对抗中，都呈现出超凡的毅力。很难想象如果失去这些导演的作品，我们气若游丝的文化，还有怎样的传接，我们还能有什么拿得出手的作品来告诉世界：中国电影文化还活着。
贾樟柯是一位思想深邃的导演，他在作品里、作品外都表现出了超强的思辨能力，任何人对他的解读都只能是盲人摸象，正如他引用和续写的诗句：
我不相信天是蓝的，
我不相信雷的回声，
我不相信梦是假的，
我不相信死无报应。
我不相信，你能猜对我们的结局。
参 考 资 料：
《贾想996-2008》，贾樟柯，2009
《贾想Ⅱ2008-2016》，贾樟柯，2018
《任逍遥》，贾樟柯，2010
《站台》，贾樟柯，2010
《第六代导演研究》，聂伟，2014
《贾樟柯电影研究》，张利，2016
《从“贾想”到“贾看”》，聂倩葳，2017
《诗意、陌生化纪实与现实质感——贾樟柯的话语策略与中国语境》，邓双林、郝建，2015
《贾樟柯电影跨文化传播研究》，李一洲，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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