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坦言—— 在上海活着，才叫活着！

社会越文明，人类越抑郁

抑郁症就是觉得活着没劲，生活不刺激，不挑战，比方说开车没有机会堵车了，到十字路口大家拼命礼让，一年都没机会按个喇叭。上了地铁人和人离得特远，根本品尝不到人挤人的乐趣。人们见了面都假惺惺地笑，骂人的丰富词汇基本用不上了。厕所丝毫没有臭味儿，就跟饭菜没有香味儿一样。什么时候抬头看天全都一个色儿——蓝的，人生变得平庸，重复，枯燥。

为了治疗抑郁症这种富贵病，美国医生开始号召病人到上海去，因为所有抑郁症，到了上海就好。

在人民广场。我们采访了一位芝加哥来的美国教师。体重四百，人称四百先生。“我一回美国就抑郁，一来上海就全好。我一下飞机，必须立刻去地铁，兴奋地跟着一望无际的人流，一小步一小步地从二号线走进一号线。往前看黑压压一片，往后看如麦浪滚滚的人脑袋。上海人从来不抱怨，因为有微信，多慢多挤都不着急。

这种人气是我在美国感受不到的，它让我出汗，让我有机会接触其他人类的肢体，让我终于闻到人的味道，体会到一种群体和归属感。这会儿就是天塌了我也不怕，因为要死大家一块死。我不再孤单。不再抑郁。”

在陆家嘴环路上。我们又采访一位洛杉矶白人妇女。她指着身边十一岁的男孩说。

“我儿子胆子很小，精神不集中，医生诊断说严重抑郁症，必须去上海治疗。我们让他每天在上海街头过马路，锻炼他的胆量。上海的车就跟让子弹飞似的，它要求我儿子必须集中精神，否则瞬间就可能被各种车辆撞飞。

敢在上海大街上穿行，别说抑郁症，连老年痴呆症都给治好了。我儿子现在不用回头，就能听出身后飞来的是电动自行车还是电动三轮车，甚至连是不是黑车都听得出来。

他现在回美国，只要一上公路所有汽车全停，让他大摇大摆地先过，神了。我真不相信这是我那胆小如鼠的儿子。我感谢上海，给了他重生的勇气呀！（她激动了，开始擦眼泪。）”

在田子坊，我还采访一位美国商人。他每年都来上海。

“美国的街景二十年都不变，你在美国呆过你是知道的。老看一样的景色，就造成了我的抑郁。看看你们上海，天天都在变，每天都能看见新高楼新公路。按照导航开车是很危险的，有时候会把你导到桥下边去，因为桥是昨天刚拆的。

就说我住的饭店，经常早晨一抬头，整个饭店看不见了，只有楼顶闪现在云雾里。我现在才明白为什么上海人喜欢写意山水画，迷雾蒙蒙的，美死了。”

在外国语大学，我遇见一位美国女士，她讲一口特别流利的中文，连古文都看得懂。我问她也有抑郁症吗，她说有，是一种特殊的抑郁症。

“我看腻了美国人那种见面微笑彬彬有礼的虚伪，我身体里有一种渴望——就是骂人，可是在美国我没有这个机会，这加重了我的抑郁症，我都自杀两次了。”

上海能治你这种抑郁症吗？我问。

“太能了。我的老师帮我在新浪开了个微博，这个真的救了我。现在我不论在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感觉郁闷了，就上微博开骂，反正是匿名，谁也不知道我，我可以跳着脚的撒开了花地骂。”

你骂谁呢？我问。

“骂谁并不重要，关键是骂出来。前几天好像有一大帮人在网上骂你，我就拿起一摞板砖也跟着拍，可过瘾了。在美国的网站，骂人是不可以人身攻击或者撒谎的，在中国没事，你随便说什么都可以，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言论自由呢。

中文里所有骂人的话我都能娴熟运用，骂的时候越脏越好，越脏越过瘾。骂完了之后感觉很爽，走路都是轻盈的。在五角场一带，我一看某个人走路的姿式就知道这孙子是否骂痛快了。哈哈哈。

抑郁来源于生活的平庸，好多伟人都是给平庸逼出来的。上海最没有的就是平庸。上海24小时都让你激动着，闹腾着，感动着，沸腾着。

在上海活着，才叫活着。

我们再来看一看“中年海漂”的归国潮：在硅谷养老，还是回中关村搏命？

是回国还是留下？

曾几何时，对于在美留学，千辛万苦找到工作，甚至拿到身份的华人工程师来说，这根本不是个需要考虑的问题。

因为仅仅 8 年前，中国的互联网经济占总 GDP 的比例还只有 3.3%，几乎比美国少了一倍，落后于大多数发达国家（数据来源：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对于在美工程师，回国不仅意味着放弃美国的高薪高福利，在国内，可能连合适的工作岗位都找不到一个。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海外留学”一直是精英的代名词。读着《哈佛女孩刘亦婷》长大的那群人，上了哥大，成为了奥巴马校友，上了哈佛，成为了比尔·盖茨同窗，然后继续着“能出海就出海，能留在国外就留在国外，拿到了身份就不再回来”这样的人生轨迹，在硅谷的科技公司里奋斗着。

然而在硅谷这片曾经的蓝海越变越挤，创业扩张的浪潮趋于平静，生活变得愈发温吞之时，中国已经悄悄进入了互联网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

徐国曦在文章《老实人的归国与失身》中这样戏称如今中美互联网业发展节奏差异之大：清华毕业之后的五年，在美国拿到一个博士学位，孤身一人两手空空。与此同时，国内普通一本毕业、一头扎进互联网风口的高中同学早已在各种小公司积累了工作经验、加入独角兽企业、拿到股权、结了婚、年薪说出来能“吓美国博士一跳”。“高考高分也罢，来北京也罢，写代码也罢，明明是我先来的，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老实人问自己。

不管老实人的经历是否是个例，也暂且不提中美互联网业之间仍存在盈利模式创新和核心科技创新之上的分野，有一个事实我们无法否认——中国互联网已经过了仰望美国的阶段，开始站在同一个赛道开始新的博弈了。

而在这场博弈中，越来越多的工程师——尤其是 30 岁-40 岁的中年“海漂”们，选择把宝押在中国，自己的家乡。

据领英发布的《中国海归人才吸引力报告》，在受访的华人中，有 73% 表示自己考虑过回国，半数以上海外华人有强烈的归国意愿。在 2011 至 2017 年间，归国人才总数超过了 30 万，而且仍在逐年增加，其中多数为科技金融行业从业者。

如今，微软全球执行副总裁沈向洋担任美团非执行董事，前微软全球执行副总裁陆奇担任拼多多独董，特斯拉自动驾驶项目负责人谷俊丽加入小鹏汽车，这些大佬们的决定，可不能再用酸溜溜的“能力、身份、文化”三连击来概括了。

对“人到中年”的硅谷工程师来说，回国的决定背后已经不是“能力不足找不到工作”，“搞不定身份没法留下”，和“老中在自己圈子里呆久了跟美国人玩不到一起去”这些心酸故事。更多的是期待自我实现的内在动力，而不是被逼无奈。

也正是因为背后没有生存问题的驱动，随着互联网，汽车制造，金融科技等多个行业的中国企业加速出海“抢人”的步伐，国内的经济态势、职业上升通道和创业机会开始越来越吸引 30-40 岁的“中年海漂”选择回国发展。基于领英平台的海归人才大数据分析可以看出，从 2013 年到 2017 年，30-40 岁的海归人才占当年海归总数的比率从 16.5% 上升至 30.6%；而 20-29 岁的海归人才比率已经从 79.7% 下降 52.2%。

是在硅谷养老，还是去中关村搏命？

国内科技企业的上市钟敲了又敲，每一次都敲在焦虑的、正在经历职业黄金期的的硅谷工程师心上。

养老的硅谷

刚过了 30 的小许感觉自己已经是老许了。

这种感觉不是毫无道理。

毕业于清华计算机系四字班，从小就是“神童”的他一直顺风顺水，保了本校的研，刚一毕业就拿到了 Facebook 的 offer。在 Facebook 工作后，小许四年内连升了 3 级，“一年到 E4，一年到 E5，最后用了两年到E6。”

在楼下日料店，小许用筷子戳着已经凉了的咖喱饭对我说，“感觉没意思，硅谷没意思。”

年轻有为的小许手里握着 Facebook 的经济命脉——他在广告组当 Manager，Facebook 三分之一的年收入都来自这个组。因为责任重大，所以小许“不敢轻举妄动”。此外，广告是相当成熟的一个组，具体的战略都由上层制定，代码都经过长期的实践不需要做什么大改动。因此小许陷入了一个“很累、没什么主观能动性、每天协调各个组工作”的尴尬状态。

已经坐上管理层的小许感慨道，“我是一个工程师，工程师需要挑战。”而自己已经很久都没写过代码了。

“有时候听上司讲公司刚成立时的故事，我特别羡慕。真希望自己能早几年加入，赶上那个群雄逐鹿的时代。现在的硅谷像个养老院。”小许说。

Google 总部的菜园子

硅谷已经不是以前那个英杰辈出、风起云涌的硅谷了。逐渐走向成熟的管理模式下，被大公司瓜分掉的市场中，即便有好的初创公司出现，也多半免不了被 FLAG 收购的终局。换句话说，收集数据、清洗数据、吸纳用户、批量生产，哪一样不需要大量资源？但是资源和市场都被大公司占领的差不多了。最近的一系列发布会上，媒体的高潮不过就是哪家的语音助手说话最像人，哪家的 VR 做的最逼真。硅谷已经很久没有新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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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Google 做无人驾驶高级工程师的张梁也越来越感觉到硅谷创造力的缺乏。已经工作十年的他不知何去何从。“曾经硅谷是一夜暴富百花齐放的奇迹之地，如今这里像在进行军备竞赛。同样的技术几家都有，几家都差不多。”追求职业生涯亮点的张梁三年前从 Google Waymo 跳槽到苹果无人车项目，感觉生活并没有多大的变化。“所有人都在做 AI，好产品却越来越少。”

养老的感觉不仅体现在工作上，也体现在平淡的生活上。

不仅学习工作顺利，就连拿绿卡、生孩子和买房子小许都快人一步。“生活一眼就能看到头了，可是我才30岁。”小许说。家门口四季常绿的棒球场，20分钟车程的健身房，Palo Alto 的福牛堂，一切都和自己初到硅谷时一样，他说，“这几年里，国内同学的老婆都换了人了，我家门口的购物中心还没盖好。”

最可怕的是，有一天，小许起床后发现自己的枕头散发出一股中年人的头油味。那一刻，小许惊觉时不我待。

搏命的中关村

在千里之外，被称为“中国硅谷”的互联网产业核心中关村，另一些人的生活和养老完全搭不上边。

华清嘉园楼下的几间小咖啡馆常年人声鼎沸，清华东门外的兰州拉面和西少爷里挤满了“打包带走”的创业者，曾经是海淀图书城的小路，已经正式改名为“中关村创业大街”。卖电子产品起家的曾经的中关村电脑城，如今已经是互联网创业者的乌托邦。

和硅谷的养老节奏不同，中关村每天都在搏命。

五道口地铁站

这个搏命，指的是全世界独一家的 996 工作制。在希格玛大厦旁荣上居租房的中关村码农小张告诉我，不管自己加班到什么时候，回到家中望向希格玛大厦，那里总是一片灯火通明。夜夜如此，周末和节假日也不例外。希格玛大厦还有另一个更广为人知的名字——腾讯视频大厦。

这个搏命，也指的是这里极高的竞争强度和淘汰率。

据统计，2014 年中关村创业大街正式开放后的三年里，这里累计孵化创业团队 1900 个，其中获得融资的只有 743 个。但每个脸上发着熬夜后油光的年轻人，都坚信自己会是留下来的那一个。外表老旧的科贸电子城里每天都有新公司挂牌开张，但也每天都有公司烧光了钱开始变卖办公用品。

在科贸电子城 8 楼唱吧 KTV 工作的前台小吴告诉我们，楼下的有些公司，连名字都没记住就搬走了。经常是过了几天就发现楼里又换了格局。“经常有公司开业来唱歌庆祝，这楼里每过一段时间就换一拨人。”

这样的中关村，从 2014 年到现在一共融了 91 亿人民币。

被这片勃勃生机吸引来的人不在少数。另一位清华四字班（但这位是 94 年的四字班了）毕业的归国精英，前神州专车 CTO，现快手研发部高级技术总监徐万鸿就是被这里的遍地机会，遍地黄金吸引来的。

2010 年在卡耐基梅隆大学博士毕业后，徐万鸿加入了 Facebook，做到 senior 级别后辞职加入了当时刚刚起步的神州专车团队。对徐来说，回国的两次宝——先是神州专车，后是快手——都押对了地方。仅仅三年，他完成了普通工程师在美国13年都不一定能完成的职称跃迁和财富积累。但被问起回国的理由，这位工程师的答案和小许一样，“我工作不是为了大房子，是为了解决问题。”

徐万鸿仅仅只是这群回国大潮中的一员。领英给出的会员统计数据显示，有 80% 的海归人才回国后实现了薪酬增长，加薪的人中，又有 20% 的人薪酬增加了 50% 以上。

此外，归国后，华人的职级有了显著提升。在海外工作的华人有 40.7% 仍处在初级员工阶段，做到管理层（经理及以上）的只有 27%，而这个数字在海归群体中是倒过来的——有 42% 的海归回国后都担任了管理层职位。

硅谷留给中国工程师的晋升窗口，可以说是僧多粥少，但中国遍地是机会。

姚期智院士的得意门生，大学时期曾获 IOI 金牌的小马智行联合创始人楼天城，是另一位“逃离硅谷养老院”的归国精英。在 Google 做了几年无人车之后，他回国创立了无人车公司小马智行。他的决策很好理解，在美国，创业公司很难超越 Google，而 Google 进不来中国。在中国创业，有资本、有人才、有市场，没有比这更好的选择。

养老还是搏命？

养老还是搏命？这个问题固然难以回答，但留给硅谷精英观望的时间可能不多了。

中国企业在美招揽人才热情虽然不减，但是也越来越“挑剔”。一个最近在硅谷举办的人工智能及无人驾驶技术人才招募会上，拜腾汽车、滴滴出行等公司向硅谷的工程师们伸出了橄榄枝，但主要也都瞄准了已经有数年工作经验、技术水平已经得到验证的硅谷“中坚力量”。

有 800 余名硅谷技术华人报名了这场由领英举办的招募会，超过 200 位候选人与滴滴拜腾企业进行了面对面沟通，其中 85% 的候选人拥有 6 年以上工作经验，90% 拥有硕士及以上学历，技术背景则覆盖人工智能、无人驾驶、软件开发、大数据分析等领域。

而根据领英对参与此次硅谷招聘活动的候选人现场调研显示：约 51% 的候选人表示考虑近期回国工作，另有 43% 表示尚不确定，仅有 6% 的人表示不会考虑。此外，近 40% 的候选人将“职业发展机会”列为选择国内雇主的重要因素，选择“薪酬”的候选人有 24.8%，另外有 18.6% 的候选人选择“共同的价值观”。

在 Google 美国总部工作多年的技术高管牟劲松也是其中之一。他表示，成熟海外人才的回流是当下非常自然的选择，对于一流的人才来讲，如果希望获得有挑战性的工作，在中国是非常好的机会。如果回国选择一家企业的话，他个人更看重企业技术发展的规划和公司的愿景是否有很好的匹配，很多时候可能是价值观和理念上的认同。

而随着工程师“出口转内销”成为新趋势，国内的雇主在招聘时也变得更加注重工程师本身的能力，而非硅谷大公司的金字招牌。牟劲松说，对于国内企业雇主来说，想要找到合适的海外高端人才，不光是要看他们的技术和专业能力，还要考量他们的品格和职业操守等非技术因素。