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系1997年12月12日在接见中国银行、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公司海外机构总经理会议代表时讲话的主要内容。
东南亚发生了严重的金融危机,我们吸取教训。虽然我们有幸避免了这场风波,但不能掉以轻心,因为危机还没有过去。
近来,很多外国的领导人,包括前些日子来访的李光耀(时任新加坡内阁资政)跟我谈话,都在问我们的人民币是不是要贬值。我曾在报上宣布,中国的人民币绝对不会贬值。如果要贬值,港币和美元的联系汇率制度会受到极大的压力,所以我反复地讲人民币不会贬值。
当时,李光耀说他完全相信,中国采取人民币不贬值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光说没有措施,还是不敢相信。我跟他讲了几条,他听起来好像并不是那么信服。当然,我们面临的形势是很严峻的。东南亚国家的许多货币贬值都在百分之三十、四十甚至五十以上,我们的人民币不但不动,还稳中有升,这样,吸引外资出口商品的竞争力就大大削弱了。
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困难会越来越大。
据昨天得到的消息,韩国的韩元由原来1美元兑849韩元已经掉到1719韩元,今天上午又掉到1900韩元。与此同时,印度尼西亚、泰国都受到很大的影响。特别是韩国、日本最近暴露的问题,是我们原来没有想到的。过去对亚洲“四小龙”说得了不得,现在回过头来看他们的银行制度,确实存在很多问题。我们也不要沾沾自喜,我们的银行也存在一些问题。
对这种情况,我们确实要提高警惕,认真吸取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
第一,经济结构必须合理,不能搞泡沫经济。
现在,我们至少还有3000亿元压在房地产上面没有解决,成为各大银行的坏账。大家确实要警惕。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里一再讲,我们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看,有些地方的消费可不是初级阶段,已经是高级阶段,或者是半高级阶段了,太不相称。经济力量是初级阶段,但是搞的那些大楼比外国的都豪华。这些都潜伏着危机。
第二,必须有一个健康的、完善的金融监管制度、金融体系,我们现在还没有。
所以,这一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就是为大家创造条件,把金融系统党的领导关系收到中央,这样以后就没有借口了。现在我们银行内部还。在许多问题,不能完全怪地方政府和地方党政领导的干预昨天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做总结时,我念了一封广东省河源市中国银行龙川县支行行长的信。这个龙川县支行就是完全受县委和县政府的指挥,大量地搞账外账,高利吸储,高利放贷,以此表现县委书记、县长的“政绩”,目前投入基本建设的钱一个也收不回来。1997年7月7日,我提出了金融工作者“约法三章”;去年和前年,我又强调“约法三章”,不能搞“两本账”。
在发生广东恩平事件以后(广东恩平事件,指20世纪90年代,广东省恩平市的主要领导为了筹集资金上项目,擅自制定引资奖励办法,鼓励单位和个人引资,从而引发大规模的引资活动。为了保证兑付,恩平市主要领导又出面干预,令银行高息希存、高息放贷,造成恶性循环。1997年年初,国务院派出工作组进驻恩平市调查处理此案,整顿金融秩序,事件的主要责任人均受到法律惩处。),当时国务院已经作过决定,谁再搞“两本账”,一定要把这个行长撤职、开除行籍。
什么叫开除行籍?就是永远不得在银行系统任职。这些我早就宣布过。龙川县这个事情是在“约法三章”以后发生的。我非常气愤,让国务院办公厅到龙川县去调查,回来交的材料里面有一封信,就是那个支行行长写的。他在1996年11月给龙川县委全体常委写了一封信,大意是:县委常委叫我贷出这么多钱搞“两本账“,一个钱也收不回来,现在我已经感到没有出路了。这个事情应引起我们的警惕。不管这个行长是怎么受胁迫的,也必须撤销他的职务,开除他的行籍。人民银行总行要根据这件事情赶快给全国银行发个通知,谁再搞”两本账“,就以此为例。
我接到很多的反映,包括今天一位市长对我讲,银行系统的工资高,待遇、福利好,滥发奖金;人员随便提拔。我想,银行本身过去就是工资高一点的部门,高薪也是可以养廉嘛。现在的问题是,银行队伍里诈骗、贪污案件简直是骇人听闻。我跟人民银行和各国有银行的行长不知道提过多少次,要他们从严。现在对银行系统的问题处理得还是严的,你们不要骂行长,他们心软得不得了。都是我的主意,就是要严肃查处,再不查处,银行队伍就维持不了。
这一条哪个行长不执行,我就把他拉下来。
第三,我们国家还是要有储备。
所以我一再讲,同志们不要批评香港的联系汇率制度,道理非常清楚,全香港有3000亿美元的港币存款,你说联系汇率制度不能保了,人们一听说港币要贬值,都取出港币换美元,香港的外汇储备经得起换吗?所以,我们只有支持香港特区政府所采取的一切措施,在这紧急的时候、大敌当前的时候,不能批评人家,只能支持,为他们鼓劲。香港地区与其他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相比有根本的区别,它的这一套金融制度是比较健全的,甚至比日本的要好。
只要大家团结起来,认真地把工作做好,眼前的这些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
一个叫做所罗门的公司最近发表了一份世界经济报告,说中国明年的经济发展速度会大幅下降,人民币在明年下半年一定贬值。还有美林公司最近预言,中国的银行在技术上已经破产了。它对中国银行的情况并不太清楚,我们银行的不良贷款比例有25%,这点没错。但这25%的不良贷款里要分三块,这恐怕跟国际标准不太一样。人家分五种(五种,指国际金融业实行的贷款五级分类制度,根据内在风险程度将银行商业贷款分为正常、关注、次级、可疑、损失五类;其中,后三类为不良贷款。
2001年12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贷款风险分类指导原则》,宣布自2002年1月1日起,全面推行五级分类制度。),我们是分三种。第一种叫逾期贷款,就是超过合同规定的还款期的贷款;超过一天就算逾期,这个比例就比较大了,为13%。第二种,逾期两年以上的贷款,那就是有两年都不还款了,比例为百分之九点几。第三种是坏账,比例为1.7%,指完全收不回来的贷款。但是,实际上我们25%的不良贷款中有相当大部分都应视做坏账,收不回来。所以各个银行的收息率很低,只有62%,应收未收的利息比例达到38%,今年有1570亿元,加上历史上的4000亿元,就是5570亿元,贷款的质量是很差的,这样下去是很危险的。
我现在创造一切条件,让你们商业银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排除一切外来的干涉,剩下就靠你们自己了。
现在的问题大部分是历史遗留的,一个是1992年、1993年泡沫经济留下来的不良贷款,另一个是最近几年大上项目)搞重复建设,根本不能还钱所带来的后果。今后就看你们的了,再也不能怪别人。不能再搞不良贷款,现在要求各个商业银行要撤并机构,加快一点地方银行体系的建设步伐,让地方分担一些风险,不要全压在国家身上。
有这么一种制度,中国的银行才有希望。
我希望金融系统能够根据当前的形势,吸取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教训,奋发图强,把我们自己的银行办好....
延伸 阅读
本文为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李世默今年6月在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讲座原稿,8月20日美国媒体《外交政策》刊登本文简要版。
硬实力时代和软实力未来

在今天这个时代,环视四方处处可见硬实力的影子。世界舞台上但凡有点分量的角色,不论国家大小都是硬实力强国。美国毫无疑问是当今最大的硬实力强国。如今它决定彻底抛弃软实力,以修复其社会因软实力的傲慢而受到的损伤。今天的美国可以让朝鲜见识火与怒;可以对所有国家发起贸易战;可以捣毁世贸组织;可以用本国法律惩罚一个与第三国做生意的外国公司。它什么都做得出来。
在硬实力面前,欧洲仿佛一只被车灯照到的鹿,茫然无措。它一面虚张声势地高喊“绝不在枪口下谈判!”另一方面,欧洲精英又在向美国乞和。有报道称,欧盟高级官员甚至向美国建议,如果美国在关税上放他们一马,欧盟时刻准备着加入美国阵营打击中国。美国声称当今的贸易规则有失公平,所以要通过贸易战索求补偿。法国总统马克龙等欧洲领导人宣称美国的行为是非法的。然而如果美国愿意放过欧洲,他们立马又跟美国成了同一条战壕里朋友,要跟中国打贸易战。欧盟之虚伪,可见一斑。
在抛弃软实力的美国面前,缺乏硬实力的欧盟色厉胆薄
当然,没人能忽略俄罗斯。通过巧妙运用自身有限却仍然强大的硬实力,俄罗斯用强制力完成了自二战结束以来最显著的领土扩张,从乌克兰手里拿走(以俄罗斯的角度出发就是收复)了克里米亚。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大胆行动改变了叙利亚内战的轨迹,使之符合俄罗斯的利益。
有些小国也具备相当程度的硬实力,最明显的例子便是朝鲜。今年夏天,长期被西方抹黑的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以平等的姿态会见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是朝鲜过去就遵照美国的命令终止了核武器项目,那它还有今天吗?可以看到,坚守硬实力的金正恩得到了巨大的回报,相比之下,向软实力投降的卡扎菲则落得可叹的下场。
毫无疑问,今天的世界处于硬实力时代,为我们所熟悉的软实力正在消亡。然而,回归一个完全靠硬实力说话的世界是危险的。过去几个世纪,世界完全以硬实力作为游戏规则,导致人类蒙受了无法估量的巨大痛苦。单单在20世纪,硬实力的较量就掀起了两场世界大战和漫长的冷战,人类几乎走到了灭亡边缘。未来的世界还能不能有更高的追求?软实力能否获得新生?
或许可以从中国寻求答案。
非常有意思的是,三十年前当奈动笔写关于软实力的文章时,他几乎完全没有注意到中国。在当年那篇刊登于《外交政策》的文章里,中国的出场率极低。即便偶尔被提及,中国要么与苏联并做一个整体,要么被视为一个软硬实力皆缺、对西方主导地位毫无挑战的典型,或者作为地缘政治大背景中的一点反思。
有句话叫做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在软实力风头强劲的年代,中国是唯一一个逆流而动的国家。中国虽然融入了二战之后的国际秩序,但坚定地拒绝成为后冷战时期软实力的附庸国。经过复杂的转型,中国从中央计划式经济走向了市场经济,但拒绝让市场凌驾于国家之上;国家仍然是塑造中国经济的主要力量。中国拒绝了西方对于民主、自由和人权的定义,保留并巩固了一党领导的政治模式。在文化、意识形态和制度等软实力领域,中国都没有变成一个想西方所想、求西方所求的傀儡。
结果呢?与多数经历了“大皈依”的国家相反,中国迎来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见的大规模高速增长。中国从贫穷的农业国一跃成为全球最大的工业经济体(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并在此过程中带领7亿人摆脱了贫困。按今天的贫困标准来看,中国彻底消除贫困已经目标在望。事实上,如果不计入中国的贡献,世界减贫事业甚至可能出现倒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达到了人类历史上“三最”——在最短时间内使最多人口的生活水平获得最大程度的提高。
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称这个奇迹为“贫困金字塔”——40年前,90%的中国人生活在世界银行划定的“极端贫困线”以下,如今这个金字塔被倒转过来,只有1%的中国人生活在那条线以下。
中国的成就能否充实新型软实力的内容呢?
十五年前,中国战略家郑必坚首创“和平崛起”这个词汇来表达中国的愿景。多年来,和平崛起的提法屡遭挑战和怀疑。批评者指出,张力伴随着中国崛起而出现,比如南海的紧张局势。格雷厄姆•艾利森拉响了警报,称中美两国可能落入修昔底德陷阱:新兴大国(中国)的实力引发守成大国(美国)的恐惧,从而导致战争。艾利森在新书《注定一战》中指出,在过去500年里,新兴大国挑战守成大国的案例共出现过16次,其中12次以战争收场。
但如果我们退后一步停下来想想,就会发现中国的和平崛起已是既成事实。历史上几乎所有大国的崛起,从雅典帝国到罗马帝国和大英帝国,从美国扩张时期的“天命论”到现代史上法国、德国和日本的崛起,无不采取极度暴力的手段,通过殖民乃至种族灭绝政策对世界各民族进行大范围征服和剥削。中国崛起的规模和速度远胜于历史上的任何大国崛起,却至今保持着和平,没有侵略任何国家,没有伤害谁的性命。也许如艾利森所说,我们在心理上还没有跳出修昔底德陷阱,但现实当中,我们已经迈过了这道坎。
与历史上的大国崛起相比,中国崛起超乎寻常的和平,实际上已经超越了修昔底德陷阱
这是个意义非凡的成就!中国在其中发挥了主要作用,但不是唯一的角色。许多国家协调一致地行动,才共同实现了中国的和平崛起。
这番成就是否足以成为未来新型软实力的具体内容?
事实上,经过数十年埋头发展,今天的中国正在向世界前沿走出去,提出新的主张,即习近平主席所说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中国构想的世界里,各国尊重彼此在发展道路上的选择。所以,中国提出的软实力新主张以不强迫别国所欲所求必须跟中国一样为基础。
在政策领域,中国发起了“一带一路”倡议,利用庞大的资本和产能推进其他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以此为龙头带动经济增长,最终使中国也获益。
这些新主张能否成为未来新型软实力的内容?
冷战结束后,西方通过自由主义为软实力注册了版权,这种软实力专利品牌拥有一颗自由主义的内核。但时至今日,自由主义软实力正在消亡,该专利已经过期。在21世纪,与意识形态脱钩的软实力或许成为主流。当然人们不再会对软实力抱有幻想——至少中国人不抱幻想——以为它能脱离硬实力独立存在并取得成功。中国的主张更具包容性,更能容纳差异。这种新形式的软实力不强迫别国接受自己的模式,因此它能造就一个更和平的未来。世界应该拥抱这样的软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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