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m 一日一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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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2018年,弹指一挥,十年了,一个时代又过去了。
最近都忙着怀念北京奥运会,以至于国师在采访中再次回应“林妙可假唱事件”,都没激起多大水花。
本来就是让林妙可唱,我们都录了,本来唱得也可以,就音准差一点。可是,我们这个技术团队,一定要换声音。我就去问国际转播团队,他们认为这是一个情境表演,有五十六个民族儿童等等,所以没问题。”
于是,8月8日当晚,整个团队在亿万观众面前,缔造了一场完美的假唱,镜头前的林妙可一袭红裙、声情并茂,而飘进我们耳朵里轻灵纯净的童音,却是幕后从未在公众前露面的杨沛宜
尽管林妙可当时并不知道会场上回荡的不是原声,事后,还是成为众矢之的,多年来摆脱不掉“假唱”、“说谎者”的标签,“天籁女孩”杨沛宜受到伤害也不容小觑。
那一晚,当她曲罢,铺天盖地的关注都落在了镜头前林妙可身上,杨沛宜只在老师的陪同下低调离开,据说还哭了一场,世界从此在一个7岁的孩子心中留下裂痕。
有网友评论说:
“为了国家面子工程,一个露脸,一个奉献声音,各尽所能。”
言外之意,举国之幸事,哪怕让两个孩子的童真成为这场盛会下的牺牲品,在所不惜。
《乌合之众》里说:“数量,即是正义。”少数服从多数,个体服从集体,但这样就一定真的对吗?
时隔多年,张艺谋面对镜头十分坦诚,
事后很长时间,我都很自责,当时我就该坚持一下,就用她的声音,遗憾的就是让大家担了不是。”
这不应该是张艺谋一个人的反思,而是我们整个社会的反思。
打着集体主义的幌子,亲手毁掉两个儿童的天真和对世界的遐想。还要教育他们为了多数人,牺牲自己是应该的,哪怕牺牲的是诚信,是人性的美德。
当集体主义演变成畸形的教化,后果将不堪设想。
毕竟,
“一个国家为其年轻人所提供的教育,可以让我们看到这个国家未来的样子。”
虽然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在国家级盛会上露面,但我们成长过程中,遭遇的类似状况,已然屡见不鲜,最常见的就是校园公开课
很多时候,公开课就是一场大型表演秀。
在指定的日子,教室后方会坐上一群夹着笔记本的领导们,老师在这一天,格外注意着装,经年不化妆的女老师会淡妆装点,连讲话都比平时温柔动听,不修边幅的男老师也会难得正经地穿上西装皮鞋,当然这出戏最重要的是台下学生们的配合。
我至今对《田忌赛马》这篇小学课文印象深刻,因为我们语文老师反反复复讲了一个星期。
是考试重点吗?不尽然,却是语文公开课的指定内容。
我们班是中国随处可见的一上课就死气沉沉的课堂,经常老师抛出问题时,底下鸦雀无声,宛如她正对着一片荒原自言自语。
为了不让这样的尴尬局面出现在公开课,老师几乎给每个人都分配了必须回答的问题,还把标准答案写在了纸条上,分发下来,口齿伶俐的就多给几张纸条,像我笨嘴拙舌的,老师只给了一个简短的条子。
还有硬性规定,无论她提问什么,全班都要举手,反正她早就把每道问题提问哪位同学,记在了花名册上。
无论到时候,你是否把邻座同学要回答的问题记得滚瓜烂熟,还是激昂地把左右手举过头顶挥舞,老师都不会喊你起来即兴回答的。
许是我们学校是区里重点考察对象,那个学期检查得格外多,我们就一遍遍配合老师演出,谁也不敢视而不见。
那张写满答案的条子,也因而一直保留在笔袋里,直到学期结束,终于再也不讲《田忌赛马》了。
这的确是场从上至下的骗局,教育局下来检查会提前告知日期,哪怕抽取的班级是随机的,但每位老师都有充分的时间进行演练。
而我那时还不懂,只一个劲羡慕那些拥有好几张纸条的同学,兴许平时活跃些,老师就能多给我几张了。
当有了这样的想法,学校里多年灌输的诚实信念,就在不知不觉中被形式化的集体主义给阉割了。
上世纪70年代,外交官章含之的女儿洪晃12岁时,作为官派留美生,赴纽约留学。
出国前夕,外交部给这批孩子每人分发了700块钱作为服装置买费。这么一笔巨款,孩子们拿到手就去做了统一制服。
28个人,28套一模一样的衣服,代表了他们是一个来自中国的集体。在这样集体氛围浓郁长大的孩子,到了美国的寄宿家庭,反倒不合群了。
当时国内极力渲染“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生活作风,刚迈出国门的孩子当然要把这种精神发扬光大。洪晃也不例外。
寄宿家庭中,孩子们负责照顾宠物,其中有两项杂活他们都不愿意去干,一项是上学前遛狗,另一项是放学后给猫铲屎。孩子们都避之不及,尽量捡别的事做,而自从洪晃来了,他们就再也没为这两件事发愁过。
因为洪晃主动揽在了自己身上。为集体分忧解难的洪晃反而一直没法加入集体,孩子们纷纷揣测,
“这个来自中国的胖女孩是不是傻了?脑子不正常?故意讨好大人?”
直到有人告诉她,不需要委曲求全,来承担别人都不愿意做的事,这样一点也不real,简直太虚假了。
这样的想法也太大胆了,洪晃一时还接受不过来,但自从她和其他孩子一样“耍滑头”,避开这两样,才算和周围人打成一片。
这就能看出东西方教育模式下,培养出两种不同思维方式的孩子。
传统的东方孩子长期被教育,要压抑小我的欲望,成就他人的方便,这样的想法一旦根深蒂固,孩子的自我就会逐渐塌陷。偶尔有自己的想法,也会习惯性压抑表达。
如果在恪守利他的社会环境中,这样做问题并不是很明显。但是来到追求个人价值的观念体系,就会起冲突。
北大校长蔡元培曾说:
“教育的最终目的是造就完全人格。”
无论哪种教育方式,都只是过程,毕竟一个有独立意识、能够为自我判断的人,才是理想的教育结晶。
事实上,很多人在出生后,还没进入真正的集体生活,就被家庭教育夺去了自主权。
前段时间一档展现明星亲子模式的真人秀上,一个不怎么红的演员朱雨辰,因为母亲过分参与的教育方式,火了一把。
先来看朱妈妈自白的“警世恒言”。
起先一切还没这么失控,在北京独自生活的朱雨辰,在妈妈来看他时,小露身手做了一顿饭菜。
子女能够照顾自己,这原本是值得天下父母欣慰的一件事,朱妈妈却深感儿子的独立,是自己做母亲的失职,自此决意与儿子形影不离,做他的专职保姆。朱雨辰进剧组,她就随行负责一日三餐,调配营养。
《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里作者分析:
“中国人的上一代对成了年的下一代仍然不断填塞食物之举,其效果就是将每一代的中国人都阻滞在人格成长的早期阶段上。”
事实上,朱雨辰是节目参演嘉宾里标准的暖男,会做饭,十分照顾他人,看得出他很有交流的欲望,但至今未婚,谈过几任女朋友也皆因母亲不同意,被迫分道扬镳。
母亲将注意力过分地放在朱雨辰身上,直接造成了朱雨辰的姐姐恐婚。
朱妈妈直言不讳,
“她看到我对儿子的,带弟弟的这种,从小到大的态度,她说她负不了这个责任,我的家里人都知道,包括同事,我是用整个生命来对待儿子的!
如果永远地将一个人只当作是一具“身体”去加以照顾,那么,就会遏阻他的灵魂萌芽。朱雨辰和姐姐迟迟不肯跨入人生下一个阶段,用这个观点来说,就是灵魂没有完全萌芽。
龙应台在《目送》里这样描述与孩子的关系,
“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
把子女当作独立的个体对待,平和地看待他将要面对的人生,不强加干涉,有益无害。
台湾有个漫画家叫蔡志忠,15岁辍学成为漫画家,此后开公司,赚了几百万存款,就决意继续做自己喜欢的漫画,不再为了赚钱而生活。在日本,观察市场后,他开始画诸子百家,又成为畅销漫画家。
这种独立的精神源自童年的家教,蔡志忠说:
“和父母说话没有恳求过,都是决定好之后,通知对方一声。”
童年时,要去很远的地方看电影,也只是告诉妈妈,“我要去看电影了。”
母亲则会嘱咐一句“早些回家。”
就连他收到台北的职业漫画家聘书,将要辍学离家时,也只是对藤椅中的父亲告知了一下,就完成了人生中这个重大命题。
这样的习惯,使得蔡志忠对自己的规划格外清晰,没有被财富迷惑,没有被名利牵绊,简言之,有独立的人格。
那个年代,出身农村的孩子,基本上都在复刻父辈的人生,父亲是铁匠,男孩打小就学会打铁,父亲是农民,那么农活就要样样精通。
蔡志忠的父亲在村里当了个不大不小的官,而当官却无法传授下来,身材瘦小的他也不是做体力活的料。自从发现了对漫画的兴趣,蔡志忠就在往职业漫画家的路上走。
在闭塞的农村,有这样不合传统的想法,是要受人嘲笑的,但他知道要么顺从地在人群中流于平庸,要么随心而动。
最终,蔡志忠选择了踏上那列通往台北的车,也通往他热爱的漫画。故乡在车后的玻璃上,越缩越小,心中的迷雾反倒一层层散开。
往往迈入集体主义,盲目从众,是自我堕落的第一步。
离开故乡,是对过去的告别。
一位体制内远动员能够与国家队“分手”,在体育界不甚开放的大环境下,离开集体,更有几分赌上前程的悲剧意味。
而国家队统一基准的训练,对拔尖运动员的个人能力是种制约,就在2008年奥运会后,李娜、郑洁、彭帅、晏紫这些网坛老将,纷纷选择了“单飞”之路。
2009年,脱离网管中心的网坛一姐李娜,走向了个人职业化网球的道路。
这样的选择,在一个处处集体主义至上的国家,不单单意味着自负盈亏,也意味着每一步都必须更谨慎,进步也要更明显,否则背叛集体主义的帽子就会永远扣在她的职业生涯上,这是不争的事实。
“单飞”后,她可以自主选择个人教练,并只上交8%至12%的赛事奖金给政府,而不再是国家队时的65%。
有了契合的教练,合理的赛事安排,灵活的时间调度,李娜不负众望在“单飞”当年就杀进美网八强,这是一次足以改写历史的成绩。一年后,再接再厉杀入澳网四强,华人世界为之惊呼,世界排名也首度升入前十。
随后,11年的法网单打冠军,14年澳网大满贯单打冠军,李娜用成绩昭告,当年重压下的决定,为她带来了职业水平上质的提升。
至退役前,这位原本在世界上不惹眼的网球运动员一共21次打入WTA女单赛事决赛,斩获了9个WTA和19个ITF单打冠军,职业生涯总战绩为503胜188负,最终以排名世界第六的身份光荣退役。
李娜在这场集体与个人之战中,大获全胜。
当然,她也可以选择留守国家队,安稳度日,但不合规的训练,只会磨损身为运动员激情,与其眼看着岁月流失,体能渐失,不如放手一搏。
集体主义是一架保护伞,也可能成为一道与外界隔绝的壁垒。
一个良好的家庭环境,是鼓励孩子自由地发展个性。
一个良性的社会,是民众的言论能够有通道抒发。
治家如治国,堵不如疏,千篇一律终究会培养出一群提线木偶,缺乏活力。
脱离集体主义思维的桎梏,不是逃离合作,相反是以更成熟的个体各抒己见,达成更深度的交流。
因为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人往往不愿意成为人群里的“出头鸟”,然而如果没有跨出第一步,谁又能知道将来会不会有所改变。
鲁迅先生在中国人的劣根性中,就谈到“从众心理”。我们常借以“大家都这样做”,作为自己犯错事的一块遮羞布,这种时候,把自我躲在集体背后,便得安生,久而久之,也就不愿意承担什么责任。
敢于在嘈杂的喧嚣中,识别出自己内心的声音,哪怕微弱,也要尽可能保护。
我们不抵制所有的集体主义,只是更要尊重个体的声音。
一个有独立意识的人,会越来越少为不必要的合群而折损自己,因为他知道生而在世,自己在坚守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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