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11月4日，毛泽东访苏期间拜会赫鲁晓夫
前言
　　相比斯大林，赫鲁晓夫对中国更友好，主动放弃《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的不平等条款，归还了旅顺基地，斯大林援建的大型工业项目只有50个，赫鲁晓夫却承诺了286项。
　　本文摘自《赫鲁晓夫回忆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正文
　　在1957年出现的局势下，召开国际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的问题迫在眉睫。大家着手准备。经协商，会议定在庆祝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40周年时举行。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起草预备文件。届时我们在莫斯科会晤了。
　　中国共产党派出了一个阵容非常可观的代表团。代表团由毛泽东亲自率领，团员我记得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康生等人。孙中山夫人宋庆龄也是代表团成员。坦白地说，我们对此颇感困惑，因为无论当时还是现在我都不知道她是不是共产党员。我们以为她是一位党外人士。当然，她是一位非常进步的人士，在中国人民反对反动派的斗争中，她多年来一直站在共产党的立场上。她是否正式共产党员，她有无党证，对此我们并不感到非常不安。因为就信仰而言，她是一位接近于共产党员的人士。在对待我们的态度方面，宋庆龄也表现很好，充满同志情谊和兄弟情谊。
　　代表会议的工作，从总体上讲具有很高的思想水平和政治水平。各个代表之间没有发生多么了不起的分歧。这次兄弟党代表会议是自共产国际以来最广泛的一次代表会议。80多个党的使者前来莫斯科。我们讨论了国际局势，以及防止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导弹核战争一向是这种会议的主题。一旦爆发世界大战，我不知道交战各方能否坚持使用常规武器、经典武器，事态是否将演变为一场导弹核战争。因为对将要遭到失败而又储备有核导弹武器的一方，将很难阻止它使用这种武器：为了自救它甘愿按下“所有按钮”。不过目前这还是未来的问题。我现在不想预卜未来，我谈的是过去。
　　毛在这次会议上就战争问题发言。他的讲话内容大致是这样：不要怕战争。既不要怕原子弹，也不要怕武器。无论这场战争是什么战争，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都一定会取胜。具体谈到中国时，他声称：“如果帝国主义把战争强加给我们，而我们现在6亿人，即使我们损失其中的3亿又怎么样，战争嘛，若干年之后，我们培育出新人，就会使人口得到恢复。”他发言之后，会场上是一片坟墓般沉默。对于如此对待世界战争的态度，任何人都没有思想准备。正相反，大家都在思考寻求什么样的办法防止世界大战。反对世界战争、争取和平共处是首要主题。可是毛突然提出了不怕战争的口号，说战争会给我们带来胜利，即使有损失又何妨，战争嘛！
　　这次会后各代表团开始谈感想。我还记得诺沃提尼(1904～1975)同志，时任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和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说：“毛泽东同志说他们准备损失6亿人口中的3亿。那我们怎么办？我们只有1200万。我们到那时将全部损失掉，就没有人来恢复我国人口了。”哥穆尔卡(1905～1982)，时任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做出了更激烈的反应。然而，来自兄弟党代表方面的批评对毛没有产生一丝一毫影响。
　　南斯拉夫也派来了代表团，由卡德尔率领。兰科维奇卡德尔(1910～1979)当时为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执委、书记处书记、中央主席团委员。兰科维奇（1909年生）为南斯拉夫联邦执行委员会副主席和南共联盟中央委员，也在代表团之中。他对我们态度很好，很友好，我们这方面对他也给予充分信任。但是，当我们开始协商会议最后文件时，南斯拉夫人提出了修改几处表述的问题。我们认为这样不可以。其他共产党支持我们，他们说宣言必须按照原来的予以通过，那些表述是经过一个由兄弟党代表组成的委员会委员们拟定和修改而成的。这时南斯拉夫人说，他们不会签署这样的文件。我们别无办法，只得绕开南斯拉夫签署了这份文件。我们曾围着这个代表团周旋了好久，对他们好言相劝，论证为什么必须按照委员会起草的样式签署这份宣言，但南斯拉夫人就铁面无情。我甚至产生了一种印象，他们之所以存心挑剔，坚持修改表述方式，是因为他们对实现与兄弟党关系正常化、对签署共同的国际文件还没有充分准备。他们一旦签了，就似乎会失去他们在所谓的“第三种国家”中间的领导地位，而那些国家采取的是一种特殊的、介于帝国主义列强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立场。至少我曾产生这种印象，因为南斯拉夫人没有任何合乎情理的理由不在这个文本上签字。
　　我们与中方讨论了这个问题，毛也说：“那好嘛。不愿意就算了，随他们去好了。我们自己签吧。”于是我们签署了宣言，并没有激化与南斯拉夫代表团的关系。我们依然希望南斯拉夫人以后会赞同这份共同文件，并且从自己这方尽一切努力促使与南关系正常化，使这种关系建立在兄弟情谊和信任的基础上。而我们同中国代表团和毛本人的会谈是极其友好的，甚至可以说是亲密友好的。然而后来才弄清楚，这是中国人耍的手腕。当我们和南斯拉夫的关系终于实现了正常化之后，有一位南斯拉夫同志讲述了他们在会议期间与毛谈话时，毛对我们做出了相当轻蔑的反应。他同我们讨论如何劝说南斯拉夫人签署联合声明问题，而当着南斯拉夫人的面却说：“也好，这个声明你们不签也罢。随你们的意办就是了。其实这里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只不过我们的东道主苏共代表们会发一点点神经。随后他们会平静下来的。”总之，北京在我们背后挑唆南斯拉夫代表团不签署共同文件，并向他们伸出鼓励之手，这一点我们当时并不知道。
　　在讨论宣言文本时产生了分歧，不过是另一类分歧，而且还是同中方的分歧。当时我们觉得这个分歧微不足道。但后来事态表明，这个分歧是有其深层原由的。在起草宣言时，我们的代表团受苏共中央主席团的委托，提议从文本中删去所有提到苏共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领导地位的地方。我认为，在揭发了斯大林的错误之后，类似的提法，况且又是写在一份国际宣言中，可能被理解为这是试图重新拾起斯大林的共产主义运动领导方式，试图使我们党重新回到老路上去，确立自己凌驾于其他兄弟党之上的领导权。这可能被理解为要改变各国共产党如今以平等合作原则为基础的相互关系。
　　各兄弟党代表几乎全体都正确地理解了我们的建议，并对之表示赞同。偏偏是中国人突然提出反对。他们声称苏共实际上在领导着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会议文件应对此有所反映；必须有一个协调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反帝斗争政策的领导者。我们不能同意这种提法，更何况我们猜想(后来的事态证实了我们的看法)这样做并非没有原因。如果由所有其他党认定某一党为领导者，那么这个领导者也可以更换嘛。今天一个，明天又一个。我们认为中国人是在为自己将来谋取这一角色而做铺垫。因此我们对中国同志承认苏共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功绩表示感激，但我们又坚定不移地说，我们反对写进这样的文字。其他党再一次表示同意我们的意见。文本讨论便以此告终。然而这事却证明中共当前的政策并非突然凭空产生出来的，而是老早就已经在悄悄地酝酿了。
　　在代表会议开会期间，我们与许多代表团、甚至与所有代表团举行过会晤。我同毛及其随行同志谈了很多。这些会谈看上去极其友好而又令人愉快。顺便提一下，在私下会晤中毛曾给出了对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的评语。毛指着邓小平说：“这个矮个子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他非常有前途。”
　　在那次会晤之前我几乎不认识邓。中国革命胜利以前，我国报纸上没有见过他的名字。然而朱德的名字早在中国内战爆发之初便如雷贯耳了。朱德上校投向共产党，领导反对蒋介石的武装斗争。他在资产阶级军队骨干军官当中是最早举起为人民事业而斗争大旗者之一。我也记得高岗的名字，他也是为共产党理想而战斗的老战士之一。当然那时高岗已经不在了，所以在我们开会期间不可能谈到他。而毛在后来把他描述成最坏的人。当他对自己身边的人给出这种评语时，我不由得把他与斯大林相比。
　　斯大林也是这样给所有亲近他的人坏评语的。我不知道他曾经表扬过什么人的优点。而且他不仅用恶言恶语对人评头品足，还从肉体上消灭那些他曾与之共事的人。列宁逝世后留在身边的人，大多数不在人世。这里让人隐约地感到毛与斯大林气味相投。我在这里看到了他们两人的心灵相似，尽管不尽相同。当时我还无法想象得到毛的性格后来会增添何种色彩，他将把自己的人民引向何种灾难。
　　毛问我们的情况如何。我们告诉他我们的情况很好，我们齐心协力地工作。但我也告诉他，我们的同志当中在讨论说应当把布尔加宁同志撤换下来，调到别的岗位上去，任命一位新人担任部长会议主席，因为同志们对布尔加宁的工作不满意。我之所以把这些告诉了他，是因为我认为，如果毛离开后我们开始做一些人事变动而又未向他通报，不大合适。他会以为我们对他有所隐瞒。我坦率而又真诚地同他谈了我们党内问题，谈了领导班子成员之间关系。“你们打算提拔谁来接替呢？”“我们还没有决定。我现在虽然还不大肯定，但我打算提名柯西金柯西金(1904~1980)于1957年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后任第一副主席并兼任苏联财政部国家经济委员会第一副主席。曾当选为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柯西金是谁？”我对他讲了柯西金的情况。“请您把他介绍给我！”我介绍他们认识，然后他们走到一个角落里去谈话。毛希望认识一下将要领导苏联政府的人，我的心情很愉快。我把这件事看作是愿意今后加强我们两国之间和两党之间的良好关系。
　　会议结束了，中国人离去。但自那时以来周恩来曾多次正式来访或秘密来访。他的到来总是令人感到愉快。我们和他很合得来，我们待他非常好，这些会晤给我们带来欢乐。他向我们通报中国的情况，他们那里一切都好，我们都很满意。那个时期中国农村集体化已告结束。集体化进行得很顺利，我们为之感到兴奋。从前，每当我个人思考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时，我会预先设想每一个承担这项工作的人都会遇到哪些不可思议的困难。我可是知道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有多么艰难。中国是一个比俄罗斯更贫穷、更破落的国家，几乎没有任何技术设备，到处都以使用木制犁和锄头的手工操作为主。耕犁并不是户户都有。在这种条件下如何搞集体化呢？
　　列宁说过，只有在机械化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把农民联合起来组成合作社。他曾写道：如果我们有10万台拖拉机，农民就会说他赞成公社。中国不但没有拖拉机、煤油、干部，就连耕犁几乎都没有。但是，尽管困难很大，中国人还是拿下了集体化。这显然是因为他们的要求不高：稍有改善就满足，所以当他们把自己那点可怜巴巴的生产资料合在一起时，就使得他们能够更好地耕种土地，从所付出的劳动中获取更多的实惠，让农民得到更好的保障。我们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这项成就感到庆幸。
　　我已经谈过了有关中国的工业情况。在我们的援助下，他们正在建设拖拉机厂，汽车厂，生产大炮、装备、飞机的国防工厂。我们为此感到自豪，我们也乐于援助中国，而中国则对我们报以关注和友谊。所以从表面上看我们之间的关系良好之极。在领导成员会晤时，我们可谓无话不谈，对于我们这里所见到的无论是好事还是坏事，都毫无隐瞒。大家常常打趣，开怀大笑。
　　这枚导弹风波所带来的不快滞留在我们的脑海里，败坏了我们的心情。从前我们简直是用天真的目光看待我们与中国兄弟的关系。我们为能够与他们保持这种良好的交往而高兴。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了。这一下子改变了全世界的力量对比。中国就是中国嘛！
　　我记得，当我们访问中国在全国旅行时，我们看到了全靠人力、没有机械化的土石方简陋施工方式。中国人排列成行站在那里，用手传递着盛满泥土的箩筐。这真像是别出心裁的传送机。有人用肩扛着箩筐，有人则用背背着。咱们的爱说俏皮话的人杜撰了(我不知道这句俏皮话的发明权属于我们中间哪一个人)这么一句话：摆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台中国步行式挖土机。要叫我说，这个比喻还相当贴切呢。有一次在饭桌上，我们开了许多玩笑。而中国人喜欢开玩笑，他们往往挑头儿开玩笑。这一次我谈了在我们看来这些步行挖土机在中国是怎么工作的。他们哈哈大笑。后来我又一想：这话可别惹恼他们呀，要知道中国人是非常爱生气的。不，他们正确地理解了这句玩笑，没有生气。也或许他们生气了，但没露声色。他们善于伪装，这也是他们的一个特点。他们善于带上一副假面具，既不表现出自己对事物的真实看法，也不表露出自己的感情。
　　1958年中国人向我们提出援助武器的请求，因为他们打算实施一次新的反对蒋介石的军事行动。他们索要空中掩护用飞机、远程大炮、海岸大炮，还有一些别的什么。我们全都给了他们。我们以为他们正在策划一次消灭蒋介石的决定性战役。我们当时不仅没有阻止他们，而且正相反，我们认为这个行动是正确的，有助于统一中国。于是他们开始实施自己的行动。具体地说这次行动就是攻击两个与中国大陆毗邻的沿岸小岛即台湾海峡澎湖列岛64个小岛中几个最大的岛。这个战役并不轻松，双方交火许久，而且美国人还积极支持蒋介石。然而优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方。我们当然全心全意关注他们的胜利，我们把同情心全部寄托在毛这个方面。必须把这两个岛上蒋介石分子的窝点端掉，因为在向中国大陆派遣登陆部队时它们可以作为跳板。那个时候蒋介石还在抱有这个幻想，根据我们的情报，美国人则怂恿他进攻中国大陆。
　　当我们看到天平指针正在向有利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方向倾斜、这些岛屿可以夺取而毛却停止进攻的时候，我们是何等惊愕可想而知。战斗偃旗息鼓了，而这次行动竟无果而终。后来，周恩来来访，见到他时我们问道：“你们当时为什么这么做？”他说：“我们是有意识这么做的。”“怎么是有意识这么做？你们并没有拿下那几个海岛嘛，你们发起这次行动不就是为了占领它们吗？你们的'有意识'是什么意思？你们这种行动有什么好处呢？”“我们只想展示一下自己的能力，但又不想让蒋介石离开我们太远。我们希望他留在我们的军事能力所及范围之内。我们不仅可以用空军袭击这些岛屿，而且也可以用岸边大炮打到它们。如果我们占领了这些岛屿，蒋军就会离我们太远，我们就丧失了在我们需要的时候用军事手段骚扰他们的可能性。”“在自己的岸边拥有敌占岛，等待敌人实施登陆，这哪里是什么好事？这么近的距离岂不是为敌人提供可乘之机吗？
　　但北京一再表白他们的理由。我们还是没能弄明白他们为什么拒绝把这个行动实施到底。既然如此，何必给这些岛屿造成巨大损失呢？他们狠狠地打击了这几个岛屿，蒋介石甚至撤走了其中一个岛上的驻军。这个空岛本来就可以占领了。我直到现在也没搞明白，为什么不把这个耗资颇多的战役进行到底。早在准备这个战役的时候，我们就认为或许有必要更加积极地援助中国？我们曾建议把我们的歼击机调到他们那里，调一个飞行大队或者需要多少就调多少。他们对这个建议却突然做出了非常神经质的反应，并且让我们明白了这个建议使他们感到尴尬，感到屈辱：他们不要这样的援助！我们没有再勉强。我们本来是想助他们一臂之力，因为他们先前曾主动向我们提出。我们给了他们飞机、大炮，派出了自己的空军教官，还派出一些将领充任顾问。但是，当我们要派兵团过去而被他们拒绝时，我们感觉到他们对此举做出了很坏的评价，虽然我们除了愿意帮助朋友和兄弟巩固其国家边境和统一国家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目的。我们一贯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消灭蒋介石政府、收复沿海岛屿和把台湾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意图。
　　当这次行动正在进行时，那两个海岛的名字频频出现在全世界的报刊上。也发生了其他一些引人注目的事情，向我们揭示了北京在对我们友好关系上的真实面目。中国上空正在进行着空战。蒋介石的空军装备有携带”空对空“级导弹的飞机。蒋军向中华人民共和国飞机发射的导弹有一些发生故障，坠落在地面上。其中有的保存得相当完好。我们的顾问知道这个情况，就向我们汇报了。不言而喻，我们对美国军事上的新发明，特别是和导弹有关的一切，都很感兴趣。那是一种很小的叫作”响尾蛇“的导弹即AIM-IXL型的响尾蛇导弹，其起飞质量为84千克，射程为18公里，但它的结构却极其复杂。
　　我们又有了一次了解美国技术的机会。正所谓，美国人通过中国把样品亲自给我们送上门来了。于是我们致函中国人，说我们知道他们缴获了什么什么导弹，我们想对这些导弹进行研究，从而以后可以利用美国技术为我们的共同利益服务……没有回音。过了些时候我们催问。他们再一次不答复。我们很奇怪：怎么能这样？我们把什么都给了中国：我们的机密军事技术、图样、生产工艺流程图、样品，我们直接向中国人提供装备，而他们在和蒋介石军队作战时缴获了武器却不肯给我们？莫斯科对此感到不可理解。我们摆出了百折不挠的姿态。这时他们才答复说：他们自己现在正在研究这枚导弹，因为只有这一枚，所以他们不能给我们。待到他们研究好了，便主动与我们交换情报。
　　我们对此不能同意。导弹技术很复杂，而中国的技术发展还没有达到能够迅速地、内行地研究这枚新型导弹的水平。我们认为自己在这方面的素养更高些，因为我们国家已经在建造这类导弹，并且这类导弹已经被用于装备了，所以我们需要美国的样品以便用来进行对比。我们当然预料到美国人可能有所创新，搞出点有趣的东西来，这些可供我军借鉴。除此之外，这种答复实际上大大刺伤了我们，使我们感受到委屈。我设想，任何人处在我们位置上都会做出与我们完全相同的反应。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我们什么东西都不对中国保密，我们把什么都给他们，援助设备、顾问、安装技师、工程师、设计师，像亲兄弟一样和他们分吃最后一块面包，而他们缴获了武器却不愿意交给我们！
　　但没有办法：武器在他们手上嘛。于是我们决定向中国人施加点压力。当时我们正在准备给他们发送中程弹道导弹生产资料，而他们也非常着急地催促我们赶快发出。我们向我们的军事顾问下达指示，让他们在谈判时表达自己的不满，并以自己的名义在私下对他们说，我们向中国提供我们的最新技术，而他们连作为战利品缴获的武器都不愿意给我们，这让我们感到委屈。顾问们应当暗示说，我们在移交导弹生产资料方面遇到了”技术性困难“，并说很可能我们无法如期交出。我们确信，这些话一定会传到那些应该听到的人们耳朵里。果然不久我们就获悉中国人同意把那枚导弹移交给我们。导弹交由我们的顾问发往莫斯科。北京方面在这里玩了一种很不明智的”保密把戏“。这个把戏当然在我们的关系上留下了某种印痕。我倒想说，这件事让我们头脑清醒了，正像那句俄罗斯谚语所说，兄弟归兄弟，钱财要分清。
　　我们拿到了这枚导弹，它被送往莫斯科附近的一个科研所。我们的设计师很快就报告说这枚导弹很令人感兴趣，说我该前去参观一下。我去了那个研究所。人们向我演示了导弹的组装和拆卸。从作战部队条件下使用角度来看，这枚导弹令人极感兴趣。它很容易拆卸和组装，只消用一把扳手就可以。我们的导弹并不比它差，但工艺性不够好，组装起来较为复杂，重量也较大。就战斗性能而言，我们的导弹不比美国的逊色。但我们衡量了一下，认为美国的导弹制作更精良。我们的设计工程师就这样完全客观地做出了报告。于是我们决定开始生产这种导弹，只是做一些小小的修改。
　　关于这枚导弹的研究情况，设计师后来经常向我报告。我那时在军事技术方面下功夫颇多，因为军备问题很尖锐地摆在面前：我们认为我国落后于美国。必须把失去的东西补回来，主要是在导弹和导弹运载飞机方面。用军事基地把我们包围起来的敌人拥有强大的轰炸机，我们迫切需要装有空对空导弹的歼击机和地对空导弹，用以防卫。必须尽快地、更好地解决这些问题，以便武装起来应对战事突发。后来人们告诉我，中国人没有把热感应自导头部的敏感组件交给我们。这种组件尺寸很小，形状像钮扣。没有它们，导弹就不成其为完整的导弹。我们再一次向中国人索求，但他们回答说全部都交了出来。我们没有再坚持。也许他们在拆装导弹时将这些零件丢失了，也许他们故意不给。后来我们的几家科研所自己解决了这个课题，不过花了许多时间才破解了技术秘密。最终人们向我报告说这个课题已经解决。
　　这枚导弹风波所带来的不快滞留在我们的脑海里，败坏了我们的心情。从前我们简直是用天真的目光看待我们与中国兄弟的关系。我们为能够与他们保持这种良好的交往而高兴。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了。这一下子改变了全世界的力量对比。中国就是中国嘛！最重要的是，它是一个幅员辽阔的陆地大国，并且紧邻我国的边境。此时整个社会主义体系形成了边境连绵不断的统一阵营，而这是一支相当强大的力量。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世界阵营形成。我们的意识形态、我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逐步取得胜利，日益深入人心。可就在这时发生了这种迫使我们深思的事件。我们的关系仍在友好地发展着。然而冲突也开始临近。我们的道路开始出现分歧。那个时期中国很明显地形成了一种趋势，这种趋势对我们先前的真挚关系产生了强烈的影响。
　　为便于理解赫鲁晓夫的文字，补充沈志华教授的研究。
赫鲁晓夫、毛泽东与中苏未实现的军事合作
沈志华
　　这里所说的军事合作，是就其狭义而言的，即双方在战争状态下协同作战，或在和平时期为保障国家安全、进行国土防御所采取的有计划、有组织的联合军事行动，而不包括一般意义上讲的在交流军事技术、提供武器装备、培训军事人才等方面的相互援助和协作。从这个角度看，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及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中苏同盟充分体现了其军事意义。此期的联合军事行动，主要表现为苏联出动空军部队和飞机，帮助中共军队迅速占领新疆，协助中国进行沿海地区的防空，保障朝鲜战场志愿军的后勤补给线等。应该说，这些军事合作对于巩固新中国的政权，效果是明显的，意义是重大的。
　　朝鲜战争结束以后，苏联在对中国实施全方位经济援助的同时，也希望进一步加强双方的军事合作，巩固社会主义阵营的东方战线，从战略上保证苏联的国家安全。同样，中国在动员全国力量投入经济建设的过程中，也需要苏联提供军事援助，并联合苏联的军事力量，以保障国防，巩固政权。然而，随着中苏关系从蜜月走向分裂，双方在和平环境中的军事合作始终未能取得成功。
　　综观历史可以得出的结论是，社会主义阵营同盟关系的政治特征决定了中苏合作关系的脆弱性，同时，赫鲁晓夫与毛泽东个人因素的影响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大概不会有人否认：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执政党之间的关系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是混淆在一起的；在这里，国家关系是党际关系的延续，即各国共产党把他们执政前相互关系的政治形态及其准则带到了执政后的国家关系中；共产主义运动本身是国际性的，特别是20世纪共产党在各国（或各地）兴起的时候，这种党际关系表现出一个明显的政治特征，即各党都要服从于一个指挥中心，实行下级服从上级的组织原则；由于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正统性和先导性，苏联共产党一直处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地位。然而，这种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本身就是不平等的，其本质是排斥被领导各党的主权和独立地位的。因此，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同盟关系有一种内在的不稳定性——一旦处于领导地位的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受到挑战，他们之间的同盟关系便会出现动荡，合作也就无法维持下去。在战后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这种事例不只一次地表现出来。
　　本文着重分析1950年代中后期在中苏军事合作方面所发生的三个事件，即远东防空协定、建立长波电台和组建联合舰队问题。在以往涉及中苏关系的研究中，国内学者对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问题多有讨论，但主要利用的是中方史料，其结论也比较简单——苏联有意侵害中国主权而遭到抵制，导致中苏合作失败。本文则结合近几年披露的俄国档案文献及苏方当事人的回忆，从社会主义国家同盟关系及其政治特征的角度，对上述事件的历史背景、原由以及两国领导人处理问题的动机和方式，进行较为客观的分析，并提出一些或许不同以往的看法，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双方的合作愿望与苏联的领导者心态
　　斯大林去世以后，赫鲁晓夫在争夺苏联党和国家领导权的过程中，调整对华政策，加快和加大了援助中国的步伐，中苏关系进入蜜月时期，两国在经济、外交和政治领域都表现出积极的合作态度。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尽管双方都有此需要和意愿，中苏之间的军事合作却未能在朝鲜战场共同作战的基础上进一步向前发展。个中原因，恐怕主要就在于，毛泽东认为中苏两国在同盟中的地位已经出现了微妙变化，而赫鲁晓夫则没有及时调整原有的心态。
　　1955年1月，苏联国防部提议中苏两国在远东的防空方面进一步加强协同合作。中国即派出由副总参谋长陈赓、空军副司令王秉璋、防空军副司令成钧等9人组成的代表团，于1月24日到达伯力（哈巴洛夫斯克），同苏联远东军区及太平洋舰队商谈防空合作问题。2月6日双方签署了苏联远东军区和太平洋航队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的联合防空协议，其内容主要包括3个文件：1、关于防空兵力、兵器歼灭越境敌机的协同作战计划；2、关于防空兵力、兵器协作演习的实施计划；3、中苏防空作战协同方案图。然而，全部文件只有俄文本，却无中文本，且中国根据协定增设的情报机构和增加的通信设施还要用俄文向苏方通报。陈赓等人回国汇报后，彭德怀认为这个防空协定没有按照国际惯例以双方文字体现，因而是不平等的。在这种情况下，彭德怀向中共中央建议，暂不批准该协定。
　　防空协定的搁浅，并不说明中国不愿进行军事合作，应该说，中国在远东防空方面对合作的需求更甚于苏联。显然是苏联军人在言语和行动中流露出来的高高在上的领导者心态引起了中国的反感。如果在斯大林时代，即使苏方再傲慢的举动（如中苏领导人会谈从来不许中方做记录等），中国也未提出异议。现在的情况不同了，朝鲜战争以后，中国和中国军人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大大提高，而赫鲁晓夫由于政治上的原因还要求助于中共的支持。此时，尽管苏联仍是同盟当然的领导者，但中国已经可以明确地表达自己的不同意见了。这一点，在苏联领导的华沙条约集团需要调整社会主义各国的军事战略时开始显露出来。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扩大和日益明显的军事化趋向，迫使苏联也组织起东欧军事集团，以显示其抗衡的力量。虽然华沙条约的宗旨是“保障欧洲的和平和安全”，但在莫斯科看来，中国作为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骨干力量，其作用仍然是不可忽视的。中国是否主动提出过参加华沙条约组织，目前尚无史料说明，但苏联确曾在以后几年提议接纳中国或欧洲以外的其他国家(例如古巴)加入这个条约，只不过这一动议受到了东欧各国的抵制而已。在维护社会主义国家的集体安全及对抗西方集团的军事威胁方面，中国的态度始终是积极的。5月12日国防部长彭德怀在华沙条约组织成立大会上发言说：美国在远东签署的一系列安全条约以及频频发出的战争叫嚣，“使亚洲各国人民同欧洲人民一样面临着日益严重的新战争的危险”。因此，中国对于华沙会议“所作的一切决定，都将给予全力的支持和合作”。彭德怀在会议上代表中国政府声明：“和平是不可分割的”，“如果欧洲和平受到破坏”，中国“一定同我们的兄弟国家的政府和人民进行共同的反侵略斗争，直到最后的胜利”。彭德怀的声明似乎是非正式地把中国在1950年中苏同盟条约中对苏联承担的军事义务扩展到了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华沙会议前后彭德怀在短暂访问东欧各国期间，也作了类似的保证。这至少说明当时中国对参加社会主义军事同盟的立场是积极的。
　　彭德怀在参加会议来回途经莫斯科时，与赫鲁晓夫及国防部长朱可夫进行了深入会谈，中苏双方都希望在1950年条约的基础上使他们之间的军事合作具体化。然而，中苏对于华沙条约的防御性要求在总体上的思路是吻合的，但在具体的战略方针上却出现了分歧。
　　会谈中，赫鲁晓夫开诚布公地向彭德怀讲述了华沙条约国部队的战略意义，及其与北大西洋集团军事力量对比的状况，介绍了苏联新式武器的发展和威力，特别讲到大型远程轰炸机和空对地、空对舰导弹，并表示可以考虑用这些武器帮助中国。谈到苏联的政策时，赫鲁晓夫说，华沙条约是防御性的，目的是促进和平。因此，苏联要提出裁军方案，并将自动裁减军队，以争取和平谈判、和平竞赛和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苏联将撤回驻在奥地利的军队，尽管在这个问题上苏联内部还有意见分歧。彭德怀表示同意赫鲁晓夫对国际问题的看法，认为应该缓和国际局势，中国也需要一个和平时期进行建设，训练整编军队，建立国防工业和加强沿海国防工程。双方讨论了中国与华沙条约的关系问题，赫鲁晓夫在会谈中两次提到，华沙条约不仅是针对西方的，也是针对东方的，希望考虑采取什么方式把中国和华沙条约结合起来。中苏之间已有同盟条约，一旦形势有新的变化，我们就可执行这一条约，也可以把这一条约与华沙条约结合起来或考虑把中苏条约加以发展。目前重要的是考虑和研究一些具体合作问题，形式上一定要同华沙条约完全一样，但要适合远东和中国的情况，这就可以使美国不敢轻举妄动。赫鲁晓夫还说，苏联在远东地区和太平洋有强大的军事力量，特别是海军和空军力量，如果中国需要，随时都可与中国军队合作，今后要采取步骤加强这方面的合作。问题就是要研究合作的形式，以便能合法地、机动地发挥两国合作力量，保卫远东和平及安全。彭德怀认为，华沙条约国会议对稳定当前国际局势是一个及时的、具有远见的重大战略措施，是对保卫社会主义国家安全和保卫世界和平的巨大贡献，对亚洲和中国的安全也起着重大的作用。发展中苏同盟条约，以加强军事上的合作，是好的，也是必要的，社会主义国家应该互相配合。彭德怀表示，中国支持苏联的国际政策，中国也要并已经在裁减军队，这是在政治上配合苏联。至于双方的军事合作，彭德怀表示，赫鲁晓夫提出的这些问题很重要，特别是海军、空军的合作，这将有助于加强中国海岸线的防御体系，他将请示中共中央考虑和研究这些意见。彭德怀还提出要求苏联加强对中国的军事援助，特别是军事新技术的援助。赫鲁晓夫说，感谢中国对华沙条约的支持，特别是彭德怀亲自参加，这是中国支持华约的最有力的表现，并表示同意向中国提供军事援助，要彭德怀与苏联国防部或派专门代表团来苏进行谈判。
　　这里有一个值得引起注意的问题，即赫鲁晓夫谈到苏联内部在对外政策方面是有分歧意见的。当时，赫鲁晓夫虽然已经成功地将马林科夫从部长会议主席的位置上拉了下来，但自己的地位尚未巩固，特别是在外交和军事领域，还没有达到完全控制的程度。主张对西方采取强硬态度的，不仅是主管外交工作的莫洛托夫和一些东欧国家领导人，还有苏联军方的领导人。赫鲁晓夫虽然也参加了对马林科夫所谓“核战争无法预计的破坏性”言论的谴责，但强硬路线于事无补及核武器发展的现实使他很快就转向了灵活的个人外交。赫鲁晓夫未与其盟友商量就做出的单方面裁军64万人的决定，不仅受到东欧国家的怀疑，也引起了苏联军方的强烈不满和消极抵制。对于赫鲁晓夫来说，华沙条约的重要性不在于内部，而在于外部，其主要目的不是为了采取军事行动，而是在冷战的环境中获取一种与西方进行缓和谈判的资本。而在莫洛托夫看来，华沙条约完全是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凝聚力的军事组织和防御工具。这种分歧在苏联的报刊宣传上也可以隐约看出：作为党报，《真理报》强调缓和，并高度评价赫鲁晓夫对欧洲形势的分析，而军方报纸《红星报》则不断重复莫洛托夫的警告，认为在一个敌对的世界中需要增强华沙条约各缔约国的防御力量。5月22日朱可夫在与彭德怀讨论未来反侵略战争的战略思想时，反映了苏联军方领导人的这种思考。朱可夫认为中国的积极防御战略已经过时，在目前条件下的战争，以核武器实施突击具有决定性意义，现在的战争不同于以往的常规武器战争，不能听任对方先动手。中方的意见恰恰相反，彭德怀出国前（4月29日）提出，拟就未来反侵略战争中如何协同作战与苏联进行磋商，毛泽东表示同意并明确：中国的战略方针是积极防御，决不先发制人。于是，彭德怀到莫斯科时便带了这样一份关于中国战略思想和军事方针的国防部文件草案。由于双方各执己见，彭德怀便将中苏在战略问题上存在分歧的情况告诉了赫鲁晓夫，但赫鲁晓夫只是无可奈何地表示双方还可以再讨论。中苏军事合作的前景已经不容乐观，苏联军人却在与中国的具体合作中继续表露出同盟领导者的傲慢态度。
　　1955年9月，苏联国防部再次提出外贝加尔军区与沈阳军区订立协同防空协定的问题。沈阳军区空军司令周赤萍受命同苏方进行商谈。行前，总参谋长粟裕和空军司令刘亚楼向周赤萍交代，此行谈判仅限于双方在防空情报方面的合作问题。但周赤萍于9月23日到达赤塔后，苏方把已经准备好的协议拿出来要周赤萍签字，其内容包括苏联飞机可进入中国领空并在中国机场降落，而事先不必通知中方，但中国飞机在本国飞行或进入苏联领空，均须事先向苏方通报，北京军区所得敌机情报也要通报给苏方。议定书还要求中国在东北北部地区增建几个机场，以满足苏军飞机降落之需要。此外，在为对方提供油料及食宿方面，条件也不对等。因为超出了事前协商的谈判范围，周赤萍便向国内请示如何应对，刘亚楼回电答复：不能同意，应只谈防空情报合作。但周赤萍收到的复电却是同意按苏方的议定书办，于是9月27日便在防空协定上签了字。周赤萍回国进行汇报时，刘亚楼感到惊诧，彭德怀则愤怒不已，并报告给周恩来。由于中国代表团与国内的往来电报都是经苏军通讯系统传递的，很可能苏联人从中作了手脚。周恩来指示，在查清事情真相之前，不理会苏联顾问关于在12月开始执行协定的意见。12月29日中央军委召开办公例会，会议认为，中国没有必要再投资增建飞机场，并决定告诉苏联总顾问和转告苏联国防部：周赤萍违背总参和空司的指示，擅自在两国防空协定上签字，是无组织无纪律行为，应受到处分。此协定不能执行。对事情真相调查的结果目前还不得而知，但苏方提出的协定本身确实没有把中国放在一个平等的位置上，这无疑是导致此期中苏在防空领域军事合作未能具体实施的主要原因。
　　类似这样不平等的做法，并非仅有。例如，50年代苏联专家帮助中国开展了军事测绘方面的各项业务，在此基础上，中国绘制出五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于是，苏方提出每绘制一批新图都应给他们一份，但同时却不愿意将苏联绘制的中苏边界地区军用地图交给中方，而只同意提供缴获后经过改制的日本地图。军委测绘局自然婉言拒绝了苏方的要求。又如，1955年5月驻旅大地区苏军撤走时，苏方移交了海军基地的设备，却扣留了旅大附近海区的测量资料和海图。后在中方交涉下，才提供了一份《旅大地区测量标志坐标资料》。所有这些都说明苏联人在同盟中始终保持着那种领导者的心态，尽管情况已经开始发生变化。不过，当时中苏关系正处在蜜月时期，双方相互支持和援助的大趋势并没有因此受到影响。1956年1月28日在华沙条约缔约国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上，作为中国派出的观察员，聂荣臻指出，“欧洲和平和亚洲和平是不可分割的。六万万中国人民将永远同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团结在一起，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团结在一起，为世界和平和各国人民的安全而奋斗。”
　　中苏关系表面上的变化是中国在政治和外交方面继续全力配合苏联，这主要表现在帮助苏联处理与波兰的冲突、解决匈牙利事件以及召开莫斯科共产党会议的问题上。同样，苏联在经济和军事领域也不断加强对中国的援助，特别是在1957年10月15日与中国签订了《国防新技术协定》，承诺在发展原子能工业和核武器方面向中国提供援助。1957年11月的莫斯科共产党会议显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强大力量和空前团结，也把中苏同盟关系推向了高潮。然而，就在此后不久，中苏领导人之间为军事合作问题爆发了一场严重分歧，这就是通常所说的“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事件。人们普遍认为，中苏领导人之间第一次发生的这场正面冲突是中苏国家关系走向破裂的导火索。而导致这场冲突的原因，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党政军领导人，几乎都异口同声地指责说，苏联的做法侵害了中国的主权，赫鲁晓夫的意图在于控制中国。长期以来，这种看法在中国社会上和史学界颇为流行，似乎已成历史定案。然而，人们没有看到，表面上的蜜月关系掩盖了中苏双方在同盟中所处地位的微妙变化。中苏领导人之间的分歧和争吵，正是因为一方对同盟关系现状已有不满，且在努力促成和显示这种变化，而另一方对此则没有相应的察觉，行为方式依然如旧。
　　二、中苏实现军事合作的良好条件和背景
　　莫斯科会议以后的一段时间，中苏友谊进入了空前繁荣的时期。中国党政代表团回国后，军事代表团继续在苏联参观访问。11月27日，赫鲁晓夫在彭德怀举行告别宴会上即席讲话，真诚感谢中国党对苏联的理解和支持，盛赞中苏两国、两党的团结和友谊。当时的气氛和场面，使在场的中国人颇受感动。在莫斯科的苏联高级干部中，甚至盛传中苏同盟条约将同华沙条约衔接以及中苏两国军队在共同区域将实行联防等消息。这种传言并非空穴来风，莫斯科会议的结果确有把社会主义阵营经济和军事一体化推向扩展和深入的趋势。
　　据俄国的档案文献，12月14日，中国向苏联提交一份备忘录。在备忘录中，“中国政府提议建立一个联合的中苏委员会来管理国防工业，委员会由双方的几位代表组成，每年会面一到两次。”中国设想的联合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一、交换出版的和未出版的书籍、杂志、手册、电话号码簿、技术标准以及其他双方认为合适的资料；二、讨论诸如标准化、技术条件、规格、国家标准及双方可以接受的各种武器生产方式一类的问题；三、讨论技术规格的标准化问题，并向双方提供标准的产品及测量器具；四、讨论邀请和接触事宜，包括技术专家及援助的步骤、期限和数量；五 、在互惠的基础上邀请或派遣专家和代表团，以便进行现场审查、参与会谈、报告研究成果以及短期实习；六、在双方国防工业的科研和生产条件方面建立经常性的联系；七、讨论交流和提供教学指南、教科书或其他有关国防工业培训的资料，或提高国防工业人员技术、技能所必需的资料；八、交流采用新机器、新设备、新技术以及将研究成果用于武器生产方面的经验和教训；九、研究在武器生产方面提供技术资料的保证问题；十、讨论其他双方认为必要的有关国防工业的问题。”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历史文件。问题并不在于该建议的内容实际上几乎完全是苏联对中国单方面提供援助，而在于中国提出建议的方式——没有像以往那样“请求”苏联提供援助，而是以平等合作的形式表现这种要求。更值得引人思考的是，这个无疑体现了军事一体化内涵的建议本来似乎应该是处于同盟领导地位的苏联提出，现在却是由实力相对弱小的中国提出。这也许表明了中国领导人希望改变在中苏同盟处于不平等和被领导地位的意向。
　　没有进一步的史料证明苏联是如何对中国建议做出回应的，不过在随后的几个月里，中苏双方密切接触，互通情报和协调政策，继续推动两国在外交、经济和政治领域的一致行
　　1958年1月27日，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转告周恩来说，苏联政府提议在亚洲建立一个无核区，征求中国政府的意见。周恩来当即说，这是一个很好的主意，待报告党中央和政府商量后再答复。2月1日，周恩来约见了苏联参赞克鲁季科夫（尤金生病），告知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完全赞成关于建立亚洲无核区的提议，这一提议对缓和国际紧张形势和反对原子战争威胁很有利。周恩来还答应按照苏联的意见，由中国去动员印度首先提出这一倡议。同日，周恩来接见印度临时代办辛格，表明了上述立场。3月31日，赫鲁晓夫宣布苏联政府决定单方面停止核试验，4月4日，向美国和英国政府首脑提交了备忘录，强调苏联已单方宣布终止核试验，并要求迅速达成协议。同日，赫鲁晓夫致函周恩来通报了这一情况，并呼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支持这一倡议。4月7日《人民日报》刊登了苏联的倡议，并发表社论表示支持。4月9日，周恩来即在一次外交场合说，苏联政府“这个造福于人类的伟大和平创议是值得我们欢迎和支持的”。4月13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正式函复赫鲁晓夫，支持苏联政府带头停止核武器试验，认为美英负有不可推卸的义务，应当立即用行动响应苏联的倡议。同时，中国也向苏联通报了调整对日政策的打算。5月9日，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张闻天对苏联参赞安东诺夫说，中国将对岸信介政府施加压力，以便在日本国会选举中加强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的力量。张闻天要求将这一情况转告苏联政府，以便“让莫斯科知道，我们准备采取哪些措施和我们的目的是什么”。
　　在外交方面默契配合的同时，中苏在经济领域的合作也不仅限于双方的互相援助和支持，而是考虑在更大的范围内发挥作用。1958年2月赫鲁晓夫召见中国驻苏大使刘晓，提出了在社会主义阵营建立“卢布区”的设想。对于这次谈话的内容，苏联方面尚未通知驻华使馆，中国领导人已经做出了积极的反应。2月28日毛泽东与尤金谈话时强调说：“中共中央完全支持苏联正确而有成绩的政策”，最近几个月，“我们在中国高兴地注视着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积极的对外政策行动，满意地看了你们相应的文件”，“我们完全支持苏联最近的所有政策，这些政策表现出了很大的灵活性，是深思熟虑的”。在会谈结束时，毛泽东说，中共中央非常高兴地看到了赫鲁晓夫同刘晓的会谈记录。“这是一次很好的会谈。我们同意会谈中提出的所有问题。总的来说，赫鲁晓夫同志进行了很好的工作，我们非常高兴。”3月9日朱德在同尤金的谈话中指出，“赫鲁晓夫关于建立‘卢布区’的思想使我们感到欣慰和高兴，它是与‘美元区’对抗的一种形式。”朱德还说：“莫斯科会议大大加强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进一步巩固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在此之后，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经济统一的时机逐渐成熟起来。”朱德赞扬，“赫鲁晓夫提出的想法在各方面都是好的”，并指出解决所有这些重要的问题都应由苏联负责。至于经济合作，“像其他所有事情一样，这事应由我们的首领——苏联来做。”5月20-23日，在莫斯科举行了经济互助委员会成员国会议。会议讨论了社会主义各国在贯彻社会主义国际分工以及合理安排生产专业化和协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经济合作的问题，并通过了一致同意的建议。中共代表也应邀参加了会议。会后《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称赞说，这次会议所取得的重大成果，无疑“将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国家兄弟般的互助合作”，并表示中国政府“一向认为不断加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是我们最高的国际义务”。
　　在政治方面，中苏更是紧密配合。由于南斯拉夫在匈牙利事件中的表现，特别是铁托拒绝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党会议的做法，使赫鲁晓夫大为光火。于是，苏联决定不派代表团出席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第七届代表大会，并要对南共纲领提出批判。为此，赫鲁晓夫首先征求了毛泽东的意见。4月5日毛泽东在武汉召见尤金，表示非常赞成苏共中央来信中对南共所做的结论，尤其是苏共中央决定拒绝出席南共七大。毛泽东说，关于如何对待南共纲领草案，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将在4月5日和6日召开会议，进行详细讨论。毛泽东保证，中共中央政治局一定表态赞成苏共中央关于不向南斯拉夫派代表团的决定，而且无条件地同意苏联同志们对南共纲领的评价。周恩来当场给在北京的刘少奇打电话商量，因时间来不及，确定推迟一天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表示同意后，又对尤金说，考虑到这个问题很紧迫，虽然会议尚未召开，但应该现在就把政治局的答复通报给莫斯科，即“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这个问题，表示同意苏共中央的立场”。毛泽东强调说，在这样的问题上表明中苏两党完全一致是特别重要的。会谈结束时，毛泽东请尤金转达他对赫鲁晓夫被任命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祝贺，并说“这是非常正确的加强统一的一步，是非常重要的保证领导完全统一的一步，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合情合理的一步”。4月9日，周恩来向尤金介绍了4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的情况，并将中共中央给南共中央的信交给了尤金。周恩来特别说明，这封信尚未发出，因为中共需要先了解一下苏共中央给南共信件的内容。尤金当即递交了苏共的信件，周恩来接着询问了苏共曾向哪些兄弟党通报过这一情况，并得到了答复。几天以后，刘少奇和邓小平又分别会见尤金，互相通报了各自得到的各国共产党对南共纲领及七大的态度和立场的情况。在4月18日与克鲁季科夫交谈时，外交部副部长曾涌泉批评南共的纲领草案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纲领”，并指出，由于它的虚假性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一些兄弟党，因此会对社会主义阵营的统一产生瓦解作用。中共中央联络部副部长刘宁一在谈到南共纲领草案时，则声明说，南斯拉夫人是在向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和兄弟党挑衅，对这种挑衅应该给予坚决的反击。5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现代修正主义应该受到谴责》的文章。
　　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的问题就是在这样友好合作的气氛及团结统一的背景下提出来的,在赫鲁晓夫看来，这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到1957年底，在军事上，中国面临的一个问题是海军如何在新技术、新装备方面有所发展，而苏联遇到的则是怎样在战略上发挥太平洋舰队作用的问题。中苏各自的需要驱使他们共同谋求进一步推进双方在军事领域的合作，然而，赫鲁晓夫提出的合作方式却令他意外地受到了毛泽东的坚决抵制和愤怒谴责。赫鲁晓夫显然没有察觉到，当谈到社会主义国家关系时，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之前强调的是各国的独立发展道路和各党的平等地位，而在此之后更多强
调的是维护和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统一，是各党协调一致行动的必要性。这种变化表明，中国党已经不再是一般的处于被领导地位的政党了，而中共领导人一再提出“应以苏联为首”的本意似乎是在提醒赫鲁晓夫：社会主义阵营现在需要的是一位更加革命的和朝气蓬勃的新的领导者。

　　三、赫的一厢情愿与毛的过激反应

　　1958年12月苏联的第一艘核动力潜艇试航成功，实现了潜艇舰队脱离海岸进行远洋航行的愿望。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外出潜艇与本土的通讯和联络问题，那时还没有卫星，只能依靠无线电台。在此之前，苏联海军经过反复讨论，向国防委员会提交了两个方案。第一个方案是在苏联本土建立长波发射电台，但因其耗资巨大且通讯质量没有可靠和稳定的保证而被否决。第二个方案是在中国的海南岛和印度各建一个长波发射台，分别承担与在南太平洋和印度洋航行的潜艇舰队联络的任务。赫鲁晓夫毫不犹豫地否决了印度方案，他不想因此造成尼赫鲁的反感而破坏刚刚建立起来的苏印关系。对于海南岛方案，赫鲁晓夫认为不仅是可行的，而且不会有任何困难，因为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与苏联有共同的安全利益，况且中国海军也是在苏联的帮助下发展起来的。于是，1958年1月6日，苏联国防部的普拉东诺夫海军上将致函中国的海军司令肖劲光，试探性地提出了由两国海军共同建立和使用长波电台的问题，同时提交了一份协议草案。
　　恰在此时，中方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早在1954年海军第一支潜艇部队建立时，中国就开始着手长波电台的建设了。在苏联的帮助下，进口的三套“突浪型”长波电台设备于1957年分别安装在青岛、宁波、湛江地区。但这些都是中小功率的长波电台，随着潜艇部队的发展和远航训练任务的增多，迫切需要建设大功率的长波电台。鉴于中国难以承担这样的工程，海军便与苏联有关方面联系、商洽，希望他们能给予帮助。
　　建立长波电台是双方的共同需要，但如何建立呢？4月18日，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致函彭德怀，建议从1958年至1962年在中国华南地区，由中苏共同建设1000千瓦大功率长波发信台和远程收信中心各一座，投资1.1亿卢布，苏联出7000万，中国出4000万，建成后中苏两国共同使用。4月24日，毛泽东指示有关部门作如下答复：同意在中国建设该项设施，但费用全部由中国负担，所有权是中国的。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在5月10日召开的第一五二次军委会议上，彭德怀主张，电台不要合办，应由中国出钱自己办，平时可向苏方提供情报，战时苏方也可来人，总之不要让外国人在中国搞军事基地，这样影响不好。会议确定将苏联的建议交海军和总参通信部研究并提出意见。5月23日军委再次开会，确定不同苏联合办长波电台。6月4日，彭德怀向苏联在华军事总顾问杜鲁方诺夫陈述了中方的意见。
　　6月5日，彭德怀将这次谈话记录呈送毛泽东，并报告说，苏方仍坚持原来双方共同投资建台的意见，并提议6月上旬即派专家来华进行选址、勘查设计、拟制协定等工作。为了不影响勘查设计工作的进行，彭德怀建议，同意苏方来人着手进行一些技术性工作，有关投资和使用等问题可放在下一步解决。6月7日毛泽东在谈话记录上批示：“可以照所拟办理。钱一定由中国出，不能由苏方出。使用共同。”如果苏方施加压力，“则不要回答，拖一时期再说。或者中央谈一下再答复。此事应由两国政府签订协定。”毛泽东还在彭德怀的谈话记录中特别加了一句：“这是中国的意见，不是我个人的意见。”此时，毛泽东对苏联的固执态度已经有些不耐烦了。
　　6月12日，彭德怀正式给马利诺夫斯基复信，再次说明了中国政府的立场，并建议两国政府就此签订一项协定。6月28日，苏联海军通信部部长助理列特文斯基率领一个6人专家小组来到中国，并带来了一份协议草案。苏方仍然坚持由中苏两国共同建设长波电台，费用可以双方各承担一半。随后，中苏双方进行了多次洽商，未能就协议达成一致意见。7月21日，彭德怀根据中央军委讨论的精神，又一次致函马利诺夫斯基，重申了由中国自行建设的原则：“欢迎苏联在设计和建筑等技术方面给予帮助和指导。有关工程的建筑费用、设备费用和其他方面的一切费用，由中国全部承担，这是我们责无旁贷的事情。”
　　就在这一天，苏方又提出了“联合舰队”的问题。这个建议是针对中国要求提供海军援助而提出的，但同时也有可能是解决长波电台问题的一种变换方式。
　　通过《国防新技术协定》，解决了中国陆军和空军发展新式武器的问题，海军自然不甘落后。在莫斯科会议期间，作为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成员，肖劲光向苏联海军司令戈尔什科夫提出了援助中国建造核潜艇和导弹潜艇的问题。苏方表示，中国不必建造这些潜艇，苏联现在尚未研制成功，将来苏联有了，可以提供给中国。回到北京后，海军领导人经过认真研究和仔细论证，于1958年4月向彭德怀和军委写了一份报告。报告认为，尽快获得新技术对于海军建设来说已是极为重要的问题，苏联现已改进了某些舰艇的动力和结构，且试制成功几种用于潜艇和鱼雷艇的导弹，而中国海军目前仍然按照苏联在一五计划期间提供的5种旧舰艇图纸进行生产。因此，海军急需获得建造新舰艇的设计图纸及其他资料，并建议以政府名义向苏联提出请求。于是，在彭德怀和军委其他领导人的支持下，6月28日，周恩来致信赫鲁晓夫，希望苏联政府对中国海军给予新技术援助，在可能的条件下，有计划地、有步骤地提供建造新型战斗舰艇的设计图纸和资料。同日，周恩来还批转了聂荣臻关于开始研制核潜艇的具体方案。聂荣臻报告说，“关于设计和试制原子潜艇问题，二机部刘杰同志曾与该部苏联专家谈过，专家表示，他个人愿大力支持。”
　　7月21日，尤金要求紧急会见毛泽东，说有重要的事情汇报。当日晚10时，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旁会见尤金，苏方有使馆参赞安东诺夫和魏列夏金，中方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德怀、陈毅参加。尤金说明，他刚刚参加了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回到北京，并受委托向毛泽东汇报会议的情况。尤金谈了中东局势、南斯拉夫、帮助中国加强海军和海岸防御及苏联国内经济情况等4个问题，会谈持续了3个半小时。其中，主要讨论的是海军问题。尤金说，赫鲁晓夫希望中国同志能了解，苏联的自然条件使其不可能充分发挥核潜艇舰队的作用，而中国的海岸线很长，条件很好。同时考虑到将来如果打仗的话，中苏共同的敌人是美国。因此，赫鲁晓夫希望与中国同志一起商量，建立一支联合潜艇舰队，越南也可以参加。希望中共中央派周恩来、彭德怀去莫斯科具体商量。毛泽东立即指出，中国只是请苏联提供帮助，没有考虑过“合作社”的问题。尤金汇报结束后，毛泽东即抓住联合舰队的问题，不断追问：是否只搞合作社，苏联才干，否则就不提供帮助？尤金一再解释，这只是一个提议，要请中国同志去一起商量。但毛泽东强调，首先要确定方针，是中苏合办，还是苏联帮助中国办。如果苏联不愿提供帮助，中国可以不搞核潜艇。
　　尤金等人回到使馆后，连夜进行讨论，最后得出结论：毛泽东反对建立中苏联合舰队。尤金随即起草了致苏共中央的报告，并于天亮发出。
　　第二天上午11时，毛泽东又将尤金等人召到中南海去谈话，这次参加的中方人员包括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京的全体委员——毛泽东似乎是在强调，他的谈话表达了所有中国领导人的看法。谈话内容的主要部分现已在中国正式发表，根据这个节选的谈话记录，毛泽东重申了不搞联合舰队的立场，并宣布撤回请苏联援助的要求，毛泽东的用词比前一天更加激烈：“苏联同志胜利了四十年，有经验。我们胜利才八年，没有经验，你们才提合营问题。”“你们就是不相信中国人，只相信俄国人。俄国人是上等人，中国人是下等人，毛手毛脚的，所以才产生了合营的问题。要合营，一切都合营，陆海空军、工业、农业、文化、教育都合营，可以不可以？或者把一万多公里长的海岸线都交给你们，我们只搞游击队。你们只搞了一点原子能，就要控制，就要租借权。”除此之外，毛泽东谈话的大部分内容是借题发挥，指责苏联，发泄他长期以来积压的对苏联领导人，特别是斯大林的不满情绪。苏联参赞魏列夏金的回忆录补充了许多在中国发表的文献中被删节的内容——主要是对苏联的指责，如在毛泽东第一次访苏时，斯大林在中国使馆安装窃听器；苏联前任大使罗申在中国外交部发展情报员；贝利亚与高岗勾结，多次派人与高岗联络；苏联驻新疆领事馆通过非法渠道收集情报等等。此外，彭德怀也插话，讲述了在签订中苏远东防空协定时，苏方利用中方代表不懂俄文而骗取签字的错误做法。尽管毛泽东一再声称，这些现象只是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问题，但给苏联人留下的印象是：“毛泽东滔滔不绝地讲了一整天”，“所有这些问题实际上都与中苏两国关系、两党关系”有关。他们感到“心情沉重”，并认识到“对中国的政策不完全理解，过高估计了共同的意识形态这一因素的重要性，而对国家利益的差异估计不足”。
　　正是感到问题严重，尤金在谈话中一再解释，苏共中央主席团开会时，关于所有权、租借权、指挥权的问题，一概没有谈到，也没有说要在中国建立军事基地，只是想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与中国同志研究具体措施。尤金还主动提出，他赞同最好是赫鲁晓夫本人来中国，直接与毛泽东举行会谈。此外，尽管毛泽东强调要将他的谈话原原本本地转告赫鲁晓夫，但尤金在整理谈话记录时，还是特意删去了毛泽东所说的“如果潜艇问题不能得到真正解决，那么，可以不举行会晤”这句话。尤金对此的解释是：“我干嘛要使赫鲁晓夫和毛泽东冲突起来呢？”不过，正如尤金自己的感受以及他所预料的一样，毛泽东的谈话确实使莫斯科感到震惊和不安。赫鲁晓夫在与尤金通电话时相当激动地说：莫名其妙！并问到：毛泽东是怎么啦？赫鲁晓夫认为他需要当面向毛泽东解释清楚，但因当时为解决中东冲突的访美行程已定，无法立即与毛泽东会谈。
　　显然是接到了莫斯科的指示，尤金请求再次会见中国领导人。7月27日，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约见了尤金。尤金向中国领导人通报说，赫鲁晓夫对中国同志认为苏方在帮助中国建立海军舰队方面似乎提出了某种政治条件表示很奇怪。刘少奇问，苏共中央是否提出帮助中国建立舰队要以舰队归苏中两国共同所有为条件。尤金十分明确地回答说：苏联方面不仅没有提出任何政治条件，而且连一点暗示的迹象也没有。接着，周恩来对长波电台问题提出质问，尤金仍然表示，苏方在这方面也没有提出政治性条件。刘少奇说，照他的理解，苏联方面已经同意帮助中国建立海军舰队了。尤金回答说，上次会晤他在通报情况时已谈过此事。于是，刘少奇对此表示赞同，并再次提出，中国方面请求帮助建立中国的海军舰队，但正像毛泽东所说，如果苏联不能给予这种帮助，那么，中国可以收回或者推迟提出这一请求。最后，尤金通报说，赫鲁晓夫近期不能来华访问了。风暴似乎过去了。
　　然而，赫鲁晓夫并不放心。当他确信在巴格达公约国家的伦敦会议上没有提出入侵伊拉克的问题后，立即取消了美国之行，秘密赶到北京。
1958年8月3日，毛泽东赫鲁晓夫在联合公报上签字
　　四、中苏两党会谈的表面结果与潜在阴影
　　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会谈后发表的公报宣称：“双方在极其诚恳、亲切的气氛中，就目前国际形势中迫切和重大的问题，进一步加强中苏之间友好、同盟、互助关系的问题和为争取和平解决国际问题、维护世界和平而进行共同奋斗的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讨论，并且取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见。”然而，这些言辞无论如何也不能消除这次事件留在双方领导人心理上的潜在阴影。
　　7月31日下午5时至9时，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了会谈。会谈中，赫鲁晓夫首先絮絮叨叨地对苏联为何提出潜艇舰队的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解释。赫鲁晓夫坚决否认苏联曾使用过“联合舰队”或“共同舰队”的说法，认为是尤金转达有误，整个事情是“一次误会”，并一口咬定，他本人和苏共中央主席团讨论这个问题时，“从来就没有过像中国同志所想的那样要共同指挥中国的舰队，从来就没有过两国共有的想法和影子”。赫鲁晓夫还委屈地说，“我们没有想到，毛泽东同志竟把这个问题提高到侵犯主权的程度。你们这样看我们，令我们感到伤心。”于是，毛泽东在发了一番牢骚后，主动结束了关于“合作社”问题的谈话。双方约定，以后“永远不会提这样的问题”。接着，赫鲁晓夫开始谈长波电台问题。赫鲁晓夫推托说，这个问题苏共中央没有讨论，是军方提出的。苏联的意图是在中国南方建立一个长波电台，以便需要的时候用来指挥苏联在太平洋的舰队。如果中国同意苏联通过提供贷款的方式参加电台的建设，那就更好了。电台的所有权属于中国，苏联只是要求通过协议，允许苏联使用这个电台。同时，苏联在海参崴、千岛群岛和北海的电台也可以供中国使用。但如果中国不同意，苏联可以取消这个建议。毛泽东则强调，马利诺夫斯基提出苏联出钱，就是要有所有权。中国同意建立长波电台，费用全部由中国负担，所有权是中国的，苏联可以使用。赫鲁晓夫再次表示，所有权肯定是中国的，但苏联既然使用，出些钱也是应该的，可以用贷款的形式。毛泽东坚持：中国不需要贷款，如果苏联要出钱，中国就不搞了。关于这个问题的谈话到此结束。
　　这次会谈的气氛虽然是紧张和敏感的，毛泽东对赫鲁晓夫也同样表现出毫不客气，但已经不像对待尤金那样激烈和粗暴了。毕竟，赫鲁晓夫是上门来解释问题和承认“错误”的。而赫鲁晓夫把所有问题都推到尤金大使身上，当然不是因为尤金突然中风，而未能参加这次会谈。赫鲁晓夫显然已经感觉到，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问题在中国领导人当中引起的反应，其激烈和严重程度足以影响整个中苏关系，而他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找一只替罪羊——1959年初，尤金离任回国。从目前披露的档案文献以及当事人的回忆看，尤金并没有歪曲赫鲁晓夫的意图，他的失误充其量是在第一次听到毛泽东的反对意见后，没有立即转弯、改口，反而进行词不达意的解释，结果使毛泽东抓住机会，大发雷霆。而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的问题，确实都是经过苏共领导人研究后提出的，其主要目的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在中国沿海为苏联远洋潜艇舰队谋求一处停靠的基地。不过，所有这些考虑完全是针对美国的，而绝非有意控制中国。正如戈尔什科夫向赫鲁晓夫解释的，苏联海军坚持要在海南岛建立长波电台，是因为美国的海军基地就设在夏威夷群岛、中途岛，尤其是在菲律宾和台湾。一旦出现危急情况，苏联太平洋舰队的舰艇可以在中国港口停泊和修理，这样就大大节省了往返的时间，提高了海军的战斗效率。曾长期担任苏共中央国际部中国处处长的库里克也回忆说，当时苏联没有一种导弹能够从苏联本土打到美国的西海岸，于是海军就想搞一个潜艇舰队，可以对美国实施导弹袭击。这样就需要在中国沿海停泊，需要有一个长波电台进行联络。苏联学者甚至认为，如果当时建立了联合舰队，苏联的核潜艇得以在南太平洋游弋，也许就不会发生后来的古巴导弹危机了。
　　的确，苏联领导人并没有侵犯中国主权的意图，更没有设想要通过建立长波电台或联合舰队的方式对中国进行控制。至于苏联最初坚持出资建长波电台（贷款方式是赫鲁晓夫后来在北京提出的）是否考虑到所有权，目前还不得而知，但就国际合作的方式而言，即使如此，也不存在侵犯中国主权的问题。问题在于，当时苏联考虑的仅仅是如何对付美国，而完全没有考虑到中国的感受。赫鲁晓夫想到的是，“这个建议符合社会主义阵营的共同利益”，中苏同是社会主义国家，又有同盟条约，而且长波电台和修理基地对中国海军也是需要的，再说根据礼尚往来的原则中国舰队也可以使用苏联的基地。“无论我们的舰队、中国的舰队，还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切军事设施，都是服务于一个目的：准备在帝国主义把战争强加给我们的时候进行反击。”所以，对于这个建议，“友好的、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中国肯定会欣然接受”，“不会有什么困难”。甚至在接到尤金的电报后，赫鲁晓夫还认为“只要当面谈谈，一切障碍即可迎刃而解”。事情过去很久以后，赫鲁晓夫才承认，苏联的建议“触及了这个曾长时期受到外国征服者统治的国家的敏感问题”，“触及了中国的主权”，也伤害了毛泽东和他的民族感情。赫鲁晓夫曾亲口对儿子说：“当时我们有些急躁，夸大了各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一体化的意义”，并在回忆录中后悔地说，“如果我们事先知道会有这样的反应，那我们无论如何不会提出这个建议”。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苏联领导人的想法本无恶意，提出合资建设电台和组建联合舰队本身也没有涉及国家主权问题，只是苏联建议的方式有些简单、唐突，特别未能考虑到中国人的民族感情。如此看来，毛泽东的反应则显得过于敏感了。虽然在一个长期遭受外国侵略和凌辱的国家，从民族感情上讲，对于苏联这样的建议有受到伤害的感觉，是可以理解的，但作为苏联的盟国，特别是作为一国领袖，毛泽东对于一个具体的建议表现得如此激动，怒不可遏，却是难以理解的，其中似乎另有原因。现在来分析，毛泽东的激烈反应固然与他的个人性格有很大关系，但更重要的恐怕在于中苏之间同盟关系此时发生的微妙变化，以及在这一变化中毛泽东本人的心态。
　　对于斯大林的大国主义和老子党作风，毛泽东早就心存不满，只是碍于当时中苏两国所处的不同地位而未曾表露。朝鲜战争使中国党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猛然提高，斯大林去世后，毛泽东的革命资历又不亚于其他国家的共产党首领，特别是在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以后，苏联的威信受到打击，而毛泽东则在某种程度上帮助赫鲁晓夫度过了难关。苏联党居高临下指挥各方的时代已经过去，至少在国际共运中北京已经可以同莫斯科平起平坐了。与毛泽东第一次访苏相比，1957年他在苏联的境遇也不可同日而语了。在这种时候，毛泽东怎能甘居被人指挥的地位，又怎能容忍赫鲁晓夫再重复斯大林时代的做法？！就以苏联租借的旅顺海军基地为例，1952年中国曾主动要求苏联海军延长驻守旅顺口的期限，甚至在1954年苏联提出提前撤出旅顺基地时，毛泽东还曾表示犹豫。因为那时中国的力量还不强大，地位还不巩固。现在不同了，毛泽东虽然一再申明社会主义阵营还要“以苏联为首”，但实际上这个“头”凡事都要与中国党进行商议。至于中苏两国的关系，莫斯科此时更不能有任何非分之想。例如，就在苏联提出长波电台问题的同时，中国要建立一个水声学研究站，并需向苏联购买一艘700吨的水声科学研究船。聂荣臻于7月12日给在莫斯科的外贸部长李强复电说，此事已经中央批准，“现决定我们自己在榆林建立水声研究站(不是中苏合作建)，所需设备请苏方供应，费用由我们偿付，但凡国内能解决的应自己解决”。“建站技术及研究工作请苏派专家来我国具体指导，所获资料可互相交换。”如果赫鲁晓夫稍微留意一下此时中国在类似问题上的处理方式，恐怕就不会如此冒失地提出问题了。
　　对于莫斯科来说，的确没有任何征兆预示着将有一场风暴来临，但毛泽东却是心中有数，胸有成竹——由尤金汇报而引起的轩然大波完全在毛泽东的掌握之中。在这次与苏联领导人的交往中，毛泽东小心地把握着分寸，既要给赫鲁晓夫一点教训，让他知道苏联以前做过许多对不起中国的事情，而现在中国党在社会主义同盟中的地位似乎需要改变了，又要强调中苏关系的主流是友好合作，以便实现从苏联得到海军援助的目的。为此，在与尤金的谈话中，毛泽东指名批评最多的是斯大林，其次还有贝利亚、莫洛托夫、米高扬、罗申等等，但唯独没有对赫鲁晓夫本人提出任何指责，甚至在许多地方还表示了对赫鲁晓夫的赞赏和感谢。毛泽东的策略是成功的。
　　首先解决的是长波电台问题。8月3日，彭德怀和马利诺夫斯基分别代表两国政府在北京签署了《关于建设、维护和共同使用大功率长波无线电发信台和专用远距离无线电收信中心的协定》，即《八三协定》。这个协定的主要内容是：一、长波电台由中国自己建设，主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二、苏联在设计和建筑等技术方面给予帮助和指导，装备器材凡中国不能解决的请苏联援助，通过订货解决。苏联根据协定所提供的设计资料、装备器材和派遣的来华专家以及其他方面的一切费用，均由中国通过贸易账户偿付。三、苏联需要使用该电台的问题由双方另行谈判。同年11月，双方又签订了关于苏联提供设备器材和派遣专家的合同。1959年9月13日，苏联超长波电台台长伊林中校带着8人专家组来到中国，与中方技术人员共同组成了工程设计办公室，开始投入大型超长波电台的工程设计。1960年2月经中央军委批准设计方案后，施工部队开始进入施工现场。
　　其次解决了防空协定问题。在7月31日的会谈中，彭德怀指出，原苏联起草的防空协定不平等，对两国友谊不利，故中方没有签字。马利诺夫斯基表示，此事可以重新审议。经双方商定，于11月20日在沈阳开会。为了给苏方一个台阶下，陈毅在彭德怀的送审报告上还特别批示，要淡化处理，把责任说成是下面人员的。11月25日至12月7日，苏联远东军区司令佩尼科夫斯基和外贝加尔军区司令克列伊泽尔与沈阳军区司令邓华进行磋商，并签署了《关于雷达兵相互报知协同计划》和《防空兵力兵器在边境地带的协同动作计划》。随后，经两国国防部批准实施。
　　最后，向中国提供海军新技术援助的问题也得到了顺利解决。赫鲁晓夫回国以后，很快于9月8日致电周恩来，同意向中国海军提供技术援助，并提议派代表团进行商谈。经过谈判，1959年2月4日在莫斯科，海军司令苏振华和曾任驻华总顾问的苏联代表阿尔希波夫分别代表两国政府签订了《关于苏联政府给予中国海军制造舰艇方面新技术援助的协定》，即《二四协定》。根据协定，苏联将向中国出售629型导弹潜艇、633型鱼雷潜艇、205型导弹快艇、183型导弹快艇、184型水翼鱼雷快艇和Р-11ФМ型弹道导弹4枚、П-15型飞航式导弹2枚，以及这些舰艇的动力装置、雷达、声纳、无线电、导航器材共51项设备的设计图纸资料，还有部分舰艇制造器材及导弹的样品，并转让这些项目的制造特许权。苏联的60名专家随即来到中国，协助开展设计和仿制工作。大部分技术资料和部分设备材料也陆续到货。这一协定的执行，对于中国海军从常规武器装备逐步向新的动力装置和导弹武器过渡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一场风波终于过去了，中国得到了期望中的援助，赫鲁晓夫也认为解决了所有有争议的问题，并对这次访问的结果十分满意。然而，中苏关系并未因此好转，反而越来越呈现出一种紧张状态。毛泽东对这次事件的处理方式无疑使赫鲁晓夫有一种哑巴吃黄连的感觉，尽管中苏之间继续保持着政治上的一致性，但毛泽东的言辞和做法在赫鲁晓夫心理上留下的阴影却是挥之不去的。在双方缺乏相互信任感的情况下，任何一方做出的出乎意料的举动都可能刺激对方，而引起双方关系进一步趋向恶化。此后中苏关系正是沿着这条路线发展的：先是中国在事前未通知苏联的情况下炮击金门，并拖延向苏联提供坠落在中国境内的美制响尾蛇导弹，引起赫鲁晓夫的强烈不满；接着是苏联暂停按《国防新技术协定》向中国提供核武器样品，遭到中国领导人的愤怒谴责；以后是中国未同莫斯科协商而在中印边界采取的军事行动使赫鲁晓夫恼火，而苏联在中印冲突中保持不偏不倚的中立态度也激怒了北京；中苏领导人之间1959年10月在北京和1960年6月在布加勒斯特的直接冲突，终于导致中苏两党公开分裂。最后，赫鲁晓夫单方面宣布撕毁合同，撤退专家的轻率举动，不仅意味着中苏之间的军事合作最终夭折，而且使得中苏同盟条约也成为一纸空文。
　　本文无意追究中苏未能实现军事合作的责任所在，不过，研究的结果对于理解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国家关系的特点确有一些启发。在不少研究此期中苏关系的论著中，动辄就提出苏联侵犯中国主权的问题，其实在大多数情况下，表现出来的只是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党际关系通行的政治准则，即一种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范式。既然各国共产党都强调和承认国际共运必须有一个领导核心，并在意识形态一致性的前提下维护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那么也就在实际上放弃了各自的独立性。于是，在党政合一的政治体制下，在国家关系混同于党际关系的状态下，社会主义同盟中各国主权的完整性就很难得到保证。同时，这种关系范式压抑了同盟各国追求独立发展的民族感情和心理，表面的团结统一往往掩盖了同盟内在的不稳定因素。平时大家以兄弟相称，言谈举止无所顾忌，淡漠了正常的国家关系，一旦政治关系发生变化，或领导者地位和权威受到挑战，或意识形态的正统性受到怀疑，那种笼罩在民族感情和心理上的阴影就会立即显露出来，侵犯国家主权就会成为指责同盟“为首”者的最常见的罪名，而这种同盟关系也就随之遭到破坏。类似的状况，不仅存在于中苏之间，某种程度上也存在于中朝和中越之间。因此可以认为，中苏在1950年代中期以后未能在军事合作方面取得进展，反而导致双边关系恶化，究其根源，恐怕就在于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关系本身的政治特征。中苏关系最终破裂的根本原因也存在于社会主义国家关系范式和准则中的某种结构性失衡，而不应仅仅去追究哪一方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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