岛 君 说 
8月10日，有两条新闻同时出现。据当日的《经济参考报》报道，交通部正在研究补短板政策措施，数万亿项目待发。
也是在这一天，国务院召开“降成本减负担专项督查座谈会”，远东控股集团创始人蒋锡培发言称，“当前经济、金融、市场最大的问题是信心问题，最大的成本是制度成本，政府必须下决心减轻企业的税费负担。”
是“大基建”还是“大减税”，宏观政策似乎又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就此岛君为您总结了几位经济专家的看法，一起来看看他们都持何种观点吧。（文尾附投票调查，欢迎大家积极参与）
编 辑：夏昆
图 片：视觉中国
来 源：吴晓波频道（ID：wuxiaobopd）
            正和岛（ID：zhenghedao）
王世渝
企投会首席学术委员
反对“大基建” 赞同“大减税”
当前的经济形势下，我肯定不主张“大基建”。中国的基础建设已经非常不错了，这些年的大规模投入已经让地方政府背负了巨大债务负担。
而且，基建投资周期和回报周期都很长，很容易给金融带来巨大伤害。我们一直说“去杠杆”，而“大基建”是增加杠杆。当然该做的依然做，但不要采取财政、金融手段去刺激。
我非常赞同“大减税”，蒋锡培作为实体经济的经营者，他的观点确实反映了整个中国民营企业阶层的意愿。减税能在很大程度上改善民营企业的经营环境，降低企业负债和负担，还可以部分抵消美国关税给企业带来的负担。
不过，对于民营企业来说，减税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营造民营企业经营和产业的生态环境。
虽然我们常说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作用，但事实上，整个中国的经济资源都向公有制、国有经济倾斜，在这个方面对民营企业有些缺乏公平。
而民营经济在经济总量中占比重大，解决了更多的就业问题，若生态不好，企业家无心做企业，都想做金融、做投资，整个实体经济会受到很大影响。国家再不做出重大改进，情况还会恶化。
从全球来看，不管是“一带一路”还是国际化、全球化，发挥作用的绝不仅仅是公有制企业，真正能更加市场化，能灵活从各方面参与到国际化和全球化的反而是民营企业。所以，政府更该给民营经济创造环境，让其成为主力军去获得更多的国际资源。
陈叔军 
中国注册会计师、税务师
应对经济变化，
要减税减费减补贴减机构减人员
近十年名义税率一直在不断下降，比如营改增增加了进项税额抵扣范围，税率下调1个点；小型微利企业的名义税率一直在下降；个人所得税扣除额也有提高。但总体实际税额一直只增不减，说明名义税率仍有下调空间。
因此，本人认为蒋锡培的具体政策建议是可行的：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增值税税率三档变两档，目前还未出台相关措施。三档变两档不可能提高税率，增值税调整为10%、6%或5%是可行的，但不可能一步到位，最好是一年调低一次税率，在本届政府任期内逐步调整到位。
美国企业所得税最高税率为20%，个人所得税最高位37%。在中美全球竞争大环境下，我们最高税率最好不超过美国税率。
扣除证券交易印花税，2017年印花税占全国税收收入为0.7876%。取消除证券交易印花税之外的印花税，对全国财政收入影响不大。
社会保险中的医疗、工伤、生育、失业应以收支平衡为原则，不宜保留过多结余资金。要通过降低药品、检查支出来降低费率。
养老金制度应鼓励谁交谁受益，多交多受益，少交少受益。只有包括单位、个人缴费全部充实个人账户才能充分调动投保企业和投保人缴费积极性。原国企职工缴费欠账，应当由各级财政补贴。
减税有利于总体经济发展，严征管有利于堵塞税收漏洞，两管齐下有利于提高税收遵从度，在名义税率降低的同时实际税额不会下降，减少对财政支出特别是刚性支出的影响。
当然，在减税的同时减少财政支出也是有必要的。比如减少财政对企业的补贴，不仅减轻财政支出压力，也减轻国际贸易摩擦，有利于出口贸易。精简机构，减少财政供养人员也是有必要的。
总之，减税减费减补贴减机构减人员，是应对目前国际复杂多变经济形势的最有力手段，不可不用。
秦朔 
秦朔朋友圈创始人
结构性减税跟进“大基建”应受到约束
中国经济的特殊性在于，是以债务驱动为增长方式，外延扩张，必然存在很大的透支。企业资产中债务比例高，地方政府扩张基建也以卖地+负债为主。
透支带来了提前享受，但现在遇上了经济不景气和贸易战，该怎么办？我觉得有四个途径：
1.“大基建”
刺激“大基建”是一种途径，但会受到地方政府现有债务规模、再融资能力、卖地吸引力下降等方面的约束。还要警惕的是：“大基建”是否会因为过度超前而带来更大的负担，未来能不能产生现金流去还债？
2.“大减税”
“大减税”分两块：一块是税、费（企业所需支付的各种费用）、金（五险一金、社保等），企业负担很重，应该减；另一块是管制性费用，比如办事难、被刁难，制度性交易成本高，这一块更该减。
但“大减税”受到财政赤字的约束，当前中国财政赤字已经接近3%的国际警戒线。
另一个问题在于，虽然税率高，但不少企业真实纳税额低，很多交易不开发票现象很普遍，“大减税”对它们不管用。
3.大改革
目前不少行业过度竞争，而一些有前景、利润相对好的行业存在很多限制，如行政性垄断、牌照门槛等。
在中国，相当于行政配置资源是一个大部门，市场配置资源是一个大部门。行政配置资源部门的日子更好过，比如城镇非私营企业员工平均年薪为7万多，私营企业为4.5万，前者是后者的1.6倍。
所以，大改革的方向是——市场主体应享受平等待遇，应按照市场需求来配置资源，打破垄断和壁垒
4.大放水
大放水指央行通过发钞把经济运行中的有毒资产吞进去。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联储就曾用过这一招。
以上四条路，我认为应该是改革优先，结构性减税跟进（全面减税不太可能），确实危及到金融安全及系统性问题，央行需消化一部分有毒资产。至于“大基建”，方向明确，但会受到约束。最终会是几种手段混合进行，共同起作用。
吴晓波
财经作家
支持“蒋锡培建议”的请举手
在学界，对“蒋锡培建议”的看法并没有那么一致。反对的意见主要有两条。
其一，政府减税是有“时间窗口”的，最佳时机是在经济增长期和税收充沛期，政府的腾挪空间较大。当下之时，景气低迷，增长乏力，政府减税恐成无米之炊。
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14.4%，非税收入减少8%，很多地方政府税收下滑严重，连正常发公务员的工资都有点困难，再谈减税，恐难执行。还有财税专家粗粗算了下，如果“蒋锡培建议”被采纳，政府税收将减少两成左右。
其二，基建投资立竿见影，发文、印钞、开放债务平台，三板斧下去干净利落。减税却在短期难有激活成效，因此，急病无法用慢药。
对这两个担忧不以为然的学者，也有两条看法。
根据拉弗曲线理论，减税表面上看使得政府税收减少，但是可以刺激企业加大投资和促进国民消费，从而扩大税基，长期而言，反倒能起到增加税收收入的作用。去年，让我们很头疼的特朗普就是用了这一招，刺激了美国经济的强劲反弹；
在过往的十多年里，从2004年至今，中国经济每次陷入危机，基本上都靠的是巨额投资拉动，看上去屡试不爽，但是，却一次次拖宕了落后产能的淘汰，造成了货币的泡沫化，更要命的是，每次的“白马骑士”都是政府和国有企业，市场和民企成边缘化角色。
无一例外的是，每轮大投资之后，都会发一个鼓励民企发展的重要文件，如此这般，已经三次。
是“大基建”还是“大减税”？而或，在基建补短板的同时，下决心实施减税计划？在今年的此刻，再次成为一个热烈而敏感的话题。
蒋锡培出生于1963年，属虎，讷言好学敏于行，高中毕业后当过钟表匠，27岁时在宜兴的一个偏远乡镇创办塑料厂，目前是电线电缆行业的全国老大。
作为“苏南模式”的幸存者，在将近三十年的创业史上，蒋锡培经历过产权改制、内需滑坡、外贸的黄金十年、产业转型乃至家族传承等等，无数次的中国式挑战。
同时，他还当过中共十六大代表，是中国企业家协会的副会长，他既懂得用手投票，也会用脚投票。
他是千万民企中的一员，既是本轮改革的参与者，也是最大的得益者，中国经济改革成功了，他有资格写一本很骄傲的回忆录，垮了，他的人生也垮了。
像蒋锡培这样的企业家，应该在一个国家的经济决策中扮演怎样的角色，这是每一个商业国家都需要回答的问题。
1943年，波兰裔经济学家米哈尔·卡莱斯基在相关的研究中如此认为：如果只有恢复企业家的信心，才能保证高就业率，那么，政府会非常重视企业家们的意见。
然而，当货币和财政政策成为拯救经济的武器之后，企业信心就不那么重要，政府也不用太照顾企业家的想法了。
懂得这个道理的人，貌似已越来越多了。今天，支持“蒋锡培建议”的请举手。
李迅雷
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社会共同呼吁减税是合理的
过去五年，基建投资增速维持近20%的高增长，只是今年上半年大幅回落至7.3%。在外部环境“稳中有变”的背景下，经济稳增长更需要拉动内需。
从逻辑上讲，“房住不炒”已经定调，即扩内需不能靠房地产，同时居民消费又是慢变量，需要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作为支撑，远水不解近渴。于是，拉动内需还得靠基建。
但基建扩张意味着继续加杠杆，可解近渴，还能消远虑吗？为此，我们不妨追溯基建投资过去20年的历史，来分析“基建稳增长模式”的利弊得失。
从1998年到2018年这20年间，我国一直维持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投资对GDP的贡献大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投资构成中，基建投资属于政府的有形之手，对促进经济高增长功不可没，但后期效果越来越差，并使得社会杠杆率水平不断提升。
基建投资长期超前于消费增长，并且公路、机场等设施的总供给出现过剩。但在很多人的观念上，总是认为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但实际情况是“渔多鱼少”，即居民消费能力下降，基础设施相对过剩。因此，必须增加居民和企业部门的收入，减税或税改即“授人以鱼”。
不搞“大水漫灌式的强刺激”，基建投资的方向是补短板，这样的顶层设计完全正确。但地方政府在执行过程中能否完全理解补短板的涵义并精准做到呢？就怕借题发挥，造成后患。
从当前实际情况看，消费增速在持续下降，居民因房地产加杠杆，杠杆率水平接近50%，使得消费能力进一步下降；同时，财税改革滞后，使得基尼系数从2016年以来持续上升，对消费增长也构成了一定的抑制。
前段时间，出现“违法违规生产疫苗”、黑龙江推迟发放养老金等事件，看似不相关，实际上折射出财政在社会事业支出上的短板，故我们认为，补短板应该补在这些地方，提供财力的保障，更应该用于民生领域，如加大对于医疗卫生、教育和社保等方面的投入。
此外，在考虑财政政策支出端的同时，还需要关注的是财政政策收入端，因此社会共同呼吁的减税是合理的，即“授人以鱼”。过去，我们过于强调“授人以渔”，大搞铁公基，鼓励创业，但铁公基会过剩，创业有风险。
如果能够减少纯粹以稳增长为目的的财政支出，或者通过精简冗员、节省费用来减少不必要的政府行政支出，同时又通过减税和税改来增加居民收入，缩小贫富差距，则经济增长质量将明显提高。
周煜祺：
基建投资转热，平衡风险是关键
周煜祺 资深财经评论员
今年以来，在降低债务、防范风险的大背景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面临与以往有所不同的环境，上半年同比增长7.3%，增速比今年1至5月和去年同期分别回落2.1和13.8个百分点。
当前我国经济增长放缓、有效投资不足的现状，决定了仍有必要继续保持一定规模的基建投资。实际上，国内基础设施建设仍有许多需要补短板的地方，特别是在中西部地区和广大农村地区。
即便是在经济发达地区，不少基础设施也需要补充、完善，比如城市管网、海绵城市等。而从中长期来看，我国基础设施投资仍然有巨大的空间和潜力。
环视全球，我国仍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交通、水利、能源、信息、管网等基础设施领域仍然存在不少短板，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还比较突出。
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基础设施人均资本存量只有西方发达国家的20%~30%，而西部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存量只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约一半。
在我国，与经济增长紧密相关的基础设施投资，主要是“铁公基”。为了确保经济增长率，在关键时刻“保增长”，最重要的基础设施项目就是“铁公基”。不可否认，改革开放至今，我国经济能取得巨大成绩和进步，无疑是得益于对外开放和对内改革。
以“铁公基”为代表的大量基建投资，对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确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也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效。不过基于防范风险的考虑，当前期待财政政策在扶持基建方面更有所作为的时候，也需要切实处理好几个现实问题。
第一，基建投资的资金来源。
一般来说，基建投资资金来源分为国家预算内资金、国内贷款、利用外资、自筹资金和其他资金。其中，自筹资金是基建最主要的资金来源，近年来自自筹资金占比均超过60%，对基建投资影响较大。
随着7月资管新规细则落地，以及宽信用的政策转变，将令城投债融资环境大幅好转，城投债发行有望加快。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当前一些地方经济面临着发展困境，比如缺资源、缺手段、缺人才。
在资源方面，主要是缺钱、缺土地空间、缺好的企业；在手段方面，主要是缺融资渠道；在人才方面，城市化背景下大家都在抢人，很多基层地方人才奇缺、劳动力短缺。
如何解决基建投资的资金来源，亟待各地创新思维。
第二，对基建投资规模要适度控制，合理布局基建投资分布。
最好根据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和经济发展程度“因地施策”，梯次推进基建为好，在有需要的时候才推基建。此外，需要高度关注基建投资的负债方式和负债规模，如果债务扩张太大、太快，风险也会迅速累积。
第三，基建投资会占用资源，而我国的经济转型也需要有大量资源来配合，也要求资源使用方式的转型。
鉴于此，积极的财政政策也必须发力诸如科技创新、生态环保以及社会人力智力投资、医疗、扶贫等一些关键领域和环节。这些领域仍存在着不少短板亟须弥补，相关投资需求体量巨大。
这实际上也反映出投融资体制改革、投融资效率和投融资风险问题，反映出政府投资结构还需要进一步优化。
第四，基建投资应重点聚焦在“补短板”上。
这一方面要求全盘考虑区域发展平衡以及城市群的发展策略，另一方面还应与三大攻坚战中的精准扶贫和污染治理两大重点任务相结合，增加贫困地区的交通网络设施、水利防灾设施、城市地下管网和环境污染治理等领域投资，加大乡村振兴等领域建设投入力度。
第五，应注意发挥民营企业的作用。
事实上，从多个方面来看，导致我国经济当前问题的并不是去杠杆，而是因为政府主导的经济力量大幅上升，导致了资金大量流入国企和政府部门，而民企获得资金较少。
此外，政府主导的基建投资飙升，使得信贷资源主要流向政府主导的国企，而制造业投资占比下滑，使得民企缺乏信贷资源。
可见，要摆脱我国经济的现实困局，实现稳投资的预期目标，必须调动国有企业和包括民营企业在内的其他各类所有制企业的活力和创造力。
国企民企之间不应该是“谁进谁退”“此消彼长”，而应该是共同做大蛋糕。只有国企民企齐头并进，经济总量更大、发展质量更优，人民才能从中得到更多实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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