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大臣们的凌厉攻势，宦官当然要自保。在吃了几次亏之后，宦官们也开始团结起来，出手打击大臣集团的领袖。
延熹八年（AD165）三月，士族集团中的不少高级官僚先后遭受宦官的陷害。首当其冲的是当时士族精神领袖河南尹李膺。说来很荒唐，他之所以受罪，起因于他一封弹劾另一位官员的上书。当时，时任北海太守的宛陵豪族羊元群在任上被罢免。此人贪赃枉法，无所不用其极，连郡府厕所里的有趣玩意儿都不放过要顺手牵羊带回家去。为人正直的李膺当然不会善罢甘休，他向朝廷上表，要求查验羊元群的罪行。羊元群便向宦官行贿，宦官们竟然将此案颠倒了黑白，指控李膺为诬告，下狱。
除了李膺之外，另外两名九卿成员（副国级领导干部）也因为得罪宦官下狱。廷尉冯绲因为将单超弟弟单迁拷打致死遭到宦官们的联手迫害，最终因匿名信诬告而下狱；大司农刘祐则因为下令没收宦官的家产而遭致飞来横祸。此三人最终被刘志下令罚作苦役，后来经过陈蕃等人的屡次陈情，才得以免罪释放。
宦官们扳回一城。
这也拉开了臭名昭著的“党锢之乱”的序幕。
士宦之争
矛盾的激化起于延熹九年（AD166）的几桩“冤案”。
第一桩冤案发生在一位富豪身上。宛县有一位富商名叫张泛。这个人很活络，凭借自己与皇宫中某位妃子的亲戚关系，加上善于雕刻点为社会精英喜闻乐见的小物件，就攀上了宫里的宦官们，经常不断地给他们送礼，并倚仗他们的势力在地方上横行霸道。当地太守成瑨看不下去，将张泛逮捕入狱。不久后，朝廷颁布大赦令，尚处狱中的张泛理应被释放。但是，成瑨对张泛这样的宦官走狗实在深恶痛绝，竟然不顾朝廷大赦，将其诛杀，还对此案做了扩大化处理，收捕其宗族宾客共二百余人，全部处死。而且，成瑨还来了个“先斩后奏”，一直等到人全部杀光后才奏报朝廷。张泛的妻子跑去向宦官们讨说法，毕竟交了那么多保护费，最后却落得个惨死的下场，太不划算了。宦官呢，也都觉得成瑨其实是冲着他们去的，因此必须报复。中常侍侯览亲自出面，指使张泛妻子上书鸣冤。
无独有偶，其他地方也发生了类似案件。在太原，太守刘瓆抓了在当地骄纵恣肆的小黄门赵津，并且也是在朝廷颂布大赦令后，打着为民除害的旗号将他诛杀。这事比张泛案件的指向性更加明确，宦官们自然恨得咬牙切齿。于是，趁着张泛妻子上书伸冤的机会，宦官们添油加醋，给成、刘二人抹了不少黑。刘志听闻后勃然大怒，将二人召到洛阳，下狱拷问。宦官的爪牙趁热打铁，弹劾成、刘二人罪大恶极，建议天子下诏将他们斩首示众。
包括太尉陈蕃在内的许多人上书为他们说情，但都未能打动刘志——对刘志来说，藐视大赦令，实际上是在藐视天子权威，怎么能释放？成、刘二人最后还是死在了狱中。
还没完，地方上的士、宦冲突仍然在继续上演，甚至连宦官领袖中常侍侯览也没幸免——因为为其母兴建不符礼制的高大坟冢而遭到当地太守翟超任命的东部督邮张俭的弹劾。侯览十分神通广大，他自作主张将这份弹劾自己的上书扣下了。但是，他没料到张俭是个不要命的主儿，等了几天没拿到回复，居然自说自话将侯览母亲的坟给扒了，还跑去把他家抄了，完事之后重新上书一封详列侯览的罪状。
另一名后宫红人中常侍徐璜的侄子徐宣在担任下邳县令时，也为非作歹，甚至因求亲不成公然杀害前汝南太守李暠的女儿，最终被东海相黄浮抓捕下狱。黄浮知道徐宣的后台是宦官，但他毫不畏惧，对左右说：“徐宣是国贼，今天杀死他，就算我明天为此而被杀死，也值了！”在他这种决心之下，徐宣最终被公开斩首。
宦官们自然不会对此忍气吞声，他们发起了更为猛烈的报复。两位二千石官员翟超、黄浮也迎来了被捕下狱的结果，刘志下诏判处髡刑，并罚作苦役。
但是，士族大臣们并没有因此气馁，他们仍然在不断地秉持自己的价值观，打击奸邪。接下来出马的是他们的精神领袖之一：李膺。
李膺前一次得罪刘志，虽然最终免于获罪，但仍然被雪藏了一段时间才得以重返官场。但他一返回，就担任了司隶校尉，负责督查京师地区。这样的任命对于李膺来说简直就是如鱼得水，嫉恶如仇的他终于可以大展拳脚了。
听闻李膺出任司隶校尉，野王令张朔——宦官小黄门张让的弟弟——自知犯法无数，一定会为李膺抓捕，赶紧弃官不做，逃回洛阳哥哥张让家中。为了怕李膺来个上门抓人，他还煞费苦心地藏在了合柱中。但即便如此，也没能挡住李膺。他率领吏卒破开合柱，将张朔逮捕下狱，听完供词后便立即处决。这当然引发了张让的谗言。在面见刘志的时候，李膺讲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并表达了自己誓死为国除害的决心。刘志听了以后，非常意味深长地沉默了一段，过后对一旁的张让说：“这都是你弟弟的罪，司隶校尉有什么过失？”于是，出乎所有人的预料，李膺在此事中竟然全身而退！此事之后，李膺就成了所有宦官的梦魇，害得他们连休假日也不敢出宫。刘志对此觉得很奇怪，问他们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大家一齐叩头哭泣说：“我们都害怕司隶校尉李膺啊。”
经过这次后，李膺信心大增，做起事来也更加放开手脚了。延熹九年（AD166）的“大赦风波”中，李膺也参与其中。他杀的是一位名叫张成的占卜大师。这个人在当时是了不得的人物，跟宦官关系十分紧密，而且还多次应刘志的要求进行占卜。占卜在东汉政治生活中是一项很重要的活动，能够对朝政大事产生影响——包括预测和决定大赦的时机。由于掌握了这样的先机，张成预测到适当的天时后——知道朝廷会下发大赦令——命令其子杀人，企图通过大赦免罪。后来的事情自然“如其所料”。
然而，抓了张成父子的是李膺。他了解了整件事的经过后，愈加愤怒——利用自己的占卜技术公然钻国法的空子，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张成父子算准了天时、却料不到人事，最终还是被处斩了。
但是，这件事也给了宦官一个斗倒李膺的把柄。而且，他们还借此机会大做文章，以图将士族政敌一网打尽。他们指示张成徒弟牢修上书，指责李膺等人结党为乱。
“膺等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
士族结党
客观地讲，宦官的指责没有错，前朝的士族确实在结党，而且这种风气已经有一定的基础了。
这件事最早可以追溯到刘志即位初期。他还是蠡吾侯的时候，曾经拜甘陵的周福为师，读书学习。等到他当了皇帝以后，周福也被提拔为尚书。与此同时，和周福同郡的河南尹房植，在朝廷中也很有名望。于是就有人编了一首歌谣：“天下规矩房伯武（房植），因师获印周仲进（周福）。”这本是夸赞两位大臣的歌谣，却渐渐在两家各自的门徒宾客之间产生嫌隙，导致两派人互相讥笑和攻击。甘陵这个地方的士人就开始站队，自动分为两个部党，这是“部党”之说的肇始。这种党争很无聊，纯粹是为了政治利益的争斗，无关善恶，唯一的好处在于，为士族积累了斗争经验。
到刘志执政的后期，士族逐渐发现，朝廷大权被宦官所左右，士族大臣们难以插手。为了提升自己这方的力量，一些士族就自发团结起来开始有意识地“结党”，希望通过这种方式集中力量来与宦官作斗争。
和许多其他时代类似，在这个过程中，态度最激进的是年轻一代——太学生。当时这个群体共有三万余人，都在洛阳。学生嘛，大多有很深的理想主义情怀，自然拿李膺、陈蕃等素有清誉的大臣作为自己的精神领袖和楷模榜样。学生中间流行这样一句赞美他们的话：“天下楷模李元礼（李膺），不畏强御陈仲举（陈蕃），天下俊秀王叔茂（王畅）。”学生领袖郭泰和贾彪还积极与李膺、陈蕃、王畅等人互相褒扬标榜。
太学生的理想主义和激情感染了朝廷内外，一时间朝野上下竞相以品评政策善恶得失为时尚。这让他们成为了当时一股很有影响力的“舆论力量”。其他的朝廷大臣，由于害怕受到这种舆论的谴责和非议，不得不放下架子、争先恐后地和他们结交。这便形成了“士族部党”的雏型。
而李膺因为经常严格执法，名声大噪，成为这个党的最重要领袖。读书人纷纷以受到他接见作为至高的荣誉，甚至将此称为“登龙门”。
所以，当牢修的上书提交到刘志手中的时候，刘志立刻被书中所奏李膺的行为所激怒。他马上下令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府布告天下、捉拿党人。
为刘志所震惊的是，当这道诏令经过三公官府的时候，太尉陈蕃竟然将之硬生生顶了回来，拒绝在上面签名。他的理由很冠冕堂皇：“诏令上所搜捕的，都是海内享有盛名、忧心国事、忠于国家的大臣。对于这些人，就算他们犯了什么罪过，也应该宽宏大量。现今罪名暖昧不明，就将他们逮捕拷打，道理何在？”
陈蕃的这番说辞让刘志愈加愤怒——连三公都公然包庇党人，这以后到底是谁的天下？于是，他越过三公直接下令逮捕李膺等党人，并对案件做了扩大化处理。从这些人开始，接二连三地牵扯出太仆杜密，御史中丞陈翔，太学学生陈寔、范滂等二百余人。一时之间，悬赏捉拿党人的布告、派遣出去搜捕党人的使者，到处都可以见到。
在这种白色恐怖之下，许多士族党人展现出不畏强权的勇气。热血青年、太学生陈寔说：“吾不就狱，众无所恃。”——自己跑到监狱主动要求囚禁。另一位太学生领袖范滂被捕，送到监狱，狱吏要他祭拜皋陶（舜时期掌管刑法的“理官”，中国司法鼻祖），范滂却说：“皋陶是古代直臣，如果我范滂没有犯罪，他会替我向天帝申诉，如果我犯了罪，他自然会秉公执法，祭祀他又有什么裨益？”——义正词严，丝毫不为形势所挟持。
见到士族党人纷纷被捕，太尉陈蕃再次上书，在刘志面前极力陈情，言辞激切，最终也落得免官的下场。
关键时刻，窦皇后——刘志的第三任皇后——的父亲窦武在太学生领袖贾彪的游说下出面为党人求情。由于此时离事发已经过了一段时间了，刘志也已经没有先前那么愤怒了，便稍稍放松对党人的严厉措施，命令中常侍王甫前去审讯。
史载，王甫为范滂等人的言辞所打动，加之士族在拷问中说到了不少宦官的名字——希望将他们一同拖下水——宦官们也出面请求刘志赦免党人。永康元年（AD167），刘志下诏，大赦天下，改年号为永康。此案涉及到的二百余党人，全部遣送回乡，同时，将这些人的姓名编写成册，放置在三公府中，终身不得再出来做官。
这便是“党锢”。
天子的心思
对于党锢事件，大多数人将其视为士族集团和宦官集团的一次政治斗争。其实这样说并不全面。
党锢的背后，其实是士族、宦官和天子三方的角力。
不同于先前的傀儡天子，刘志还是一位有独立想法并且一直努力独揽大权的皇帝。纵观他的执政经历，他其实一直在暗中利用士族、宦官的力量，通过他们之间的争斗，在不同阶段打一方扶一方，从而巩固自己的权威。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刘志一会采纳大臣谏言打击宦官，导致“五侯”落马，一会又转变主意听信宦官诬陷，让九卿下狱了。
说白了，这都是他在搞权力平衡。
不过，在党锢一案中，刘志却表现出“一边倒”的态度。
那么，究竟是什么惹恼了刘志，让他一度放弃“权衡”之术，毫无保留地打击士族呢？换句话说，在刘志眼中，士族结党的实质究竟是什么？
不为别的，正是因为刘志认为，士族结党的矛头不仅仅只指向宦官，还对准了自己。
党锢的起因，是源于包括李膺在内的士族大臣无视天子下发的大赦令，违法杀人——尽管杀的都是宦官集团的党羽、十恶不赦的坏人，但仍然是公然违抗法令，挑衅天子权威的行为。
更让刘志无法容忍的是，这些公然违法之人还振振有辞，说什么天理公义，以此来说明自己违法的正当性。那么好了，你们如今能拿天理公义清君侧、杀宦官，谁能保证以后不拿天理公义来废天子呢？
此外，这些人还自发成立了自己的组织，拥立了自己的领袖，还以舆论为武器逼迫大臣们跟他们结交，进入他们的组织，并将自身的组织和领袖置于朝廷和天子之上，压根不把刘志放在眼里。
宦官虽贪，凡事至少还会尊重皇帝意愿，他们的权势都还需要通过刘志来实现。加之宦官这个集团比较松散，内部相互之间也多有争斗，比党人这块严密的石板来说，破绽多多了。对于皇权至上的刘志来说，他自然更会偏心于宦官了。
不过，即便是这样，刘志依然给士族留了条活路，毕竟，崇尚“权衡”的他也不会容忍宦官坐大的。而宦官呢，也表现出了比士族更高的“情商”，在刘志发出“台阶”信号的时候，敏锐地抓出机会，以“天时”为理由放了士族一马。
然而，士族党人没有领情，他们也不能领宦官的情。面对禁锢终身的最终判决，他们没有气馁，结党之风反而愈加热烈了。说几件事让大家感受一下。
第一件。党锢案发后，时任度辽将军的皇甫规，发现自己竟然不在党人名单之列，认为受到了奇耻大辱。哥们忙不迭地奋笔上书，举了很多证据，一定要朝廷承认自己“党人”的身份，并给自己治罪——给人的感觉是“党人”身份完全不是什么污点，反而是高贵的政治资本和荣誉称号。考虑到他是当时的边防重臣，维护国家的边境安全，朝廷对他这种“疯癫”举动不理不睬。
第二件。党锢结案后，党人们非但不承认错误，还继续之前抱团的倾向，并力图将这个风气更深入地传播开去。他们内部将比较有名气的大臣、士族编了名号，最上等的叫“三君”，之后有“八俊”、“八顾”、“八及”、“八厨”等——不禁让人联想起《天龙八部》里的明教，什么左右光明使、四大法王、五散人。这种行为比之先前颇有点变本加厉的意味。
这事没完，好戏还在后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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