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8月28日，滴滴就8.24温州顺风车命案公开发布道歉信：“在短短几年里，我们靠着激进的业务策略和资本的力量一路狂奔，来证明自己。但是今天，在逝去的生命面前，这一切虚名都失去了意义。” 信息化的社会见证了诸多平台经济的野蛮增长，从电商购物到支付出行。但是企业以资本增殖为核心的发展模式、政府有效监控的缺席，导致悲剧的发生。滴滴事件背后平台经济的运行逻辑是怎样的？政府又该如何对其进行合理有效的监控？本文作了很有启发的分析。
    本文摘编自《天下为公：中国社会主义与漫长的21世纪》一书。该书是畅销60万册的《大道之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的姊妹篇，由鄢一龙（清华大学）、白钢（复旦大学）、吕德文（武汉大学）、刘晨光（中央党校）、江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尹伊文（世界银行）所著。全书从世界视野回应了中国进入新时代后所面临的矛盾和挑战，探讨了中国如何以社会主义的方式实现人民的美好生活和国家的高质量发展，展望了社会主义运动在中国乃至世界的未来发展趋势。
1.平台经济：资本的空前盛宴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生的信息革命，使得当代经济呈现出一种新的更高级的形态——平台经济。互联网平台成为生产和交易活动的新的基础设施，这个基础设施不但整合了生产活动、交易活动，甚至重新整合了整个金融体系。
互联网平台把市场经济体系的优势推向了极致。网络平台的协作使得信息交换变得非常便捷，最大程度上克服了信息不对称，极大地提高了生产与交易的效率。
新出现的分工协作是基于平台的分工协作。亚当•斯密认为，分工是国民财富增进的源泉，而分工又取决于市场的规模。互联网平台加上高效的物流，使得全国与全球的市场真正地连接在一起。以前只能面向附近区域的生产活动，现在能够面向遥远的客户，而且交易变得有利可图。比如，“双十一”期间，一个卖皮箱的淘宝店一天时间订单就达到了几千个，这在传统的交易模式下是完全无法想象的。
互联网平台的出现不但改变了生产方式，而且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生活在一个资源更加有效利用、商品服务价格更加低廉、服务空前便利的时代。
互联网平台还使得传统市场中很难获得的社会资本与信用体系变得异常容易获得。基于技术平台的单一化的、均质化的信用体系，无疑比传统交易中通过交易的频次与长期的关系积累的信用体系更为直接、高效与稳定。这就极大程度地降低了企业内部的交易成本，并造成了市场交易成本的快速下降。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互联网支付能够在短短几年间得到迅猛发展、为什么中国正跑步进入“无现金社会”。
平台经济达到了宏观经济的规模，这是任何传统的企业巨头都难以望其项背的。阿里巴巴目前已经是世界第二十二大经济体，而马云提出到2036年阿里巴巴要成为世界的第五大经济体。平台经济的状况能够影响宏观经济，影响到大量消费者的福利、大量人口的就业，影响到国计民生。平台经济是如此重要，以至于2015年“双十一”期间，总理办公室委托工作人员给阿里巴巴集团打电话，表示祝贺与鼓励。
与传统经济不同，平台经济是零边际生产成本与规模报酬递增。传统企业的生产会出现规模报酬递减，当边际收益为零的时候，企业的规模扩大就停止了；而对平台式企业来说，达到一定规模后，边际成本就下降为零，报酬却不断增加。
平台经济的“员工”规模是传统经济难以想象的。传统的出租车公司，如果雇员上万，就是一个很大的公司。而2016年9月22日滴滴出行发布的《移动出行与司机就业报告》显示，滴滴平台已经有超过1 500万名司机。从一定意义上讲，在淘宝上几百万的卖家都是马云的租客，这也使得平台所能聚集的租金是传统企业难以想象的。
互联网企业前期大量“烧钱”，就是为了搭建平台。互联网平台倾向于自然垄断，是由于它的价值完全取决于使用者的数量。平台的用户规模越大，平台的价值就越大，竞争对手之间一定会不断压低价格来吸引更多的使用者，从而导致平台前期可能完全免费，甚至给予用户大量的补贴。在这种情况下，小企业根本烧不起钱。而最终占据市场的少数寡头，会发现联合比相互竞争更为有利，从而进一步促进了市场垄断的形成。滴滴和优步的合并，优酷和土豆的合并，都是如此。
这和地方政府通过“三通一平”（即水通、电通、路通和场地平整）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再招商引资的方式是一致的。但是，平台经济的规模要大得多。平台搭建和基础设施建设一样，投资周期长，前期投入大，都同样“烧钱”。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基础设施具有外部性，所以只有给企业垄断经营权的时候，企业才愿意投资；而平台的收益是外部性的内部化，企业前期“烧钱”，后期如果成功站稳脚跟的话，几乎会一劳永逸地带来巨大的回报。
平台收入并非传统企业的收入，而是平台租。平台租是垄断租金，同时，在法律框架下的由强制性机构执行的市场交易保障机制被技术手段所替代，这使得平台式企业的利润率远高于传统的企业。根据《财富》五百强的数据，以营业总额计算，阿里巴巴2017年刚进入世界500强之列，但是从利润额来看，已经和世界前100强的企业相当，这也反映了平台租不同于传统企业利润的规模报酬递增效应。
互联网企业在一定程度上掌握着中国关键的经济命脉，同时互联网资本还向法律执行、城市建设等传统政务领域渗透，未来甚至自来水、煤气等公共物品的提供都有可能被互联网企业所控制。未来会出现一种局面：政府的许多行为都依赖于互联网平台，这是一种超主权国家的形态。推而极之，这会从根本上改变国家与企业的关系，不是国家来监管互联网平台，而是互联网平台来监管国家的行为。这绝对不是天方夜谭，而是迅速到来的现实。
如同长枪火炮的热兵器对于长矛利剑的冷兵器的降维攻击，平台化的生产方式与交易方式对于传统经济的依托官僚制组织的生产方式与交易方式，也是一种降维攻击。我们可以看到，平台经济的每一次胜利，都是以对传统产业的摧毁为前提的，与网络商城火爆景象相伴的是线下商场的萧瑟，与网约车高歌猛进相伴的是出租车公司的衰落。虽然这种摧毁过程是无情的、痛苦的，但是它还是获得了时代的欢呼。对于资本而言，它是一场新的盛宴；对于有理性的人来说，它也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资本的力量本质上是社会的力量，离开社会活动的链条，它的运动一刻也不能进行。
互联网平台型经济将资本社会性的本质表露无遗，生产力社会化程度已经跨越微观组织联合的程度，达到了宏观经济的规模，而其所有制性质在本质上仍然是私有的。这无疑把社会化的生产力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推向空前尖锐的程度，并为最终解决这一矛盾开辟了前所未有的道路。
 2.平台企业的公共治理
传统国家包含三个要素：人民、土地与主权。互联网平台就好比一个国家，用户是人民，网络空间是土地，数据信息是国家财富，平台企业成了主权者。因此，马云说全世界最好的商业模式就是国家。淘宝网就是践行这种商业模式的成功例子。
平台本质上是公域，而不是私域。平台企业就其性质而言是公共性企业，而不应是私人企业。
平台价值是无数用户共同创造的，平台创始者只是起到了第一推动者的作用；没有用户，任何平台价值都为零。正是用户基于平台的互动积累了数据、信用、消费习惯等平台价值和财富，这种财富以数据的身份和信息流的方式在平台上存储。因此，平台的所有参与者都有权利分享由平台价值增大所带来的收益。
让社会的回归社会，让共享的真正共享。与生产高度社会化相适应的，是要积极推动平台经济生产关系的社会化。通过开放产权、混合产权等创新，推动平台经济生产关系的社会化。在保障股东、运营方收益的同时，让劳动者、消费者共享平台收益。这不但有利于社会，而且在根本上有利于互联网平台自身的健康发展。
互联网平台企业是满足公共利益需求的企业，治理方式也相应地需要公共化，不能按照传统的私人企业的治理方式进行治理。平台企业在运营模式上和政府很类似，不同之处在于政府是非营利性的，而平台企业是营利性的。我们可以按照看待政府的方式来看待平台企业，要求其运作方式更加透明化，要求用户、公众、专家能够参与企业治理，能够对其监督，从而有效保障公众利益。
同时，平台企业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国家与企业的关系，传统的监管方式难以适应互联网平台的内部公共性特征。在根本上，要从外部监管方式转变为嵌入式监管，监管要深入平台企业的运行流程中去，才有可能对这个被内部化的公域进行有效监管。国家要求设立由央行牵头的非银行支付机构网络支付清算平台，就是一个对平台金融进行嵌入式监管的例子。第三方支付机构的支付都要经过这个统一的清算平台，再和银行系统进行连接，这就使得监管部门有条件对社会资金流向进行实时监测。嵌入式监管还要求建立公共数据认证平台，强化基于互联网的国家认证能力，推动用户数据与互联网平台企业之间进行匿名化隔离，避免用户隐私数据大规模掌握在私人企业手中。
现有的政府条块分割的机构难以适应跨区域、跨领域、跨国界的运作。互联网平台的治理需要考虑如何在互联网上建立政权机构的问题，这些机构治理的不是“地域”，而是“网域”。除了现在的网络警察，还需要设立互联网法院，建立平台化网络行政服务中心，以及网络监察机构、网络纠纷仲裁机构等。
经过公共化改造的互联网平台不再仅仅是创造利润的机器，而且也是具有公益性的平台。未来的公共治理将在很大程度上依托这种公共化的平台加以实现。
继续阅读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