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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洪鹄
原题 “我除了卖身,什么也不会”
1949年11月,北京,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妓女被送到教养所改造
1951年11月25日晚上,对于上海会乐里的“一枝花”俞欣芝来说,是一个不眠之夜。
前一天是俞欣芝作为妓女的最后一夜。四马路的霓虹灯中挂着她的名字,下头是她的电话号码,连带着她的盘扣缎面旗袍、半透明丝袜、大红色高跟鞋,这一切,过了这一夜即将不复存在。
25日晚10点,上海市民政局局长曹漫之率领上海警方封锁各家妓院大门,将妓院老板抓获,把妓女们围住。到第二天早上10点,324名妓院老板被逮捕,后被送去劳动改造或判刑入狱。包括俞欣芝在内的181名持照妓女和320个街头“野鸡”,告别了会乐里最后的灯红酒绿,一辆辆卡车把她们运往通州路418号,上海市妇女教养所。
1000多平方米的教养所门口没有哨兵,只有两个门房。白天,这里的大门敞开着,走进去是一个大广场,可以同时容纳2000人活动。广场正中耸立着5米高的标语牌,红色的标语异常醒目:“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
通州路418号,这里就是上海市妇女教养所,专门为改造娼妓而设立,是俞欣芝新生活的开始。
一份关于上海娼妓的调查显示,56%的妓女对自己的职业表示满意,一半的人从无更换职业的念头,仅有四分之一的妓女表示过如果能嫁个有钱人,会考虑洗手不干。
对俞欣芝们来说,卖身显然比卖力更为安逸。
杨洁曾和她的同事们站在妇女教养所门口,列队欢迎将被改造的妓女们的到来。穿粗布棉军服的杨洁曾是妇教所的所长。
然而俞欣芝们毫不领情。新居一间28张床,每张床睡两人,很多习惯了纸醉金迷的生活的妓女们,一看到住宿条件就大叫起来。有人在宿舍门口哭着喊老鸨:“妈妈,我要回去啊……”
恐惧也在姐妹之间蔓延,“据说要被剃光头送到东北去劳教”、“共产党啊那还不是要共产共妻”。……
“我这样的人改造了能有什么用?我除了卖身,什么也不会!”俞欣芝当时是这么想的。所以她认为共产党关闭妓院、禁止卖淫就是不让她们活了。
入所后的第一场动员大会上,妓女们先是叽叽喳喳乱成一团,最后有人大喊一声:“姐妹们,哭!”
数百名妓女瞬间随之嚎啕,哭了两个多小时,全场乱作一团。杨洁曾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民警将妓院老板、老鸨等人押上台,宣布他们被逮捕劳教时,气氛开始有了变化。一个叫陈翠英的女子率先走上台,痛诉自己被卖进妓院、被逼卖淫,妓院老板还强迫自己的姐妹跪玻璃碴,导致姐妹惨死的事。
一个个妓女轮番走上台诉说自己的血泪过往。有人被逼迫吃蝌蚪打过胎,有人长了杨梅大疮被老板用烙铁烙两下继续“干活”……说着说着,台上台下又哭成了一片。
杨洁曾回忆:“改造娼妓,是从日常生活的改造开始的。”
她们首先要改变的是这批妇女的作息。包括俞欣芝在内的大部分人,以前一向是夜间活动,白天一觉睡到下午4点,大白天不睡觉就浑浑噩噩,无精打采。
最初,杨洁曾试图带领这些女子抬石子、修操场,每天八小时。但效果不佳。这些女子很多连块手帕都不会洗,让她干重活被她看作惩罚,逆反心理很大,每天很多人溜号。
杨洁曾开始想办法。她们决定让这批妇女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自己选择摇纱、织袜、缝纫等,活儿轻,符合妇女的体力,关键是,培养她们对劳动的热情。俞欣芝们的劳动积极性果然大为提高。很多人非常卖力地摇着织布机。
妇女们生产出来的袜子、布匹、毛线被统一命名为新生牌,被上海百货公司收购后,发往全国各地。1953年,上海市举行庆祝五一劳动节大游行,上海市妇女教养所也组成了一个方队,曾在风月场中百媚生的俞欣芝们大步流星地走在人民的队伍中,脸上笑得灿若骄阳。
改造好的妇女逐渐被安置出去。1954年春节,所里19个姑娘居然被大工厂录用,这在当时是非常值得骄傲的。
杨洁曾们还负责帮姑娘们牵红线,努力让她们组建家庭。1955年,所里1000多妇女自愿报名参加新疆建设兵团的援建工作,最后去了920个。援建新疆的大多是青壮年男子,姑娘非常少,这批妇女去了之后,几乎都很顺利地找到了对象,也有一些和当地人结婚生子,留在了新疆。
“1953年我们这的事被社会上知道之后,还有一些青年男子写来求爱信,要求所里帮他们在这批妇女中介绍对象。”杨洁曾们热心地当起了红娘,还真促成了几段姻缘。
“那些年轻人并没有因为过去的经历而歧视她们,有妇女出去后还回来跟我说,她丈夫觉得她过去受了很大的苦,反而更疼爱她。”这恐怕是最令俞欣芝们欣慰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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