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录：中国未来的几十年的预测

作者：李录

来源：节选自《李录谈现代化》

本文为查理·芒格的合伙人，美国喜马拉雅资本创始人兼董事长李录先生于2014年7月创作的《李录谈现代化》部分节选。

李录先生从新史学的角度出发，沿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轨迹，解读东西方文明现代化历程中浮沉兴衰，并对中国未来几十年的经济、文化、政治作出了深刻的预判。

图中右一为李录

中国是一个有渊源的国家，历史上非常成功，执政党有强大的领导力。所以，中国目前最需要做的事情通常就是未来几十年最有可能发生的。我从这么几个方面来谈谈对未来的预测：经济、文化、与社会。

经济篇

在过去35年中，中国在经济上实现了几乎史无前例的、大规模的、长期的、高速的经济增长。在此期间，经济增长的两个主要动力，一个是外贸，一是投资。改革之初，一方面中国有大量很有纪律的廉价劳动力，另一方面有一个具有超强执行能力，聚集了一批优秀人才的执政党。曾经的劣势在改革开放以后就成为它很大的后发优势。政府利用了超强的执行力设制了从外汇、资金到土地、劳工等一系列有利的政策条件，把中国劳工纳入到整个世界经济市场的一部分，最终让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因此外贸成为最大的经济动力之一。即便知识产权、设计、市场两头都在其他国家，中国仍然在中间加工这一环节具有独特的优势。这期间中国经济的主要模式是政府主导、市场跟进，或者说在看得见的手主导下的市场行为。在外贸、投资两大引擎中，这种现象都很明显。比如，中国式的新型城镇化通常是在地方政府领导下进行的，地方政府通常扮演核心地产商的角色。

为什么这样一种混合经济制度能够获得巨大成功呢？一方面外贸实际上是在国际大的自由市场中的一小部分，整体的国际自由市场是一个以看不见的手为主导力量的自由市场经济。 在这个大循环里面中国只参与了其中的一部分，在这一小部分里使用了看得见的手来主导，这是可以做到的，毕竟设计、销售IPhone与制造IPhone是不同的。另一方面，经济从落后状态追赶时，情况也有所不同。因为前人走过的路已经铺好，方向、目标也都明确，只要照着走原路或是抄近路追赶，这时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能推动经济跑得更快。但是这种经济发展模式是有极限的，没有人能确切地知道极限到底在哪。

然而当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之后，显然它的外贸就不可能再以远高于全球贸易的速度持续增长。同样，当投资接近GDP一半，鬼城在各地出现时，以投资拉动的GDP增长也遇到了瓶颈。从长期看，像中国这样一个大体量的经济，真正长期可持续的增长只能靠内需。在内需市场里，不再有国际自由市场做依托，政府与市场，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之间，需要做根本性的调整。

自由市场在现代化的3.0科技文明中扮演的主要角色就是以创造性的破坏来最有效地配置资源，而这与政府的基本职能相悖。政府是一个庞大的官僚体系，需要有共识和上下协调的关系来往前推动。政府需要可预测的目标，通过预算、计划，从事有建设性的事情。当政府在从后向前追赶的时候，前面已有清楚的目标，有已经铺平的道路，并且会知道要做些什么，还可以动员强大的社会力量，这时候政府便会发挥很大的作用。比如说，建设基础设施、高速公路、高速铁路、机场、港口，或是协助建设煤炭、石油、化工等等传统工业。现代经济绕不开基础设施及传统制造工业，每一个成功的现代国家都是这样走过来的。当一个落后的国家开始追赶时，政府就有能力去领导这些建设从而加快追赶速度，这是政府的基本职能。

然而一旦赶上以后，政府就不得不预测接下来的状况。此时面临的是市场竞争瞬息万变，需要选择赢家、输者，相比政府，市场的优势就明显了。在自由竞争的市场里，在没有外力干预下，无数个体受资本利益驱使，甘愿冒风险试错，最终成功者必然是市场最需要的，也必然是对未来社会资源最有效的分配。但如果由政府做，就好比“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这跟政府的基本职能和特征是相悖的。比如说柯达公司（Eastman Kodak）曾经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公司之一，发明了摄影和摄像的技术，一度是美国价值最高的公司之一，如今却不复存在了。再比如说Xerox（施乐公司）发明的复印技术，它在很多方面都有很多专利（其中一些是让苹果电脑取得成功的关键），然而今天风光不再，反而作为一间小公司勉强维持。又比如AT&T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发明之一——电话的发明者，其下属贝尔实验室可以说曾经是是全世界通讯科技的摇篮，也是诺贝尔奖获得者们最集中的地方。然而贝尔实验室却最终消失，其仪器部分的业务也不复存在。AT&T也被其它公司收购，仅仅是保留了一个名字而已。像这样一种创造性的摧毁，跟政府的根本职能是根深蒂固地相矛盾的。很难想象，如果由政府来做抉择，它会把AT&T彻底毁掉，而选择一家几乎破产的电脑公司（苹果）成为全世界市值最大的赢家。在中国，这就好比政府让中移动、中国电信同时倒闭，而让四通电脑成为中国最大的电信公司。由政府来选择未来经济走向，最有可能的结果要么是墨守成规，要么选择错误，要么两者都有。这就是为什么长期背离了自由市场经济的其他经济模式后来都失败了。

中国未来几十年在经济上最核心的变化将是从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转变为以政府为辅助的全面自由市场经济。内需、服务将占GDP主要部分。经济资源将对全民开放，金融、能源、土地等将不再对外贸、国营企业倾斜，而是通过市场机制向全民放开，以公平价格在全国范围流通。国营企业经营特权将被打破，逐渐形成与民间企业的自由竞争。国企的所有权与经营权也将逐步分离，引入民间资本，管理彻底市场化，国有股份逐步进入社会保险体系。而随着社会保险体系的逐步完善，民间储蓄也将通过逐渐规范化了的股市、银行等金融媒介有效地进入到实体经济，从而形成资本、企业、消费的有机良性循环。城乡二元结构将被打破，所有公民逐渐享受同民同权，城镇化仍高速继续，政府将从早期的中心角色中逐渐淡出。从中、长期看，政府将从经济一线主力队员任上逐步退役，专注成为游戏规则制定者及公平的裁判员。政府经济管理权逐步从正面清单过渡到负面清单。

中国在完成从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转变为以政府为辅助的全面自由市场经济过程中仍然有可能以高于全球经济发展速度的水平长期持续增长，直到大体赶上发达国家水平。

文化篇

中国文化的未来最可能是对传统文化的复兴及其现代化的演进。首先，在中国恢复传统文化的正统地位其实是别无选择。任何一种文化都是历史和地理造成的：因为地理位置的不同，不同地区的人有了不同的历史，不同的历史又造成不同地区的人有不同的信仰体系、生活方式、生活习惯，并使自己在这种环境中感觉很自在。这就是文化。文化是深入骨髓的，是一种信仰。因为文化的形成有几千年，上万年的过程，所以一时是改变不了的。人类在地理大发现之前，在现代交通工具出现之前，一直处在一个分割居住的状态，持续了六万年。在这么长时间里形成的文化，基本的信仰、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是很难改变的。中国人对自己文化的抛弃，对西方非主流文化的全面拥抱完全是中国近代历史特殊时代的产物。在今天和平状态下，中国人对于自己的传统文化，就好象中国胃相对中国菜一样，实际上是没有选择的。所以中国人必然会回归对自己的文化认同，这是文化复兴的第一个要素。因为中国现代文字的改革，使得国人对传统文化出现了断层。伴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人们的精神需求不断提高，很可能会出现中国式的文艺复兴，让国人重新发现中国文化中最精华的部分以及自己渊远的文化遗产，重新理解为什么中国文化在过去两三千年的时间里为中国一代又一代优秀的精英分子提供了完备的精神食粮。从个人而言，中国文化的精华也正在于对士大夫修齐治平的人格塑造。从社会的角度看，中国的文化复兴就是要还给中国人和中国社会一个共尊共守的道德伦理，以及人们可以安身立命的共同信仰，没有这样的基础，任何社会都很难长期保持繁荣进步、长治久安。其次，传统文化自身也需要经历一个现代化的演进以适应科技文明的需要。西方的现代化过程也在文化上经历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使得其今天的文化最终成为3.0科技文明中的有机成分。

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的许多观念，比如勤劳、对教育、家庭的重视，不仅适合2.0农业文明，在科技文明时代也同样可以大放异彩。随着东亚儒教文化圈中各个国家经济上的成功，这些传统价值观念也再次得到人们的重视。但是，3.0科技文明也给传统文化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新的挑战，需要重新检视，并进一步发展。文化复兴与演进是一个长期、艰难的过程，唯有通过理性思维、科学方法，经过长期、持续的积累才有可能。理性思维、科学方法，尤其是对人文、社会问题的理性思维是科技文明社会的一大特色。科技创新需要自由思想，而摆脱了思想桎楛必然会导致人们运用理性思维对传统社会的一切既有定论批判性的思考、检验，以事实、逻辑代替权威、教条。这一过程在西方从十七、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开始。其核心的动力一方面来自牛顿所开启的现代科学革命给人们带来的对理性思考、科学方法的空前信心；另一方面当时的欧洲确实面临着大西洋经济、殖民运动等一系列划时代的大变动，由轴心时代形成的传统思想资源远远不足以回答这些崭新的挑战。欧洲的启蒙运动就是用理性思维重新检验、重新思考有关人生、社会、政治、宗教、哲学、艺术、人文的一切问题。这场头脑风暴在名义上持续了一百年，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因为从那时起，理性思维、科学方法、思想的自由市场已成为科技文明的常态，而自然科学本身的不断进步让理性思维、科学方法对人文与社会的影响越来越深入。由此，知识得以在共同事实、逻辑下形成积累，社会共识不断加深。西方社会在现代化过程的两三百年里，在文化上的努力始终没有间断，这样才使得其社会有坚实的精神力量作为依托，来消化社会经济巨变对人心造成的撕裂。

中国自元代以后，科举定于理学一说，朱子的四书集注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科举考试的唯一内容，清代在格式上又固定为八股文，这样极大地限制了思想空间，在某种程度上固化了中国读书人的思维。虽然明、清两代儒学仍在发展，但已经少了唐、宋时期的活泼、创新，恢弘的气象。1840年以后，中国也曾经出现过短暂的启蒙运动，但是在内忧外患，亡国灭种的压力下，“启蒙”很快成为“救亡”的手段，文化启蒙也仅限于对传统的批判，没有时间对文化的重建有更多的建树。事实上直到今天的中国，情况仍然没有根本改善，理性、科学思维仍然不是社会问题讨论的主流。今天的学人在自己狭窄的专业领域里还是可以做到客观、专业，但是一到社会、人文等公共领域问题就没有那么理性了。因为没有共同承认的事实与逻辑，没有共识基础，观点争论就像平行的轨道一样互不交接，种种新奇观点让社会像浮萍一样随风摇摆、人心跌宕。这种情况带来很多问题，其中对社会最大的损害是知识无法有效地积累，而在人文社会领域内没有长期地积累，没有思想市场的自由选择机制，不太可能产生真正让社会人心可以依靠的真知灼见，并在此基础上建立社会共识，使人共遵共守，安身立命。

在现代化过程中，中国社会也同样需要像西方一样经过长期的努力、积累、扎实的工作才有可能重建社会的精神基础。中国的启蒙绝不仅仅是对西方著作的翻译与介绍，更不是对中国传统的简单否定。启蒙首先是对中国今天现状客观、理性认知，从承认没有答案开始。以理性的态度重新“整理国故”，经过长期的积累，在中国的传统中发现今天仍然闪光的价值。也只有站在自己传统的坚实基础上，才有可能批判性地接纳外来文化，逐步、缓慢地构建社会共识。理性思维、科学方法仍然是社会、人文领域内逐渐积累可靠共识的唯一有效方法。

下面我想举一个具体的例证。例如，传统上讲中国文化中的人际关系有五伦，君臣、父子、夫妻、朋友、长幼。五伦的文化中，各有自己的道德准则，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伦之间基本讲的是熟人之间的关系，所以中国的文化是个人情文化。中国文化对熟人之间的关系有一整套规则，人人都遵守，但在陌生人之间却没有。在传统社会，一个人与陌生人之间交流的机会不多，因此也不需要制定规则。五伦在农业社会中就足够了，但在3.0科技文明的时代，在自由市场经济的时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很多是陌生人之间的关系，这样就给现代社会带来了大量的问题。人情社会里，人情高于法律，这就让社会秩序受到极大挑战。同时，陷入人际关系的时间也是对社会资源的浪费。更严重的是，缺乏陌生人之间的道德准则，是导致商业诚信缺失的重要原因之一，而诚信恰是自由市场经济的润滑剂。如果对陌生人的欺骗可以毫无罪恶感，那么满足五伦准则的好人也可能成为商业社会的罪人。不仅对商业秩序，诚信沦丧也会对整个科技发展造成了破坏影响。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一个不断积累、循序渐进的过程，需要广泛、长期的合作。没有诚实作为基础，很难建立起这样一个信用合作体系。今天中国在科技研究、人文科学领域，相对于世界先进水平远远落后，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大负担，这也是重要原因之一。诚信缺乏对于今天中国社会、人际关系造成的危害更是有目共睹。

文化复兴的一个重要的层面就是要在传统文化里面重新塑造适合现代文明的基本价值体系。为此，中国文化需要提出第六伦的概念来定义陌生人之间的关系，以第六伦的伦理道德理念重塑诚信社会的基础，并与前五伦的关系有机地结合在一起。那么一个有义、有信、有爱、有敬的人，他对待陌生人应该是什么样的态度？我认为最可能的答案是诚实。诚实不等于要讲全部的真话，但是诚实一定意味着不讲假话，不有意地误导对方，更不会有意地欺骗对方。诚实的对立面是欺骗。陌生人之间以诚实作为基本的道德根基是可以做到的，同时还会带来很多的好处。在诚实的条件下，陌生人之间更易逐渐建立互信，在互信的基础上更容易进行交换，进而产生附加价值。由诚生信，有了信，就接近了朋友的关系，进入到五伦关系，变成了人情的一部分，这样关系网络一下子有了一个跃升，出现了一个加码。如果是商业交换，就出现了两次附加值加码。陌生人之间做到诚实，并不是难事，而且一旦做到，便会产生叠加效应。我们今天看到的以脸书、微信为代表的社交经济就是这个叠加效应的正面案例。反过来，当诚实被社会接受成为陌生人之间的道德准则后，不诚实带来的损失也会因叠加效应放大。比如，如果没有诚实原则，当A和C还是陌生人的时候，两人相互欺骗，后经共同的朋友B介绍之后，A和C也可以成为朋友。当两人谈到之前的欺骗时，还是可以一笑泯恩仇，以当时还是陌生人为理由原谅对方。但是一旦诚实被社会接受成为陌生人之间的道德准则，A和C再见面就会很尴尬，尽管有共同的朋友B做介绍，A和C不仅彼此因失信不能成为朋友，更严重的是彼此都有可能被对方整个人情网络排斥在外，造成叠加损失。在今天的社会里，对假冒产品、不法商人的追缴、声讨就是负面叠加效应的实例。由于第六伦诚实原则有奖、惩倍加效应，在社会、政府强力推动下，六伦理念有可能在未来成为中国文化的核心理念之一，让诚信使中国社会更快地进入3.0科技文明时代，并更好地与国际社会共同商业准则接轨。在西方社会里，基督教规范了陌生人之间的道德原则，但是没有人情网络的倍加效应。可以想见在中国社会中，一旦建立陌生人之间的第六伦诚实原则，与前五伦的人情网络交织，对科技经济应能起到更大的推动作用。

中国文化现代化演进的另外一个例子是关于个人的地位。传统社会以家庭为单位，个人修养更多强调牺牲、奉献。科举制也让大部分知识分子的兴趣集中在狭小的考试范围内。科技文明时代，创新能力成为成功的第一要素。创新是个性的延伸。所以，未来文化中将更重视个性主义（individualism），更加尊重个人之间的不同，鼓励个性的发展，以此加速创新。

另外，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还需要在语言上进一步与英语接轨。3.0时代经济，知识、信息在全球的传播，世界各国之间人们的交流，都需要一个共同的语言。所以，就像自由市场一样，语言也具有规模效应，最先被大家使用的语言也成了人人都用的语言。目前英语就是这样一个共同开放系统，就像微软操作系统或是安卓一样，所有人都在同一系统上写Apps。今天，几乎所有重要的创新知识，技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商业、文化、艺术等领域内的最新思想都最先在英语中出现。英语早已不再是美国、英国的专属，而成为全世界商业和从事创造性职业人士的共用语言。中文及其它所有语言恐怕都没有了这个机会。所以，文化的现代化还包括对英语的拥抱，让最新的知识与中文即时无缝对接，并逐渐从使用者过渡到创新知识的贡献者。综上所述，中国文化复兴与演进，就是在科技文明的大背景下，通过理性思维、科学方法，对传统文化“整理国故”并演进、发展，经过长期、持续积累，逐步建立社会共识，还给中国人和中国社会一个共尊共守的道德伦理，以及人们可以安身立命的共同信仰。在此基础上，紧跟全球科技文明社会中的创新前沿，并逐步做出作为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大国所相当的贡献。

政治篇

西方现代化过程中在政治上的一个伟大制度创新就是宪政民主制。宪政民主制从思想上源于启蒙时代的君权民授论，就是政府的权力源于公民的认同和授权。这是在轴心时代民重君轻思想上的发展与延伸。宪政指的是有限政府，既政府权力受到宪法制约。一方面，一国之中没有任何人的权利高于宪法。同时，个人权利与自由得到宪法保障，政府不得随意干预。宪政下的民主则指公民参与选举政府及政治权利分配的制度。从实际政治发展、演化历史上看，宪政民主制反映的是伴随着3.0文明的出现，商业人士在社会中地位的上升，及政府在经济、社会中作用的变迁。代表新型自由市场经济的力量开始进入政府，使政府的功能逐渐发生变化，在经济活动中从管理、干预过渡到辅助作用，充分保护公民的财产权，提供、保护科技创新所需要的思想、言论自由空间。

宪政民主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历史上成功的宪政民主国家通常是宪政先于民主，财产权、经济自由早于选举权、政治自由。以最早也最成功的宪政民主国家英国为例，1830 年，英国已进入3.0文明时代，宪政也已经实行了一百多年，公民也有了充分自由，但是此时英国公民也只能投票选举下议院议员，而有投票权的人占总人口不到2%。尽管接受君权民授，授权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政治权力的分配，最早从皇权到了诸侯，再后来到了有产阶级选举权。选举权在有产阶级里，又从大产开始，逐渐扩大到中产、小产，后来到了男性白人、女性、有色人种，最后演变成任何成年人都可以投票。就英、美实践看，公民政治参与程度与经济发展水平直接相关，并随着经济发展的上升而逐步扩大。选举权的平等是从资格平等开始逐步开放，到了最后，当西方社会发展到了一定高度，几乎人人都成为中产阶级，都受到基本教育后，才变成了成年人一人一票，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一过程直到二战结束四十年代末才真正实现。

社会政治权力的分配以选举结果来划分，人人都有可能，公开、透明、机会平等，所以这套制度有自己的合法性，也比较公平，有持续的生命力。英美宪政民主制最大的贡献就是帮助英美社会平缓步入3.0文明，政府基本上不干预市场活动并在国际间推行自由贸易，公民有充分的自由、财产保障，公民参与政治的民主权利随着经济收入增加，逐步、缓慢开放。英美自由市场经济与宪政民主制共同造就了经济、政治上的机会平等，塑造了3.0文明的西方典范，并构造了在当时最有效、最大的自由市场体系。由于3.0文明铁律的规模效应，这一市场最终成为今天全球化的国际大市场。

但是宪政民主制也有它的弊端。在充分民主的情况下，民意政治更能代表局部、短期利益，而常常与整个社会的整体、长期利益相矛盾。金钱在选举过程中的腐化作用更是雪上加霜。矛盾不可调和时会让保障社会整体利益的长期政策近于瘫痪（比如今天的美国国会）。邱吉尔的名言“除了我们已经尝试了的其他政治体制外，民主是最坏的了”并非仅仅是幽默。

再看中国的科举制，科举制的特点之一就是政治权力的资格制，人人都可以通过公开、透明、公平的考试、考核竞争机制获取分配政治权利的资格。通过对学习能力和治理能力的考核来选拔最优秀的人，政府选贤任能，把最有能力的优秀人才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社会上人人都有平等机会进入政府，从平民中选拔出的大量政治精英又让政府具有超强的远见与执行力。这一伟大的制度创新让中国在一千多年中领先西方，领先世界，至今仍有强大的生命力。今天，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成功的文官系统、职业军队都多少受科举制某些方面的影响。同样，这一制度也有它的的弱点。首先，科举制仅限于官僚体系，受皇权领导，而皇权是血统制，不是资格制。血统和能力没有必然关系，所以就造成了历史上中国整体政治受制于皇帝能力影响，明君和昏君差别巨大。对比慈禧五十年的统治和同期的明治日本、西方的差别，让人不得不扼腕长叹。另外，由于在农业文明时代政治通常是平民精英唯一的上升渠道，官员有更强烈的动机将政治权利转化成经济利益，官僚腐败成为不可根治的硬伤。

尽管有这些弱点，科举制仍不失为2.0 文明时代最伟大的制度创新，中国之所以能够在长久的历史中维系一个人口众多、土地广阔、社会相对稳定的国家，科举制是最根本的原因之一。今天的中国政治仍然受科举制影响，资格观念依然深入人心。科举制没有能解决最高权力的选择及其合法性，同时它面对的是2.0农业文明时代的挑战，对于3.0文明时代对政府提出的特殊挑战略显不足。宪政民主制诞生于3.0文明时代，恰恰对科举制的弱项提供了许多有益实践。

因此，中国未来的政治演进方向，最有可能发生的就是东西方两大制度创新，既科举制与宪政民主制的有机融合。3.0科技经济需要政府保障公民财产权，提供科技创新的必要自由空间，并减少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为此，司法需要逐步独立，使法律既能制约政府行政权力又能保护个人权利、自由；军队等国家工具受制于国家宪法；在此基础上逐步建立宪政国家。同时逐渐开放公民政治参与，但是与西方相比，参与方式将更符合中国历史、文化传统。比如政府也通过选举取得合法性，但是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是需要赢得的资格。职位越高，资格要求也越高，选举人及被选举人越少，层层递进。比如说在村子或街道里，成年人一人一票自治、自理。国家公务员则需要通过严格的考试，高职位则对学历、政绩、品德、民意更高要求，资格与职位相当，到了最高国家领导人，则在极少数拥有最高资历的人中平级选出。这是一种资格选举制，就是通过考试、考核、有限选举的结合方式选贤任能。在实践中，保持公民政治参与的程度与经济发展的水平相当。从历史经验上看，公民政治参与的热情与经济发展程度直接相关。经济处于低等发达时，经济发展是第一要求；中等发达水平时，对环境保护、生命安全要求更高（比如今天的中国大陆）；到了高度发达水平，对政治参与的要求达到最高（比如今天的香港、台湾）。执政党作为中国唯一现代政党，为了更好地吸收最优秀的人才并为全体公民提供平等机会，也需要对全社会开放，通过考试、考核，公平竞争，让人人都有机会凭本事参与政党内部权力的分配。在适当的时机，将政府高级主管的工资水平与社会、商业同等高管工资水平挂钩，建立指数对应关系，以高薪养廉。同时，大力削减政府权力，尤其是削减在经济领域里的权利，管理权从正面清单逐步过渡到负面清单。在此基础上，实施对腐败的零容忍。以严苛的法律、无情的党内纪律、媒体监督、民意举报等多种方式、多种渠道将腐败控制在最狭小的范围内。

完成这一系列改革后，在中国社会中将出现经济、政治两个对全民开放、机会均等的上升通道，大量社会人才进入市场经济领域，公平竞争，优胜劣汰；同时也有大量有公益精神的人才流入政府，通过资格选举制，选贤任能，在宪法限定下，精英治国。人类从本性上追求结果平等，接受机会平等。凡提供机会平等的社会都可以持续发展，长治久安。中国自1840 鸦片战争之后，绝大部分时间处于战争与昏政之中。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由于国际、国内条件的变化，中国第一次有了专注于现代化建设的国内外环境，在随后的三十几年里取得了史无前例的卓著成就。在中国从2.5 文明向3.0文明的迈进中，自然会遇到上述讨论的各项挑战。

但是，自1840 至今一百七十年的历史中，中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好的环境和条件，在今后的几十年中，面对挑战，解决问题，并最终向3.0文明演进，在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彻底实现全面的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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