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着查令十字路经过图书馆、餐馆和礼品店，经过中医诊所，经过广场地铁站外牵着狗席地而坐的流浪汉，经过货币兑换店前可疑的亚洲女子，就拐进了伦敦唐人街的小新港街。映入眼帘的是被赌场和餐馆包围的一栋维多利亚风格的四层红砖建筑，底层是一间悬挂彩虹旗的同性恋酒吧，白色招牌上的黑色变体字“KU”即是酒吧的名字。

这是我第一次走进这间著名的同志酒吧。之前我无数次经过，从没想过要进去喝一杯。

这是下午6点。喇叭花造型的酒吧里回荡着音乐，酒保们在忙碌，一些男同性恋顾客围着吧台已经开始畅饮，散座上的另外一些客人，有的发呆，有的盯着电脑。没有人注意局促的我。
我首先感到了跟这里的环境格格不入。我是俗称的那种直男癌，异性恋者，曾经对同性恋怀有深深的厌恶。我在保守的家庭长大，从小接受的教育都是围绕如何成家立业展开。灌输式的说教塑造了我对于一个由男性主导的异性恋世界的全部想象。这种单一教育长期潜移默化的一个负产物就是，骨子里有简单粗暴的大男子主义，对自己不了解的事物常带有先入为主的偏见——包括对于同性恋的恐惧和排斥，而无视生命的其他可能。
我要了一大杯啤酒，5镑6，不算便宜。然后选了靠门的红色沙发卡座坐下，一副随时准备溜掉的样子。倒是带我来这间酒吧的凯文很放松。他跟酒吧里一堆认识的白人同志打招呼，又跟一个亚洲人长相的同志拥抱致意，回过头来告诉我，“他也是香港来的。”
凯文是香港人，同性恋，在附近银行上班。大热天，刚下班的他还穿着三件套，尖头皮鞋锃亮。两年前，凯文跟自己的德国男友结婚，两人一起移居到伦敦。凯文在脸书上开设了一个账号“伦敦人妻先生手记”，记录他和丈夫的生活，关注度颇高。
引起我兴趣的是：一名同性恋者，从传统东方家庭观念主导的亚洲来到有“腐国”之称的英国，怎么评价不同的社会和文化环境？
“为什么来到英国？英国社会对待同性恋群体宽容吗？” 我问。
凯文说，搬来英国首先是因为工作关系，其次也考虑到英国现在是一个对同志非常友善的国家，生活在这里不必担心。“腐国”的称号可不是浪得虚名。凯文认为，“腐”大概和英国人本身比较含蓄有关。“英国人倾向于不会正面直接表达感觉和想法，说话总是绕着圈子，在普通人看来是一种礼貌，在两个同性之间就变成了欲拒还迎。加上英国自己的绅士文化，现在有些俱乐部还是只收男性会员，这些传统造成了英国的男人之间的关系比其他国家要亲密一点。”
法律制度上，英国在十多年前已经保障同志在工作以至日常生活不受歧视，社会也习惯了。在职场上，稍有规模的公司都会成立LGBT组织，提倡对同志友善的文化，一来是为了吸纳人才，二来也能确保不会侵犯同志员工的利益，避免一不小心被人告上法庭。
英国有浓厚的酒吧文化，人们习惯下班之后喝一杯再回家。引伸到同志圈子后，出现了大量的同志酒吧。在SOHO区方圆三公里内，就有近十家同志酒吧，绝大部分都以清谈和喝酒为主，偶尔也会跳舞。基本上，Soho区一到晚上就成了同志们的天下。
但是凯文也认为，“同志酒吧开在唐人街上，还是很特别的。这并不容易。”
的确，10年前我第一次来伦敦，唐人街给我留下的印象，似乎脱胎于某部熟悉的西方电影的布景，就好像回到了遥远的傅满洲年代那些充斥着异教徒和犯罪的阴郁角落。那时唐人街的餐馆都由香港人经营，说粤语的服务生基本听不懂普通话。当时见到这间矗立在唐人街上的同性恋酒吧我感到惊讶，它不但没有消解掉唐人街给人的刻板印象，反而像是加深了腐朽堕落的气息。
凯文认为，传统的东方社会以家族为单位，这种结构以传宗接代为纽带，对于同性恋天然是排斥的，“如果知道你是同性恋，就会骂你丢了家人的脸”。但是在异国他乡的伦敦，远离故土，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松散了，束缚淡薄了，华人的心态似乎也变得包容了。
一晃10年过去了。现在唐人街上越来越多的中国新移民出现了，满大街都能听到东北话、北京话、浙江话。新移民改变了唐人街的构成，也使得这里的空气和文化变得多元。
这个时候，这间被涂抹了时代色彩的酒吧里涌进了越来越多的顾客。正是下班时间，座位很快满了。新来者只能移步门外。凯文点了橙汁。我的啤酒喝掉了一半。一个南美长相的壮汉过来借用卡座下的插头给手机充电——是否某种隐秘的暗语？我骨子里的警惕心理又开始作祟了。右侧一个东欧长相的白胖老人友好地提醒我：裤袋里掉出了一张5镑纸币。
似乎是一夜之间，我的周边出现了好多同性恋者。2001年新版的《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中，第一次不再把同性恋统划为病态和精神病。中国社会对于同性恋的认识发生转变的时间不长，但是很迅速，那些年在北京我采访了不少同性恋人群和机构。同性恋在媒体上不再是报道禁区，这要拜时代的进步和开明。我采访过北京一个为同性恋人群提供健康咨询的NGO组织，他们在卫生部门的支持下，为同性恋群体提供健康咨询与检查。显然政府算明白了一笔账：与其压制或者视而不见，不如规范管理更能节省成本。
我采访过同性恋机构在大栅栏组织的一场模拟同性婚礼。这被解读为中国同性恋群体从小圈子走到地上的一个信号。参与这场活动的章先生来自温州，曾经给我讲述了他年轻时在封闭家乡所遭遇的绝望。虽然只是引用了他的只言片语，报道见报之后，此后每年春节我都会收到章先生的短信祝福，对我写了他的故事表示感谢。
也是在那次采访中，我最早报道了北京一本活跃的同性恋杂志《les+》，这本杂志完全由两个年轻女孩操办，自筹资金。她们敢于表露自己的观点，不畏惧世俗的眼光。
我采访过这个领域的著名学者李银河、张北川，他们一直为性少数人群争取权益而呼吁。正是通过学者深入浅出的讲解，我才有机会修正自己的偏见。同性恋不是怪物，我们只是不同的人。
世界范围看，同性恋从地下走向阳光的过程，都并非一帆风顺。喜欢研究历史的凯文说，“二战时期，德国纳粹迫害和杀戮的对象，除了犹太人，还有同性恋者。纳粹视同性恋和犹太人为异己，非我族类，所以迫害起来并不觉得有违人道。这正体现了人类的局限。所在，一旦在外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针对同性恋群体的仇恨犯罪也许就会重来。”
别看英国社会现在对同性恋很友好，历史上英国的法律认为同性恋有罪，而且与其他国家相比，英国对同性恋的法律一直是最为严厉的。最著名的受害者是唯美主义代表诗人王尔德，曾经因为同性恋行为被判“有伤风化”关入监狱2年之久。

Oscar Wilde
2016年年我去瑞丁看一个展览。举办画展的博物馆就是由从前的瑞丁监狱改建。而王尔德当年就关押在瑞丁监狱。我特地去找王尔德的牢房看，里面非常狭窄，靠墙有一张单人床，床头隔板的那头就是洗手池和马桶，几乎没有多余的空间。
王尔德在《狱中信》曾经描述当时监狱的恶劣环境：“每个牢房的通风系统都是毫无用途的。囚牢的窗户很小，又有栅栏，排气孔又小，空气都好像是硬挤进来的，根本进不来充足的新鲜空气。一天24小时，犯人只允许出来一个小时透透气，这就意味着他一天有23个小时要呼吸那种恶浊的空气。”

当年关押王尔德的瑞丁监狱
直至1967年，在英国的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法律正式取消同性恋罪名，但是规定军事及警察机构人员中的同性恋行为仍属非法行为。60年代西方的性革命同样促进了同性恋群体的觉醒，加深了对自我身份的认同，60年代后期同性恋者开始大规模组织起来要求合法的地位、社会认同和平等。
跟经历过同性恋群体大规模平权抗争的西方国家不同，同性恋去污名化的过程在中国其实相对顺利。凯文去过北京和上海，感觉那里对待同性恋的态度比香港还包容，这让他感到意外。
我认为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是世俗化社会，并不会对同志产生宗教式的仇恨（而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这些国家，同性恋仍然是非法的）。另外，也可能和中国近四十年翻天覆地的经济改革打破了旧有的社会结构有关。人的流动空前剧烈，割舍了跟宗族和土地的紧密关系，也令社会对个人自由选择、包括对于同性恋更加宽容。
而在凯文成长的香港，虽然是开放的商业城市，但是家族和家庭仍然是维系华人社会运转的中心。同性恋仍然被视为有辱门风。香港人的空间太小，很多同性恋担心暴露性取向之后被家人赶出门，因而被迫隐瞒自己的性取向。
凯文1987年出生于九龙观塘，家庭情况介于普通和中产之间。父亲经过商，母亲是文员，他是独子，跟内地计划生育时期的独生子不同，很多香港家庭只生一个孩子主要是因为经济压力，“在香港养大一个孩子的成本大概要花费400万。”凯文说。
他在青春期第一次发现自己只对男孩子感兴趣。在大学时有了独立的时间和空间，开始跟同性交往。凯文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中学教书。每周一早上的校会上，校监都会通过学校的大喇叭广播说，在学校不允许搞同性恋，一经发现就要开除。那时凯文感觉很压抑，知道一旦暴露身份，就会丢掉工作。
第一份工作维持了半年，凯文还是决定辞职了。他改做市场，跟外界接触多了，心情也变得积极乐观。开始凯文通过网站交友，后来则有了APP。王尔德曾哀叹“在绝对的孤独中，在远离一切能安慰我、同情我的东西的情况下，我不得不承负难以忍受的悲伤和悔恨。”假设诗人生活在今天，一部手机下载若干约会软件，就可以发现同类，必将不再孤单。
而计算机技术的日新月异又要拜另一位著名的同性恋者、计算机科学之父图灵的贡献。由他提出的理论为现代计算机的逻辑工作方式奠定了基础。图灵1952年因为同性恋定罪，被强迫注射荷尔蒙治疗，1954年自杀，只活了41岁。直到2013年12月，在霍金等名人的不懈呼吁下，英国王室才宣布为图灵因性取向所遭受的不公平反。
5年前，凯文在网络上认识了在香港做顾问工作的德国男友麦克。跟在人群中一直隐瞒性取向的凯文不同，麦克很早就公开了性取向。“西方人在18岁之后，你就是你，跟父母不再有很紧密的关系。这跟中国人很不同，中国人永远属于你的家族。”凯文说。
如今很多欧洲国家都承认了同性婚姻的合法性。我问他同性恋之间选择伴侣的标准是什么。
“跟异性恋其实一样啦。也要考虑长相、性格、收入一类。”凯文说。
在去台湾旅行的飞机上，男友在机舱里向凯文求婚了。接受求婚一周之后，凯文决定向妈妈坦白。一直以来，父母总是向独子施压，希望早日抱孙子。现在到了摊牌的时刻。
那是一个下午，凯文和妈妈做了一次长谈。他特意选择爸爸不在家的时间，因为担心有心脏病的父亲无法接受。
“妈妈，我要结婚了。对方是个男的。”
“结婚了，好啊。什么，对方是个男的？”妈妈足足愣了好几分钟，完全搞糊涂了，“怎么会和一个男的结婚啊？”
接下来，凯文边说边哭。把自己隐瞒已久的成长史告诉了妈妈。人生的秘密就是痛苦，这痛苦潜藏在万事万物的背后。妈妈也哭了，她后悔自己没能早一些知道，觉得儿子一个人扛这么久太苦了。
说到这里，凯文眼圈发红。而我也受到感染。普天下的母亲都是伟大的，可以无条件接受和包容子女。如果人类对不同的人也都保有这种包容与理解，世界将会和谐很多。
婚礼在德国一个小镇的城堡举行。双方在当地市政府登记，流程跟异性婚姻无异。婚礼上男方家人露面了。凯文这边只妈妈一人去现场。至今他们还瞒着凯文爸爸这一切。
德国丈夫很体贴，喜欢干家务，对家居清洁有较高要求。婚后凯文随丈夫来到英国定居。他的签证类型也是以配偶身份，日常以“人妻”自称。凯文在伦敦找到了香港所没有的放松和安全感。凯文喜欢社交，下班后常去酒吧和朋友聚会，德国丈夫不喜热闹，是个宅男。周末两人经常一起去逛博物馆。现在他们考虑在适合的时候抱养一个孩子。凯文说，这样“可以让生命更完整”。
他们计划找代孕妈妈，但是这样做的话孩子只跟其中一人有血缘关系。据说一项新技术可以把两方的精子和卵子结合，不过似乎还不成熟。凯文说，“再等等吧，要孩子的前提关键是经济因素。”那口气跟一个为人生做规划的主妇没有区别。
这个时候这间位于唐人街的酒吧已经人声鼎沸，人们在愉快地交谈，我们不由抬高声调。去年，英国迎来了同性恋非罪化五十周年。现在，每年五月，伦敦都会举办欧洲最大规模的同性恋游行活动。我看到骄傲的人们载歌载舞，意识到他们今天获取的权利来之不易。
凯文说，“其实我们不需要特别照顾，只需要整体社会环境平等对待我们就好了。”
我记起瑞丁监狱的所见。王尔德的牢房里，还有一张窄窄的书桌，摆放着几本据说是诗人当年阅读过的书，我参观的时候看到书中插了一朵新鲜的玫瑰花，大概是某个观众奉上的敬意。王尔德曾说：“无论如何我要把爱埋在心里。如果我进了监狱而失去了爱，我的灵魂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 诗人躺在阴沟里，自由的天性却穿越了狭小牢笼，奔向了充满希望的星空。而那朵玫瑰花好像也在提醒我们摆脱掉狭隘的思想束缚，去看到世界的丰富与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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